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5点半，太阳还未升起，我从北京友谊宾馆退了房。这家环境优美的花园酒店，曾经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地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专门用来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外国专家”。现在，我这个“美帝分子”也冒充一把“又红又专”，在北京这个高消费的城市里享受着免费食宿。接待我的，是我的中国出版人，他曾经是中国教育部某个部门的领导。

一到街上，我就寻找最近的地铁站。仅两分钟，北京的“秋老虎”就让我大汗淋漓。猛然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马路边，我赶紧拉开门放下包，人也坐了进去，告诉司机去北京南站。北京南站是发往南方的高铁始发站。我要坐的首班车，发车时间是早上7点。我估摸着从友谊宾馆到北京南站得一个多小时，然而一上三环，司机就把时速飙到一百公里以上，在朦胧的晨曦中颇有梦幻感。

透过车窗，我远远地望见始建于公元1083年的天宁寺塔。这是北京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在天宁寺塔以北几百米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白云观的所在地，应该还有另一座塔——幽州台，这才是我要寻找的，可惜它已经消失了一千年。幽州是北京的古称。公元696年的某一天，唐朝诗人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向城南远眺，写下了著名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最早诠释《诗经》的《毛诗序》提出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观点。尽管不是所有诗人都言为心声，然而中国人是幸运的，他们拥有许许多多像陈子昂这样的伟大诗人。他们与我这个“老外”一起分享着这些伟大诗人的心灵，我对此心存感激。为此，我决定用三十天的时间，去拜谒这些伟大的中国诗人的故园和陵寝。今天，正是这次三十天旅程的第一天。

告别天宁寺塔和陈子昂的诗才几分钟，出租车便驶进了北京南站。一看表，竟然提前了一小时。北京南站很大，整体外观有点像机场航站楼，不同的是外面没有免费行李车。

我在广告牌似的电子时刻表上查到自己所乘车次的候车室，在一排排金属座椅当中找了个座位坐下。天气很热，要是空调突然坏了，我估摸候车大厅的温度会突破38℃。

在北京的日子真可谓“马不停蹄”，各种活动、见面会一个接着一个。就在昨晚，我还参加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赞助的中国隐士文化研讨会，直到晚上10点才回房间洗的衣服，现在还没干透，穿在身上湿漉漉的。谁让我想卖书呢，毕竟作者直销比走书店渠道更划算。正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我不能事事挑剔，湿衣服只是个小小的遗憾，何况这么热的天，它还能让我感到凉快呢！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写的这些有关中国的书，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感兴趣。

开始检票了，我随人流乘电梯下到站台。十二列洁净的乳白色高铁在晨曦中闪闪发亮，随时准备奔赴这个东方大国的南方。我要坐的这趟车共有十六节车厢，终点站是一千三百公里以外的上海。如果列车不晚点，行程是五个半小时。我冒着汗上了车，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是我特意请出版人帮我订的，因为我在网上见过一张带密封玻璃的驾驶舱照片，我想如果坐在司机后面，也许可以掠过他的肩膀看到向后疾驰的铁轨。没想到，乘务员把包厢最前面的其他五个座位全占了，把我夹在中间，颇不自在。更令人失望的是，隔离驾驶舱的不是普通的透明玻璃，而是毛玻璃。显然，火车的时速高达三百五十公里，司机对有人掠过他的肩膀朝外看会感觉不爽。后来我才知道，司机的操作台上有个按钮，可以控制毛玻璃和透明玻璃互相切换，具体的工作原理就不得而知了。

刚一坐好，乘务员过来了，问我要不要来杯咖啡。她没有提供“茶”这个选项，我想大概因为我是个“老外”。既然如此，那就客随主便吧。几分钟后，咖啡来了，还有一堆免费的小零食——山楂片、口香糖、速溶阿胶颗粒等。口香糖大概是为了遮盖阿胶的气味吧。

火车一出站，司机立马提速。五分钟后，电子显示牌上的时速已超过三百公里，北京城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车窗外雾蒙蒙一片，能见度只有几百米。不到两个小时，火车就到了曲阜，要知道这里离北京可有五百公里啊！从曲阜一下车，我顿时觉得穿越到了公元前500年。和我一起玩穿越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剩下的人，就继续乘车奔赴21世纪的上海或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到了出站口，我的朋友埃里克·鲁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埃里克在中国干了三十年旅游业，和我的另一个朋友安迪·弗格森一起组织过到中国的禅修旅游。这并不是他们的主业，却也比单纯组织去看兵马俑或游长城挣得多。埃里克的家就在济南附近，他今天将有一天的时间，带我参观孔子的故乡。

会合以后，我们立即驱车向东南进发，那里是孔子的出生地——尼山。尼山距火车站不远，仅三十公里的路程，而且路也好走。乡村的空气与北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尤其是沂河岸边，空气清新得让人永生难忘。农民把松树枝铺在马路上，让过往车辆把上面的松果辗压下来。虽然车流量不大，不过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农民把这些松果收集起来，然后卖给提炼精油的厂家。因此整条马路芳香四溢，令人神清气爽。

走了一段松枝路，我们就到达尼山脚下了。我在售票口买了一张成人票，埃里克有导游证，他可以免票。我俩没按常规游览路线从入口进去，而是从出口进去的。因为那里是孔子出生不久便被母亲遗弃的地方，我想先睹为快。

我们手头的旅游册上说，孔子的被遗弃可能与他的相貌有关。他那宽大而突出的额头，给人印象极深，或许还有史书未记载的迥异于常人的其他生理特征。另一种说法是，他是因为出身问题而被遗弃。孔子出生时，母亲才二十多岁，而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他是由父母野合而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母要野合，也许这隐喻着某种不正常或伤风败俗吧。当然，孔子被遗弃的故事，本身就疑点重重；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周王朝的先祖后稷身上。

不管怎么说，孔子最后没有死，他活下来了。一只雌虎和一只雄鹰收养了他。我们走进一个岩壁不断渗水的洞穴，弯着腰，踩着人们垫在地上的石块，一直走到深处。里面有一块很大很平整的石头，我想，这也许就是孔子当年的婴儿床吧。

看完该看的东西，我们退出来，沿着一条石径拾级而上。这里不像是山，更像是一个土丘。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孔子的名字叫“孔丘”了。走到半道，石径变成了长满青苔的土路。我们的头顶是千年雪松的浓荫，小径的尽头是尼山书院。据说孔子曾在这里讲学，但我表示怀疑：这里离曲阜很远，夏天来这里避暑隐居还差不多，至于讲学嘛，你信吗？

看那些讲堂里桌椅板凳的模样，与其说是孔圣人的弟子用的，不如说是给乡村私塾的蒙童用的。这里的林林总总，似乎总想提醒来访者，孔老夫子以前在这里正襟危坐，就像《论语》记载的那样朗声吟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么问题来了，孔老夫子教授的课都有哪些呢？可以肯定有礼教和乐教，这是他最喜欢的科目，当然还包括诗教。

出了书院，我们沿着主路下山，向公园入口而去。其间，我们在两处杂草丛生的庙宇稍作逗留：一处是启圣王殿，奉祀孔子父亲的；一处是毓圣侯祠，奉祀山神的。在古松葱茏的毓圣侯祠，有一通《元修尼山孔庙记碑》，刻于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年）。

在下山的途中，我们在观川亭逗留了一会儿。这里就是孔夫子感叹生命流逝的地方。面对沂河水镇日站立，他给了生命一个精巧的隐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篇》）这时我想到了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他也是临流而立，看着河水在森林中出现又消失。面对如此奇人奇景，我耸了耸肩：是的，我只有朝圣的份儿。

回到曲阜后，我又想起孔子的慨叹。是的，人生就像一条河，此一时，彼一时。企图寻找生命的全部意义，是不现实的执妄。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逝去的是什么，留下的又是什么？我的思绪如沂河之水，滚滚而来，汤汤不竭……

穿过老城后，开始向西走舞雩坛路。沂河流到这里，形成了南部的护城河。过了一个街区，我们停下来参观舞雩台（又称舞雩坛）。舞雩坛路即由此得名。《论语》记载，有一天孔子问弟子们，他们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有的说要治国安邦，有的说要强国富民，还有的说要执事宗庙，而曾晳却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穿上春天的衣服，与五六位成人、六七个童子到沂河沐浴，到雩台吹风，然后一路咏唱而归。）孔子对弟子们感叹道：曾晳同学想的跟我一样啊。

中国人在暮春的三月三进行沐浴，这是一个古老的仪式。今天它已演变成清明节，主要是祭扫先人的陵墓，在中国的老外把它称作“扫墓日”。汉语的“清明”二字，即是“扫除”“清洁”之意。我们来到舞雩台，这里曾是孔子、曾晳等人的舞蹈咏唱之所，而如今只是一个被植被覆盖的十米高的土墩。我本想找一条爬上土墩的路，却发现土墩都被石栏杆围了起来，里面种着密匝的雪松。我绕着土墩转了一圈，没发现一个入口。毫无疑问：谁都可以在舞雩台上舞蹈、在附近的沂河沐浴的时代早已经远去了。沂河在流逝，时代在变迁啊。

然后我们奔向下一个目标——周公庙，它位于曲阜城东北。曲阜曾经是东周时期鲁国的都城，是周公的分封地。周王朝在公元前1050年建立。孔子是周公的粉丝，崇敬周公，效法周公的礼乐，认为礼乐教化会使公室的风气好转。与周公有关的两本书——《诗经》《易经》，都有孔子的贡献。

参观周公庙成了我们的顺路之举，本不在行程安排之内。来到周公庙，我和埃里克是这里仅有的两位参观者。穿过大殿，映入眼帘的是十多株古松和一些石碑。石碑上满是铭文，其中包括一篇《金人铭》，文辞据说出自公元前2600年的黄帝之手，是老子《道德经》的思想源头。周公庙的大部分铭文已经磨蚀得模糊不清了，只能依稀认得前面的“言多必失，行多必悔”等一些残章。因为铭文上能认出的字不多，我们走个过场，然后进了空荡荡的大殿。

在大殿门口，我们停下来审视另一座记载周公庙历史的石碑。此碑已碎，仅留下后半部分。我们闲逛的时候，一只奇特的鸟一直跟着我们，它的样子，我没在任何中国鸟类图书中见过。还有十来只麻雀，貌似也对我们进入它们的领地表示好奇。

这地方如此冷清，倒提醒了我们，可能大伙儿都在吃午饭。一看表，确实到饭点了。于是我们便驱车穿过古北门，就近找了一个食宿两用的饭店。在那儿，我们依然是唯一的顾客。显然，这里因为可看的东西少，游客也少。埃里克点了满满一桌菜，囊括了当地的众多特色小吃，如熏豆腐、麻酱拌豆角、煎饼卷大葱等，还有冰啤，足够四五个人吃了。中国人吃饭不喜欢“光盘”，觉得尴尬，我无所谓，胃口好，总是一扫而光。

吃完饭我们就开拔，驱车向北去孔林。孔林是孔子后裔及其孔姓同宗的陵园。在曲阜，自称是孔子后裔的高达三万人，这听起来挺奇特，却是真的。前方出现一处路障，再过去就是孔林了。埃里克在车里等着，我打了辆三轮车，穿过路障，在大门口买了门票，进到孔林古老的牌坊。我以前来过这里，这次重游发现路边原来卖小纪念品的摊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长溜准备拉客的电瓶车。我没搭理电瓶车，又穿过两道拱门和一座小石桥。小石桥名叫洙水桥，其实它下面的河道已经干涸了。为防洪涝，洙水已经改道。洙水桥的北面是一座庙，供奉着孔子木主，叫享殿。过了享殿，就是通往孔子墓的甬道了。

孔圣人的陵墓非常简单，就是一座长满草的土丘，两通石碑。后面那通较小，貌似年代较久远，上面用篆书刻着“宣圣墓”三个字；前面那通大的，则用篆书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七个字。孔子之所以谥号一个“宣”字，是因为从两千年前的汉朝开始，孔门儒学一直被奉为帝王治国的正统学说；“宣”有“宣讲、传扬”之意，符合孔子“万世师表”的身份。

我一直在等，等到别的游客都离开了，我一个人走上前去，极其虔敬地倒了两杯酒。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威士忌，但这种甜玉米酿造的酒，我想孔子是不会拒绝的。再说了，《论语》记载孔子很能喝，他曾说过：“美哉！惟酒无量，不及乱。”对于饮酒，我与孔子持同样的观点。一杯酒对我们彼此都是小意思，况且也符合他的圣言。我把祭祀他的那杯浇在石碑和墓冢上，干了自己这杯，然后回到埃里克的汽车里。

接下来我们还要拜谒洙泗书院，它在洙水和泗水之间，故此得名。相传这里是孔子删选《诗经》的地方。为期三十天的中国古代诗人寻踪朝圣之旅，我之所以选择曲阜作为第一站，就是因为洙泗书院。不巧前面正在修路，我们停车向收割玉米的农民问路，他们说从后面步行绕过一条土路就能到。等我们绕到书院时，大门紧闭，门从里面闩上了。在曲阜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我几乎要崩溃。这个地方对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我估摸着可能是因道路施工没游客来，所以这里的工作人员就放假了。出于习惯，我很无奈地拍了拍门。没想到这一拍，惊醒了沉睡的诗神——原来，看门人正在里面打盹儿呢。

巨大的木门吱呀呀地打开，埃里克和我再次惊呆：这里太冷清了！除了看门人，只能看到几只野鸟和一群觅食的鸡。两座大殿空荡荡的。殿外石碑上的文字也被风吹雨蚀，斑驳难辨。就在这时，我在侧殿里发现了一位年轻的女士，便走过去问她在这里做什么。也许是我这个外国游客的中国话听起来怪怪的，她先是怔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她被派来协助把这里改造成演讲厅。接着她向我讲解，前殿始建于明朝，正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原址；她现在工作的偏殿，则是原来孔子编选《诗经》和起居的地方。

两千多年来，经孔子之手删选的“诗三百”，反复被中国人吟诵着，征引着，代代不息。近年来，有学者开始质疑数百年来对《诗经》的传统解读，并试图把诗歌从道德和义理的诠释中解放出来。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些质疑，大部分孔子本人就曾提出过。近年来发现了一批约公元前300年的战国竹简，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孔子讲授《诗经》的内容，学界称其为《孔子诗论》。遗憾的是，这批竹简目前并不完整。它们最早存于湖北郭店镇的一座楚墓，后被盗墓贼盗出，卖到文物黑市上。我们目前看到的这部分，是一位香港爱国古董商赎买回来的，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尽管这些竹简可能还存在错简的问题，但它们足以让学者们相信，我们现在对《诗经》很多篇章的解读，已经不合《诗经》的原意了，或者至少说明，孔子是怎样解读《诗经》的。那么，作为史上最早的教师，孔子是如何讲解《诗经》的呢？

就算回归《诗经》原意，剥离掉后世附加的那些微言大义，也丝毫不影响《诗经》的艺术价值。柯·马丁教授曾经对这本书做出这样的评价：“它是中国诗歌的活化石，最初我们做选本的时候，远远没有料到它具有如此不可超越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是一部上古时期的诗歌总集，而且是研究后世文献的一条路径。仅凭这点，就值得学好汉语。”

事实确实如此。《诗经》里的诗，与一千多年后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诗相比，其形式要质朴得多。但它们仍然是诗，这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顶礼《诗经》的原因。尽管《诗经》里有大量篇章古拙得乏味，但像《衡门》这样的作品，也有数十篇之多。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不需要微言大义似的借题发挥，这首诗的主旨就是提醒读者们：自足是一种美德。对世人来说，这种提醒多多益善。修身和道德教化，是中国古诗的一个重要功能。

和其他民族的诗歌一样，《诗经》里自然也有爱情诗，如《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皆臧。

必须承认，这些诗虽然朴拙，也比我表达类似情感时偶尔写的东西强太多了。它们做了诗歌该做的事：发出心灵的声音。

无论是否声称理解了《诗经》的原意，我们都不会低估它在中国文明史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有的诗我们不解其意，也不明白孔子选诗的依据，但他确实让诗歌在中国享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在西方从未有过，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孔子把言志抒情的诗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要素。从此以后，一个不会作诗的人是无法在朝廷做官的。诗成了出仕的门槛之一。正因为有了孔子，才催生了写诗的李白和杜甫。而且，李、杜二位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同时来到了曲阜，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的又一次历史性会面。

我和埃里克非常感谢这位年轻的女士，她为我们指出了中国诗歌史的发祥地，或者至少是中国诗歌文献史的发祥地。

我们把车开回高速路，然后向北穿过泗水。这条路是新修的，车跑起来很畅快。十分钟后，就看见了写有“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路标，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站。

过了几分钟，又是一个指示牌，指向一个庞大的在建楼盘，它是远东职业技术学院的新校区。中国遍地是雨后春笋般的民营大学。中国的新经济力量，除了农民和工人，还需要技术人才，光靠公立大学来培养是不够的。不过，在这里见到这样一所民营大学，还是颇值得玩味的，因为这里是孔子的故乡曲阜。孔老夫子可是中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创始人，在他之前，只有贵族家庭的私人教师。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意，中国准备把他的诞生日（公历9月28日）定为教师节。

又过了几分钟，汽车驶进石门山公园停车场。我买了打折门票，埃里克亮出了他的导游证。我们沿着一条石磴小径往上走。蝉在鸣，鹊在叫，鸽子在嘀呖，环顾四周，这次又只有我们两个人。今天是周三，大家或在上学，或在上班。

通向山顶的小路旁有一条溪流，空气极其清爽。在快到一座佛寺山门的地方，我们向左走上了另一条小路，然后再一次左拐，又走了十分钟，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这里没有路标，好在我以前来过。小路的尽头是一座亭子，立在一块突出的巨石上。巨石经过风化，表面呈波纹状，波纹间是一个个小小的凹池。因此古代这里被称作“池台”，如今称“含珠台”。

这里视野阔大，亭台浮于“岩浪”之上，俯瞰山谷，石门山南岭逶迤如一幅屏风画。据传这里还是孔子编《易经》的地方。他踵事伏羲和周公，把《易经》变成了永恒变化的人生之河的精神指南。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编辑。

我之所以选择来石门山的北岭而非南岭，是因为这里曾是中国两位伟大诗人举杯夜话的地方。在亭子里的石桌上，我摆上三个小杯子。它们在孔子墓前就已经用过了，是上周我从北京报国寺的一个跳蚤市场买的。用这些祭祖的杯子来向中国古代诗人献酒，最合适不过了。要说中国诗人的共同爱好，则非酒莫属。想到这点，我取出一个昨晚就灌满了威士忌的小银瓶。我从美国带来两瓶威士忌：一瓶十八年的威利特，一瓶2011年出产的乔治·斯塔格，这两瓶酒花光了古根海姆基金会对我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笔赞助费。我决定先开那瓶斯塔格。毫无疑问，这种71.3度的烈酒，会让我在中国诗歌的天堂里找到朋友。我满上三杯酒，一杯敬李白，一杯敬杜甫，一杯给我自己，因为埃里克要开车，这厮只能闻闻酒香了。

不难想象，从红日东升到夕阳西下，再到明月当空，李、杜二人在这里从白昼痛饮到深夜，最后双双醉倒，大被同眠。那是公元745年，节令和现在差不多，也是夏秋之交。这是李、杜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为了纪念这次巧遇，李白写了一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泗水就是我们来时经过的那条河，它流经洙泗书院的北面，过去也曾流经孔林。徂徕是附近的一座山，在东北方向，位于石门山和泰山之间，而泰山是中国最神圣的一座山。我估摸着，这威士忌将能让我们慢慢享受眼前的这段美好时光。眼见得几片白云飘远了，我杯子里的酒也干了，然后把敬献给李、杜二人的酒，倒在岩石上的小凹池里，我再把残酒啜干。暮色渐浓，收了杯子，我们从后山下了山。

杜甫一生给李白写过十首诗。石门相会两年后，他写了一首《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也许，他们来世还能再度重逢。我们回到高速路，再度驱车北上。几分钟后，掉头向东，埃里克想走泰山东面的公路带我去济南。半道上，我们经过徂徕山。在李白的诗中，徂徕山披满落日的余晖，更胜黎明之美。

经过一整天漫长的奔波，我在车上打起了瞌睡。两个小时后，埃里克把我拉到宾馆。本想请他在趵突泉公园对面的宾馆帮我订一间房，以便第二天上午去看泉水。结果宾馆人员告诉他不接待外国人。因此埃里克帮我在莫泰168酒店订了一间房，房间环境很差，不过这不重要，我已经精疲力竭，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更不用说洗衣服了。

一上床，我就想：搞定一天，还剩二十九天。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参数，这样的参数会让我尽可能把写作置于首位。以前我除了写信，别的什么都不写。后来去英文电台工作就不一样了，先在中国台湾，后在中国香港，正是在香港的工作让我有了彻底的改变。我被安排去中国内地旅行，一去很长时间，返回香港后，要把旅行日记改写成每期两分钟的电台节目。我的首次中国之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走到了它的源头，回去后据此做了两百来期的电台节目。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节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被要求继续做下去。我只好走丝绸之路，访彩云之南，拜谒我所能想到的任何古迹，然后写作和录制成系列电台节目。就这样不间断地行走着、写作着，六周人在旅途，然后十二周人在香港，如此周而复始。我由此学会了写作。必须承认，这工作太累人了，我不向任何人推荐我的旅行路线和写作方式。幸好，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还有最后二十九天，旅程即告结束，曙光在前，胜利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