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想衷心感谢那些对本书观点的形成以及出版的准备工作做出贡献的人。我所列的名单通常都很短，这并不是因为帮助我的人寥寥无几，而是因为我得到的帮助太多、太广泛。我研读了与本书主题有关的大量书籍和文章。包括肯尼斯·阿罗、卡尔·希尔、保罗·罗默，以及其他很多人的著作。其次，还有一些经济史学家的非常有益的著作，特别是戴维·兰德斯、内森·罗森伯格、保罗·大卫，以及乔尔·莫基尔。理查德·纳尔逊、谢勒和博扬·约万诺维奇（Boyan Jovanovic）也给予了我很多直接的帮助。对上面提及的所有人，还有两位匿名评论家，我确实要致以最深的感谢。其他那些直接或间接贡献了思想的人可以参见参考文献。

我还必须特别感谢迈克尔·温斯顿（Michael Weinston），感谢他在1999年的一期《纽约时报》上对我尚未完成的这本书做了详尽的报道。那篇文章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似乎使本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注意力（我第一次见到那篇文章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晚会上，两位客人在文章刚发表的当天下午从互联网上下载了它，并将下载的文章带到了晚会上）。

然而，还有另外两个人在本书的完成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特殊的作用。其中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经济学编辑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他仔细通读了本书的初稿，就文中的部分阐述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并在本书的整个创作过程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同他合作确实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另外一位是安妮·布莱克曼（Sue Anne Batey Blackman），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并肩合作。她总是准确无误地向我提供观点、数据、文献和相关的论据。实际上，她也对我的原稿进行了修改，删掉了其中晦涩难懂、冗长而且不规范的内容。我信任她的工作，在几年前由一位知名参议员在其办公室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上，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做出的判断与Sue Anne的一些数字相矛盾，当时我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说：“先生，你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总而言之，我只能表示我的感激、信赖和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