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授勋开国功臣
栋梁倾折
洪武二年（1369）六月，功臣庙成，朱元璋命大家讨论诸功臣之功，以为其安排座次。
不过最后讨论的结果却让人有些疑惑，“以徐达为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邓愈，次汤和，次沐英，次胡大海，次冯国用，次赵德胜，次耿再成，次华高，次丁德兴，次俞通海，次张德胜，次吴良，次吴祯，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吴复，次茅成，次孙兴祖，凡二十有一人”，既没有冯胜，也没有廖永忠，更别说此时大功未成的傅友德，估计这个《明实录》上的名单是后来被改动而成的，因为冯胜、廖永忠、傅友德等皆未得善终。
这时，朱皇帝还遣使祭兰山压死军士。就在此前不久，大军在西征的路上，有一队人马经过兰山下（在今甘肃），适逢此地泥石流暴发，结果很多将士为之送命。朱元璋听闻到这一噩耗后，一面遣使谕祭，一面抚恤受难将士家属。
就在明军四面围攻庆阳时，张良臣率一部人马开城西门出，他们只是驰骋城下，给人马补充饮水，并不敢向明军挑战。但徐达却被敌人的这一猖狂行径激怒了，他当即督促冯胜“进营逼其西门”，使得敌人不敢再从西门出来；之后又遣宁国卫将士守其小东门，等候敌人出城挑衅。结果到了第二天，张良臣真的以兵出战于东门，“都督副使顾时击败之，获其禆将九人斩之”。
随后，徐达督兵攻庆阳四门，城上矢下如雨，但明军不为之动。张良臣自西门出兵挑战，结果被冯胜给挡了回去；之后，冯胜又抓获了王保保的几名间谍，将他们一并处死。
没几天，庆阳大雨雹，山水泛溢，张良臣纵兵出城争相汲水，明军迎击，战至二鼓，敌大败。七月间，张良臣乘大风出兵，与明军接战，仍旧不利而还。
先是，庆阳守城将士百余人潜出东西门向明军投降，这次因战败又有上千人投降了明军。孤立无援的张良臣真的怕了，第二天便登城大呼约降，但徐达却不为所动，必欲灭之而后快。
张良臣复以兵出东门挑战，仍是无谓的挣扎。然而就在这时，西蕃达达率军侵略临洮，但遭到有力的反击；之后又传来消息说，王保保部将韩扎儿攻破了原州，指挥陈寿俱陷没。徐达闻报，与冯胜、傅友德等决定以驿马关当其冲，遣右丞徐礼率兵守卫；又遣指挥叶谷真守彭原，调指挥韦正守邠州，以防止王保保部来援助庆阳敌军。
这时，冯胜又与徐大将军商议道：“今我大军围庆阳，张良臣虽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为良臣声援，故令韩扎儿攻原州，欲以援庆阳……”所以他想移军靠近驿马关，以阻扼原州来敌，这样兴许就万无一失了。
徐达同意了冯胜的建议，冯胜于是“以其军西临驿马关，去庆阳三十里而军”。就在这天夜里，韩扎儿又攻陷了泾州，明守将退保灵台县。冯胜当机立断，引兵自驿马关讨伐韩扎儿，韩扎儿应对不及，一路败逃至邠州、宜禄等地。最后由于明军追得太急，韩扎儿只得率众远远地逃散了才罢，而冯胜部则还屯驿马关。
这次不大不小的危机总算平安地过去了，多亏了冯胜的功劳。
就在徐达率军大举围攻庆阳的同时，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正伺机攻取元顺帝的新巢穴，即北平以北约千里处的开平（在今内蒙古多伦一带），以扫除残元对于北平一带的军事威胁。
话说这年六月间，当常遇春等回到北平后，朱元璋便调李文忠来做辅助。于是二人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准备自北平直取开平。他们取道三河，经鹿儿岭，过惠州，败故元将江文清兵于锦川，得士马以千计。再次全宁，故元丞相也速复以兵迎战，又败之，也速遁去。
在进攻大兴州时，李文忠对常遇春说道：“元兵必走。”于是分兵千余为八屯，伏其归路，敌人果然夜遁，结果遭到伏兵的袭击，明军斩获颇多。接着，他们便经新开岭进攻开平，此时元顺帝已经闻风北奔，明军追北数百里，俘其宗王庆生及平章鼎住等斩之，凡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如此蓟北悉平。
可是大出人意料的是，当七月间明军胜利回师的时候，也许是长途奔袭太过劳累的缘故，或者是不适应塞北的气候，一向身板硬实的常遇春居然病倒了，而且这一倒竟再也没能起来—当大军到达柳河川时，常遇春暴卒！
当噩耗报至南京后，朱皇帝遂下诏命李文忠接替常遇春的职务。八月，常遇春的灵柩被送归南京，朱元璋亲致奠为文以祭之。就在这篇祭文中，朱皇帝把射死陈友谅的功劳归之于老常，“祭毕，恸哭而还，命择地于钟山草堂之原，营墓建祠”。
到了这年十月，朱皇帝又下诏赠常遇春“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复推恩王其三世”，以尽哀荣。这里追封为“开平王”也有彰显事功的意思。再后来，常遇春的女儿成了太子妃，但后来的建文帝不是她生的，而且她死得更早。
对于常大猛人之死，有明人曾盖棺定论道：“国之兴也，必有虎臣，诗曰：‘时维鹰扬，燮伐大商’。明兴，以功名显称者多矣，而开平王独以骁勇著闻！”在鄱阳湖之役时，“开平王独卖勇死战，方其走张定边，脱高皇舟，一何壮也！”
王世贞在《弇州续稿》中则道：“夫封鄂而谥忠武，唐之尉迟（恭）氏，宋之岳（飞）氏，并开平而三。大将之才，岳氏则吾开平伯仲哉！”
不管怎么说，常遇春死得都有些早了，徐达也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搭档，可谓一位帅才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将才。且不说常氏的年纪还不到四十岁，正是人生由成熟走向辉煌的年纪；只说当时残元的威胁尚不在小，迄整个洪武时代也未能一清沙漠，如果常遇春能够活到徐达那般年纪，其一生所建立的不朽功业也足当与卫青、霍去病、李靖之辈相伯仲。
当然，年轻奋发的霍去病更是英年早逝，否则大汉王朝的历史还不知道将会怎样书写；而常遇春也算把功劳让给了自己的小舅子蓝玉，他的在天之灵也许可以得到安慰了。按照常遇春刚猛、火烈的个性而言，他的猝死似乎也不难理解，因为愈是这种人，愈容易逞强和蛮干，也容易沾染恶习，最终也就很难摆脱流星一般的命运。
不过，谈迁认为常遇春的早薨或许也是一种幸运：“以开平之锋锐，半天下而靡之，与中山（徐达）共功十九。其偏麾独往，于蓟北最尤著也！中道夭折，云台（皇帝）追叹。虽然，日后功臣往往诛废，令开平而在，其气亢且出蓝玉上，能无钟室（韩信）之忧乎？今溯（开国）元臣辄曰徐、常，则天又两全之矣。”
假如常氏老当益壮，活到朱元璋那般年纪，他的脾性且不说，偏他还是蓝玉的近亲，其下场还真不好说；傅友德可谓常遇春第二，从傅氏的惨死，我们真就不难预见什么了。但是，常遇春不大可能活这么长，他若只再活个十年八年，功业也定当是锦上添花了。
北伐军凯旋
自打残元势力渐渐被逼退回草原以后，他们的自尊和危机感好像一下子就被唤醒了，而士气也仿佛一下子就上来了，其战争方式也从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其战争成本降了下来，另一方面其机动性也得以加强。如此，战争的主动权反而慢慢地转到了他们这一边，明朝必然要因此而大费周章。
这年八月，故元总制、王保保部将贺宗哲以兵攻凤翔，其目的也有给庆阳做声援的意思；凤翔守军奋起反击，战况相当激烈。徐达则调顺德守御平章韩政以兵赴庆阳，以争取尽快解决庆阳的问题。
不久，庆阳“小元帅”出降。起初，此小元帅与张良臣共守庆阳，他眼见明军攻围日急，就起了投降的念头，但被张良臣发觉后遭到了张的囚禁。城中很多士兵都想投降，他们便乘夜劫出了小元帅，然后一起跑到明军那里投降。因为史书上没有明确交代，笔者猜测这个“小元帅”可能是张良臣的侄甥一类。
元兵又攻打大同，李文忠等率师击败之，擒其将脱列伯。本来朱皇帝是诏命文忠自北平率师援助庆阳的，只是当队伍行至太原时，听闻大同报警，才临时赶往大同的。
当时文忠对左丞赵庸等说道：“我们本是受命而来，在这个节骨眼上，只要是对于国家有利的，我们不妨专断一些。今大同告急，如果不先紧着援助，那不丧失了一次打击敌人的好机会吗？”众人表示同意，于是大军由代地出雁门关至马邑，此时大同已经失守。
刚至马邑，敌游骑数千风风火火地也恰好赶到，不期遭遇到明军，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元兵被击走，明军便进至白杨门。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雨雪纷纷而下，文忠怀疑这四处必有元兵的埋伏部队，于是他只身带着数骑入山侦察，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待到文忠回来时，前军已驻营，离大同约有五十里地。但文忠却命前军改扎营于五里外的馒头山上，因为那里地势高而取水困难，正可吸引敌人来攻。接着文忠便派了几个化装成元兵的人到大同城里报信，元将脱列伯果然为之所动，于是调集精锐来攻明军。
文忠令将士秣马蓐食，闭营不出，而先以两营诱敌。自晨至午，前营战报频传，但文忠仍然不为所动，他决定以逸待劳、后发制人。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文忠琢磨着元兵应该饿了，这才分军为左右翼，他身当前锋，向敌人发起了猛烈反击。结果生擒脱列伯，降其众万余，获马匹辎重甚众。
别看这次胜利很普通，但它的影响非小，李文忠也算是美美地“秀”了一回。先时，顺帝北走屯盖里泊，他特命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以作为反击明军的前沿阵地。而等到脱列伯不幸被擒，孔兴走绥德，结果被其部将“斩之来降”了明军，顺帝这才彻底心灰意冷起来，自此再无南向收复之志。
就在庆阳将要被攻下的时候，朱皇帝又命都督佥事吴祯以敕书往谕徐大将军。
朱皇帝的主要意思是：如果庆阳被拿下，那么可以令冯胜掌总兵印，统军驻庆阳，节制各镇兵马；吴祯就留下同冯胜一起守庆阳，平章李伯升同都督佥事耿炳文守陕西；徐达、汤和等则回京受赏，并一同参与常遇春的葬礼。
光阴如箭，转眼出来就快两年了，为了争取早点回家，徐达便再次督诸军猛攻庆阳。于是将士争穴其城，城中极力救御，然奔逸归附者甚众。几天后，已支撑三月之久的庆阳城终于被攻克了。
起初，张良臣之复叛，自以为庆阳城高险而上有井泉可据。张良臣还有七个精悍善战的养子，军中语曰“不怕金牌张，唯怕七条枪”，他“又倚其兄张思道与王保保为声援，贺宗哲、韩扎儿等为羽翼，姚晖、葛八之徒为爪牙，故欲拒守以图大功”。想好好赌上一把。
但是在明军的严密围困下，张良臣逐渐无计可施，几次出战都遭失利。他又多次派人向宁夏求援，可派去的人都在路上被明军截获，至此“内外音问不通而粮饷乏绝，至煮人汁、丸泥咽之”，眼看大伙就要被饿死了。他手下的平章姚晖、葛八等知事不济，便争相献门纳师，明军这才顺利攻杀了进来。
最后，张良臣父子俱投井，但徐达又命人把他们给捞了出来，不管死没死一律斩首示众；然后，又遣指挥陆成赴京奏捷。庆阳一下，围攻凤翔的贺宗哲又劳而无功，只得引兵遁去。在这场凤翔保卫战中，守将金兴旺等表现突出，多次用计破敌，事后他们便得到了朱皇帝的嘉奖。
徐达闻听贺宗哲由六盘山遁去，又遣都督副使顾时、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将骑万人进行追击。九月，徐达率师至平凉，何文辉自宜禄来会。就在大军准备回京复命的当口，贺宗哲又以其众掠兰州。于是徐达再命冯胜率步骑一万七千人前往迎击，结果贺宗哲再次闻风逃遁，冯胜只得率部返回。
就在徐达率众返还南京的路上，朱皇帝即又下诏以帝乡临濠（凤阳）为中都。
起初，朱元璋召问诸老臣，向他们征询建都事宜。有人推荐关中，因为那里地处“险固金城，天府之国”；也有人推荐洛阳，因为那里地处“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也有的推荐北平，说那里“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但是朱皇帝后来却渐渐有了自己的主意，他说：“你们所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时机都还不成熟。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如果建都于那里，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如果选择北平，那么主要的宫室，也不能不作一番更改、修饰，其实也不容易。”
接着他又说道：南京“长江天堑，龙盘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而自己的家乡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也是一块理想的建都之地—也许朱元璋心里的真实逻辑是：我能做一国之君，为什么我的家乡就做不得一国之都呢？这其实还是他骨子里的小农思想在作祟。
群臣觉得皇帝说的也很有道理，于是纷纷附和，尤其是李善长等淮西勋贵。唯独刘基有点不同意见，他虽然不怎么反对在凤阳建中都，但是他强烈反对朱皇帝居中都，这一问题我们在后面也会专门说到。
这样，朱皇帝便开始命有司在中都“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但“规制之盛，实冠天下”。到底是否真的节省了民力，这必须要实践来检验，因为人们说到的事情，往往未必做得到，或者是此前未能预计到。几年后，作为半成品的中都工程最终被停罢。
就在这时，征南将军廖永忠、参政朱亮祖等率师自广西还，朱皇帝特命太子朱标率百官迎劳于龙湾。
到了十一月间，征虏大将军、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等一行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南京，朱皇帝命其入见，很是抚劳了一番。
这次朱元璋命徐达等回京，并非是有意要结束北方的战事，或者转攻为守；而是朱皇帝有鉴于新情况、新形势，又有了新的意图、新的打算。此次，除了命徐达等人回京稍作喘息、同家人团聚一下外，主要也是为了朱皇帝方便安排下一步的行动。
可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徐大将军这边身子还没坐热，担负留守任务的冯胜居然擅作主张：他眼见关陕既平，便也带着人马开赴回京，准备向皇帝领赏。徐达等前脚刚踏入南京，冯胜等一行后脚就跟了过来。这一来，可把个朱皇帝给气坏了，他当众诘问冯老二道：“将军在平凉，外御胡虏，内镇抚关中，国家所托非轻！可你却不等命令，就擅自引众而还，留守的任务，还有谁能来担当呢？”
冯胜只得赶紧向皇帝认错，看在他之前的战功上，朱皇帝倒没怎么严厉处罚他，只是发给他的赏赐却减去了大半。几天后，朱皇帝便御驾奉天门，大赏平定中原及征南将士之功。但是这冯老二一回来，西北顿时空虚，正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王保保马上就抓住了战机。这年十二月，王保保发大兵袭击兰州。
兰州守将、指挥张温召集诸将校商议道：“彼悉众袭我，我兵寡，难与为敌，然彼远来，未知我众寡，乘暮击之，可以挫其锋，彼不退则固守以待援。”于是整兵出战，王保保兵稍却。
天亮后张温收兵入城，敌兵遂围城数重。当时鹰扬卫指挥于光守巩昌，他见兰州被围，便率所部来援，至兰州之马兰滩，与王保保兵遭遇，结果于光被敌人生擒。于光被押赴兰州城下，元兵令其向城中劝降，结果于光不屈而死。城中看到于指挥如此忠烈，皆备受鼓舞，因此守城更有了劲头。王保保眼见进攻不利，又害怕明军大兵来援，于是不得不引兵而去。
眼看就到了洪武三年（1370）的春天，朱皇帝御奉天殿（相当于清时的太和殿）受朝贺，大宴群臣；诸命妇则朝见马皇后于坤宁宫，也同得赐宴。
有鉴于王保保等人为患西北，且势力尚强，于是朱皇帝复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为左副将军，都督冯胜为右副将军，御史大夫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往征沙漠。
当时，朱元璋询问诸将道：“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今命卿等出师，当何先？”
“保保之寇边者，以元主犹在也，若以师直取元主，则保保失势，可不战而降也。”很多将领都认为擒贼应先擒王。
不过，朱元璋先前既已承诺不对元顺帝赶尽杀绝，自然他还得找个台阶下，他的意思是两路同时出击，以收双管齐下之效：“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趋远，失缓急之宜，非计之善。朕意欲分兵为二道：一令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将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况元主远居沙漠，不意吾师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举而两得者，此是也。”
诸将觉得此计略甚是可行，于是受命出征，其中东路军为十万之众，西路可能比东路要多一些。如此一来，一场新的大规模的远征作战又将在大明的北疆打响，这一次朱元璋的总体意图是要彻底解除残元的威胁，以期“永靖沙漠”。
然而，这一次朱皇帝能像以往那般如愿吗？他对于退回沙漠的北元，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吗？这一切还皆是未定之数。总之，自北伐以后，洪武时期共有七次以上大规模的打击北元的行动，这不过才是第一次而已。
马踏应昌
生活自身会教育人，但这需要时间。不幸的现实就教育了初登大宝的朱元璋，他过去以为只要残元那边安于天命、自己这边守好国门，彼此就都万事大吉了！但如今看来，此前的自己的确过于天真了。
尤其是王保保那个家伙，太难缠了，又是一个坚决的顽抗主义者，简直是“冥顽不灵”。山陕虽已平定，但王保保仍拥据西北，依然忠于故元皇帝，二者互为声援，直接威胁着大明的北方安全。如果要处处防守，则势必处处空虚，新生的大明王朝不能不改变策略，选择以攻为守，就算不能探得虎崽儿，也要力争把老虎赶得远远的。
就在洪武二年八月，朱元璋还在坚持不懈地给王保保写信，希望对方“能知时达变，慨然来归”，可效果可想而知；因为王保保骨子里绝非“汉人”，而且他做人也总有些骨气。
十月，朱皇帝又致书元顺帝，希望对方能够“改图易虑，安分顺天，以存宗祀”，结果如石沉大海；后来他又接二连三地给顺帝写信，但仍旧收效甚微。但朱皇帝还不死心，于是他又给元丞相也速修书，希望对方能够成为“识时之俊杰”，但效果也不理想。
接着他又以书谕纳哈出，其中既指出了自己的天命所归，也道出了当时大明开张伊始的红火景象，更威胁说“于是卢龙戍卒，登莱、浙东并海舟师，咸欲奋迅，一造辽沈”，将由海、陆两路入据辽东；但是他又不忍心以刀兵加诸故人身上，所以才试图寻求和平解决的渠道，故而才希望纳哈出能成为又一位“窦融”。
其实，当时明军还无暇进图东北，他们不得不首先对付来自西北和漠北的威胁。再说纳哈出的威胁也并不直接，朱皇帝自然暂不想分兵东北。聪明如纳哈出，也只得尽力敷衍朱皇帝，依然忠于元主。
为什么朱元璋书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却效果不佳呢？因为当时残元的力量还很强大。“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虽退回草原，但其整个政权机构还完整地保存着，其统治权威还在。
这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彼此遥相呼应，整个北元方面，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他们当然不愿意轻易就范，总要较量一下，见过分晓再说。
当时除了四川在明氏手中，云南还在元朝的控制中；王保保等人之外，吐蕃也在跟着起哄，察合台后王则控制着天山南北。北元方面的总体军事势力比之明朝并不稍逊，所以朱皇帝才不敢有丝毫松气，前路依旧漫漫。想当年，吴国虽攻破楚都，但楚臣申包胥旋即在秦国的帮助下复国；又有，乐毅所率领的燕军破齐七十二城，仅余即墨等二城未下，但乐毅一旦被撤换，齐将田单一鼓作气而连破燕军，终于收复故齐—“岂得云惰归之气，没世不复欤”，谁敢保证说北元就此泄气了呢？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呢？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朱元璋整日惴惴不安了。
况且，这不但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两种社会生产、军事组织方式之间的较量，从根本上说，彼此是难以融合的。只要元朝不屈服，大明就只能奉陪到底，除非其内部出乱子，或者明朝有足够的力量深入草原，以此才可能换得几十年的太平日子。
不是北风压倒南风，就是南风压倒北风。
眼看就到了洪武三年正月，王保保驻兵安定县之西巉。就是在这时，他攻兰州未遂，于是乘机“纵游骑掠平凉、应昌北鄙人畜，大为边患”，这仍是冯胜擅离职守的后果。到了二月时，北征大军已经相继赶到。首先是东路军的李文忠部到达了兴和，元守将举城降，复进兵察罕脑儿，遂擒元平章竹贞。
进兵察罕脑儿生擒元平章竹贞的人，其实不是李文忠，他正是才堪独当一面的廖永忠。廖永忠这一次也参与了北征，察罕脑儿在兴和西南千里之外，元世祖忽必烈曾建行宫于此，廖永忠部已经形同于中路军，主要目的还是在于策应东、西两路人马。
三月，西路的徐达部到达定西一带，王保保退屯车道岘。既而，徐达进兵沈儿峪，他先遣左副副将军邓愈直抵王保保的营垒，立栅以逼之，准备与王部一较高下。
就在这时，朱皇帝鉴于先前泥石流袭击的教训，于是遣使谕徐大将军，让他注意防水问题。四月，徐达等率主力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双方一日交战数次。
不久，王保保发精兵千余人，由间道（小路）从东山下，试图偷袭明军的东南营垒；由于一时搞不清情况，结果东南一垒整个都惊扰起来，左丞胡德济竟仓促不知所措，多亏了徐达亲自率兵赶来，这才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敌众退去以后，徐达追究失职之罪，遂斩东南垒指挥赵某及将校数人以徇，军中股栗。
第二天，徐达整众出战，于是北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爆发了，双方总兵力不下二十万众。
这一次诸将争奋，莫敢不力，遂大败王保保部于川北乱冢间，竟将对方打了个一败涂地—生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扎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槖驼骡驴杂畜称是。
不过笔者有点怀疑这八万多人未必都是战士，觉得这其中应该有不少是此前王部所掳掠的人众。由于明军的超水平发挥，结果王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因为无船只得流木以渡，遂由宁夏奔北元新都和林。徐达遣都督郭英追王保保至宁夏，不及而还。王保保逃到和林后，爱猷识理达腊却并未追究其失败责任，反而“复任以事”，看来太子殿下确实是认准了王某人。
胡德济也算是幸运了，虽然徐达当时没处置他，但他事后以小胡失律之罪，将其械送京师，交由皇帝亲自发落。最后朱元璋念及小胡先前的功劳，当然还有胡大海的面子，特命宥之。不过，他却遣使敕谕徐达，让徐大将军不要效法不斩苏建的卫青，而应该学习法办庄贾的司马穰苴；而且这本就是大将军的职分，否则“慢军功者悉归之朝廷，则将军之威玩，而号令不行矣”; “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议其功过”，这样有功之臣势必要从轻发落，长此下去将领还怎么肯用命？
在大破王保保的既定行动完成以后，朱元璋又进一步指示徐达，要其伺机调兵收取吐蕃、兴元（今汉中），两处若平，则四川的门户就被打开了；一旦将来伐蜀成功，也可以将王保保部的败降之众安置在那里。
于是，洪武三年五月，大将军徐达分遣左副副将军邓愈前往诏谕吐蕃，而自率一支精锐往取汉中。
再说东路的李文忠部，他们的战果虽然没有西路大，却收获了惊人的意外之喜，还端了残元的新巢穴—应昌，元顺帝君臣自开平逃到了这里。
先是，左副将军李文忠、左丞赵庸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于白海子之骆驼山，遂进次开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
然而不幸的是，当都督孙兴祖及燕山右卫指挥平定、大兴左卫指挥庞禋等兵次三不剌川时，他们遭遇了一股强敌，尽管进行了一番力战，结果在退至五郎口后，仍遭到敌人的疯狂围攻，最终全军覆没。另，海宁卫指挥副使孙虎率兵至落马河，与元太尉买驴战，孙虎也不幸战死。孙兴祖、孙虎等部其实都是李文忠部的疑兵，意在分散元军的注意力。
孙兴祖，朱元璋的濠州同乡，刚毅有胆气，初从朱元璋取和阳，无甚知名。等到渡江以后，朱家军再攻城略地时，孙兴祖竟一路先登，遂以功授右都先锋。其后又屡立战功，一路升迁至统军元帅、天策卫指挥使，再升骠骑大将军、大都督府副使。后来又跟从徐达北伐，元大都被拿下以后，朱皇帝以北州重地，特命孙兴祖戍守，足见倚重之情。“兴祖至（北平），纪律严肃，军民安之”，到此时战死，孙兴祖年只三十有五。噩耗传到南京后，朱元璋要有所表示，包括其他几位牺牲的将领。
然而，就在大明方面还来不及郁闷之际，李文忠率师趋应昌，距离尚有百余里时，不期中途俘获了一名蒙古骑士。当明军讯问此骑士时，此人竟回答道：“四月二十八日，我们陛下驾崩。今自应昌往开平，报国丧。”原来是顺帝驾崩了，这真是一件足以令人感到振奋的大事！
于是文忠即督兵，兼程以进，准备趁此良机狠狠捞一把—不过，古人道“礼不伐丧”，唐时侯君集伐高昌，闻其丧，乃引师而还，这似乎就是所谓“仁义之师”。如果有人把这个道理告诉李文忠这个满身儒气的后生，兴许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而且后来爱猷识理达腊的顽抗态度，未必不与此举有关系，明军实在是欺人太甚！
随后，他们先是遭遇了一股元兵，与战，大败之，追至应昌，遂围其城。经过一番激战，到次日时，明军就攻破了这座塞外哭泣中的孤城。显然，由于出其不意，明军的战果是非常巨大的：“获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暨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并获宋元玉玺、金宝一十五，宣和殿玉图书一，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及驼马牛羊无算”，可惜却让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李文忠亲率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境内），不及而还。
不过好事还没完，当明军途经兴州时，遇元将江文清等率军民三万六千九百余人来降；明军又至红罗山时，又降服了江文清部将杨思祖等一万六千余人。对于这些降众，明朝方面当然不会再轻易加以杀害了，而且形势也不像讨张时那么紧张了，手段已没必要如此极端，再说杀戮只会起反作用。历代中原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降附人众，都实行“以夏变夷”的策略，即进行民族同化。
回头再说西边的战事，此时已多少有些波澜不惊。
先是，大将军徐达与都督冯胜、参政傅友德、左丞李思齐等南出至一百八渡，至略阳，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今勉县）；徐大将军又遣禆将金兴旺、张龙由凤翔入连云栈，准备合兵攻兴元。结果，兴元守将刘思中、知院金庆祥迎降，徐达留金、张二将镇守汉中，他则引军还西安。
另外还有中路的一次小胜：都督同知汪兴祖与指挥常守道率兵至大同北口，与元将速哥帖木儿等战，大败其军，斩首无算，还生擒了王保保弟金刚奴、平章朱真等四百余人。
六月，在邓愈招谕吐蕃的同时，朱皇帝又命僧人克新等三人往西域进行招谕，还命他们进行实地侦察，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
接着，李文忠的捷报被送至南京。当时百官正奏事奉天门，闻元主殂，遂相率拜贺。朱皇帝于是说道：“元主守位三十余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既而，他又体贴地对治书侍御史刘炳道：“你本是元朝旧臣，今日之捷，出于君臣大义，你是不应当被强入祝贺之列的。”朱皇帝因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
“命故元臣毋贺，于以砥节”，这是要士大夫之流保持节操的缘故！不过若仔细说起来，刘基、宋濂等哪个不是食过元禄的？估计“尝仕元者”这个成分就不太容易划分。
实在地说，如果没有元顺帝的昏庸，也就不可能有他朱元璋的乘运得势。除了我们以前说过的顺帝上台初期曾振作过以外，据说他老兄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建筑设计师，故而京城百姓美其名曰“鲁班天子”（与明熹宗朱由校算是隔代知音）。顺帝既不乏英明之资，也不乏进取之时，他老兄享年五十，仅在位就有三十多年，但一切最终都成了浮云。
朱元璋以其“不战而奔，克知天命，谥曰‘顺帝’”，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也包含点讽刺的意思。专制是没有任何统治的合理、合法性的，古人只能依靠所谓的“天命”来加以勉强证明。
归来见天子
一个旧的王朝被取代，绝不等同于它被作为单纯的敌人被消灭，起码新王朝要对旧王朝的主要方面持一种肯定态度。为此，当“应昌大捷”要被榜谕天下时，朱元璋先过目了榜文，结果其中的“侈大之词”引起了他的不满。
于是朱皇帝深责李善长等人道：“卿等为宰相，当法古。昔致君于圣贤，何乃习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体，妄加诋诮，况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而以此张之四方？有识之士，口虽不言，其心未必以为是也，可即改之。”老李本为小吏，但朱元璋之识大体诚为难得，但他这更有可能是要怀柔残元。
几天后，李文忠遣人送所获故元诸孙买的里八剌等及其宝册至京师。此时杨宪已经回到中书省，杨宪等建议以买的里八剌献俘于庙，宝册则令百官具朝服以进呈。
朱皇帝道：“宝册贮之库，就不必进呈了。古者虽有献俘之礼，周武王代殷商，可曾用过这套仪式吗？”
杨宪答说：“周武王时期的事情虽然搞不太清楚，但唐太宗曾经这样做过。”
朱皇帝道：“太宗是对待王世充，若遇到隋朝之宗室子孙，恐怕不会实行这种礼仪。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毕，赐以中国衣冠，就令谢。”
最后，他又指示杨宪道：“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礼，不必效之，亦令依本俗服于中宫朝见，见毕，赐之中国服，亦令就谢。”
不久，朱皇帝颁平定沙漠诏于天下。随后，又遣使赍诏往谕安南、高丽、占城等地，这是三个已经朝贡过的国家。是日，百官上表贺。朱皇帝又出题目说：“卿等试言元之所以亡，与朕之所以兴。”
刘基作为谋臣之冠，于是他进言道：“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上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又况末主荒淫无度，政令隳坏，民困于贪残，乌得而不亡？陛下应天顺人，神武不杀，救民于水火，所向无敌，安得而不兴？”
接着朱皇帝便总结说：“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获其遗胤，朔漠清宁，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几天后，朱皇帝遣使诏谕元宗室、部落臣民，申明了和平共处之意，并希望爱猷识理达腊能够归顺大明。
接着，朱皇帝又遣使持诏谕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爪哇、畏吾儿等国：“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主，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近者，元君妥欢帖木儿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杰，割据郡县，十去八九。朕悯生民之涂炭，兴举义兵，攘除乱略，天下兵民，尊朕居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丽诸国，俱已朝贡。今年遣将巡行北边，始知元君已殁，获其孙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咸乐其所，又虑汝等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
不过，大明的太平之日还遥远得很，且不说北元的威胁与倭寇的袭扰，大明境内的民众反抗现象也是此起彼伏，这着实让朱元璋头疼。
我们之前就已说过，民众的反抗主要根源于明初的征伐过多，百姓的负担依然很重。另外，朝廷新贵、地方官吏盘剥、欺压百姓的大有人在，朱皇帝的惠民政策尚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阶级矛盾仍旧相当突出。再者，社会经过大乱之后，民心未稳，也容易被煽动。
洪武三年秋七月，对于吐蕃的招谕已初见成效。八月，朱皇帝又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且“命来年曲阜庙庭官给牲币，俾衍圣公主祀事，岁以为常”。就在这时，又传来了一道噩耗—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卒于陕州。老康也是一位难得的将才，所以朱皇帝亲为文祭之。
九月，朱皇帝命指挥韦正守河州（治今甘肃临夏）, 《明兴野记》的作者俞本当时就在韦正麾下做一名中下级军官。本来，河州于去年四月已被冯胜攻克，但是冯老二“以化外之地，不可守，将城楼库房屋尽行焚烧殆尽，拘虏南归”。结果，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
待到河州再被邓愈收复后， 韦正等便被派驻到了这里。将士们眼见“城邑空虚，人骨山积”的惨状，也起了逃避之心。但是，韦正却说服他们道：“我韦正受命率公等出镇边陲，当不避艰险，以报国恩。今既至此，无故弃去，一旦遂生戎心，其谁御之？我与尔等死亡无地，妻孥不得相保，毋宁死于王事乎！”于是众感激如命，韦正日夜抚循军民，河州遂为乐土，这也就为保证大明的西北安定做出了一定贡献。
一弃一守，俞本为此批评冯大都督道：“予嗟冯胜不知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不葺守而弃之，其见斯浅矣。”看来冯老二确实是个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
俞本也是淮西人，朱元璋的同乡，他早在濠州时期就已参加革命军，而且他当时才十五岁。他追随朱元璋渡江以后，被分到亲兵都指挥使冯国用的帐下成了一名“帐前黄旗先锋”，冯老大死后冯老二接了哥哥的班，可见他对冯胜是比较了解的。直到洪武年间，俞本才被分到了韦正麾下。
俞本身为亲军，野战立功的机会不是很多，因此他虽然略通文墨，在革命军中可谓难得，但一直官卑位微。
洪武三年（1370）十月，朱皇帝命大将军徐达及平章李文忠等班师。同时，他又遣使致书爱猷识里达腊，希望对方看清形势。
十一月，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等还至龙江，朱皇帝车驾出劳于江上。次日，徐达率诸将上《平沙漠表》。随后，朱元璋再次大封功臣。这一次较之先前，对于功臣们的封赏都正式得多了，也算是大明开国之后的首创，值得垂诸不朽。
其中，封公者六人：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封韩国公，参军国事，食禄四千石；
征虏大将军、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国公徐达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进封魏国公，参军国事，食禄五千石；
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开平忠武王常遇春之子茂，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郑国公，食禄三千石；
荣禄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文忠，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同知军国事，食禄三千石；
银青荣禄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兼太子右詹事冯胜，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宋国公，同参军国事，食禄三千石；
荣禄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邓愈，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卫国公，同参军国事，食禄三千石。
其中特别规定：“公爵之位俱令子孙世袭，惟常茂如无后嗣，兄终弟及。”
另外，封侯者二十八人：汤和封中山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唐胜宗封延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陆仲亨封吉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周德兴封江夏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华云龙封淮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顾时封济宁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耿炳文封长兴侯，食禄一千五百石；陈德封临江侯，食禄一千五百石；郭子兴封巩昌侯，食禄一千五百石；王志封六安侯，食禄九百石；郑遇春封荥阳侯，食禄九百石；
费聚封平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吴良封江阴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吴祯封靖海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赵庸封南雄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廖永忠封德庆侯，食禄一千五百石；俞通源封南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华高封广德侯，食禄六百石；
杨璟封营阳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康茂才之子康铎封蕲春侯，食禄一千五百石；朱亮祖封永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傅友德封颍川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胡美封豫章侯，食禄一千五百石；韩政封东平侯，食禄一千五百石；黄彬封宜春侯，食禄九百石；曹良臣封宣宁侯，食禄九百石；梅思祖封汝南侯，食禄九百石；陆聚封河南侯，食禄九百石。
其中规定：“侯爵之位俱令子孙世袭，惟华高嫡子，许令承袭食禄米五分之四，康铎嫡终，如无后嗣，庶长及之。”
这批首次受封的大明开国元勋一共三十余人，他们与东汉以“云台二十八将”及李唐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为代表的功臣班子相比较，不管总体质量如何，起码从数量上来说还算相当。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由于这批受封的大明开国元勋基本来自社会下层，所以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且偏重武人和同乡，故而它不那么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除了封爵之外，诸功臣并赐诰命、铁券，又赐文绮及帛不等。其他有功将士也一应获得奖赏，甚至守御未出征的将士也得到了部分奖励，“诸军士除在逃不赏外，人赏银十两、钱六千”。
铁券这个东西是需要好好说说的，它也就是我们平常所听到的“丹书铁券”。南梁时用银字填字，称“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金书”，又因“铁券”可以世代相传，故又为“世券”，省称“铁券”。它一般是由朱砂书写（唐以后改用嵌金）的铁制的凭证，是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遇或免罪的凭证。为了取信和防止假冒，朝廷一般会将铁券从中剖开，乃与诸侯各存一半。洪武年间及永乐初年，都有功臣得赐铁券，据明人记载，明代铁券依照唐制，不过“所谓免死，除谋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免后革爵革薪，不许仍故封，但贷其命耳”。铁券镌刻的内容一般包括四个方面：一、赐券的日期，赐予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三、皇帝给被赐者的特权，如免死等；四、皇帝的誓言。按朝廷的有关法律，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可以享受皇帝赐予的种种特权。
这样来看，铁券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容易助长功臣及其子孙后代作恶，尽管铁券也不能彻底免除惩戒，不过从轻发落而已；及至后来朱皇帝屡兴大狱，将一干功臣打成“谋逆”，铁券便成了一纸空文。
天下为私
其实，封赏功臣虽然是大喜之事，但是这名利之事也最容易引起争议了，因为大多数将士都没有人家“大树将军”冯异的那般风范。古往今来，因争功争破了头的真不知凡几。
但是，朱元璋在封赏之前，就已经强调说“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那意思就是要大家心服口服，谁敢再有异言就等着瞧吧。作为最高领袖，朱元璋当然是最有权威的功勋评判人，除了看重资历，朱皇帝自然也可以凭借个人的感情好恶来定夺，尤其是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忠诚度”及“规范度”。
接着他就举例说：“如御史大夫汤和，与朕同里闬，结发相从，屡建功劳，然嗜酒妄杀，不由法度；赵庸从平章李文忠取应昌，其功不细，而乃私其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战鄱阳时，奋勇忘躯，与敌舟相拒，朕亲见之，可谓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徼封爵；佥都督郭子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虽有功劳，未足掩过，此四人止封为侯。”
当然，很多事情朱皇帝不好明说，只得冠个“欲加之罪”，就算是对大家的疑惑有个交代。对于朱皇帝的这般用心裁夺，后世的王世贞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读洪武三年之功令，未尝不三复而叹也……中山侯，宿将也，以一言之悖而不获公（爵）；德庆侯，巨勋也，以一事之纰而不获公……（太祖）训词何凛乎斧钺焉！”
这里的“一言之悖”，指的自然就是当年汤和在常州时发过的那句牢骚。对于廖永忠所受到的不平待遇，谈迁在《国榷》中表示不满道：“夫窥旨不过冀一时幸，非罪也！获减禄赏十之二，何足损其功。”而正因为朱皇帝完全从一家之私出发，才制造了这种君臣极度不和谐的气氛，“其后功臣多诛绝，早见端于此矣”。
另外，朱皇帝又说：“平章李文忠总兵应昌，逐前元太子远遁漠北，获其皇孙、妃嫔、重宝悉归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邓愈自幼相从，屡更任使，虽经摧挫，口无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事朕最久，供给军食，未尝缺乏；右丞相徐达，与朕同乡里，朕起兵时，即从征讨四方，摧强抚顺，劳勋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进封大国，以示褒嘉。”
其实，李善长的封赏是有点援引萧何的先例的，且朱皇帝的乡土观念极重，老李却恐怕有些当不起，因为萧何实在是刘邦最得力的大管家和一代能臣；况且，作为大汉功臣的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等人皆得裂土为王，明显比徐、常等人的待遇要高得多。这也是前文中我们已经交代过的，可谓在继承中又有革新，一切的着眼点都在加强中央集权及君主专制（独裁）—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打出来的，开国君主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暴力最强者，所以他们在制定政治游戏规则时，总是首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本来，朱皇帝这次总共封了三十位侯爵，汪兴祖先是被封为了东胜侯，继而就因为犯了事被夺去爵位；次年明军征四川，汪氏受命戴罪立功，可能因为立功心切，结果他不幸战死。作为大明猛将之一的薛显被封为了永城侯，但是他之前因有专杀之罪（擅自杀人），所以只封侯而不予铁券，且不久就被发配到了海南，很多年以后才被重新召还。
最后，朱皇帝又强调说：“书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今日所定，如爵不称德，赏不酬劳，卿等宜廷论之，无有后言。”但是诸将当场都不敢有异议，于是个个顿首悦服。
不管怎么说，这些被封赏的开国功臣都成了新一代的大地主、大贵族，也成了大明势力最强固的既得利益者。比如洪武四年，一次赏赐给六国公、唐胜宗等二十五侯及丞相、参政等在临濠的山地，就多达六百五十八顷之多，平均每人合两千五百亩；洪武四年十二月，朱皇帝仅赏赐汤和田就达万亩。另外，这些军功新贵还被赏赐了数以千计的佃户、户人或伴当军士。
几天后，朱皇帝大宴诸功臣。宴罢，他又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要大臣们继续保持优良的传统，且不可忘记昔日艰难，生出骄逸之心，否则富贵来得快去得也快。
另外还有一次，朱元璋上朝罢，退坐东阁，特召诸武臣问之曰：“你们退朝之后，闲来都做些什么事呢？有没有亲近儒生呢？从前，在战阵之间，你们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但是现在你们居闲无事，勇力无所施，就应该与儒生们一同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并且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显然，朱皇帝的初衷还是很好的，他要大家务必牢记历史教训。
次日，魏国公徐达率诸将诣阙谢恩。朱皇帝御华盖殿，赐徐达等侍坐，且从容与大家交谈起来。最后，朱皇帝认真地总结了一下自己夺取天下的整个大略：
曩者，四方纷乱，群雄竞起。朕与卿等初起乡土，本图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强者纵于暴横，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于子女，贪残者耽于货宝，奢侈者溺于富贵，剽贼者喜于战斗，兹数者无救患之心，徒为生民之患。
若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其财富，侈而无节，友谅恃其兵强，暴而无恩。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布信义，守勤俭，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济艰危，故来者如归。尝与二寇相持，人有劝朕先击士诚，以为士诚切近，友谅稍远，若先击友谅，则士诚必乘我后，此亦一计。然不知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友谅有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吾知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
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如志，或劝朕荡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者，先声既震，幽蓟自倾，且朕亲驻大梁，止潼关之兵者，知张思道、李思齐、王保保皆百战之余，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则西走陇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众胆落，不战而奔，然后西征张、李二人，望绝势穷，故不劳而克，惟王保保犹力战以拒朕师。
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与之角力，彼人望未绝，困兽犹斗，声势相闻，胜负未可知也。事势与友谅、士诚又正相反，至于闽广，传檄而定，区区巴蜀，恃其险远，此特余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劳矣。
朱元璋的自负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他又命曹国公李文忠领大都督府事，颍川侯傅友德、吉安侯陆仲亨、济宁侯顾时、临江侯陈德、六安侯王志、荥阳侯郑遇春、江阴侯吴良、南雄侯赵庸同知都督府事。
之后，升指挥王成、单发、沐英、何文辉、陈桓、庄龄、王蕳、蓝玉、仇成、金朝兴、费震、王弼、胡德并为大都督府都督佥事，仍令子孙世袭指挥。
又过了几天，朱皇帝加封中书右丞汪广洋为忠勤伯，食禄三百六十石；御史中丞兼弘文馆学士刘基为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二人皆赐诰命。
但是其他文臣皆不见封，甚至一些为国事而死难的，也难得任何褒赠表示。比如因出使云南而被杀的王祎，其人文章盖世，几与宋濂齐名，经李文忠特荐，被厚待于“礼贤馆”；后来参与修撰《元史》，又为太子的老师；朱皇帝也一向对其青眼有加，但“衔命万里，殁不闻一字之褒，岂于事无少补耶？”
其实，这都是朱皇帝右武抑文思想的体现，在有着长期战争实践的朱元璋看来，只要抓住了军队，就等于抓住了政权，而为了体现武将的尊荣，就需要特别厚待将领们（可惜只是暂时的）；为此谈迁评论道：“优于裹革，略于笔冢，盖开创之日为然矣”。都是正常情况，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这些新贵绝大多数都是淮西旧勋，朱元璋此时就是要依靠这种淮西本位主义来笼络人心，以维系自己政权的稳定（北周开国的奠基人宇文泰就实行过“关陇本位政策”）—中国传统历来注重宗法关系的“差序格局”，即关系、血缘的亲疏决定信任、依赖度的大小，以此形成稳固的社会秩序。
总之，封赏的基本着眼点都是出于朱元璋一己之私，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一家一姓之江山的安定，在这种专制的制度环境下又的确关乎天下万民的福祉。只是，将天下万姓的福祸荣辱系于一姓之上，实在算不上是一种真正明智的选择。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奉行君主专制（独裁），最终助长的还是君主的自私自利和贪婪堕落，以致害人害己，毁家丧邦。
说得有点远了，让我们言归正传。
渐渐地，大明的招抚政策已初见成效。洪武四年正月，河州以西的原先受元朝统治的吐蕃诸部皆已归附，明廷遂在河州设立卫所。关于“卫所”的问题我们后面再具体说。
之后，蒙古方面的不少部众也相继来降。如此一来，大明北方近塞地区已基本平定，不仅有了相应的防御缓冲地带，而且防御力量也得以相应的加强。但是，爱猷识理达腊仍然拒绝朱皇帝的招降。爱猷识理达腊自幼受丞相脱脱家的抚养，六岁还宫后还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因此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被立为皇太子后，他又一度参决政务，从而培养了自己处理政务的能力。
毕竟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所以爱猷识理达腊更不可能轻易向对手屈服，他仍幻想着挽回元朝既倒的颓势。顺帝死后，爱猷识理达腊取消了帝号，继位后称“必力克图汗”，改元“宣光”，但史称其为“元昭宗”。他以一度为己所器重的王保保为中书右丞相，并继续重用也速、哈剌章、蛮子、纳哈出等大臣，重整河山，以期能够与大明分庭抗礼。
年富力强的爱猷识理达腊取代了昏聩腐朽的父亲，由此也在元朝遗民心中燃起了一丝新的希望；北元仍旧不时派兵南下骚扰，由于他们的团结加强了，有了核心凝聚力，此时战斗力也得以提升。再有，沿边的有些故元宗王、官吏，固守山寨，也持负隅顽抗的态度。
可是，在另一方面，以徐达为首的明朝将领却产生了急躁、轻敌的情绪。他们以为顺帝一死，就万事大吉了，却未能及时、灵敏地察觉到北元方面的新动向、新气氛。另外，一种建功立业的热望也促使他们不安于平静生活。
于是徐达等竟主动向朱皇帝请战，获准后他们便再次踏上了北征残元的漫漫之路。这一次，他们是否还会像以往那样一帆风顺？那样好运吗？征兆似乎已经显露。
这里再介绍一下明廷编修《元史》的事情，在攻克大都时，明军缴获了元廷的很多东西，这其中就包括重要的官方文字材料，如《元十三朝实录》等。
几个月后，战利品被纷纷送到了南京。这一天，朱元璋特意召集了刘基、章溢等人来，询问他们道：“前番，徐大将军送来了所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等，侍臣们建议诏修元史，所以今天朕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修史是关乎兴亡的大事，无史便无鉴戒！刘基、章溢等表示支持，朱元璋也指出：“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元朝在自己立国百年时才修前代史，这分明是亡国之象！如今大明可以一面修元十三朝国史，一面派人搜集末帝一朝的史迹。
经过一番推荐，宋濂、王祎成了元史的总裁官。宋濂除了文章被公认为天下第一之外，其史学功底在当时也颇被称誉，因此刘基等人才推荐了他；王祎虽然比宋濂小十二岁，但他早年就著有一些史著，早已因此而知名。以宰相监修国史，这是前代的成例，因此洪武二年二月初一，朱皇帝又正式下诏，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等十六人同为纂修官；开局于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
天界寺是当时南京城内著名的五大寺院之一，它既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管理机构所在之地，也是高僧云集之处。而朱皇帝之所以要开局于此，正是考虑到了高僧们与江浙文士常相往来的密切关系，这是朱元璋笼络人才的又一方法。
朱元璋此时已经发现，对于自己的新兴政权，江浙文士们的反应仍旧有些冷淡，他们多少还有些前朝遗老心态。然而，他们诚然不愿意出仕，可是参与修史就不同了，这是千秋盛事，因此杨维桢等文士们是乐于史局之召的。终于，待元史修成后，有了这个过渡，很多文士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明朝所授予的官职。
由于元朝的历史很短，涉及的历史人物时代较近，对于如何评价和定性，都是极敏感的话题，自然严禁外泄。所资取的图书文件，不是罕见的秘籍，就是宫廷机密，也一律严禁携出，所以在天界寺周围有重兵把守，编纂人员也不得随意进出。而且编纂人员的一举一动，也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不能乱说乱动。
为资嘉勉，朱元璋又授宋濂为翰林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王祎授为翰林待制。而且当时天气炎热，朱元璋还多次派人送去了解渴消暑的梨浆。
皇帝如此重视史事，显然他有一种急于炫耀的心理在其中，因此宋濂等人不得不加快进度。到八月十一日，经过六个多月的奋战，《元史》（前编）完成，凡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共计一百三十万六千五百余字。朱元璋果然对此非常高兴，于是加以厚赏。
由于元顺帝一朝的史实仍在继续搜集之中，进入洪武三年时，有鉴于资料已较为丰富，于是二月初六日，朱皇帝下诏续修《元史》，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到七月一日，《元史》续编也告完成，计五十三卷，即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是前编没有完备的，此次也全都补充完整，前后两编加起来共二百一十二卷（这期间的四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去世）。
《元史》前后仅花费了十三个月的时间，这在中国史书的编纂史上还是空前绝后的。由于修史的复杂性，尤其是元朝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原本应该更耐心、更下气力，然而明朝却如此急于求成，其质量也就不难想见—《元史》成了“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差的一部，以至于明清以后多有修撰《新元史》的史家。
《元史》之所以修得如此草率，其实主要还是反映了朱元璋涵养的不足，以及修史班子的人才、资料的严重匮乏。从这种开国气象上看，明朝显然多了几分草莽之气，少了几分贵族的高雅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