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民国二十年（1931）(4)

当然，《骆驼祥子》在展现古都北平色彩斑斓的生活风光时，小说的时代背景就显得薄弱、凝滞，看不到那个时代涌动的社会变化。小说浓重的悲剧气氛，显示了强大的批判力量。有人批评，小说只有阴郁绝望，而毫无希望。这不是《骆驼祥子》的不足，也不是老舍的过错。这种悲剧正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也是老舍清醒严谨的现实主义特色。左翼作家在处理这类题旨的作品时，总是给人物以出路，以希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谁写出一部超越《骆驼祥子》的作品。因为加上光明的尾巴，既违背了历史的真相，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艺术规律。“文化大革命”时，江青炮制了八个“样板戏”，个个都是歌颂光明和英雄的，但骨子里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唱颂歌，而掩盖反人类政治的罪行的。奇怪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亲手炮制的“样板戏”，现在仍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大行其道。

无巧不成书，《骆驼祥子》在1945年，由美国人伊万·金翻译成英文，改名“洋车夫”时，还真的将悲剧结局改成团圆结局。遂了某些中国评论家的愿。

伊万·金的译本《洋车夫》成了美国纽约著名的读书俱乐部“每月一书”的畅销书。被老舍评价为“译笔不错”的《洋车夫》，让老舍的小说真正走向了世界。该译本影响巨大，带动了老舍的其他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风行。

《洋车夫》不仅“译笔不错”，而且装帧华美，黄色布面精装，内附五十多帧线条流畅、生动形象的速写插图。从妇女的头饰、男子的长辫来看，故事发生在北洋军阀时期，这无疑与《骆驼祥子》所描写的民国初的社会生活有出入。翻译者并没有北平的生活经验，对中国文化也不甚了解，有关北平的生活、风俗、气象、景物多是望文生义，错误不少。

翻译者还画蛇添足地添加了人物与故事情节。比如让清华大学女大学生高喊“出版自由”，“打倒密探”，“驱除政治中的腐败”，“言论自由”等革命性的口号，这显然是伊万·金并不了解北平的社会状态而按西方人的观念，硬加给女大学生的东西。这怕是左联的革命作家们都望尘莫及的革命行动。但这一切充满了进步色彩的拔高，违背了北平真实的政治生态，也不是老舍在那个时代对革命者形象的认识。

小说的结尾，更是狗尾续貂，将小福子沦落“白房子”，最后上吊自尽，祥子也彻底堕落的悲剧，改成祥子抱奄奄一息的小福子冲进树木，他们活着“自由了”的大团圆结局。

伊万·金让祥子不要堕落、绝望，给他安排了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是为了顺应、迎合美国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不尊重原著的意愿，擅自对《骆驼祥子》的结构、人物、题旨进行篡改、“归化”，老舍是不赞同的。这也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翻译作品原则的错误行为。然而，正是伊万·金这样的译本，使老舍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

与《骆驼祥子》同时发表的，还有在《论语》上连载的长篇《文博士》（发表时名为“选民”）、中篇《我这一辈子》等。《我这一辈子》通过一个巡警的自述，呈现了一幅北平底层社会悲惨阴暗的图画。小说在对不合理的世道表述了愤慨的同时，还喊出“这世界……换个样儿”，对旧世界予以彻底的否定。

写于1937年，曾在天津《方舟》杂志连载前四章的小说《小人物自述》，值得一提。《小人物自述》发表后，随着社会的动荡、刊物的消失，也消遁了，连老舍自己都不知该小说之所终。直到老舍去世十多年后，才被文学界意外发现。

人们发现，《小人物自述》在题材、人物、社会背景上，与老舍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有些相似。区别只在于，《正红旗下》描写的满族生活场景是《小人物自述》中所没有的。想来也好理解，在民国时期，社会上的“排满”情绪尚普遍存在，老舍有意地回避了。老舍在1942年写的《入会誓词》中说，“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卢沟桥的枪声一响，“遂不续写”。后来，连原稿也散失了。《小人物自述》当属这两部长篇之一。

后来老舍创作《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分。1950年开始发表《饥荒》），开始重回市民社会，写沦陷的北平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斗争精神。《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主要情节的舞台都在老舍出生的那条小胡同，这是因为老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的深深眷恋。

老舍在《我怎样写〈离婚〉》一文中说：

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穷苦的满族旗人家庭。父亲是一个月挣三两饷银的皇城护军，为了保卫京师，在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炮火中死亡。从此一大家人“全仗母亲独立抚养”。老舍在《我的母亲》（1943年《半月文萃》）一文中写道：“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勤劳、倔强、为人热诚的满族下层劳动妇女，在精神上也哺育了老舍。生活的贫困与艰难，激起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和对于古城平民的同情。强烈的平民意识，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对老舍走向人民艺术家的道路也予以深远的影响。

老舍的出身、经历及个人独特的艺术气质，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学视角和艺术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在题材上突破了新文学限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圈子，拓展到市民群众中去，这是老舍对新文学的独特贡献。

北京大学“三大魔”之一——废名与《骆驼草》

废名是《骆驼草》周刊的真正编辑者，这与周作人对他的器重和信任自然分不开。废名从《语丝》到《骆驼草》，一直追随周作人，他的所有小说集都是由周作人包办作序。可见师生间的情谊之深。废名在散文周刊《骆驼草》上发表的《莫须有先生传》和《桥》，本可属小品一类，但废名归到自己的小说集。周作人在给废名的小说集《桃园》作跋时说：“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肯定其小说是诗的小说。

废名的诗小说或曰散文化的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如《北平通信》，是写童年回忆的。从北京少雨、少雾、干燥的天气，忆起儿时在长江畔总能看到的“湿意的云”。是写故乡，又是写北京。《五祖寺》视角独特，写六岁的自己，在“一天门外”等待上了五祖寺的母亲和姐姐回来的情景。“最可赞美的，他忍耐着他不觉苦恼，忍耐又给了他许多涵养。”“那里等于一个凉亭，半山之上，对于上山的人好像简单一把扇子那么可爱。”一笔未写五祖寺，却笔笔都落在寺上。而今日几去五祖寺游览，已再无童年的意趣。这类小说崇尚平凡，多写生活情趣，颇有禅味。《打锣的日子》《放猖》等，也将童年的感受与禅意的暗示融合。

与写童年回忆的明净不同，废名的另一类散文小说是议论性的。多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解。鉴于废名文学功底深厚，其观点取自阅读经验，颇为独立不凡。《孔门之文》写孔门的学生；《陶渊明爱树》为诗文新释；《三年两竿》说六朝文章是“乱写”的，正是不刻意为文，方能随性挥洒，于冲淡朴纳中显露深意。所以废名心仪和借鉴六朝文章。

周作人在给废名小说集作的序中，表达了自己极喜欢废名的乡土写实、流露寂静之美的小说。鲁迅一开始觉得废名小说尚可，但后来评价不高，在其《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鲁迅此评显然失当。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人就颇不赞同。朱光潜以笔名孟实，写《〈桥〉》（载1937年《文学杂志》）一文，肯定地说，“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偏重人物对自然景物的反应”，“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

在沈从文、朱光潜看来，废名的小说《桥》，除了如一般小说一样都反映农村风景和风情、风俗之美外，还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而早期对农村小人物的不幸命运的同情，已转向对人间社会人生的“真”与“梦”的营造与编织。小说中小林天真快乐的乡塾生活，他和史家庄美丽的琴子青梅竹马的日子，长大后小林辍学回乡，同未婚妻琴子和堂妹细竹三人的微妙感情关系，是那么宁静、和谐，有波澜却不惊，构成了一曲世外牧歌般的交响乐。小说没有回避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无意淡化人性丑陋，而着重呈现人物自重自爱、返璞归真的性情和自然适意的生活形态，表达了废名身处乱世中，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

废名是位参禅打坐的居士，他的小说将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想与东方禅宗思想两相融合，他是利用小说纯粹的童心，抒发自己在人生困顿到乐天知命的人文情结。另外，小说中的人物隐逸的气息浓重，貌似放浪形骸，实为表现知识分子心中的困惑和忧郁。

废名小说为我们贡献的独特文本，比其小说提供的对生活与人生的文学性阐释更为重要。废名的小说淡化故事，重在烘托诗境，正如后来汪曾祺在《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中所说，废名是中国20世纪“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开山鼻祖，对“京派”文学的渗透力极大。“京派”小说坛主沈从文，还有芦焚（师陀），甚至汪曾祺、何立伟，都从废名那里汲取过养料。

废名，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童年时家乡的枫柳、沙滩、小桥流水，县城外的四祖寺、五祖寺等禅宗圣地，给他留下了受用一生的文学记忆。1922年北上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发表作品时，使用“废名”之名。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其时，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已出版。

1930年，骆驼社创办《骆驼草》时，周作人让废名做实际编辑者，很好地贯彻了周作人提倡的平淡隐逸的文学思想，《骆驼草》成为“京派”作家的重要阵地之一。

周作人是1923年9月第一次见到废名。那时，冯文炳在北大校园里已小有名气。读其文，周作人发现有些“涩”，但却喜欢，破例主动为废名《竹林的故事》作序。这让一直崇拜周作人的冯文炳，喜出望外。

周作人在《怀废名》一文中，对废名的音容笑貌，是这么描写的：

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废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在《莫须有先生传》第四章中房东太太说，莫须有先生，你的脖子上怎么那么多的伤痕？这是他自己讲到的一点，此盖由于瘰疬，其声音之低哑或者也是这个缘故吧。

《莫须有先生传》系废名的小说，莫须有是该小说的主人公。因莫须有言行乖张、内向、躁郁、自卑，颇像废名，便称废名为莫须有先生。但周作人只看到废名的“特殊的谦逊与自信”，这可能是过于喜欢爱徒之缘故吧。

冯文炳见到鲁迅是两年之后。那时作为学生的冯文炳已是《语丝》的重要作者了。沉静木讷的冯文炳，没有给鲁迅留下太深的印象。

1926年，废名对鲁迅是理解的。他在那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道路上踏。”但到了1930年，废名对鲁迅站到左翼作家一边就不理解了。他曾在《人间世》写文章批评鲁迅、郁达夫等组织的左联是“文士立功”。自然遭到鲁迅的批判，鲁迅在《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中，嘲讽道：

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的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

若真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鲁迅自然会羞于他主张文学是宣传的主张了。

不少文史书籍都说，废名于1929年从北大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事实是，废名毕业后，曾有三年到处奔波谋职。据胡适为废名做的一个任职资格证明来看，废名是1931年11月被北大聘为讲师的。1931年，南京的《现代文学评论》发过一则消息“冯文炳将来（南）京”，可证在北平找不到工作的废名，曾想到此地谋生。在谋职的三年里，废名写了《桥》《莫须有先生传》，于1932年出版，引起社会关注，给他到北大任教，创造了条件。

受聘于北大后，废名给学生留下怎样的印象？他的学生柴扉在《〈莫须有先生传〉的作者》一文中说：

他说话时不住地摇着他的脚。他的口音很低，好像喉间腻有许多痰。我从他的装束——黑皮帽、呢大氅、驼绒袍——和短短的平头，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看他好像是个拘谨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