第3章 人语与鬼话

刮

……

秦似[本文发表时署名半琴。]

杀人王蔡劲军出任琼崖“首长”时，记得琼岛的“机关团体”曾把他叫做“大救星”，TV·宋登场之后，把他一撤，那些“机关团体”又为之一变，控告了蔡的七项大罪，“汽车也是贪赃得来的”，不许运回广州去。

其实“刮”和“杀”，前后的蔡劲军有什么不同？在“大救星”时代，那些“机关团体”可以分润到一点油水，大家有捞；待到“刮”得差不多，席卷下野，要搬回家去了，为琼崖新贵着想，不是“可恼也”么？

“大选”中有人选阿猫阿狗，也有人选苏武、梅兰芳。“苏武”一典，最难索解，最近有位诠释家查明白了曰：“苏武重生怕摸洋”。“摸洋”“牧羊”谐音，而“摸洋”者，“要钱”也。也就是“刮”。其意若曰：“看你刮得到几时。”琼崖的新旧官儿，不知也解味否？

载《野草丛刊7·天下大变》（1948年1月出版）

“上海好不好”

……

秦似[本文发表时署名土根。]

“上海好不好”

这是主席由台湾驾返，向上海市长问的话。

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标点该用什么，所以空白。报上原也未加标点，空白。

问号吧，但主席的口气，会像我们朋友间谈话“好不好呀？”那么随便的？叹号、逗点、圆圈，都不适切。

但回答这问题是容易的：上海好。

上海有美国兵，好。

上海的美国兵踢死黄包车夫，比香港警察踢死一个小贩太平得多了，好。

上海的黄包车夫，而且就将一律取缔，以免“违反人道”，更好，妙！

上海并且取缔了几十种期刊，剩下的一种在刊物里登一则这样的启事：“如在报摊书店买不到本刊，请电话通知，当按址送达。”好之至！

载新二号（1946年11月出版）

讽刺的墨水

……

公刘

我飘流过许多城市。

我每到一个城市，就要到店铺去买没有讽刺的墨水，可是，我是全然失望了，因为我从不曾买到它。

店家也许摇摇头，脸上露出一个苦笑。也许胆大一点的，他就低声耳语说：“唉，怎样的呵，哪里会有没有讽刺的墨水呢？”

我默默无言。

为什么一定要用“讽刺”作原料呢？

为什么到处都是一样的呢？

我想：要是一旦墨水里竟不再掺讽刺，那一定是童话变成现实的时候。

载《野草丛刊5·九儒十丐》（1947年10月出版）

童话与法律

……

公刘

在没有法律的地方，我们不敢追求童话。只有在法律变成了物质力量的时候，我们才宣言童话的最后目的是在于代替法律。

童话是前一代人类所梦想的东西，假如它实现了，便是后一代人的法律。法律是后一代人的对祖先的祭礼，它保证那童话已被实践到了何种程度；但是，只要童话一日不完全代替法律，那人类便永远还是祖先的不肖子孙！

载（野草文丛8·春日）（1948年2月出版）

打倒爸爸

……

聂绀弩

认识蒋经国是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在莫斯科“中大”的时候，他大概十八九岁，活泼、活跃、活动。什么好玩的事，他似乎都喜欢参加。潇洒、随便，不摆架子，不修边幅，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上衣永远是搭在肩上的。

学校里有一个壁报，名曰《红墙》，是登些关于生活方面的文章的。有时候也出一种副刊，专门讨论革命理论。一天，我看见那副刊上出现了蒋经国的名字，文章很长，说不定有一万字。我们都知道，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内部曾经有一种派别：“托派”。——中国现在还有，不过不在共产党内部，却到国民党内部去了。托派的理论是一国不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与农民联合，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蒋经国的文章就是阐明这些大道理的。我没有留心他的理论对不对，也没有力量辨别，吃了一惊的，是蒋经国，一个十八九岁或者还小的年轻人，一个大人物的少爷，竟会写文章，那文章显然是作者的原稿，涂涂抹抹，潦潦草草，洋洋洒洒，信笔而挥的神态，都可以从纸上看出来，字也写得很熟练。他的文章是和人辩论的，恐怕不止一次；但究竟几次，和他论战的是谁，结果谁胜谁负，这些都忘记了。

有一天，莫斯科的报纸上发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反共了，主要人物是：蒋经国的爸爸。以后一连许多日子都是逮捕屠杀革命者的报道。这些日子中，全苏联，全莫斯科的反应如何，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学校里则非常慌乱而忙碌。开会，讨论，激昂慷慨地骂老蒋（平常反共的那些人自然满心欢喜，可是不动声色，好像一下子消失了）。但最忙的却是蒋经国，不但在学校的会场上骂，还要到校外的会场去骂，还要到街头去讲演。在外面骂了一些什么，没有听见过，只看见他天天黄昏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路回校，满头是汗，像是很忙很累似的。在学校里骂的话却听过一回：蒋介石从来就不革命，没有革命思想；他是封建余孽，是新军阀，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他是我的爸爸，革命是不管爸爸不爸爸的，打倒爸爸！过了几天，《红墙》副刊又贴在壁上了，又有一篇蒋经国的文章，又很长，又是那样的字迹，不过多了许多红墨水的圈点，红通通的像血一样，使文章特别吸引人。那文章里面引出了他的爸爸写给他的许多信，证明他的爸爸是新军阀，早就不革命了。他常常写信和爸爸讨论，鼓励爸爸革命，最后，是爸爸写信来不承认他是儿子，和他断绝父子关系。结论：他既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我为什么要承认他是爸爸呢？既然彼此都不承认了，和他还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没有关系，而他又反革命了，为什么不可以反对他呢？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打倒爸爸……！

我不喜欢蒋经国的爸爸。第一次听他说话，就非常不满。记得那天是中秋，他说我们明年今天要到北平去吃月饼。这没有什么。他又说，学校就是家庭，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这明明是一种口是心非的官话，实际上他决不会也不可能把同学们都当作家里人。这姑且不说，就算真是一家人，请问，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来革命的，跟不是来吃月饼的一样，决不是来过家庭生活，叙天伦乐事的。而且像我根本就是家庭的背叛者，正因为家庭，正因为父母，束缚我，不理解新的一代人的脑子里装的什么东西，也无法让他们理解，这才毅然绝然地从家庭里逃出来的。年轻，阅历浅，对于社会还没有什么认识；唯一盘据在脑子里的，最不高兴甚至听见了就讨厌、害怕的东西，就是家庭。刚刚脱离了家庭，马上又钻进了一个家庭，如果是真的，人就该准备第二次的逃走了。一个人跟弟兄打官司，赖讼师的力量打赢了，他感激讼师说：你待我情同手足！讼师勃然大怒，说他忘恩负义，把他的恩人当手足，而他本是把手足（弟兄）当作仇人的。我初听过我们的校长的训话的时候，确实联想到这个笑话，而断定他的头脑里没有什么东西。及至读到蒋经国的文章，更想到那些话可笑：你如果反革命，连你真正的一家，你的真的儿子都要打倒你，又何必拿那些家人父子之类的落后的话来笼络我们呢？那样一个爸爸，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就格外觉得儿子了不起，这时候，我竟偷偷地爱起蒋经国来：“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豚犬耳！”对于叶楚伧、冯玉祥们的儿子，只少当面嗤之以鼻！

二十多年过去了，蒋经国不但没有打倒他的爸爸，反而借爸爸之力做了官，无论是他的意志薄弱或是黑暗势力太强大，这件事对于我都太伤感情。幸而这回以打虎将李忠（虚有打虎绰号，并未真正打虎）的姿态在上海实行“社会主义”——应该说社会抢劫主义或抢劫社会主义，虽然主观上也许自以为是行孝，客观上总算尽了打倒他的爸爸的任务。他那样穷凶极恶地乱杀乱抢，弄得天怒人怨，鸡飞狗上屋，把无论怎样落后的人们对他的爸爸的一点点最后的幻想都打得粉碎了。“亡秦者，胡亥也！”历史上早有过先例。不过胡亥没有赶上直接打倒爸爸，爸爸死得太早罢了。

一九四八·一二·二〇，香港。

载《野革新集·论肚子》（1948年12月出版）

论钢笔的好坏和内分泌作用

……

廖沫沙[本文发表时署名易庸。]

不记得从一本什么书上看过，有这样一种学说：据说，年龄并不是肉体和精神盛衰的决定因素，有的人年龄虽少，但身体衰老而精神颓废；有的人年龄虽老，但体格壮健而情欲旺盛。理由是人的身体内有若干种“内分泌”，是这些内分泌在起作用。肉体与精神呈现衰老颓唐的，是由于某种内分泌的衰退；身强欲盛的，是由于某种内分泌的特别发达。——这些生理或心理的现象，书上都有专名，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中国有“未老先衰”和“老当益壮”的两句成语，大约就是指这种现象而言的。

“未老先衰”的青年人和“老当益壮”的老头儿，例子是很多的。“未老先衰”的原因不一，或者是由于过度的早熟。在精神上的反应，便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一些有神童之称的人，一到年长，就反而愚蠢起来，就是早熟的缘故；但是除开早熟之外，还有一类，是在发育的期间，身体和精神遭受了摧残和压抑的，也往往造成“未老先衰”的现象。摧残压抑，显然不单是内分泌的作用，而兼有外力的作用了。至于“老当益壮”的人，情形就更复杂。有的老头儿，固然身体强壮不衰，因而情欲旺盛，这可以用内分泌的学说来解释；但是另有一些老头儿，单看他的身体，却瘦骨稜稜，气如游丝，好像到了垂垂待毙的日子，然而再看他的精神状态，却完全相反，不仅情欲旺盛，讨起老婆来，没有七个八个，也得三五个才能够满足，这还可以说是“内分泌”在作怪，勉强说得过去。可是他的欲望并不止于异性，对物质和权力，功名与富贵，荣辱与得失，他没有一件不感觉最高的兴趣，而且没有一件肯随便放手。《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临到断气之前还伸出两个指头，叫人把灯芯熄灭一根，才安心瞑目而逝。这是说他的物质欲望的强盛，至死不衰。其他类似严贡生这样欲望强烈的，又何尝没有？一个人难道全体临死的时候，他的内分泌还能够单独作祟吗？不可能的。

除开内分泌作用，足以增强一个人的欲望之外，我想还有别一些东西在身体上或精神上作怪。

例如“老当益壮”的精神现象吧，再举个最近的例子。蒋主席在国民大会中提出宪草，发表演讲之时，据新闻记载，曾以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说道：“我现在年已六十，自从孙总理逝世以来，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一直被付托以政府的重任，现在，国大已把这种责任接收过去，我再没有什么欲望了。”

人到六十之年，在中国一般人的常情和习惯中，果然是到了衰老退休的时期，清心寡欲，正是这样年龄时的特征。蒋主席的话，是很合乎中国人的常情的，因为它表现了一个到了衰老年龄的中国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一般到了六十岁（普通称为花甲之年）的中国人，通常是停止他的一切奋斗，屏退他的一切欲望，准备一副棺木，择定葬身之地，只待无常一到，就心安理得地阅目长眠，对尘世是毫无留恋不舍之念的。

这也就是说，江山也好，美人也好，黄金也好，富贵荣辱也好，在一个六十老翁的心目中，已丝毫引不起兴趣了。中国人不像外国人，先天的体质和后天的思想观念都大不相同。外国人到了六十岁，还是盛年，身强欲盛，而一般的中国人，一过六十，大抵就都身体衰惫而万念俱灰了。

所以我说蒋主席的话，很合乎中国人的常情。所谓“常情”，就是大家习闻常见，听起来容易懂，也容易接受，更使人不能不赞同。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别一段报道。据说，蒋主席和他的现在的夫人（即“蒋宋代表美龄”——中央社如此称呼她）在国大会场之中，“二人曾比较所佩带之钢笔谁好谁坏，并低声辩论，经靠近蒋主席席次之白崇禧部长出面评论始罢。”

就这件事实看来，蒋主席不仅毫无衰老之状，而且简直是“童心未泯”，天真而活泼，兴趣盎然，连一枝钢笔的好坏，都抱有极大的欲望：第一，他爱他所佩带的钢笔，是不消说的了；第二，比较钢笔的好坏，而至于与夫人发生“辩论”，可见他心里充满着荣辱之感，虽一枝钢笔之微都不肯放过，遑论其他的物与事？此之所以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必须召开，而钦定的宪草必须通过也；第三，我们自然不能遥知白崇禧部长在旁是作了怎样的一个评论，——是说蒋主席的笔好，还是说蒋宋代表美龄的笔好，或者说蒋主席和蒋宋代表美龄的笔同样都好？——但是一经“评论”，便尔“始罢”，由此我们又可以推想到两点：倘使白崇禧部长是说蒋主席钢笔比蒋夫人的钢笔好，因此才平息了这场“辩论”，那就表明蒋主席是满足了他的好胜之心，才肯罢休的；倘使白崇禧部长是说蒋主席的钢笔比蒋夫人的钢笔坏，而蒋主席却欣然地接受这个评论，那是表示蒋主席的“谦虚”与“民主”吗？也不是的，这种“谦虚”和“民主”也只是蒋主席对他的夫人才有，因为倘若不相信，试想在旁的白崇禧部长或其他国大代表倘也拔出随身佩带的钢笔，一拥上前去比赛一番，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而且我们要记得，和蒋主席发生过“争论”的人，并不只限于蒋夫人，就最近的例子来说，为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就有好些党派和第三方面的人物，和蒋主席争论过不止一次，但是结果如何？蒋主席因为马歇尔或第三方面的出面“评论”而“始罢”了吗？并没有。

可见蒋主席的退让只限于对他的夫人。夫人者，女性也，在性心理学上，雄性对雌性的退让谦虚，正是表示爱欲发动时的两性关系的特征。这一点倒证明蒋主席的内分泌现在仍是很旺盛的，同时也证明蒋主席“再也没有什么欲望了”的话，还待考查研究。

而且蒋主席不但对他的太太表现得富有“欲望”，爱之弥笃，他并且还爱他所佩带的钢笔和钢笔的荣誉，而且除开对太太肯作一点让步之外，对其他一切的人，不论大大小小的荣辱得失，权位和利害，也都不肯退让分毫，充分表现着他的欲望不衰，难道这也是内分泌特别发达之故么？

我想除开内分泌作用之外，在他的身上一定还有别一种力量——也许那是一种“外分泌”吧？

至于“外分泌”从何而至，那就要待生理科学家或生物科学家的研究发明了。

载新三号（1947年1月出版）

狗的出超

……

秦似[本文发表时署名土根。]

朋友从菲律宾来，带来一条狗。

这件东西的皮毛肤色，都像道地的中国产，“Ego！Ego！”的吠声，也是从中国训练出来的。

我说，这不是中国货吗？

朋友说，菲律宾“剿匪”剿得很忙碌，所以从中国订了一批狗去用了。中国狗作起菲律宾宪警的前导，去猎捕华侨时，跟它们在国内一样卖力。

我说，但它们的吠声为什么还是“Ego！Ego！”（爱国爱国？）的呢？“爱”中国还是“爱”菲律宾国呢？

哈哈！朋友笑道。你就是这一点胡涂。现在中菲都一样了，狗们“爱”的反正是“剿匪国”。

“美国出超多，我们入超多。”但我们也有一样在超：狗。

载复刊号（1946年10月出版）

现在的聪明人

……

徐懋庸

时局一紧张，许多人便慌张起来，并不是怕，怕的是因而破家，害得自己不能生活。

聪明的朋友便开始想办法——但既然是聪明的朋友，当然有远虑。他们决不怕简单的□，单是□□[原刊此处缺字，这句话疑为“……决不怕简单的破，单是破家，未必立刻会破家……”。]，未必立刻会破家，所以这倒不是一种近忧，他们怕的是世界大战。他们通晓天下大势，知道□□[原刊此处空缺二字。]如果被谁独吞了，那是会得引起世界大战的，而这世界大战可要害得鸡犬不宁，所以目前不想办法则已——既然想了，还须彻底。

各样的聪明人有各样的聪明想头，大概办法是很多的。有一天，我听见两个大学教授的谈话，甲说：他想筹五万块钱，到瑞士去居住，因为瑞士是个永久中立国，不会受到战争的影响。乙似有雄心，他说：他若有了五万块钱，一定去买军火。世界大战发生之后，国内必也大乱，乘大乱之际，他带了军火，到一个国际的武力所不暇及，国内的职权所不能及的偏僻的地方，割据称王。

他们先后说毕了各自的办法，接着起了辩驳，各以为对方所想的不妥，理由有许多，我已记不清。但据我看来，他们两位的五万块头，根本靠不大住。不料到了最后，双方竟都承认自己所想的都不是办法，而且别无妥善的办法，于是大家退让了，归到同一的结论，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国家事，管他娘！”一句是古诗，一句是今诗。

但这两位毕竟是有心人。我另外还遇见过许多人，却连×情势也不知道，这也许是因为报纸上发表的消息太不明白。不必说世界大战了。我曾经问一个不看报纸的大学生道：“假如你一旦发觉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间做了□[原刊此处缺字。]，那时会发生什么感想？”他的答复是：“那么，我希望也在我的不知不觉中间，我们复了国，而且强盛、太平起来。”

到底是大学生，所以能够这样幽默，而且还希望复国，希望强盛，希望太平，并不乐于做□[原刊此处缺字。]。这种一味不知不觉的得道之态，也许比那些略一慌张复归于麻木的态度，更为聪明。

“……”，“……”，另一种呼声，是远远的在这类聪明人的世界之外响着。

载《质文》第4号（1935年12月15日出版）

人语与鬼话

……

秦似

如果世界一切作为人的语言都湮息下去，只剩了鬼话，是很荒凉的。可幸这种情形倒不曾有过。古希腊的讽刺作家琉善曾经写过三十章鬼话，但即使在他的作品那完全黑暗了的背景里，也还有代表“人语”的一种鬼的意见在。譬如第十章上面就有着这样的一段对话：

暴君（鬼）：我是某国的暴君。

黑梅斯（鬼）：到了这里，要这许多好看东西作什么？

暴：怎么呀，你要暴君脱得干干净净才到这里来么？

黑：一位暴君么！你当暴君的时候，我们原不敢这样烦你。但是你这个时候是一个鬼，我们却对不起了，请你都脱下来！

暴：我都脱下来了，富贵都完了。

黑：你还有架子，还有骄傲，也都要去了。

暴：你至少也让我留住我的紫袍王冕。

黑：不能，不能，都剥下来！

这已是第二世纪的作品，如果是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什么作家的手笔的话，这些话是在删除之列的。虽然所谈的不过是鬼世界。

近在手边就有一个例。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早晨，在未亡的法兰西的一个法庭上。有几个人据说是犯“叛国罪”，推出来审判了，法官首先问什么职业，一个囚犯回道：“议员。”

法官：“你不是一个议员。”

囚犯：“对，议员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

另一个囚犯：“必须达拉第到场，他指我们是卖国贼，然而卖国贼恰恰不是我们，是那些出卖奥地利、捷克和西班牙共和国，并鼓励希特勒侵略的人。”

在群众的骚动中，警卫队的拉雷阿提上校愤愤地咆哮起来：“我不准别人说政府是在竭力破坏和平。”

另一个声音爆裂了，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哲瓦士对法官的提示：“人和禽兽的分别，就在于他有言语的力量。”

这里所提示的“言语的力量”，是用“人”的资格来抗议迫害的尖锐表示。要用人语击退专横，是显然的。

然而这到底已经是三月间的事，时势演变得真快，又三个月之后，“巴士底狱”以来，共和了一百五十年的法兰西这才真的被卖掉了。谁卖的，似乎还是悬案。因为在我们这边，另一个共和国的自由人们，又正大发其议论：说是法国之亡，实由于什么之类的怠工或反战等等。所以这些们一面在哀悼花都丽国的颠覆，一面也就着重于现身说法的卫道，或则在绍介福煦元帅的名著中郑重声称：“法国当时之国民战争，与吾人今日之全民抗战，同其本裔”；或则娓娓动听地轻描淡绘一下：法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一切都成功，为别国所羡慕。“其实哪里止呢？实际情形还要比表面好百分之二十”。若夫直截了当的爽快话，只有一句：“所以民主终底要亡了国！”

定论还在混沌中，没有得出来。不过这时候常常浮起一两句人语，为那些虫沙般的蚁民鸣冤。但同时也有胜者的嘲笑：通讯社传出的消息，巴黎人民一再凋萎，面如菜艾了。戈培尔提取精义，得了很好的播讲资料：“法国人在血统上及精神上都含有很重的黑人分量，现在已充分的表现在外”。这同时又成为了我们这边的黄色人种的笑料。败亡者之于我们，是有定谥的，曰“贼”，如果不是一时可以剿清，则冠以“流”，至若奚落以肤色的贱种的，还要算这次最早。可见虽然自称“本裔”，就文明程度说，却是不自量的攀亲。

但奚落的对象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是虫沙的小民；一般如猿鹤的君子呢，自然还做稳可以飞也可以走的白种。所以当戈将军（这里是另一位）正在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大阅档案的时候，维琪的赖总理却可以为着防范占领区里的“游民”的叛乱，向德国请援。这事实，使人鬼弄个分明，各各负着应负的责任，同时也证明了这边的自以为正人君子的匡时之论也者，其实也是鬼话。虽然穿起袈裟，俨然救主，实则连毛孔也满藏毒箭，自己还没有站起来，已经对着那些在迫害者的凌迟之际而尚未气绝的人们射过去了。

自然没有射死，于是再来哗啦一番。这次是说法国人只会弄文学和艺术，自由而又浪漫，当然只好亡国了，要救国惟有高度的“集中化”，又名“战时体制化”。然而其实这与事实又是不符的。不特远在去年八月达拉第便禁止了由巴比塞创办，作为国际作家协会法国支部的会报《和平与自由》，而且连有名的龚古尔文学奖金、法兰西学院奖金等等，也由于文学作品的缺如而考虑停止审评了；驰名的《精神》周报改了月刊，篇幅还得由三百页缩裁为三十页；报纸的文艺副刊则是明令取消的。一种以绍介新书为主的杂志，自动停刊，因为文坛干净到几乎一本新书都没有，无从评起。有骨气的出版家停业了，剩下的便挂起招牌：“国难时期要求特别飘逸和艳冶的文学，描写灵魂阴暗的女人或者寂寞的男人的”。这些招牌甚至挂到兵营里面。然而就是这一类作品，也没有写出来，作家不是逃亡和下狱，便是当书记或者尘芥般的办事员去了。

在这种情形下，是嗅不出自由的气味的，同时也正便利于东方西方猎狗们的狺狺。坐在维琪小朝廷里面的官绅，享着资本主义最末的火烬的余炎，用这火烬，由别人的手焚毁了第三共和国，又由官绅们自己的手，火葬了和火葬着锋镝之下的流浪民，逼使他们没入海洋，进入地窖，然后再摆出悠然自得的架子，在完全黑暗了的地狱中，坐上完全黑暗的宝殿。

然而这却是每况愈下，困顿而犹以为有余地的处境。人语是被抑杀了，但魍魉的嗥嚎也不见得能够传开去。看日益逼近眉睫的事实，却是无声的巨响在震撼着这烽火之邦，那便是黑梅斯的一句老话：“都剥下来！”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

载第1卷第2期（1940年9月20日出版）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

鲁迅[原署名“公汗”。]

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八月三十日的《申报》报告我们说：

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乐器不分古今，一律配人，盖和周朝的韶乐，该已很有不同。但为“扩大音量起见”，也只能这么办，而且和现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圣之时者也”，“亦即圣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鱼翅燕窝味，乐器大约决非“共四十种”不可；况且那时候，中国虽然已有外患，却还没有夷场。

不过因此也可见时势究竟有些不同了，纵使“扩大音量”，终于扩不到乡间，同日的《中华日报》上，就记着一则颇伤“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的体面的新闻，最不凑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日：

（宁波通讯）余姚入夏以来，因天时亢旱，河水干涸，住民饮料，大半均在河畔开凿土井，藉以汲取，故往往因争先后，而起冲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居民杨厚堃与姚士莲，又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姚士莲以烟筒头猛击杨头部，杨当即昏倒在地。继姚又以木棍石块击杨中要害，竟遭殴毙。迨邻地闻声施救，杨早已气绝。而姚士莲见已闯祸，知必不能免，即乘机逃避……

听说在阿刺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我国民族性”是“酷爱和平”的，想必不至于如此。

载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20日出版）

一百元

……

秦似[本文发表时署名半琴。]

美国国会有人提议援蒋一百元。因为所谓“援华”，是“把钱塞老鼠洞”。

既是“塞老鼠洞”，为什么不干脆不给，而主张给“一百元”呢？

这是奴才的价值，虽然少，不等于无，足可以表明主奴之间的关系。

奴才大可不必叫跳不安了，这一百元是一颗“定心丸”，奴才的地位，还是好好的，虽不很值钱，但早晚市价不同，等待可也。

载《野草丛刊7·天下大变》（194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