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2)
钱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听大为恼火，二人便争吵起来。这时，章太炎从内室走了出来，见两个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团，既不从中调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说，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东北，欲灭我中华，国难当头，你们应团结对敌才是。老师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两位大学者羞愧难当。
三年后，黄侃病故，钱玄同以同门身份，给与之争吵了一生的黄侃献了一副挽联：
小学本师传，更（纟由）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隽才。
挽联高度评价了同门师兄黄侃的学术成就，表达了兄弟之情。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进北平，之前北平各高校西迁云南，钱玄同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也迁陕西汉中。只有周作人等，不听胡适等友人劝告，从“苦雨斋”中走出，当了汉奸。钱玄同因患严重高血压等病，行动不便，被迫留在北平，但他以满腔爱国之心、堂堂凛然之民族气节，不向日寇屈服。
1938年，在日寇的刺刀之下，钱玄同恢复多年不用的旧名“钱夏”。他请学生魏建功替他刻一方“钱夏玄同”图章，以表不做亡国奴，早日恢复华夏之志。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为反清王朝，取名钱夏。
但是，关于钱玄同在日寇占领北平后的晚节问题，曾遭到质问和怀疑，自古以来，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是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操守，也是文人风骨的核心。
质疑是一种科学态度。《汉书·陈遵传》说：“竦（张竦）居贫，无宾客，时有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书而已。”现在对钱玄同的质疑，已非“论道经书”，而是关乎他的晚节，因此须事实回应。
不错，1928年以后，钱玄同已由“猛士”转为“隐士”，他的思想方法和学术结论趋向保守是事实，但到日本入侵之后，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成就了钱玄同作为士的名节。他躲进书斋，闭门谢客，寄语外地学人：“钱玄同绝不污伪名！”是自勉，又是号召。其爱国精神、干净灵魂，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褒奖，曰“永保清操”。
日本入侵之后，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曾经的老战友、同门，已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之偏重享受、无耻事敌有私议；有对离北平的北师大秘书长汪如川表示自己决不当汉奸的铮铮之誓言；有对日本人的文化拉拢的坚拒；国难间，有多次婉拒友人邀宴吃饭的记录。钱玄同的日记，对质疑者做出了清白的回答。
1933年春，钱玄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有辞谢符定一邀请吃饭的表述：
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如此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钱玄同日记》）
言之铿锵，铁骨铮铮。士者，不仅是民族专司思考的理想的智者，还是不惜性命、一身热血的爱国者。
是年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们，为答谢师长的谆谆教导，特宴请众教授。钱玄同照例谢绝，为顾念师生情谊，他参加了饭后的师生合影。
6月6日，胡适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前，钱玄同写信给胡适，破例为他设宴践行：
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挡）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
钱玄同念及国难与苍生的苦难而不饮宴，又以“民众及前线士兵”“少惨死”，“不遭惨死”为由，“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于情于理，皆不相悖。钱玄同“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我们当也不该以其“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为怪，乃至责其自食其言。
但1938年3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之际，钱玄同却接受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人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
《周作人年谱》（张菊香著）记载了这次宴会：“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钱玄同、沈兼士。”
何其巩为招宴者。何其巩即何克之，原冯玉祥的智囊。1928年任北平特别市市长，1936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校长。沦陷后，何氏所主政的中国大学从不挂日伪旗帜，不接受日伪一分钱的资助，校内无一日伪官吏。作为一个多年在旧军政界任职的有复杂社会背景的官员，他与日寇不即不离，在灰色地带做了不少的事。他参加过不少日伪的活动，但不助纣为虐，特别是受日本宪兵队怀疑拘传，以沉默绝食自保。何克之不是爱国志士，却也不是汉奸，怕连“亲日分子”也不是。
可惜钱玄同的日记对此次宴请没有记录。但在其3月23日的日记中，有一与之相关的信息，钱玄同当日电话约周作人，“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事也，在何家见”。孔德学校是早年蔡元培借中法庚款而建的学校，钱玄同不仅在该校兼课，有自己的办公室并数年在此居住，与该校渊源颇深，是多年为孔德学校尽心尽力的“五四”学人。
钱玄同出席何克之的玉华台之宴，应视为与“孔德事”有关。况沦陷下的北京，社会名流与普通市民，不可能生活在没有日本人影子的社会空间里，如同剃头匠不能不为日本人剃头，引车卖浆者也不能不卖给日本人，老师不能不领日伪发的薪水，与日本人有一两次礼节性的接触，岂能与周作人接受日本人的授命，主管其机构中的一部分的汉奸勾当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在钱玄同生命最后的1939年，1月1日，他得知周作人被刺，先派儿子秉雄去三道湾慰问，4日，他自己也曾去周府见老朋友一面。周作人记录了这次拜访，二人谈话时，“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这证明钱玄同极重感情和私谊。在周作人尚未完全落水的情况下，探望被刺的老朋友，完全可以理解。
1939年1月17日，下午6时，距最后一次见周作人的第十三天，在严冬寒风肆虐的北平城，钱玄同因高血压致脑溢血亡故。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祭悼活动，送走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和国学大师。消息不胫而走，远在陕西的北师大旧同事们，以西北联大的名义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老朋友许寿裳为他送的挽联是：
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
短短几年，章太炎、黄侃、钱玄同先后辞世，不啻国学的重大损失。好在，作为文化大师，他们的灵魂已铸刻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人们不会遗忘他们。
“一条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鲁迅先生不胜感慨地说过：“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岁月淘人，尤其未曾叱咤亦未曾煊赫的人，于世间，如同匆匆过客。好比刘半农，连各种文学史都轻描淡写，更何况当下追逐滚滚红尘的年轻人，即便文学系的大学生，或只知他曾与钱玄同客串，演过一出《复王敬轩书》双簧，痛驳国粹派的那段佳话而已。或顶多看过胡风写的《五四时代的一面镜子》，说刘半农是“平凡的战斗主义”者，有一种不妥协的硬汉精神，“始终没有离开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
其实，身处破旧立新时代的刘半农，是个富有理性的战士和个性鲜明的学者。
回头看看“五四”以来的文化骁将及革命文艺战士们，从文学到文化，求激进巨变，都有急躁极端的心理倾向，常常导致急功近利或简单片面化的倾向，尤其更易导致以政治标准取代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衡量。举凡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包括在共产国际指挥和“左倾”路线影响下的左联，他们提倡并实践的所谓“革命文学”，恰恰与文学、文化的健全发展相悖。
鲁迅的悲剧，也正在于他对一切都批判，都否定。比如对国学、文学传统、汉字，对国粹京剧、中医，无不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说到京剧，不妨听听刘半农的意见。他在《梅兰芳歌曲谱·序》中对京剧反思道：
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话剧已经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所以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把以往的优点保存着，把以往的缺陷弥补起来……必须按着步骤，渐渐的改去。若要把它一脚踢翻了搬进西洋货来，恐怕还不是根本的办法。
刘半农是位自由主义诗人，但他对待文化及文化遗产的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新文化运动培植了知识分子磅礴的个性精神，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同时高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动荡，有人继续高歌猛进，有的渐失去“战士”的锋芒。刘半农后来下苦功夫研究语言学，“战斗”变成“青灯古卷”。在研究语言学时，砥砺精神并没有消遁，于寂寞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这由“叛徒到隐士”的命运，是悲剧还是正道，留给后人评说。
1932年，刘半农在编自己的《初期白话诗稿》时，在为之作的序中慨然曰：
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
在这篇序中，还曾提及另一位“五四”作家陈衡哲，她说到早年创作白话诗时，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说明刘半农、陈衡哲都深感新文化运动的迅猛与自己的落伍。遥想年轻时的激进，不胜感慨。
刘半农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江苏江阴人。少时在家乡念私塾，后以江阴考生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与后成为国学大师的钱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同窗。1911年，刘半农与这几位同学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回乡当小学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又与其二弟，后成为音乐家的刘天华赴清江参加革命军。1912年，离开军队回乡，向人借得五块大洋，同刘天华闯荡上海，加盟开明剧社，兄为编剧，弟任音乐指导。
其间，刘半农又以自己的创作，很快成为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1916年10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以半侬之名，发表《灵霞馆笔记》，其中收录了爱尔兰诗人约瑟·柏伦克德的诗《火焰诗七首》等。接着，《新青年》又以“灵霞馆笔记”为题，连载刘半农用白话文翻译的诗歌、散文，与胡适在该刊连载的日记《藏晖室札记》，相映成趣。
1917年9月，主政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欣赏刘半农的思想观念和学识才华，将中学都没毕业的他，聘入北大任教。这在非常倚重学历来遴选教师的北大，是破了先例的。
当年，刘半农与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博士，几乎是同时踏入位于北京沙滩的北大校园的。很快，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便着手改组《新青年》工作。是年10月16日，刘半农在给好友钱玄同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迄今所见将《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操办，转为同人组合来办的最早劝议。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位“台柱”的商议，《新青年》自1918年元月始，由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轮流编辑；后来又由李大钊、高一涵顶替了出国访学的陶孟和与刘半农。《新青年》由此得到改观。
刘半农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多篇以文化评论为内容的杂文，除了与钱玄同合演双簧作《复王敬轩书》，又有《辟〈灵学丛志〉》《作揖主义》等，对封建守旧派及黑暗社会现象无情痛击。其文笔流畅，生动活泼。他还翻译了小仲马的歌剧《茶花女》及不少英、法作家的作品。诗歌和散文也写了不少，有白话文诗集《扬鞭集》。刘半农对白话新诗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了不少尝试和探索，吸取民歌和民间口语的营养，富有写实风格，音韵节奏和谐自然。杂文有《半农杂文》，语言也颇为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