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果19世纪的经济政策制定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知道了实现强劲的长期增长与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通常要强于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培育竞争性的市场，这种市场奖励创新且将政府的作用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经济学人》，2000年10月7日，第21页

知识，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其特点是结构具有整体性，同时，其产权并不容易界定。从理论上说，知识的扩散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福利，但对私人的回报却是不利的：如果知识的创造者不能独享由知识带来的哪怕是部分的租金，那么就没有人会在创造新知识上进行投资。与创造和传播知识有关的各种制度总是在这样的权衡取舍中被塑造出来。

——纳瓦雷提、达斯古普塔、马靳和西尼斯卡尔科，1998，第1页

本书很像考试时不改变考题只改变答案的教授，书中的一些内容再现了我在早期著作中所述的内容，但是本书的重点却有很大的变化。在以前那本讨论增长问题的书中，我主要关注企业家及供给的神秘性质。这种生产要素有时会突然枯竭，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有时又会由于某种不确定的自发产生过程而出乎意料地增加，从而促使经济起飞。我的结论是，市场机制和制度安排对企业家资源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寻租）追利行为之间进行配置的方式，将为上述两种不同结果的存在提供解释。企业家作为一个团体并不会在某一原始沼泽中突然出现或消失。相反，他们能够而且也正是根据经济条件和环境进入（或退出）某些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从表面上看并不具备创新活动的性质，这是由于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企业家活动（enterprising activity）必定是生产性活动导致的。但是，企业家同大多数人一样，对财富、权力和地位的欲望是其主要的激励因素。而且，同其他任何行业的人一样，企业家受道德以及公众福利问题约束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如果制度安排不巧将更多的报酬给予了大胆的寻租活动，或破坏性活动，诸如战争或有组织的犯罪，而将较少的报酬给予了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时，我们可以预料一个经济中的企业家资源将被配置在更具生产性的事业之外。在早期的书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一个社会而言，最有希望推动创新活动的方式，就是减少非生产性或破坏性寻租行为的收益。在得出这个一般性的结论之后，我又进一步详细说明了此类政策措施。

本书的定位与我早期的著作大不相同。本书的目的是分析对自由市场经济来说（我们所处的经济类型）最重要的属性：它能够激发一系列实用性创新，并且使其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经济类型在任何时期所能获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本书的中心论点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所有其他经济体系最鲜明的差别就是自由市场中存在的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因为创新对许多企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标准福利经济学所强调的静态效率特征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性。更准确地说，无论是对史学家来说，还是对外行而言，资本主义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创造了非同寻常的经济增长纪录；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源源不断地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物质财富。

此外，有一点看来是无可争议的，这种令人羡慕的增长纪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创新。但是，资本主义的什么特性使得它在创纪录的创新中具有如此巨大的优越性呢？我在这里给出的答案是，在经济的关键部分，竞争的主要武器不是价格，而是创新。企业承担不起让偶然性和运气支配创新的风险，相反，市场压力迫使管理者们系统地、大规模地支持创新活动，而任何一个企业因努力创新而取得的成功又会迫使其竞争对手努力开展创新活动。其结果是，在发展最快的经济部门，企业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军备竞赛，其中最重要的武器便是创新。与此同时，一家创新企业可以通过以合适的价格将其专利技术转让他人使用来获得收益，从而导致企业之间在传播最新技术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而这又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加速原有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更新换代。我个人认为，这些进步与发展是解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增长成就的关键因素。

这并不是说企业家的地位不重要。恰恰相反，他们始终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和其他形式的至关重要的增长激励。然而，关键在于，除了企业家自身史无前例的行为以外，在创新的寡头企业中正在进行着一整套全新的、系统的、制度化的高效率活动，它们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技术更新的风险。正是这套活动将创新和增长从一个充满偶然性的过程转变成一种强大的机制——一部生产创新和增长的机器。

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表明这种机制是如何改变发现与创新的过程。在早期开采石油的日子里，那些开采者们被生动地称为“野猫”（wildcatters）。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仅仅是依靠直觉、迷信以及求助于巫术来决定他们将在何处开始开采活动。在今日，这种开采过程仍被称为“野猫行动”（wildcatting），然而，开采的地点却是在远方的实验室和办公室里决定的。在纳入考察范围的开采地点中，哪些能够提供最光明的开采前景，将通过计算机对所有地点的地理特征进行复杂的分析，进而得出结果。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这种系统化的发现和发明方法处于创新装配线的核心位置。本书的目的就是探索什么样的经济力量不仅促使了这种变化，而且将继续使这种变化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

相关文献

有很多文献与本书内容相关，其中的大多数都相当有价值，我从中受益匪浅。然而，让我觉得好奇的是，虽然这些文献也明显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解释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创纪录的增长速度。但是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熊彼特三人简短的讨论外，我却没能看到直接就我所研究的主题进行讨论的文献。必须强调的是，我这样说绝对不是批评我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文献。毫无疑问，其他作者选择同我探讨不同的主题没有任何过错。然而，所有文献中关于我要探讨的问题所存在的空白还是很值得关注的。

读者很可能会问这种评价对那些资深经济史学家而言是否公平，如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阿布拉莫维齐（Moses Abramovitz）、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保罗·大卫（Paul David）、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等，他们都对相关问题写过很有启发性的著作。的确，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并且很有针对性的贡献，然而，仔细想想，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研究的是一个虽然紧密相关却又不相同的主题。用兰德斯的话来说，作为历史学家，他们研究的主题是“我们是怎样到达这里的”或者在罗森伯格和伯泽尔（Birdzell）看来，历史学家研究的主题是“西方国家是如何致富的”，也就是说，在过去，什么力量导致经济增长机制的建立。尽管在本书中我将从一个很业余的历史学者的角度就上述主题阐述我的观察或者说是推测，然而本书的主题却不是探讨这种经济增长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它为什么在西方产生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我所关注的是，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的前提下，我要证明“这里”的经济实际上就是由我所刻画的那样一部增长的机器所支配，与此同时，我还要去解释这部机器是如何运作的。这样一来，一些现象，诸如将创新作为武器的寡头竞争，或者技术许可和交易的利润激励本质，对我所要描述的增长机器而言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历史学的描述中无可厚非地只起到了微乎其微的作用。虽然定位不同，但我却非常感激这些历史学家们，他们激励我产生了很多想法，同时他们所描述的事实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罗森伯格，他仔细地评阅了我的一些资料，还有戴维·兰德斯，特别是他那令人鼓舞的结论，关于中世纪西多会修道士（Cistercians）的工业革命，以及为什么中世纪有着非常丰富的发明的中国在后来却没有获得任何重大的实用性创新，我给出了与他的结论相似的解释。

当然，那些很有价值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学文献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其中包括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等人富有开创性的著作。我在本书中指出，他们的模型与历史的关联不大，而且内生化的创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有待打开的“黑匣子”。但是我这么说也并不是要批评这些我非常崇拜的著作，相反，他们采用了非常适合于其研究目的的模型，只是他们所探索的领域与我所选择的并不相同。

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文献与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也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谢勒（F.M.Scherer）的著作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最后，那些正式的微观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的文献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卡尔·希尔（Karl Shell）是这个领域最早的研究人员之一，后来又有了赫尔普曼—格罗斯曼（Helpman-Grossman）和阿吉翁—豪伊特（Aghion-Howitt）的研究，还有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重要著作。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FEEM）以及熊彼特协会的资助也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对上述所有这些，我想说，作为许许多多对经济增长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中的一员，我很感激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他们同我关注的是不一样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