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性之恶 必待师法而后正

嬴政没有料到，吕不韦之死激起了轩然大波。

三川郡守紧急密报：文信侯突兀饮鸩而死，散去门客纷纷赶赴洛阳，早年与吕氏商社过从甚密的大商巨贾也闻讯奔丧，不便公然出面的六国君主与权臣则派出各式名目的密使私使前来吊唁；那个奄奄一息的卫国最是不可思议，竟派出了首席大臣宗卿为特使，率濮阳吏员百余人身着麻衣丧服，打着“祖国迎葬文信侯”的大幡旗进入洛阳，公然叫嚷卫国要将吕不韦尸身迎回濮阳安葬！旬日之间，吕不韦的洛阳封地已经云集了数千人之众。

原来，秦王特使赴洛阳之事，三川郡守一无所知。本打算在宣书后再拜会郡守的特使蒙武，又星夜回了咸阳。三川郡守对吕不韦之死大觉意外，得到消息立即亲赴文信侯府邸查勘虚实。一见吕不韦尸身，郡守深为惊愕，当即派定郡都尉与郡御史率两百步卒甲士，昼夜守护文信侯府邸与尸身所在的书房，同时飞报咸阳定夺。这是秦国法度：大臣猝死，须待廷尉府勘验尸身确定死因，再经秦王书定葬礼规格，方可下葬；高爵君侯死于封地，地方官须守护其府邸与尸身，并立即报咸阳如上决事。

郡守依法处置之际，情势却发生了意外的突变。

依照久远成俗的丧葬礼仪，无论死者葬礼规格将如何确定，死后都有必须立即进行的第一套程式。这套程式谓之“预礼”，主要是四件事：正尸、招魂、置尸、奠帷。四件事之后，死者家族才能正式向各方报丧，而后再继续进行确定了规格的丧葬礼仪。正尸，是立即将死者尸身抬回府邸的正房寝室，谓之寿终正寝死得其所。移尸正寝之后，立即请来大巫师依照程式招魂。大巫师捧着死者衣冠，从东边屋檐翘起的地方登上府邸最高屋脊，对着北方连呼三遍：“噢嗬——某某归来也！”而后将死者衣冠从屋前抛下，家人用特备木箱接住，再入室覆盖在死者身上，魂灵方算回归死者之身。招魂之后的置尸，是对死者尸身做最初处置，为正式入殓预为准备。一宗是楔齿：为了防止尸体僵硬时突然紧闭其口，一旦确认人死，立即用角质匙楔入死者牙齿之间，留出缝隙，以便按照正式确定的葬礼规格入殓时在死者口中放置珠玉；再一宗是缀足：将死者双足并拢扶正，用死者生前用过的燕几（矮几）压住双足并以麻线绳捆缚固定，拘束双足使之正直，以便正式入殓时能端端正正穿好皮靴。置尸就绪，家人立即设干肉、肉酱、醴酒做简朴初祭，并用帷幕将死者尚未正式入殓的尸身围隔起来，帷幕之外先行设置供最先奔丧者们哭祭的灵室（尸身正式入殓棺椁之后，始设与葬礼规格相应的大灵堂），此为奠帷。如此这般第一套程式完成之后，家主方正式向各方报丧，渐次进入正式的丧葬程式。

然则，奔丧者们看到的，却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山东各方人士赶赴洛阳，原本只是为奔丧而来。也就是说，只是要参加由秦国操持的葬礼，对吕不韦做最后的送行。奔丧者们一腔伤痛一路唏嘘地赶到洛阳，非但没有大型丧事对于宾客下榻、服丧、祭奠、守灵等诸般事宜的有序安置，且连预设的灵室也没有一个，淤积压抑的哀伤竟没了喷涌的去处。络绎纷纭聚来的奔丧者们，在文信侯府邸内外相互探听，方知吕不韦死在了书房，夫人陈渲与老总事西门也绝望饮鸩，先后死在了吕不韦尸身之旁，此时连尸身还冷冰冰原样搁置原地，预礼四事竟一事未行！对此，秦国郡守的文告宣示的理由只有一个：护持尸身，依法勘验，一应葬礼事宜报王待决。

“如此秦法，禽兽行也！”奔丧者们愤怒了。

自远古以来，葬礼从来都是礼仪之首，最忌擅改程式，最忌省俭节丧。古谚云，死者为尊。又云，俭婚不俭葬。说的便是这种已经化为久远习俗的葬礼之道。到了战国，丧葬程式虽已大为简化，然其基本环节并没有触动，人们对葬礼的尊崇也几乎没有丝毫改变。时当战国中晚期的大师荀子有言：“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事生不忠厚，不敬文（程式礼仪），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刻薄）。送葬者不哀不敬，近于禽兽矣！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荀子亦法亦儒，理论之正为当世主流所公认，其葬礼之说无疑是一种基于习俗礼仪的公论——葬礼的基本程式是必须虔诚遵守的，是不能轻慢亵渎的。

奔丧者们愤慨哀痛之心大起，一时群情汹汹，全然不顾三川郡守的禁令，径自在文信侯府邸外的长街搭起了一座座芦席大棚，聚相哭祭，愤愤声讨，号啕哭骂之声几乎淹没了整个洛阳。六国各色密使推波助澜，卫国迎葬使团奔走呼号，大洛阳顿时一片乱象。纷乱之际，与吕不韦渊源甚深的齐国田氏商社挺身而出，秘密聚集奔丧者们商议对策。奔丧各方众口一词：秦王嬴政诛杀假父、扑杀两弟、囚居生母、逼杀仲父，其薄情残苛亘古罕见，若得候书处置，文信侯必是死而受辱不得善终。一夜聚议，多方折冲，卫国使团放弃了迎葬主张，赞同了奔丧者们的义愤决断：同心合力，窃葬文信侯！

窃葬者，不经国府发丧而对官身死者径自下葬也。一旦窃葬，意味着死者及其家族从此将永远失去国家认可的尊荣。寻常时日，寻常人等，但有三分奈何，也不愿出此下策。然则，吕不韦终生无子，夫人陈渲与西门老总事又先后在吕不韦尸身旁饮鸩同去。吕府一片萧瑟悲凉，只留下一个女总管莫胡与一班仆役执事痛不欲生地勉力支撑，对秦王恨得无以复加，谁信得秦王嬴政能厚葬吕不韦？自然对众客密议一拍即合。于是，阖府上下与奔丧各方通力同心，竟在尸身停留到第六日的子夜之时，用迷药迷醉了郡都尉、郡御史及两百甲士，连夜将吕不韦尸身运出了洛阳。及至三川郡守觉察追来，吕不韦已经被下葬了。虑及掘墓必将引起众怒公愤而招致事端，郡守只得快马飞书禀报咸阳。

吕不韦的墓地，是奔丧者们一致赞同的大吉之地。

仓促窃葬，奔丧者们无法依据公侯葬礼所要求的程式选择墓地，而吕不韦这样的人物，又绝不能埋葬在被阴阳家堪舆家有所挑剔的地方。就在一切议定、唯独在墓地这个最实在的事项上众口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鲁国名士淳于越高喊了一声：“北邙！”众人闻声恍然，顿时一口声赞同，立即通过了公议：在洛阳北邙山立即开掘建造墓地。

北邙者，北邙山也。之所以人人赞同，根由在这北邙大大的有讲究。

洛阳，是西周灭商后由周公主持营建起来的东部重镇，西周时叫做洛邑。洛邑在当时的使命，主要是统御镇抚东部由殷商旧部族演变成的新诸侯。正是基于如此重大的使命，洛邑修建得器局很大，城方七百二十丈，几乎与西周在关中的都城镐京不相上下。论地利，洛邑南依洛水，北靠巍巍青山，是天下公认的祥瑞大吉之地。这道巍巍青山，当时叫做郏山，东周时随着洛邑更名为洛阳，郏山也更名，叫做了邙山。这道邙山，东西走向，西起大河三门（峡），东至洛阳之北，莽莽数百里一道绿色屏障。邙山虽长，其文华风采却集中在东部洛阳一段。洛阳这段邙山，时人呼为“北邙”。从东周都城迁入洛阳开始，历代周王及公侯大臣以及外封的王族诸侯，死后几乎都葬在了北邙。周人最重葬礼，选定的安葬地肯定是天下堪舆家尊奉的上吉之地了。于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匆忙死去而来不及仔细堪舆墓地的中原诸侯，纷纷葬在了北邙山。风习浸染，流传后世，“北邙”已经成了墓葬之地的代称。

唯其如此，北邙山得享赫赫大名，安葬吕不韦自然是毫无争议。

一番秘密操持，数千宾客在洛阳北邙山隆重安葬了吕不韦夫妇主仆，一座大冢起得巍巍然山陵一般。为迷惑秦国，主葬的田氏商社与卫国使团宣称：大墓只葬了吕不韦夫人陈渲一人，文信侯已经被迎回卫国安葬了。消息传开，洛阳民众便将这座大墓呼为“吕母冢”，以致传之后世，吕不韦陵墓仍然被叫做吕母冢。

“山东士商可恨！六国诸侯可恶！”

嬴政接报震怒不已。以法度论，纵然自裁，吕不韦也还是秦国有封地的侯爵重臣。山东士子商贾竟与列国合谋，公然在秦国郡县以非法伎俩窃葬秦国大臣，岂非公然给秦国抹黑，置他这个秦王于耻辱境地？盛怒之下，嬴政飞车东来，路过蓝田大营，亲点了六千铁骑连夜赶赴洛阳，决意依法查究窃葬事件，洗刷秦国耻辱，以正天下视听。

“我王留步——”

将出函谷关之时，蒙武、王绾飞马赶来了。

身为特使，亲见吕不韦惨烈死去的蒙武说得很是痛心：“君上初政，此举有失鲁莽。文信侯人望甚重，不期而死，老臣亦戚戚不胜悲切，况乎吕氏旧人？门客故人愤激生疑，以致窃葬，情可鉴也。人去则了矣！我王亲政已无障碍，若执意查究违法窃葬之罪，诚愈抹愈黑，王当三思也。”

年轻的王绾更是坦然相向：“臣原为文信侯属吏，本不当就此事建言，然谋国为大，臣不得不言：目下秦国朝局半瘫，吏治未整，百事待举，徒然纠缠文信侯丧葬之事，分明因小失大，臣以为不妥。”说罢垂手而立，一副听候处置的模样。

嬴政脸色铁青，终于一挥手回车了。

毕竟，就本心而论，嬴政没有赐死吕不韦之意，更无威逼吕不韦自裁之心。只是在得到山东名士贵胄流水般赶赴洛阳，策动吕不韦移国就相的密报时，嬴政有了一种直觉，必须对这个曾经的仲父有所警示，也必须使吕不韦离开中原是非之地；否则，他仍然可能对秦国新政生出无端骚扰，甚至酿出后患亦未可知。基于此等思虑，嬴政才派出了与吕不韦世交笃厚的蒙武，下了那道有失厚道的王书。有意刻薄，也是嬴政从少年时便认定这个仲父阔达厚实，很少能被人刺痛说动，不重重刺上几句，只怕他听罢也是淡淡一笑浑不上心。及至蒙武星夜赶回禀报，业已悔之晚矣！嬴政这才觉得，自己显然低估了吕不韦在嫪毐事变中遭受的深深顿挫，更没有想到，这个曾经的仲父会将自己的几句刻薄言辞看得如此之重。

就实而论，以吕不韦的巨大声望，纵然迁徙到巴蜀之地，完全可能依旧是宾客盈门。吕不韦若坚执无休止地传播《吕氏春秋》，嬴政纵然不能容忍，又能奈何？以战国之风，这几乎是必然可能发生的未来情势。一个力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新政的国王，岂能没有顾忌之心？若得全然没有顾忌，除非这个享有巨大声望以致嬴政不能像处死嫪毐那样轻易问他死罪的曾经的仲父死了。然则，吕不韦心胸豁达，体魄厚实，岂能说死便死？吕不韦若是活得与曾祖父昭襄王一般年岁，嬴政的隐忧极可能还要再持续二十余年。恰恰此时，吕不韦却自己去了，使嬴政的未来隐忧以及有可能面对的最大麻烦顿时烟消云散，可谓想也不敢想的最好结局。

这，是天意么？

乍接吕不韦死讯，嬴政可谓百味俱生。如释重负，歉疚自责，空荡荡若有所失，沉甸甸忧思泛起，痛悔之心，追念之情，乱纷纷纠葛心头无以排解。吕不韦以死让道，使他能够大刀阔斧地亲政领国么？果真此心，因由何在？恍惚之间，嬴政心头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念头——莫非流言是实，吕不韦当真是我生父？不！不可能！果真如此，母亲岂能那般匪夷所思地痛恨吕不韦，将狂悖的嫪毐抬出来使吕不韦永远蒙羞？但无论如何，对他这个秦王而言，吕不韦之死，这件事本身都是难以估价的“义举”。身为秦王，唯有厚葬吕不韦，方可心下稍安。若是没有山东奔丧者们的窃葬事件，在法度处置之后，嬴政原本是要为曾经的仲父举行最隆重的葬礼的。

然则，窃葬之报犹重重一锤，嬴政顿时清醒了过来。

事关国家，唯法决之。这是嬴政在近十年的“虚王”之期锤炼出的信念，更是在与《吕氏春秋》周旋中选择的治国大道。吕不韦既然长期执掌秦国大政，吕不韦便不是吕不韦个人，而是关联天下的秦国权力名号，是秦国无法抹去的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对吕不韦丧葬的处置，也不是对寻常大臣的个人功过与葬礼规格的认定，而是关联秦国未来大局的国事政事。若非如此，山东奔丧者们岂能如此上心？

百年以来，秦国大臣贵胄客死山东者不可胜数。秦国每次都是依照法度处置，何以山东人士没有过任何异议？嬴政很熟悉国史，清楚地记得：当年秦昭王立的第一个太子，也就是嬴政的祖父孝文王嬴柱的哥哥出使魏国，吐血客死于大梁，随行副使不敢对尸身做任何处置，立即飞报咸阳。那时候，山东六国朝野非但没有咒骂秦国，反倒是一口声的赞颂：“秦国之法，明死因，消隐患，防冤杀，开葬礼之先河，当为天下仿效矣！”这次，吕不韦尸身搁置得几日，如何突然便成了不能容忍的罪孽？山东士商与六国官府是针对葬礼还是秦国？若是旁个大臣客死洛阳而依法处置，山东诸侯会有如此大动静么？其中奥秘不言自明，是可忍，孰不可忍！听任山东奔丧者们窃葬，秦国何以立足天下？

尽管思绪愤激，连夜东出，嬴政终究还是忍下了这口气。

面对蒙武与王绾的拦路强谏，多年磨炼出的冷静秉性，使嬴政心头立即闪出了第一个念头：两位都是敦诚大臣，不妨想想再说。回到函谷关幕府，蒙武王绾又是各自陈说备细，嬴政终于从愤激中真正摆脱出来。君臣三人计议了整整一宿，决意大度地处置震动天下的窃葬事件。处置方略是：第一步，秦王对朝野颁行紧急王书，以“文信侯猝死，实出本王意外，亦致各方多生错解，情可鉴也”为根基说辞，承认对吕不韦的窃葬，申明对预谋各方不予追究；第二步，蒙武再度为秦王特使，赶赴洛阳北邙山，以公侯大礼隆重祭奠吕不韦，并以秦国王室名义，为被草草窃葬的吕不韦修建壮阔的文信侯陵园。

“此事如此告结，我心亦安矣！”嬴政长吁了一声。

“王有大度，宣泄人心，事端自平。”蒙武宽慰地笑了。

“余波一平，整肃国政便可着手。”王绾也是精神大振。

次日，君臣三人赶回咸阳，立即分头行事。三日之后，秦王王书颁行秦国各郡县，并同时知会山东六国；特使蒙武则率领着隆重的国葬仪仗车马，辚辚出了大咸阳奔赴洛阳。诸事妥当，嬴政立即召来王翦、蒙恬、王绾三位新朝干员，开始商议如何着手整肃吏治理清国政的大计。然则，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小朝会尚未结束，大咸阳便乱了。

窃葬余波不仅没有完结，反而弥漫为举国乱象。

特急王书颁行之后，朝野议论不但没有体察秦王，反倒是传闻纷纷流言丛生。一说秦王“着意赐死”文信侯，一说秦王“威逼”文信侯自裁。与此等流言相连，秦王嬴政的种种“劣迹暴行”也在巷闾乡野流传开来。最为神秘惊人的传闻是：太后原本是文信侯钟爱的歌伎，嫁给庄襄王嬴异人时已有身孕，目下秦王原本是文信侯亲子，子逼父死，天理不容！流言纷纭之时，咸阳尚商坊的六国商旅与游学名士同声相应，搭起了一座高大肃穆的灵棚，昼夜祭奠文信侯。老秦人感念吕不韦宽政缓刑，流水般麻衣哭临，在灵前虔诚匍匐。一时间祭吕之风大起，咸阳城麻衣塞道，哭声日夜不断，比国丧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在小朝会之时，奉命大祭并督造吕不韦陵园的蒙武从洛阳赶回，忧心忡忡地禀报了洛阳事态。山东六国及一班诸侯，非但不体察秦国处置举措，反倒处处借机滋事。在蒙武以王使之身代秦王祭奠吕不韦时，山东人士也大举赶来公祭，还要与蒙武争夺主祭。不仅如此，山东人士又散布种种恶毒流言蛊惑洛阳民众，以致三川郡人心浮动，已经有民众开始悄悄逃往三晋。更有甚者，洛阳老王城的周室遗族与魏韩两国通谋，声言三晋乃周室宗亲诸侯，三川郡该当“回归”三晋！目下，三川郡守业已对各方谋划探察清楚，深感洛阳有脱秦之危，大为不安，特意敦请蒙武速回咸阳，禀报秦王定夺。

蒙武心绪沮丧之至，说到末了，一声沉重地叹息：“老臣原主从宽处置，然则，树欲静而风不止。老臣惭愧，无话可说矣！”当初同样主张大度安抚，以尽早使国事进入正轨的长史王绾，在旁边也是面色通红，一时默然无对。

“两位将军以为如何？”嬴政没有发作，反倒笑了。

王翦眉头锁成了一团：“国人心乱，六国觊觎。此等局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万不可造次处置。我等宜待大局清楚，再定处置之策。”

“等不起！”蒙恬一拍案站了起来，“此等乱象得寸进尺，岂能容忍？说到底，全然是吕氏门客与在秦山东士商内外勾连，再加六国多方策应所致！我若静观等待，分明是示弱，后果难以预料。”

“足下之见，该当如何？”老成厚重的王翦认真追了一句。

“我……尚未想好。”年轻的蒙恬一时语塞。

蒙武瞪了儿子一眼，一拱手道：“老臣赞同王翦之见。”

“长史以为该当如何？”嬴政轻轻叩着书案。

王绾沉吟着：“两说各有其理，臣一时无断。”

“也好。本王断之。”嬴政拍案而起，“事有此变，天赐良机。国府善意在先，却得恶意回报。本王无愧于庶民，无愧于天下。善举不能了，自有法治了。荀子曾说：人性之恶，必待师法而后正。斯言大哉！”喟然一叹，嬴政些许缓和，“等是不能等。与此等卑劣猥琐之事做旷日持久纠缠，何事可为？须得当下便断。”

“王有良策？”蒙武有些惊愕了。

“长史书令。”嬴政双目炯炯精神分外振作，对王绾一挥手，清晰口授，“其一，王翦将军率三万铁骑，兼程进入三川郡，驻扎洛阳通往三晋之要道，杜绝山东诸侯进出洛阳，着力护持三川郡守依法查究叛秦罪犯，限期一月，务必结案；其二，咸阳令官署将国中祭吕始末、往祭之人以及诸般流言，旬日内备细查实，禀报廷尉府；其三，行人署于旬日之内，将在秦山东士商之诸般谋划、举措及参与之人，一一查勘确凿，禀报廷尉府；其四，廷尉府会同执法六署，依据各方查勘报来的事实凭据，依法议处。”略一喘息，嬴政轻轻问了一句，“如此四条，诸位可有异议？”

“合乎法度，臣无异议！”王翦蒙恬王绾异口同声。

“老国尉以为不妥？”

“老秦人往祭吕不韦，也要查究治罪？”蒙武皱起了眉头。

“国法不二出。老秦人违法，不当治罪？”

“老臣尝闻：法不治众。老秦人受山东士商蛊惑，往祭文信侯并传播流言，固然违法。然人数过千过万，且大多是茫然追随，若尽皆治罪，伤国人之心太甚也。老臣以为，此等无心违法之众，宣示训诫可也，不宜生硬论法。”

嬴政略一沉吟，淡淡笑道：“诸位谁可背得《商君书》？”

“法家典籍，臣等不如君上精熟。”多才好学的蒙恬先应了一句。

“也好，我给老国尉念几句。”嬴政一摆手，大步转悠着铿锵吟诵起来，“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行法，必使之明白易知。”略一停顿，嬴政解说道，“商君是说，国府立法行法，须得教庶民百姓听得懂，看得明。今日秦国有法在先，人人明白，若国府放纵违法言行，罚外不罚里，罚重不罚轻，百姓岂不糊涂？天下岂不糊涂？”说罢，嬴政又铿锵念诵起来，“法枉治乱。任善言多，言多国弱。任力言息，言息国强。政做民之所恶，民则守法。政做民之所乐，民则乱法。任民之所善，奸宄必多。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秦人特有的平直口音，将每个字咬得又重又响，一如钉锤在殿堂敲打。末了，嬴政一声粗重的叹息，“商君之道，说到底，大仁不仁。”

“我王崇尚商君，恪守秦法，老臣原本无可非议。”

蒙武沉吟踌躇一句，终是鼓勇开口：“老臣只是觉得，老秦人往祭文信侯，细行也，民心也。当年，国人大举私祭武安君白起。昭襄王非但不责，反倒允准官民同祭。今日譬如当年，老臣唯愿我王念及民心，莫将国人往祭与山东士商同等论罪。老臣前议有差，本不当再言。然事关国家安危，老臣不敢不言。”

“辩驳国事，自当言无不尽，我等君臣谁也无须顾忌。”

年轻的秦王笑了笑，又沉下了脸色：“老国尉前议，无差。长史前议，同样无差。若无国尉长史赶赴函谷关劝阻，本王之举，必然有失激切褊狭。事态有如此一个反复，不是甚坏事。它使我等体味了商君对人心人性之洞察，也说明，只有法治才是治国至道。”嬴政喘息一声放缓了语调，又倏忽凝重端严起来，“然则，老国尉以文信侯比武安君，却是差矣！武安君白起有功无罪，遭先祖昭襄王无由冤杀，其情可悯。国人虽是私祭，却是秉承大义之举。文信侯不然，伪做阉宦，密进嫪毐，致生国乱，使大秦蒙受立国五百余年前所未有之国耻，其罪昭然！况其业经执法六署勘审论罪，而后依法罢黜，既无错罚，更无冤杀，何能与武安君白起相提并论？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文信侯纵然有功于秦，又何能抵消此等大罪？至于念及民心，枉法姑息，正是文信侯宽法缓刑之流风，本王若亦步亦趋，吕规我随，必将国无宁日，一事无成。老国尉呵，治国便是治众，法若避众，何以为法也！”

默然良久，蒙武深深一躬：“老臣谨受教。”

半月之后，老廷尉领衔的联具上书呈进了东偏殿。

清晨时分，嬴政进了书房，依着习惯，先站在小山一般的文案前，仔细打量了迭次显露在层层卷宗外的白字黑布带，一眼瞥见廷尉卷，只一注目，悄无声息地跟在身后的赵高立即将廷尉卷抽出来，摊开在了旁边书案。待嬴政在宽大的书案前落座，那支大笔已经润好了朱砂架在了笔山，一盅弥漫着独特香气的煮茶也妥帖地摆在了左手咫尺处。一切都是细致周到的，目力可及处却没有一个人影。

“长史可在？”嬴政头也不抬地叩了叩书案。

“臣在。”

外厅应得一声，王绾踩着厚厚的地毡快步无声地走了进来，依着嬴政的手势捧起了王案上的文卷。虽是掌管国君事务的长史，对于大臣上书，王绾的权力却只是两头：前头接收呈送——督导属吏日每将上书分类登录，夹入布标摆置整齐，以三十卷为一案送王室书房；后头录书督行——国君阅批之后，立即由两名书吏将批文另行抄出两份，一份送各相关官署实施，一份做副本随时备查，带批文的上书做正本存入典籍库。也就是说，在国君批示之前，他这个长史是无权先行开启卷宗的。这卷廷尉上书昨夜子时收到，王绾以例归入今日文卷呈送，也料到了必是秦王今日批阅的第一要件，自然早早守候在了东偏殿外厅等待录书分送。如今见秦王未做批示召唤自己，心下一怔，料定是这个铁面老廷尉又“斟酌”出了令秦王犯难的题目。然捧卷浏览，王绾却颇觉意外。

老廷尉将窃葬之后的事件定为“外干秦政，私祭乱法，流言惑国”三罪，分为五种情形论定处罚：其一，在秦山东客商与吕氏门下的山东门客、舍人，无论发动、参与私祭或传播流言，皆以“外干秦政”论罪，一律逐出秦国；其二，秦国六百石（禄米）以上官员哭临者，以“私祭乱法”论罪，夺爵位，举族迁房陵；其三，秦国六百石以下官员哭临私祭者，同前罪，削爵两级，举家迁房陵；其四，凡吕氏门客中的秦国吏员士子，只散布流言而未哭临六国客商所设之灵棚者，以“流言惑国”论罪，保留爵位，举家迁房陵；其五，举凡秦国庶民，哭临私祭并传播流言者，两罪并处，罚十金，并为城旦、鬼薪一旬。

“并无不妥。臣以为可也。”王绾明朗回话。

“可在何处？”

“刑罚适当：官吏重罚，庶民轻治。”

“只要依法，轻重无须论之。”

“君上以为不可？”

“不，大可也！”嬴政大笑拍案，“照此批下，一字不改。”摇了摇手，又轻松地长吁了一声，“我是说，老廷尉行法之精妙，不仅在轻重适当，那是法吏当有之能罢了。难在既全大局，又护法制，治众而不伤众，堪称安国之断也。只可惜也，铁面老廷尉年近七旬，秦国后继行法，大匠安在哉！”

“君上远忧，臣深以为是。”王绾一点头，稍许沉吟又道，“臣还得说，此次受罚者涉及官民众多，实乃立国以来前所未有，似当颁行一道特书，对国人申明缘由并晓以利害。否则，太得突兀，国人终有疑窦。”

“好谋划。”嬴政欣然拍案，“这次不劳长史，我试草一书。”

“王之文采必独具气韵，臣拭目以待。”

“只怕长史失望也。”嬴政哈哈大笑一阵，又淡淡道，“嬴政不善行文，有一说与长史参酌：王书论政，重质不重文。质者，底蕴事理之厚薄也。文者，章法说辞之华彩也。遍观天下典籍，文采斐然而滔滔雄辩者，非孟子莫属。然我读《孟子》，总觉通篇大而无当，人欲行其道，却无可着力。本色无文，商君为甚。《商君书》文句粗简，且时有断裂晦涩，然却如开山利器，刀劈斧剁般料理开纷繁荆棘，生生开辟出一条脚下大路。人奔其道，举步可行，一无彷徨。长史说，效商君乎？效孟子乎？”

默然良久，王绾深深一躬：“臣为文职，谨受教。”

次日黎明，王绾匆匆赶到了王城东偏殿。当值的赵高说，秦王刚刚入睡，叮嘱将拟就的王书交长史校订，如无异议，立即交刻颁发。王绾捧起摊在案头的长卷浏览一遍，心头竟凛然掠过一股肃杀之风——

告国人书

秦王政特书：自文信侯罢相自裁，天下纷扰，朝野不宁。秦立国五百余年，一罪臣之死而致朝野汹汹不法者，未尝闻也！文信侯吕不韦自于先王结识，入秦二十余年，有定国之功，有乱国之罪。唯其功大，始拜相领国，封侯封地，破秦国虚封之法而实拥洛阳十万户，权力富贵过于诸侯，而终能为朝野认定者，何也？其功莫大焉！秦之封赏，何负功臣？然则，文信侯未以领国之权不世之封精诚谋国，反假做阉宦，私进宫闱，致太后陷身，大奸乱政。其时也，朝野动荡，丑秽迭生，秦国蒙羞于天下，诚为我秦人五百余年之大耻辱也！究其本源，文信侯吕不韦始作俑矣！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吕不韦事，业经廷尉府并执法六署查勘论罪，依法罢黜者，何也？其罪莫大焉！纵如此，秦未夺文信侯爵位，未削文信侯封地，秦王何负功臣？其时也，文信侯不思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反迎聚六国宾客于洛阳，流播私书，惑我民心，使六国弹冠相庆，徒生觊觎大秦之图谋。为安朝野力行新政，秦王下书谴责，迁文信侯于巴蜀之地，何错之有也？今有秦国臣民之昏昏者，唯念吕不韦之功，不见吕不韦之罪，置大秦律法于不顾，信山东流言于一时，呼应六国阴谋，私祭罢黜罪臣，乱我咸阳，乱我国法，何其大谬也！若不依法惩戒，秦法尊严何存？秦国安定何在？唯其如此，秦王正告臣民：自今以后，操国事不道如嫪毐吕不韦者，籍其门，其后世子孙永不得在秦国任宦。秦王亦正告山东六国并一班诸侯：但有再行滋扰秦国政事者，决与其不共戴天，勿谓言之不预也！秦王政十二年春

王绾一句话没说，将竹简装入卷箱，匆匆到刻简坊去了。

当日午后，秦王的《告国人书》与廷尉府的处罚文告，同时张挂到了咸阳四门。谒者署的传车快马也连连飞出咸阳，将处罚文告与王书送往各郡县，送往山东六国。随着文书飞驰，咸阳沉寂了，关中沉寂了，秦国各郡县沉寂了，山东六国也沉寂了。秦王将道理说得如此透彻痛切，杀伐决断又是如此严厉果决，激扬纷纭的公议一时萧疏，无话可说了。

客居咸阳的山东士商们始则惊愕，继而木然，连聚议对策的心思都没有了，只各人默默打点，预备离开秦国。若在山东六国，如此汹汹民意，任何一国都不敢轻易处置。唯一的良策，只能是恢复死者尊荣，以安抚民心公议。磋商跌宕，各方周旋，没有一年半载，此等几类民变的风潮决然不能平息。洛阳窃葬吕不韦，压迫秦国服软默认，恰好印证了秦国与六国在处置汹汹民意上一般无二。唯其如此判断，才有了山东客商士子们发动的公祭风潮。六国士商们预料：祭吕风潮一起，秦国至少得允许吕氏门客在秦公开传播《吕氏春秋》；若风潮延续不息，吕不韦之冤得以昭雪亦未可知；若山东六国借机施压得当，逼秦国订立休战盟约，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此这般种种谋划，虽不是人人都明白自觉，但六国密使与通联主事的几家大商巨贾，自是胸有成算的。

然则，谁也没有料到，秦国反应竟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公祭风潮发端未及一月，便断然出手。事前没有任何征兆，更没有六国士商们熟悉不过的反复折冲多方斡旋，全然迎头棒喝，将涉祭者全数赶出秦国。如此严密，如此快捷，令习惯于朝事预泄的六国士商们如遇鬼魅，不禁毛骨悚然！但是，真正令山东士商们无言以对处，却在于：秦国依法处置，本国官吏庶民都概莫能外，违背秦法的外邦客商士子能叫喊自己冤枉么？再说，秦国已经对山东六国发出了狠声，再行滋扰不共戴天，哪国还敢出头亢声？作为商旅游士后盾的邦国尚且猥琐，一群商人士子又能如何？更有一层，商旅入秦，原本宗旨只是占据大市以生财聚财，鼓荡议论乃至涉足秦国朝局，一则是本国密使纵容，二则是山东士商风习使然，实非商旅本心所愿。及至鼓荡未成而遭驱赶，商旅们才蓦然明白，自己将失去天下最具活力的最大商市，岂非舍本逐末大大的得不偿失？发端主事的巨商大贾还则罢了，左右在其他国家还有商社根基。一班随波逐流卷入风潮的中小商人们，则是切肤之痛了：一店在秦，离开咸阳没了生意，回到故国重新开张，却是谈何容易，单是向官府市吏行贿的金钱便承受不起，哪有在秦国经商这般省心？

种种痛悔之下，谁还有心再去聚会商议鼓捣秦国？

一时寒凉萧瑟，偌大尚商坊死沉沉没了声息。

老秦人则是另一番景象。王书文告流传开来，庶民们始则默然，继而纷纭，思前想后，邻里们相互一番说叨，竟纷纷生出了悔恨之意。平心而论，吕不韦宽政缓刑固然好，可也并没有带来多少实在好处，老百姓还不照样得靠耕耘靠打仗立身？反倒是吕不韦宽刑的年月里，乡里又渐渐滋生出了不务耕稼专说是非的“疲民”，什伍连坐制也渐渐松懈了，豪强大户也开始收容逃刑者做黑户隶农了。长此以往，必得回到商君变法之前的老路上去，对寻常庶民有甚好处？商君之法虽然严厉，却是赏罚分明贵贱同法，对贵胄比对老百姓处罚更严，百余年下来，老秦人已经整肃成习，极少有人触犯法度了。只说监狱，当今六国哪国没有十数八座大狱？而偌大秦国，却只有一座云阳国狱，你能说秦法不好么？哭临灵棚，祭奠吕不韦，究竟为个甚来？还不是受人惑乱，心无定见，希图争回个宽政缓刑？仔细想去，果真宽政缓刑，大多也只能宽了贵胄，缓了王公，能宽缓几个老百姓？《吕氏春秋》要行王道，王道是甚？是刑不上大夫，是礼不下庶人，对我等百姓有何好处？秦王要行商君之法，贵胄大族们不高兴，是因为他们非但没了封地，还要与民同法。百姓庶民有得无失，何乐而不为，起哄个甚！当真起哄，几是不识相了。

议论滋生流传，老秦人板结的心田发酵了，蓬松了。

倏忽便是四月，田野一片金黄，眼看大忙在即。咸阳老秦人不待官府张挂处罚名册，便纷纷自带饭食、被褥、铁锹，络绎到了官署，自报曾经哭临私祭，非但立交罚金，还要自请官府派定城池，立服城旦鬼薪苦役。咸阳令蒙恬大感意外，立即飞车进入王城禀报，请秦王定夺：民既悔悟，能否宽缓到忙后再行处罚？

“法教正，人心正。”默然良久，年轻的秦王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随即，嬴政断然拍案，“民既守正，国府不能再开疲民侥幸之心。如期如数处罚。精壮减少，农事大忙，举国官署全力督夏，本王巡查关中。”

蒙恬一句话没说，转身赳赳出了王城。

在诸多精壮离家，奔了苦役之地的时候，秦王亲政后的第一个夏忙到了。

关中原野一派前所未有的气象。男女老幼尽皆下田，官署吏员悉数入村，官府车辆被全部征发，咣当轰隆地驶往亭、里。田间大道上，装载得小山一般晃悠的运麦牛车连绵不断。金黄的麦田，在酷暑之下的无垠原野上一片片消失，比往年夏忙刈麦还热闹快捷了许多。每日清晨，秦王嬴政必出咸阳，乘着一辆轻便轺车，带着一支轻骑马队，沿着渭水北岸的大道一路东驰，正午抵达函谷关；在关城下歇息打尖半个时辰，立即回车，再沿着渭水南岸的田间车道一路巡视回来，准定在暮色时分回到咸阳原野。不入城池，不下田塍，年轻的秦王只在秦川原野的大道小路上反复地穿梭着，察看着。说也奇了，每每是那支百人马队拥着那辆青铜轺车驶过眼前，田间烈日下的百姓官吏们，便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活计驻足凝望，眼见年轻的秦王挥汗如雨，却始终神色从容地挺立在六尺伞盖之下，不禁遍野肃然。没有希图热闹的万岁呐喊，没有感恩戴德的沿途跪拜，热气蒸腾的原野凝固了一般。

五月末，纳粮的队队牛车络绎上道，紧绷绷的夏抢终于告结了。

秦国朝野堪堪喘息得一阵，不想却是连月大旱，田间掘坑三尺不见湿土，夏种根本无从着手。关中仅有的两条老渠，只能浇灌得西部几个县而已，如何解得这前所未有的大旱？紧邻河湖的农人们，昼夜担挑车拉一窝窝浇水抢种，分明杯水车薪，只能眼看着出土绿苗奄奄死去，直是欲哭无泪。秦王嬴政紧急下书，郡县官吏一体督水督种，抢开毛渠引水，依然是无济于事。

直到七月，秦国腹地滴雨皆无，山东六国也开始了连月大旱。

炎阳流火，三晋饥民潮水般涌入了秦国。一则令人心惊胆战的占星预言，随着饥民潮弥漫开来：今年彗星，春见西方，夏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主秦王倒行逆施，招致上天惩罚，带累天下大旱。

占星家预言：秦有大饥，死人无算，国将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