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民国二十年（1931）(1)
胡适重返北京大学，拉开“北大中兴”序幕。九一八事变唤起国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血性。
1931年，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南京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刑峻法，严加控制言论。7月，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几百册《新月》被抄没。王造时登上书生论政舞台，在《新月》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檄文，酣畅淋漓，讥讽当局，是《新月》论政时代结束前最为响亮的鸣镝。
胡适重返北京大学，选聘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北大中兴”。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以一腔爱国热忱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争。
此时的周作人是以大时代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到了1931年，他在致信汪馥泉时说，当前“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其散文中温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渐渐淡化。
冰心散文集《南归》《先知》出版。朱自清作《论诗学门径》《论中国诗的出路》。沈从文《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的〈扬鞭集〉》《论中国的创作小说》等论文发表，创作小说《夜渔》《三三》《虎雏》《黔小景》等。胡适发表评论《评〈梦家诗集〉》《以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论牟子〈思想论〉》《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出版《淮南王书》。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1930年11月30日，胡适在北方凛冽的寒风中，抵达北平，卜居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距1927年5月17日，自北平迁居上海，已过三年半。其间，胡适曾三次回到北平。
1929年1月，作为董事会董事，胡适北上参加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议。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不料他赶到时，梁氏刚刚病故几个小时，他悲痛中参加其大殓。后又去北京大学旧地重游，感触良多，赋诗《三年不见他》感怀：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
1930年6月和10月，胡适受邀到北平演讲与参加学术活动，同时也为来北平寻租新房。胡适在日记中说，他每次演讲都是人满为患，一次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众仍将会场挤得满满的。通常，关于哲学之类学术性很强的演说听众总是寥寥无几，然而北平的学术界、教育界，总是热情地挤进会场，去听胡适的演讲，显然是对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充满敬意和支持的。10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常用“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这句话自勉、约束、鞭策、砥砺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勇敢无畏地奉献自己的才智。这句话是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的。今天听来，仍掷地有声。
12月6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胡适开欢迎会，他的学生傅斯年发表热情而真诚的欢迎词，令胡适颇为动容。胡适致答词曰：“生平抱三个志愿：一，提倡新文学；二，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国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为我的定论。”
四天后北京大学为他举行欢迎会，北大代理校长陈大纪、哲学系主任张真如等参加。胡适致答谢词曰：“我们当前的问题是社会、国家、人生、思想，我们应该注意活的问题，不该专研究过去历史上死的问题。古代的成功或失败，仅是我们的指导和教训。我们应该领导社会思想，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
12月17日夜，胡适在北平的米粮库四号宅第，灯火通明，北平各界好友欢聚于寿宴，贺诗拜寿，在生日蛋糕上点起四十支红烛，举杯用英文唱寿诞之歌，为胡适四十大寿祝福。那夜，飘起纷纷扬扬的瑞雪。
1931年1月，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几经推辞，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他的经年老友蒋梦麟的坚请，受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之职。
胡适到北大后，蒋、胡二人多次围炉商议，拟就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加快发展的周密计划。他们再次打出老校长蔡元培“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略，兼设“校务委员会”取代过去的“校评议会”。改文、法、理三“科”为“三学院”，定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刘树杞为理学院院长。蒋梦麟自唱白脸，负责“辞退旧人”，请胡适唱红脸，“选聘新人”。胡适如炬慧眼，“选聘”了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著名学者、教授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为“北大中兴”。
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也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胡适身在北平，忙于办学，仍不忘为自己在上海发动的人权舆论辩护。是年年初，胡适致信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强调“《新月》同人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此类负责的言论，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
1930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写文章批评国民党的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罗隆基遂被警备司令部公安局拘捕。在胡适多方营救下，罗被保释。不久，罗又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开除罗氏。为此，胡适曾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个《上蒋介石呈》，直接向蒋介石解释其事缘由并为罗隆基鸣冤，“今有一事上陈，即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教员职务是也。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辞容有未当。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签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拟请免职撤换处分，以示包容云云。
当时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极力支持胡适，他以校长的身份，给蒋介石上书，力保罗隆基。但翌年1月，当局还是以“言论谬妄”，强令光华大学辞退罗隆基的教职。罗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依然锋芒毕露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汪精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共产主义、《新月》派和三民主义。
张寿镛虽多年在朝为官，但以其正直和理性，站到了胡适的一边。张寿镛（1875—1945），字伯颂，号泳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乃明末抗击清兵的英雄张煌言的后裔。张煌言，崇祯时的举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他与钱肃岳等官吏倡议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清兵入浙东，军败又随鲁王逃浙闽沿海，后入据舟山。永历八年（1654），钱肃岳率军北伐。张率军经宁国、徽州北上。因郑成功兵败，深入无援，又返回浙东，居悬岙岛（今象山境），不久，被清兵所俘，在杭州遇害。有《张苍水集》《北征集》等留世。
张寿镛出身名门，曾在江苏、浙江等地为官。民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四省财政厅厅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任命张寿镛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后辞去官职回上海创办光华大学，亲任校长，并兼教授。他虽纯为中国传统文化哺育的学者，却注重汲取西方文化精华，中西合璧，办学有成。但他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贡献，是穷半生心血，收集、保存、校勘、编辑、出版了《四明丛书》。
《四明丛书》搜集了鄞县历代文化散佚的文献一百七十八种，极具文献价值，堪称文化瑰宝。藏于宁波天一阁。
两天后，即1931年1月17日，陈布雷回信给胡适称，“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并表示愿意与胡适等人建立“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胡适立即从北平再致信陈布雷：“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并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两份，分别送给陈布雷和蒋介石，希望二人浏览这几期《新月》的言论。胡适还在信中表示，他们看过之后，“该‘没收焚毁’（国民党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这信，一如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其政治言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毫无顾忌，文章笔势酣畅淋漓。但可悲的是，胡适自己被政治冲撞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却一直对蒋介石尚存幻想。
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胡适开讲“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绽放时，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工的吴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胡应麟年谱》的情况。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这方面的文章。见信中吴晗寻出吴之器为胡应麟所作的传，推断出“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甚是高兴。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但指出“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后，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并邀请他“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应麟，字元瑞，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与胡适同乡。万历中举，屡试进士不第，筑室山中，收藏图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其幼能诗，承建安七子诗风而有变化，著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很有学术价值。
四个月后，吴晗再次写信给胡适，告之蒋廷黻先生劝自己研究明史。胡适致信吴晗说：“蒋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信中说，“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信中还以自己多年治学经验，从五个方面解答了吴晗所提的几个问题，并将有关学者谢国桢、孟森及其著作介绍给吴晗。最后告诫：“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
其实，二十几天前，胡适为了安排吴晗的学习及工作，已给两位老朋友翁文灏、张子高写信，向他们推荐吴晗。信中说：“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胡适还建议请清华的教授读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的人作‘助手’”。并附上《胡应麟年谱》。
胡适对吴晗无私的关心和指导，使他受益终身。几年后，吴晗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明史学者。
成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学者从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大肆拆毁燕京古城的吹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晗因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燕山夜话》等，与邓拓、廖沫沙同时获罪，死于非命。
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二期，发表了汤晏的文章《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确定了师生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全国开展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吴晗对恩师胡适照样是口诛笔伐，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体悲剧。
是年，胡适还曾复信闻一多、梁实秋，有意牵头《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可惜，种种原因，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实秋一人穷毕生心血，独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
在北大教学和著述半年后，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适应丁文江夫妇之邀，带儿子祖望到北戴河去度假。
丁文江，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1921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沪商埠总办。5月，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个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1926年7月，鲁迅曾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一口气批评了陈源、胡适、牛荣声、刘海粟等一干人，其中有丁文江。鲁迅于1931年12月写的文章《知难行难》中，针对《申报》一则电文，“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奉蒋如，对大局有所垂询……”，再次对丁、胡进行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