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权霸天下（1368—1398）
第十一章 日月换新天
逃就一个字
随着扫灭群雄的统一战争已渐成摧枯拉朽之势，朱元璋对于取元命而代之，内心也就越来越明确了；而神不知鬼不觉地害死小明王，显然就是这其中必要的一环。
就在灭张前的两个月时，李善长等大臣就开始劝说朱元璋即帝位，但朱元璋一时做戏没有答应。老李等还不依不饶，又力请道：“殿下起濠梁，不阶尺土，遂成大业。四方群雄划削殆尽，远近之人莫不归心，诚见天命所在。愿早正位号，以慰臣民之望！”这是您应得的，您还谦让个啥？
朱元璋总要做点表面工作，以完成这个谦让的礼节，于是使劲地推辞了一番：“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涂尚梗，若遽称大号，未惬与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归，察人心之无外，犹且谦让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陈友谅初得一隅，妄自称尊，志骄气盈，致亡灭，贻讥于后。吾岂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时，无庸汲汲也！”不是咱不想挑起这个重担来，时机还不成熟啊，咱可不想学那猴急的陈友谅，再看看吧！
时机当然不成熟，当时祭祀用的环丘、方丘及社稷坛包括太庙一类都还在陆续竣工中，建立新王朝所需要的礼乐制度此时也在制定、学习和掌握中—想刘邦登基之初，儒生叔孙通就曾建议皇帝“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之”，国家应该实行一整套礼乐制度；由此刘邦才在一次大典过后，不无激动地感叹道：“直到今天，我才晓得作为人君的尊贵啊！”
主要的，当时一应宫殿都还没有修治完工。待到张士诚被押至应天时，这一工程也正好竣工，时间如此巧合，这一来可把个朱元璋给高兴坏了：张某人说得不错，冥冥之中，老天确实在给自己面子啊！
尽管如此，时机还是不够成熟，一来其他各项准备工作都还在积极的筹备之中，二来就是征讨方国珍的战争才刚刚打响。
还在这年四月的时候，眼见张士诚已成瓮中之鳖，唇亡齿寒的方国珍越加惴惴不安，他晓得自己逍遥的日子大概也快不多了。于是他一面派人向应天入贡，一面又取海道北向与王保保、南向与陈友定交好。
朱家军围困苏州之时，方国珍则拥兵坐视，并屡次借着献殷勤的机会，查探朱家军的虚实。这又给了朱元璋数落他的口实，如此一来朱元璋便又专门给老方修书一封，将其狠狠地批评了一番。在这封书信中，朱元璋列举了老方的十二条罪状：一、最先造了元朝的反，而且叛、服反复无常；二、主动向我方挑衅；三、经常派人查探我方虚实；四、猜忌我方，怀有反复之心；五、轻慢我方使者；六、与扩廓帖木儿交好；七、到处交结，搞乱天下形势；八、把百姓往火坑里推；九、经常从海路出兵祸害我方百姓；十、派船只偷盗我方财物，惹得人人愤恨；十一、勾结张士诚余党；十二、勾结陈友定。
在信的末尾，朱元璋又劝老方要仔细地权衡利害，还苦口婆心地劝其改过自新：“亮此非尔本情，或由左右所误，如左右有俊杰之士，能为尔谋，择交大敌，有一无二，保全必多矣。尔其深烛成败，高览远虑，自求多福，尚可图也。”
大约已在情理之中的是，方国珍最后并没有回复朱元璋。不过先前朱元璋已与老方约定好了：一旦朱家军拿下杭州，方国珍就要“纳地来朝”、彻底归附。
自然，当杭州于去年被朱家军拿下后，老方却仍然没有投降的表示。朱元璋算是被激怒了，他一面派出使者向老方索要贡粮二十三万石，一面向老方下了最后通牒。这一回，老方真的害怕了，于是他就把兄弟子侄及诸将都召集到了一块，共同商议何去何从。其郎中张本仁主张顽抗到底：当时苏州还没有拿下，所以张本仁认为朱家军暂时还没法动他们，他们还有些准备应对的时间。
部将刘庸又补充说：“朱家军多是步兵和骑兵，不适宜于海滨作战，我方海船则有很大优势。”
老方的弟侄们对此深以为然，但也有人主张归顺：“江左一下姑苏，出兵南向，乘胜而驱，责吾背叛之罪，辞直而师壮，吾谁与为援者？将一败涂地矣！莫若遣使奉书，明示不敢背德。庶几，可以解纷息兵，而公得以常保富贵，福及子孙。不然，祸至无日矣！”
这样，双方就开始争执了起来。但是老方这个人素来就不知变通且昏庸糊涂，没有主心骨，他始终犹豫不决，只知道日夜“运珍宝、集巨舰为泛海计”，为将来的退路做打算。
老方还在犹豫不决，但是早已成竹在胸的朱元璋则一刻也没有犹豫。就在灭张的当月，他即命朱亮祖率浙江衢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自南向北）征讨方国珍。
就在朱亮祖临行前，朱元璋特意交代说：“方国珍这家伙本是一鱼盐负贩之徒，只知道苟且偷生罢了，他反复观望，首鼠两端，根本没有什么主意。此次出师，我军必克，他姓方的没有其他的好法子，也就泛海出逃而已！方国珍所据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杀一人！”
朱亮祖顿首称是，于是受命而行。不过实在地说，朱亮祖这家伙虽说有些将才，但本性也跟强盗差不多，期望他能很好地贯彻自己保全民生的政策，那绝对是具有相当难度的。
果不出朱元璋所料，方家军几乎毫无斗志，朱亮祖部轻而易举地就打到了台州。本来台州守将、老方的兄弟方国瑛想要开溜，但是其属下都事马某刚从庆元的老方那里回来，马某已经在老方那里说了一些方国瑛积极防守的牛皮话，结果方国瑛竟不好意思直接开溜了。于是方国瑛便开始约束将士秉城拒守，但是“士卒怀惧，往往有逃溃者”，朱家军一阵急攻，方国瑛就撑不住了，只得“以巨舰载妻、子夜出兴善门”，逃到了黄岩。
九月二十八日，朱家军进占了台州城，接着又分兵紧追方国瑛。方国瑛逃无可逃，一把火烧了黄岩，然后直接逃入了大海。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朱亮祖麾下的指挥严德战死，算是付出了一点小代价。
待到平张战役刚一结束，部队稍事补充休整，朱元璋便又做出了从北路夹击方国珍的决定。
十月十一日，朱元璋任命平章汤和为征南将军，都督府佥事吴桢为副将军，攻取方氏所在的庆元路（即宁波）。这时朱亮祖的部队却转而南下，很快就攻克了温州。
十一月初，朱家军在乐清县的盘屿一带大败老方的侄子方明善的海上水师，这一下让老方的家底全败光了。至初九日，朱家军的胜利之师便成功进占了庆元，老方只得带足了财宝逃入了大海。十七日，朱元璋又增派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会同汤和等人入海剿方。
在朱家军的穷追不舍下，已是丧家之犬的方国瑛、方明善及一干部将等纷纷投降。汤和又派人招降方国珍，老方眼见走投无路，只得派儿子奉表乞降。
值得一提的是，老方这家伙在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中，很是练就了一身自润自保的油滑本事。就在朱家军抵达老方的巢穴庆元时，他既没做多大的抵抗，也没怎么破坏城池，而是封闭府库，将一个比较完整的庆元交给了朱元璋，算是给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
果然，本来朱元璋非常痛恨方氏的反复无常，但是眼见其降表写得恭敬而机辨，气已先消了几分；朱元璋想着自己即将荣登九五之尊，也总该有些容人之量，再说老方也确实没造成多大的破坏和损失。所以等到老方一干人来到应天、匍匐在朱元璋面前时，朱元璋只是笑着责问道：“你老兄来得何其晚啊！”
为了显示自己天覆地载的度量，最后朱元璋便赦免了老方，并且还授其为广西行省左丞，只是食禄而不之官，不过却在应天为他建造了豪华府邸。至洪武初年，老方病死，也算是善终了。
对此，谈迁还有些不满，他认为老方最先举事，“彼乱世祸首也，其能免乎？”但最终老方还是得以保全，“呜呼，千古所以贵窦融也！”
窦融比较知趣地投降了刘秀，所以受到了优待，他的后人也成了东汉王朝的勋贵。
就这样，朱家军如风卷残云一般轻易地便解决了方国珍的问题。
对于朱元璋扫灭方国珍的问题，《明史纪事本末》中是这样评论的：“然究竟友谅凶强，士诚给富，无不先期殄灭，而国珍以弹丸之地，乃更支离后亡者，非国珍之善守御，而太祖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坚者，后其节目。故先平吴、汉，后议国珍，缓急之势所不得混也。”
但是，朱家军根本就没时间体验这短暂的胜利的愉悦，因为此时南征陈友定与北伐中原的战争也已同时打响，他们不得不从一个胜利迅速地走向另一个胜利，走向更大、更辉煌的胜利。
坐断东南战未休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在至正二十七年的时候，元廷上下正深为内讧所苦。
尽管元朝统治者已经看到了危险的逼近，于这年八月准备全面南下收复失地。可是，朝廷的诏书虽下，事实上局势却并未得到多大的改观。到这年十月时，一意孤行、渐生不臣之心的王保保又步入了众叛亲离的孤立境地，以至于力量被严重削弱。
对于元朝内部的这些新动向，一向敏锐、善于把握时机的朱元璋当然是看在眼里的，他不能不迅速采取相应的对策—尽量缩短东征大军的休整时间，转而投入一场更大规模的讨伐战争，以争取将蒙古人彻底赶出中原。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在军事部署的同时，朱元璋一面将从讨张战争中俘获的神保大王及黑汉等九位元朝宗室交还元廷，一面为此致书元顺帝。
朱元璋先是指出元朝的天命所归，“曩者天弃金、宋，历数在殿下祖宗，故以鞑靼部落起事沙漠，入中国与民为主，传及百年”；继而又认真追溯起了自顺帝当政以来天下分崩、生灵涂炭的概况，并进而指出了元命将终的事实，“此盖殿下不能体祖宗所为，故天将弃之如弃金、宋之时，事不可救”；最后朱元璋又指责顺帝的祖宗们残忍地将金、宋等朝的宗室杀戮殆尽，如今自己将“所获元氏子孙，悉皆放归”，还希望顺帝能够善待他们。
朱元璋自己不但要充好人，还使得元顺帝背上了恶人的嫌疑。很显然，这是一封向元廷（鞑靼）示威的书信，而且还大有指手画脚的意思，这已经足够表明了此时的朱元璋欲取元命而代之的大胆意图。
给顺帝写完了信，朱元璋意犹未尽，尽管王保保几乎从不回信，但他还是满怀热情地给王保保又写了一封。这封信是明显地要讽刺一下王：“以前我的使者一律都被阁下扣下了，咱真不晓得阁下这是啥意思；以阁下近来的行为，怎么看都不像是朝廷的忠臣，可是阁下嘴上还不承认；如今咱已经消灭了张士诚，地盘空前扩大，实力空前扩充，如果阁下实在没有力量扳倒朝廷，那么您跟咱打个招呼即可，咱一定派兵援助阁下。”
这还都是九月间的事，当时王保保正忙得紧，更没时间搭理朱元璋。也即在此时，东征大军回师应天，朱元璋除了大赏有功将士外，还特别加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
接着他又向诸将训话，顺便做一下北伐的动员工作：除了追溯自己起家以来的历史，还特别指出，“自古帝王多以征战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将以佐辅之，尔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将乎”；虽然大家都已经获得了名载史册的机会，但是“北定中原以一天下”的目标还需要大家再接再厉，千万不要贪图安逸和鼠目寸光，“大业垂成，更须努力”！
第二天，受赏的将领们入谢，朱元璋特意询问他们回家摆酒席庆贺没有，大伙都说在家吃了酒席。于是朱元璋再次敲打大伙道：“咱何尝不想置酒与大伙来个一醉方休呢？可是如今中原未平，到底不是宴乐之时啊！”
北伐怎么说也是一个南方政权所要面临的头等大事，而且历史上还没有过北伐彻底成功的先例，只有过一些诸如东晋桓温、刘裕、南梁陈庆之等那样的暂时性、局部性胜利。因此，朱元璋这次就郑重地把太史令刘基、学士陶安等人给叫来了，共同商讨北伐大计。
“如今张氏既灭，南方已平，咱们致力中原、统一天下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呢？”朱元璋问道。
刘基从容对曰：“已经完全成熟了，咱们土宇日广，人民日众，天下可以席卷而下了！”
朱元璋觉得这老刘不免有些头脑发热了，于是就说：“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孤自从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逐，每临小敌，亦若大敌，故致致胜。今王业垂就，中原虽板荡，怎么可以看得这样容易呢？如果不戒除麻痹、骄傲的心理，这可都在成、败之间啊！”
不过老刘并不服气，对于统一天下他已有十足的信心，元朝此时在他眼里算个屁，所以他激动地说道：“咱们近灭张士诚，元朝的那帮人闻而胆落，乘胜长驱中原，谁还是咱们的对手？所谓‘迅雷不及掩耳’! ”看来老刘是主张北伐应该出其不意，奋勇长驱，直捣元朝的腹心。
这老刘也忒轻敌了，朱元璋不得不再次批评他道：“深究事情，方知通变。如今且看元朝那帮人，他们互为掎角，相为声援，我们怎么能够轻易就做到长驱直入？如果能够凭借一战胜利的战果、以破竹之势径取天下的话，那么天下早就没咱们的份儿了！必须要坐下来静心观察，他有可亡之机，而咱们掌握着可胜之道，再加以小心持重，才是万全之举！怎么可以因为骄傲、疏忽而遭到不测呢？”
的确，老刘是有些冒险主义、有些急躁了。首先说，如果朱家军一口气拿不下大都，那么必然就要把自己弄得很被动；但即使真顺利拿下了大都，朱家军的补给通道还是一样容易被切断；人家顺帝父子有的是地方逃跑，丢了一个大都也伤不了毫毛。
再者说，朱家军的主力不是骑兵，与元军相较，反而机动性要差，搞长途奔袭显然要处于劣势；想当年金军第二次南下直取北宋都城东京得手，主要就应归因于金军的机动优势，及就近获得适当补给的便利（一来金军人少，二来北宋富庶），但这些显然是当时的朱家军做不到的。
也许当时元朝的实力的确不强，但朱家军也犯不着冒那个孤军深入的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冒险是必需的，但能够不冒险，自然还是坚决不冒为好。做大事，还宜谨慎持重，不然骨子里永远不过是个“暴发户”。为此，长久以来，笔者都对一向神机妙算的刘基的这一轻率的主张想不通，而在很多刘基的相关传记中，作者们更怕有损传主英名而对此“败笔”根本不予提及—退一步说，我们且不管这一主张的对与否，它起码都是轻敌的表现，是非常危险的苗头！须知，即使在元朝灭亡以后，其军事力量的威胁仍是非常严重的，不容丝毫掉以轻心。
当然，刘基毕竟不是神，不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孔明，毕竟不在军事指挥第一线，毕竟不在参谋部、去忙其他工作已经很久了，何况关公也有走麦城、拿破仑也有遭遇滑铁卢的时候。
冬十月，朱元璋与给事中吴去疾等讨论政务问题，谈着谈着，话题自然就转到了北定中原上，如今正是练兵选将的时刻。
朱元璋认为，诸将中最为小心忠谨也最体贴自己心意的，莫过于大将军徐达，平定中原的重任可以放心地交付于他；常遇春果勇有为，可以辅佐徐达；其余将领或可以为偏将，或可以为裨将，或负责守城，都足以胜任。“天若辅吾，诸将足以了之”，人才已经具备，关键就看上天是否成全了。
几天后，朱元璋又“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余官如之”，这样一来李善长就成了左相国，徐达成了右相国。大概是为了与元制有所区别，元朝在制度上毕竟不算是中华正统，但也违背了古人以右为尊的习惯。
不久，朱元璋又给雄踞关陇的李思齐、张思道等修书一封，他以“仁义”相标榜，劝说二人尽快结束争斗，好让秦民获得休息；不然的话，“鹬蚌相争，渔者获利”，到时后悔就晚了。显然，朱元璋做出的是一种示好的姿态，即所谓“先礼后兵”，软硬两手。
几天后，朱元璋又大宴功臣于西楼，宴会结束后，他便晓谕众将道：大将军（徐达）是好样的，此次北伐中原还是由他挂帅，你们应该同大将军一心，“共图大勋，康济宇内”！
接着朱元璋便就北伐的具体方略事宜与大伙谋划，他首先高屋建瓴道：“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兴，民毁涂炭，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初为保身之谋，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乃率众渡江，与群雄相角逐，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窃，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名虽尊元，实则跋扈，擅爵专赋，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且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今欲命诸公北伐，计将何如？”
形势可谓一片大好啊！但徐达等一时都没有发言，反而常遇春当即站起身来，便一番慷慨激昂道：“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挺竿（喻指长枪）而可以胜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势，乘胜长驱，余可建瓴而下矣！”上次灭张时，他也是主张直取苏州。
老常的建议与刘基不谋而合，看来怀有这种轻敌冒进思想的人并不在少数，为此朱元璋特意强调其困难道：“元朝已在大都有了百年的建城历史，想来那里的城守必定是非常坚固的，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军一路长驱到大都城下，假使不能立即攻破大都，那么大军顿于坚城之下，馈饷恐怕将难以为继，敌人的援兵再四面杀来，那么我们进不得战，退无所据，实在是很危险的啊！”毕竟，十年前红巾军三路北伐，已经有过前车之鉴了。
还有，就像朱元璋在几年后总结时又说的：我们是百战之师，大风大浪过来的，那李思齐、王保保等人哪个又不是“百战之余”? “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哪能一味跟这帮人拼蛮力呢？
另外，朱元璋也常指出“为将之道，贵于持重”，即使“彼有可亡之机，而吾执可胜之道”，也“必加持重”，力争做到万无一失，防止“因骄忽以取不虞”。小心驶得万年船，轻敌、急躁的思想及血气之勇是绝对要不得的。大将尤其要持重，大方略宜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伐战争就是对元朝的一次战略决战，它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推翻元朝，并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问题，更当慎之又慎。为了尽可能地赢得这场胜利，朱元璋在出师之前显然已经对于整体作战方略有了比较成熟的谋划，对于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及军事部署，也都已进行了反复的周密的研究。可以说，他已经将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发挥到了极限，再想高明一分便不可能了。
总之一句话，深谋远虑的朱元璋还是倾向于稳扎稳打、各个击破、步步为营、逐次进取的战略。所以他就对诸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咱的主意是，第一步（主力出两淮）先取山东，这样就撤掉了元都的屏蔽；第二步（再由湖北出偏师配合主力）取河南，这样就斩断了元都的羽翼；第三步是夺下（险要的）潼关，然后派重兵把守好潼关，这样关陇的敌人就很难再增援元都或者切断我们的后路了。如此，则天下形势，皆入我掌握之中！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当年金军第二次南下时，就分出了一部分主力占据了潼关，以阻挡宋军中最精锐的西军东下勤王。
其实，就跟现代战争中特别依赖铁路交通线一样，古代战争也是特别倚重水路交通的，因为其运送方便且成本低，除非无水路可通。朱家军此次北伐，战线拉得很长，而且是前所未有地长，基本上就是要争取打通京杭大运河这条干线（也尝试过海路的辅助），并且还要保证这条补给线不被敌人骚扰乃至切断—只要这一目标能够达成，那么整个战争就不难稳操胜券了（当时的北方民众普遍得不到温饱，粮食的输送、赈济也容易赢得民心）。
由此，诸将一致认为主公的方略甚为妥当，齐呼英明，于是北伐大计就此确定了下来。临了，朱元璋还专门对徐大将军点拨道：“兵法往往看重以庙算取胜，因为事先的充分调查、思考，总是能够胜过事后的仓促应对（以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所以天德你一定要深刻体会这一点啊！”前路多危难，任重而道远，这也是老大对于属下的一种特别的、殷切的期望。
至此，举世瞩目、改朝换代的北伐战争终于就要打响了！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就在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满怀悲愤、抑郁之情，写下这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时，他可曾想到：未来不远竟会有那么一天，将发生一场以南方席卷北方的战争，而且一洗华夏民族四百多年来外战不断失败的耻辱……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来认真地分析一下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以期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能够更加清晰。
当时，朱元璋已经占据了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六个省的几乎全部疆域，这六个省虽然也经受了战火的反复摧残，但其总体创伤程度还是要比北方小得多的；据笔者估计，这六个省的人口应该是占到了当时全国的半数以上的，起码不低于两千万人。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南方此时的人口优势只是自南宋以来才渐渐确立的；自从宋室南迁，宋、金议和，南方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发展才慢慢超越了北方—南方总体实力超过北方，这正是朱元璋后来取得北伐战争胜利的一大先决条件。起码经济搞上去了，就可以大力发展成本高昂的火器等先进武器。
不过就北伐战争而言，北方也有相对优势，那就是主场地利优势，甚至包括骑兵方面的机动优势。但是北方的过分内耗，也就基本抵消了他们的这一优势。这一情形倒与五百六十年后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的形势有些类似，只是这后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没少借助苏俄的外援。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其实朱元璋也很早就加强了骑兵的配备。按照《明史·兵志四》中的记载说：“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有力兵种，南方不容易发展养马业，所以朱元璋不得不到四方购买马匹。
为了解决扩充骑兵的马匹问题，朱元璋也令长江两岸六府二州民间养马，“丁田授马，按岁征驹”。到了洪武六年，又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来又增加滁阳五牧监，置草场，牧马四十八群。以后，又规定“江南每十一户，江北每五户，养马一匹，复其身”。随着北伐的进展，大明又不断在河南、山东、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陆续建立草场牧马。此外，还向各少数民族地区买马，以千方百计扩充骑兵。
其实就算这样，自然还是不能完全同蒙古骑兵抗衡，因为不同的品种和养马场决定了品质和数量。但有了火器的有效辅助，明朝初年的骑兵还是可以胜任一般战斗任务的。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朱家军所取得的北伐战争的完胜可谓是空前绝后的，这自然就应该主要归因于朱元璋本人的英明领导，尤其是他的军事、战略天才。
细究朱氏的整个北伐方略，其主体思路简直就是上次灭张时的翻版：首在稳重，循序渐进，次第经略；用力不分，进而把握住战争主动权，乃至绰有成算。
相较之下，李自成的失误是不得不一提的。李氏严重缺乏战略全局眼光及持重态度，大顺政权由迅速勃兴到迅速败亡，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此。据顾诚《南明史》中的记载说，当崇祯十七年时，李自成部以少量精锐东下北京，结果他们成功地迫使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之上。但是，对于随之而来的清朝的巨大威胁，李自成却根本没有估计到，以致他在部署兵力方面犯下了严重过失。
山海关一战，即由于李自成的大意导致大顺军惨败，并匆匆退出北京；之后，李自成更弃作为战略要地的山西于不顾，未能亲自留守坐镇或做出有效安排，从而致使山西轻易地落于清军之手；再之后潼关战役失利，他放弃关中后又毅然（不顾手下的劝阻）放弃了荆、襄根据地，更直接导致了大顺军陷入无后方作战的艰危局面，也终于不幸导致了李自成本人的死亡—这一偶然性事件，也是大顺事业的极大损失。
而朱元璋却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军事家、战略家，北伐方略（同时还在进行南征）既是他长期实践、深思熟虑的结果，也体现了其在战争艺术方面所达到的辉煌极致—此举也历来为人所称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矣夫！
当然，“雄才大略，料敌制胜”的天才绝不可能是凭空得来的，它既是朱元璋丰富的战争经验的升华，也是其刻意用心的结果，更是其天赋在大历史的自由舞台上的一种淋漓尽致的发挥。
其实这也正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赶得上这般难得的历史机缘的；只是朱元璋本人的聪明才智也不可小觑，二者恰是相得益彰，可谓难得之至！
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
吴元年（1367）的十月二十一日，一切皆已准备就绪，朱元璋遂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掌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甲士二十五万，由淮入河以北取中原。
这二十五万人应该属于第一批主力人马，加上前线已有的配属部队，朱家军在北线投入的总兵力当不下四十万人，即《明兴野记》中所谓徐、常“领京军及外郡马军四十万”。元朝方面由于兵力大多已在内讧中打光了，所以各路的精锐人马加在一起也就在十万上下，总兵力约在三十万上下，也很容易被明军各个击破。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命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以湖广参政戴德随征，率吉安、宁国、南昌、袁、赣、滁、无为等卫军，由江西取福建（配合汤和的东路军）；湖广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率武昌、荆州、益阳、常德、潭、岳、衡、沣等卫军，取广西。
南征与北伐同时并举，足可见应天方面实力之雄厚、准备之充分！
为此，朱元璋又诏谕诸将道：“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祸乱、安生民，故命将出师，必在得人。如今诸位将领非不健斗，然能持重、师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即为大将军徐达；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莫如副将军常遇春……”
接着他又专门教训起老常：“然而，孤不担心遇春不能战，只是担心他轻敌！孤之前在武昌前线的时候，亲眼看见这个常遇春竟轻身赴敌，与前来挑战的敌骑一决高下。想那陈友谅手下的张定边，那是何等人物，尚且据城指挥，遇春为大将，如果光顾着与敌方的小校们争勇斗力，那真是让孤太失望了，一定要深以为戒啊！”老常缺少的正是作为一个大将所应有的持重态度，此言也可见朱元璋对张定边的推崇。
数落完了常遇春，朱元璋又进一步指示道：“若临大敌，遇春须领前锋，或敌势强，则遇春与参将冯宗异（冯胜）分为左右翼，各将精锐以击之；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诸军，可各领一军，使当一面；或有孤城小敌，但遣一将有胆略者，付以总制之权，皆可成功；徐达则专主中军，策励群帅、运筹决胜，不可轻动！古云‘将在军，君不与者，胜！’汝等其识之。”如果说廖永忠是南征的真正主心骨的话，那么徐达则是北伐的真正主心骨。
这最后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前面也已经解释过了，将在外不能受到君主过分的掣肘，否则就无法随机应变、灵活处置。以后，在致徐达的信件中，朱元璋还特别强调说：“我的见识则是如此，你每（们）见得高处、强处、便当处，随着你每意儿行着，休执著我的言语，恐怕有见不到处，教你每难行事。”
但是，朱元璋口头上虽反复强调了这一军事原则，而在实际作战中却还是不甚放心将领们独掌事权：一来是担心他们处治不当；二来又怕他们乘机排斥异己、扩张自己的势力。为此，朱元璋不能不采取些应对措施，除了加强监控、派使者前往巡视之外，他还曾亲赴前线并进行重大人事的安排、调整，或者经常安插亲信。
就在大军出征之前，朱元璋仍没忘了对个别将领进行一番指导和勉励。
他首先对徐大将军道：“门槛外面的事，就全拜托天德了！你此行必自山东次第进取（不要轻取大都）！山东，古云‘十二山河之地’（险要甚多），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我虚而彼实，则避之；我实而彼虚，则击之。将者，三军之司，命立威者、胜任势者。强威立，则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过去与孤争雄的那些豪杰，细观他们失败的因由，未尝不是由于威严不立而轻形势！你务必要在这方面多加用心啊！”
接着，他又对寄予厚望的大将苗子傅友德说：“此行，你当努力！昔日汉高祖与项羽争衡，彭越从山东方面加以掩护，由此成就了大功；咱们此次出师正好自山东始，你要多加努力啊！”彭越是西汉的开国元勋之一，后被封为梁王。朱元璋如此勉励老傅，自然是希望他能够在北伐这一广阔的大舞台上，将自己的大才充分发挥出来。
其实，在时人的眼中，一向沉默寡言的傅友德之骁勇仅在常十万之下，其“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以故所至立功”，而“多谋恤众”又过之（常遇春猛悍急暴），可谓兼有徐、常二人之优长；更幸运的是，傅友德虽身被百创、九死一生，然终能苟全性命，其“英风壮采，猛夺雄貔，出奇制胜，料敌如神，铁骑长驱，横金千里”，终于成长为一代战功赫赫的名将！
最后，朱元璋又就南征一干事宜晓谕了一番胡廷瑞。虽然他在口头上说对于（投诚的）老胡是放心的，但派给老胡的副将何文辉本就是为了监视他的。何文辉本是朱元璋的养子，赐姓朱氏，只是最近才让他恢复了本姓。
这一天，朱元璋又亲祭上、下神祇于北门之七里山，祝毕，复大召诸将士，主题仍不过是要大家加强纪律性。
临了，他再次晓谕杨璟等道：“南方之地，皆入版图，惟淮北、山东尚未宁一，两广、八闽尚未归附，已命丞相徐达、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闽。俟八闽既定， 就以其师北趋广东，故命尔等率荆湘之众，进取广西，两军合势，何征不克？何坚不摧？尔其务，靖乱止暴、抚绥顺附，使远人畏服，懋建乃勋，毋替予命！”
广东当时是军阀何真的地盘，此人也同陈友定一样，是与元朝有朝贡关系的。而广西则与云南一样，还基本掌握在元朝势力手中，但他们的力量都不强，只是云南过于险远，所以暂时不在征讨之列。
改朝换代毕竟是天大的事，名正言顺更是需要特别强调的，为此应天方面特对中原百姓发布了一道讨伐元朝的檄文—《谕中原檄》：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秦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溃乱甚矣！
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本根；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因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
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实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侍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拒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畔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既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盛，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有疚心！
予恭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之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我们要推翻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
这里保留了此篇檄文的全部，实在是觉得这既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告，也是一篇难得的佳文（应该是出于学士宋濂等人之手）。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号召，更是近代民主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先声。
还须一提“胡虏无百年之运”一句，虽然此言有些道理，但基本也属于汉人的一种自我安慰。后来的清朝且不说，之前的鲜卑、女真，哪个的气运不在百年以上？即便是元朝，自灭金之日（1234）算起，也已历一百三十年余矣！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元朝时其中书省辖地甚广，包括了今天的山西、山东、河北的全部，及内蒙古的一部。不过，到了此时，由于多年战乱及地方军阀势力的崛起，元之中书省早已名存实亡，各地实际上皆设有分省。
首克齐鲁之地
《谕中原檄》发布几天后，徐达等师至淮安。第二天，他便派人致书山东的王宣、王信父子，对其劝降。王信当时身在沂州（今临沂），他见到徐达的书信后当即表示了归顺之意，还给朱元璋写了奉表祝贺朱家军前番剿灭了张士诚。
朱元璋明里接受了王信的归降，但是他又察觉到王信父子的不可靠，于是暗地里告知徐达道：“王信父子反复，不可遽信，宜勒兵趋沂州，以观其变。如王信父子开门纳款，即分两卫，军守其地。信父子及部将，各同家属遣至淮安。若益都、济宁、济南俱下，各令信军五千及我军万人守之，其余军马，分调于徐、邳各州守城，然后发遣其家属与居，惟土兵勿遣。分调之后，仍选其马、步精锐者从大军北伐，苟闭门拒守，即攻之！”
接着，徐达率军到达下邳，并分遣都督同知张兴祖率领宣武等卫军往徐州，准备兵分两路进取山东诸州县。一路上，两路大军都非常顺利，敌人望风归附，但是坐镇沂州的王宣、王信父子却果然食言。
当朱元璋的使者到达沂州后，王宣自然以各种理由推辞前往应天，暗地里他又派儿子王信往莒、密等州招募兵马，准备对抗朱家军。另外，还派了其手下的员外郎王仲刚等人借着犒劳的名义，想施展缓兵之计。
徐达很快就识破了王宣的阴谋，王于是闭门拒守，徐达一怒之下开始围攻沂州。冯胜令军士开坝放水，第二天徐达又督军急攻，王宣眼见募兵的儿子还没有回来，知道顽抗已无益，只得出降。徐达于是又令王宣写信招降王信，并令镇抚孙惟德前往送信，但遭到王信杀害，最后王信与其兄王仁出走山西。“于是，泽州右丞赵蛮子、莒州周黻、海州马骊及沭阳、日照、赣榆诸县，并随信将士，皆相继来降”，失去了王宣父子这一主心骨，山东各地纷纷挂出了归降的旗帜。
不过徐达有鉴于王宣的反复，更恼怒王信杀害孙镇抚，于是就杖杀了王宣，王仲刚等人也一并被处死。
当时“金、火二星会于丑分，望后火逐金过齐鲁之分”，占星家为此说：“宜大展兵威！”此言也正投合朱元璋的主意，所以他就给徐达去信道：“闻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西北方向的）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冲要，断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进、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进取（西面的）济宁、济南二城，既下益都，山东势穷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难遥度，随机应变，尤在将军。”
接着西路的韩政下滕州，东路的徐达克益都（今属潍坊地区），为此朱元璋又指示道：“若山东各城俱下，留兵一万守益都，余分守济南、济宁，然后大军进取河洛、燕冀，相机而动，其徐州仍益旧卒守之。”
眼看到了这年十二月，徐达等已率军离开了益都，并且还招降了不少城池。虽然形势一片喜人，但朱元璋又不能不及时提醒徐、常二位道：“你们统率将士鼓行而东，下齐鲁数十城，比较古之名将，那韩信的功劳也不过如此！然事机合变之际，不可不虑：今山东诸将虽皆款附，而你们未尝遣一人到应天（做人质），如果还把诸降将留在旧地做守卫，正所谓‘养虎遗患’啊！昔日汉光武帝命征西将军冯异平定三辅地区，凡有营堡投降的，都一律遣其主帅到京师，遣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古人之虑患深矣！将军其思之。”
虽然山东的元守将们一时间迫于朱家军的威势不得不投降，但是由于徐、常等人处置不当，很有可能带来后患，所以朱元璋不能不为此着急上火。
待到山东地区基本平定时，他还没忘了进一步指示道：“闻大军下山东，所过郡县，元之省院官来降者甚多，二将军皆留于军中。吾虑其杂处我军，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屈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来，使处我官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可无后患。若济宁陈平章、卢平章，东平马平章各官家属，亦发遣来，我将厚待之。”
这时，西路的朱家军已相继拿下了鲁西的东平、东阿等地，东平既离济南不远，也是京杭运河沿岸的一座重要城池。另外，孔子五十六世孙、袭封“衍圣公”孔希学，听闻朱家军到来，于是率曲阜县尹孔希章、邹县主簿孟思谅等，向朱家军迎降，孔希学最后受到了（都督同知）张兴祖的礼遇。而后，兖州以东州县皆来降，恐怕这其中也有点孔子后代的表率作用。
朱元璋于是派出使者宋迪前往山东视察，宋迪回来后就对朱元璋说道：“都督同知张兴祖所下山东诸郡，得士马万计，兴祖能推诚待人于其降将，有可用者，即使侦其旧兵，俱以迅取。”
但是朱元璋认为此举不妥，万一大敌当前，这些降将恐怕就靠不住了，所以他又命宋迪前往山东告知张兴祖：“今后得一降将及官吏、儒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来，勿自留也！”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障前方的稳定，也可以使得朱元璋将用人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此时，徐达等已经率军到达济南东面的章丘，元守将右丞王成降。几天后，徐达将至济南，元平章忽林台詹与王保保之弟脱因帖木儿听闻到这一消息后，竟一路驱赶着百姓引军向西遁去。最后，平章达朵儿只进巴等，以济南城降。接着徐达便遣送达朵儿只进巴等赴应天，没想到半路上达朵儿只进巴等居然改了主意，于是在杀掉使者后北逃。
与此同时，张兴祖率兵取济宁，元将军、平章陈秉直弃城遁，朱家军轻易地就占据了这座大运河西岸的重要城池。
这时朱元璋又派人到徐、常那里，苦口婆心地告诫他们道：“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屡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周防谨密，常若临敌！忽生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
山东战场捷报频传，汤和、胡廷瑞等一路也是进展颇顺。
十一月底时，征南将军胡廷瑞率师度杉关，略光泽县，下之。十二月，胡廷瑞至邵武，元将军李宗茂以城降。几天后，胡廷瑞、何文辉等率师至建阳，守将出降。广信卫指挥沐英率师破分水关，略崇安县，克之。
在之前平定了方国珍时，朱元璋就曾敕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廖永忠、都督佥事吴祯，率舟师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
为此，朱元璋一次与大都督府臣论各处用兵时，就曾乐观地说道：“胡廷瑞已得邵武，今命汤和又从海上取福州，其势必得！既得福建，当留兵守要害，俾由海道取广东，杨璟兵取广西，既克，就以其兵下西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艰食，军马所经，粮饷最急，当令人往徐、邳运粮，兵精粮足，所向必克！”
但是，后来见于元朝残余势力尚强，进取四川的计划也就被暂时搁置起来。
大军一路克捷，正是天命所归，于是李善长等率文武百官再次奉表劝进：“天生圣哲，本以为民……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今殿下除暴乱，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协天地，天命所在，诚不可违。臣等敢以死相请。”
朱元璋推说“吾恐德薄，不足以当之”；老李等又劝，结果仍被推却。第二天，老李等再请，朱元璋又推说：“中原未平，军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后议此。而卿等屡请不已，此大事，当斟酌礼仪而行，不可草草！”不是我不同意，还请你们再多准备准备吧。
三请三让之后，看来朱元璋这次是同意了。所谓“事不过三”，推让三次本就是一场政治表演，其实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是走走过场。显然，这推让的姿态是要借此表现自己登基的合理、合法性，是要借此机会宣布自己的政权及皇位是上天授命给自己的，是受臣民推戴的结果—而不是兵力的作用。
如此，一切皆已水到渠成，一个崭新的专制王朝已经呼之欲出，中国历史马上就要翻去那陈旧的一页了……
如期举行开国大典
一个新王朝的肇兴，必有其一整套的礼仪、法律和历法等等，而这些东西往往要参照前代制定。但是，朱氏取代的是元王朝，许多元代旧俗、旧仪显然都须作较大更张，他们更多还应参照作为中华正统的唐宋旧制。
如此一来，上溯年代久远，工作就显得非常艰巨。而具体到登基的准备，无非就是要设计、演练好一整套登基活动所需要的繁复礼仪，须上合天理、下应人事。这个问题在当时那种注重“天人感应”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在我们现在看来显得有些多余，甚至有些滑稽可笑。
按照朱元璋的要求，李善长于是率礼官相继以《即位礼仪》进，以册立皇后、皇太子《册宝制度》进，朱元璋觉得尚可。随后他驾临新宫，祭告于上帝、皇祇，大略道：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诸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两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导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祇。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所谓“简在帝心”，语出《论语》，乃是指能被天帝（或皇帝）所知道的。
朱元璋选在“明年正月四日”举行登基大典，其实这是要赌这日的好天气！若是真的赌输了，那可就麻烦大了。
几天后，礼部尚书崔亮等以所修订的《册立皇后、皇太子礼仪》进，其中包括《册后仪》《（皇后）受册仪》《百官称贺（皇后）上表笺仪》《皇后谒庙仪》《册皇太子仪》《皇太子朝谢中宫仪》《诸王贺东宫仪》《百官进笺贺东宫仪》《内外命妇贺中宫仪》等。
看了这些活动安排，一贯注重办事效率的朱元璋先晕掉了，他批评道：“礼大，太繁！况是日即位，告祭天地、宗庙，恐群臣趋事不暇给，其《贺中宫》与《（贺）东宫》，宜节省之。”
就在应天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刻，傅友德已率军拿下了山东半岛上的莱阳（产梨之乡）等地。徐达也已从济南回师到了益都，正督率诸将进取东面的登州、莱州各处州县，不久登、莱等处守官“各奉图、籍来降”。
几天后，朱元璋特意召集到了一干中书省臣们说道：“徐达、常遇春等已克益都、济宁、济南等城，近来也已开始收缩主力准备西进了。但是山东地面上还有一些元朝的败散士卒，他们到处剽掠百姓，你们中书省应该下个榜文告诉他们，只要及时改悔就不予追究，并进行安置；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山东所俘杨左丞等来见，朱元璋又当着他们的面数落了一番“孺子”王保保，说他不过是借着“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不忠于元朝必将“遗臭”云云—戏剧性的是，王保保最终却以元朝的不二“忠臣”而名留史册，因为他至死都没改变敌对朱明的态度。
就在这时，又传来了征南将军汤和率师攻克福州的消息。
话说先前，陈友定环福州城外皆筑垒为备，每五十步更筑一台，严兵守之。当他听闻到朱家军已入杉关，于是留下同佥赖正孙等以众二万守福州，陈友定自率精锐镇守延平。
当汤和所率领的水师从明州乘着东北风径直抵达福州的五虎门时，他们一面驻师南台河口，一面派人入城招降，但使者却被元平章曲出所杀。朱家军登岸准备围城，曲出领众出南门迎战，结果被朱家军击溃。
就在这天夜里，福州城里的参政袁仁等秘密派人纳款。第二天黎明，朱家军开始蚁附登城，内应打开了南门，于是朱家军乘机攻入城里，最终成功地拿下了福州。
朱元璋选择“明年正月四日”这天登基，其实赌的也是刘基等人的天气预报能力。
自十二月以来，南京城里便开始到处张灯结彩，准备迎接那个盼望已久、普天同庆、千载难逢的日子，过年的气氛也愈加助长了这份热烈。不过，自从腊月二十开始，大雪竟连天地下了起来，善于逢迎的大臣们都说这是天降祥瑞，但心里打鼓的朱元璋联想到的却可能是当年陈友谅登基时的狼狈。
新春即将来临，朱元璋的心情也是非常急迫的，时不我待，他盼望着赶快有一阵风清日丽的好天气。于是，他就把这个吉日的选择任务交给了刘半仙儿，老刘经过一番仔细的推算，才敢于确定了“明年正月四日”这一好日子—这一招可是押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转年就到了春节，但朱元璋的心里却始终踏实不下来，他这几天过得可真是战战兢兢。初一这日，大雪虽然停了，但阴沉依旧，遂“免百官朝贺”。至初三这日，天气仍未见好转，朱元璋将要到南郊告祀，就在临行前，他特意戒饬百官执事道：“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监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
好在老天成全，仿佛上天真的是选中了朱重八做他的儿子，来统驭这片历尽沧桑的神州大地。
话说初四这日一早，阴云散去，霞光照临，十几天里的第一轮红日终于出现在了东方的天幕。应天城里早已准备就绪，但见激动、欣喜的朱元璋，率领着诸子、大臣并仪仗队伍浩浩荡荡直向南郊而去，而那里早就挤满了成千上万翘首以待、生逢其盛的欢呼民众，这可是南京城自六朝（陈）以来等待了八百年的开国大典……
于是在万分隆重的仪式之中，一个簇新的王朝诞生了，“朱皇帝”也因之诞生了—这一身份的变化显然意义非凡！起码一大帮子人都要跟着改名字了，连方国珍都成了“方谷珍”，胡廷瑞成了“胡廷美”和后来的“胡美”，真是“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随之，国号“大明”也由此确定了，年号“洪武”一并公布于世。自然大臣们都跟着晋了级，“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诸功臣进爵、迁秩有差”；一干皇族、亲眷也都得到了追封，尤其是那些朱皇帝的先人。
就是在这万众狂欢的时刻，满怀忧患意识的朱皇帝的心情仍然有些沉重，他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不免对侍臣道：“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
侍臣于是劝圣上保重龙体：“陛下日览万几，未免有劳圣虑。”
“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这是皇帝的肺腑之言，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一历史常律。
朱氏十数载方成帝业，谈迁对此评论道：“汉祖手三尺剑，帝业不五载；唐之神尧，才浃岁（指一整年）。何拔兴之易也？敌汉者独（项）羽，余皆草偃；隋末兵弛，群盗骄脆。今（朱皇帝）以一布衣，无少凭借，经营天下，友谅犹羽也，士诚犹（窦）建德也；国珍、友定犹萧铣、刘黑闼也。合汉唐之劲（敌），分而角之，十有七年，始正殊号；而大都之下在于是秋，王庭北矣！创业之艰，百倍前代，亦惓惓致戒于慎守也。”
正因为创业之难，所以才加倍用心于守业，手段之极端、居心之难测，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明朝既已诞生，十几年的元末革命战争也总算是修成了正果，这显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我们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但是，也许很多人首先要疑问了：这个“大明”的国号究竟是怎么来的呢？难道它果真与“明王出世”的谶语有密切联系吗？在以往的国号中，有的标注姓氏、家族，比如陈霸先所建立的南“陈”（陈本来也是春秋时一国名）；有的标明地望、徽号，比如刘邦起于汉王、李渊起于唐国公；也有的国号寄托了开国者的理想，比如元朝：其国号取自《周易》“大哉乾元”一句，这个顶天立地的“大”，不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胸襟，也正是元朝最显明的特征。
然而，在元朝以前，中国的各朝代名称，从秦、汉、魏、晋一直到隋、唐、宋等，无一不是具体的地名；即便是像辽、金这些北方政权，国名也指代着一种具体的东西（“辽”的含义大概指代草原或沙漠）。“但蒙人在入主之后，却不愿再以地名蒙古名其朝，乃改用一个抽象的名称‘元’，以为朝代之名，以示其是一个真正的‘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儒家思想里的宇宙大帝国，不自限于某一特定区域也。”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这样写道，而且元朝的这一命名方式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明、清两代。
由此，国号成为诠释一位开国者思想的最方便、最直接的途径，所以朱氏之“大明”绝对不可能是随意就定下的，它必然会有极深的含义。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大明朝的“明”的确就是“明王出世”的“明”：朱元璋依靠红巾军的背景起家，他的革命班子也基本来自于社会下层，所以“明王出世”的观念对于当时的百姓及普通士卒而言，还是具有极大感召力的；朱元璋需要照顾社会下层的情绪，把白莲教教义中所宣扬的“光明”前景带给他们。
不过，读书人的情绪也需要照顾，他们是不讲“怪、力、乱、神”的，他们信服的还是传统的儒家那一套政治伦理。读书人的意见也应该听取，不然这江山就坐不长。显然，“白莲教”是带有一定邪教性质的，它对于下层民众的鼓惑也是颇令统治者头疼的。朱元璋作为新的国家统治者，自然不甘心再让白莲教流布四方，以至危及自己的统治。在他看来，自己这个“大明王”（正与“小明王”相对）已经出世了，世界上也就不再需要任何“明王”了，否则一律格杀勿论。
当然，其他邪教组织也一律被其严厉压制，尽管此后邪教组织的活动仍然绵延不断。
读书人是与白莲教思想格格不入的，比如刘基，我们前面就说过，他始终不拿小明王当盘菜—先是坚决不向象征小明王的御座叩拜，后来又不主张朱元璋去救援安丰。因此，朱元璋与他手下的读书人就必要赋予这个“明”字以崭新的含义：明就是日和月的组合，儒家经典《尚书》中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之意，以图长治久安、传江山于万世；且中国自来就有日月崇拜（如北京有天、地、日、月四坛），日月是天的代表，皇帝又是“奉天承运”，这样皇帝与“明”的关系就非常明确了。
另外，阴阳五行观念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观念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按照阴阳五行之说，南方为火，北方为水。每个皇朝都占有五行中的一种德运，哪一种德运兴盛，哪个皇朝就会兴起，比如秦朝是水德，“炎汉”是火德。元朝起自北方为金德，明朝起自南方为火德，火不正代表光明嘛。
万历朝举人袁义新在其所作《凤阳新书·太祖本纪》便表达了类似观点：“我太祖以大明建国，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历，以示三纲五常，以昭日月，以引趋光而避凶，此皇明治天下，潜移默化之大旨，所以四海来朝，亦以是赐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语我太祖取号大明之秘义乎。故汉德若水（汉初续秦水德），我皇明其德如日月之代明，汉得地道，我皇明得天道，三统之义，皇明统于天矣。”
总之，朱元璋及他的一干臣工们，为了在这个“明”字上做好文章，那是绞尽了脑汁的，比方他们还把朱皇帝说成是火神祝融的儿子。但无论如何，此时的朱皇帝的确是梦想着能够实现人间的光明世界、太平盛世，并且精力过人的他也做好了为之努力奋斗的准备。
缴械从宽，抗拒从严
就在登基大典进行期间，北伐军在山东正处于短暂的休整、巩固阶段，一时间并未有大的行动，不过南方的战事仍是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洪武元年正月，元兴化州守将万户叶某、院判俞某听闻福州已失，于是率众逃亡，兴化州平民李子成率众到福州征南将军汤和处请降。接着，莆田等十三县也相继降附，汤和遂移师进攻陈友定所在的延平。
就在这一天，汤和接到了朱皇帝的敕谕，提醒汤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军中之事，难于执一，惟当以德服人……凡推德必先迩者，迩者远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凭。迩服则远来，大慑则小惧……若欲人不违己，当使之以信；欲人成功，当任之以专。不信则令不一，不专则权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谕尔。”
当汤和所率的大明军队到达延平外围时，朱皇帝先是招谕陈友定。陈氏由此大会诸将，可是他最后不仅杀了大明使者，还“置其血酒瓮中，慷慨饮之”，以表明自己誓死守卫延平的决心。
当时大明军队与延平城还隔着一条河，明军见使者被杀，于是分一军渡水，攻打延平西门。久经战阵的陈友定便给大伙打气道：“明军方来，其气勇锐，难与争锋，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间而动，必有可胜。”随即他便严饬军校巡城，昼夜不许松懈；诸将再三请求出战，他也坚决不许，以至于陈氏竟怀疑其部将萧院判、刘守仁等人有二心，结果刘守仁被解除了兵权，萧院判被杀。
受到了打击的刘守仁一下子就怒了，他当晚就领着一帮士卒逃出了城。这时城已被围十日，不想城中军器局失火，炮声乱发，明军误以为城里出现了内讧，于是并力攻城。明军攻势凌厉，陈友定眼见已无力回天，乃与副枢谢英辅、参政文殊海牙诀别道：“大势已去，吾无以报国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
陈友定说完即服毒自杀，不少臣僚也相继自尽，而元参政文殊海牙、赖正孙等最终以城降。当大明军队于次日黎明迅速进入延平时，惊喜地发现陈友定居然一息尚存，于是他们便索性把陈氏拖到了东门外。不一会儿，大雨倾盆而下，陈友定经雨一淋竟醒转了过来，看来这“毒”效果一般。
陈友定的儿子陈海听说父亲被拿住，赶紧自将乐（城）来降，于是汤和便把父子二人送到了应天。虽然上次没接见张士诚这个死硬派，但有了接见方国珍这个软骨头的愉快经验，于是朱皇帝便当面责问陈友定道：“元纲不振，海内土崩，天命更革，岂人力所能为？尔窃据偏方，负固逆命，害吾参军，杀吾使者，陆梁弗服，欲何为哉？”
只是没想到，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陈大侠也跟张老大一样顽固，他很不屑地回答说：“事败身亡，不过就一死，还有什么可废话的？”也许自不得已杀了胡深后，他就确定了自己坚定的反朱立场，自然也就想好了自己的下场。
最后，朱皇帝只得成全了陈氏父子。本来，只要陈友定求饶，兴许是可以保住一命的，起码他的儿子可以不死；但这绝不是陈大侠的个性，那使者的血岂是白白喝下的吗？后人有肯定陈氏者：“一介武夫，身不知书，能见义敢为，树十二年保障（福建）之功，亦可谓一时之雄也已。”
谈迁则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之意：“京山高岱，极诋友定，云托名元臣，实为元贼，盖谓其刑政自恣也。噫，彼起田间，夺闽于群盗之手，以身殉之！视李黼、余阙辈功尤烈，圣祖礼葬福寿而死友定，何忮也！彼诚得死所矣，悲夫。”
不久，征南将军汤和遣使传檄至漳州，元达鲁花赤迭里迷实也眼见大势已去，于是“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斫印章，引刀自刎而死”，总制陈马儿则以城降。
与汤和的行动同时，征讨福建的大明西路军在征南将军胡廷美、副将军何文辉的率领下已进至建宁。建宁元守将同佥达里麻、参政陈子琦召集了一干僚佐，商议道：“闻大明军骁勇，自入杉关，诸镇兵皆望风瓦解，其锋不可当。今吾城中军士，亦不下万余，储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与战。彼攻吾城不克，必将自退，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
僚佐们一致同意此坚城顽抗的策略，于是重点加固了城防。明军进围城池，几次向城内挑战，达里麻等只是固守不出。明军只得展开四面围攻，胡廷美急于建功，所以督兵攻城甚急，建宁城中终于无力支持了。
达里麻见形势不妙，竟深夜潜至副将军何文辉处纳款，黎明时分，总管翟也先不花也率众到何文辉那里投降，显然他们是看中了“朱皇帝养子”这块招牌。胡廷美当时就怒了：我是主帅，怎么你们却都不到我这里投降，这不分明是在蔑视老子嘛！
胡廷美当下急得就要屠城，好给建宁的这帮家伙点颜色看看，但最后还是被晓以大义、软硬兼施的何文辉给制止住了。需要注意的是，胡廷美就是这个时候才改的名，如今朱元璋成了皇帝，他不能不有所避讳，尽管他是朱元璋名义上的岳父。
攻克建宁以后，胡廷美又遣建宁降将曹复畴诏谕汀州及宁化、连城等县，元汀州路守将陈国珍纳款，泉州郡县相继降附。至此，福建全境已大致平定。
到了这年二月，朝廷下诏，命御史大夫汤和还明州，赶造海船，以经海路为北伐将士输送军粮，也意在令汤和准备率部前往支援北伐战争。
几天后，朱皇帝赐宴群臣，席间他突然对侍臣章溢说道：“福建诸郡已平，但小寨未下，近遣汤和往明州造海舟，运粮北饷。吾欲令李文忠继往，必全获也。”章溢对于皇帝的意见表示极力支持，就在当日，朱皇帝便命外甥总兵前往福建。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注意：难道赶造海船的事情就不能交给李文忠等人完成吗？难道非得让汤和管这个差事吗？这岂非有点大材小用？其实，正像我们前面已经交代过的，朱皇帝为了防止前线将领事权太重，就会想方设法进行一些人事调整，而不让大将连续执掌兵权就应该是其中的手段之一。还有，朱皇帝总是会命两路以上的大军配合进攻，这样一方面既加强了攻势，同时也就分散了兵权，让这几路的主将可以互相制衡、互相监督。因此，汤和被调走的同时，朱皇帝又诏命平章廖永忠为征南将军，以参政朱亮祖为副，统率舟师由海道取广东。
南征工作也用不着汤和了，大局还是要由廖永忠主持。当时，朱皇帝是如此敕谕廖永忠等人的：“王者之师，顺天应人，所以除暴乱，解羊倒悬，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诸郡，皆望风款附，常遇春克赣州，南安、岭南数郡亦相继来归，此无他，师出以律、人心悦服故也。今两广之地，远在南方，彼此割据，民困久矣，定乱安民，正在今日。彼闻八闽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慑，无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徕之，必有归款迎降者，可不劳师旅。慎勿杀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举兵临之，扼其险要，绝其声援，未有不下者。且广东要地，惟在广州，广州既下，则循海州郡，可传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徕，留兵镇守，仍与平章杨璟等合兵取广西。用师方略，率用是道，肃靖南服，在此一举。”
朱皇帝的意思是：只要咱们的队伍多为当地百姓着想，那么广东就会很顺利地拿下，而后你们再与杨璟等合兵取广西。
几天后，朱皇帝又敕赣州卫指挥使陆仲亨、副使胡通，命其率本卫及南雄、韶州等卫军马，会征南将军廖永忠等征广东。在敕谕中，朱皇帝仍不忘强调军纪的问题。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盘踞于广东大部的是军阀何真。何真字邦佐，广东东莞人，原为一县上的小吏。何真的发迹与陈友定差不多，元末兵乱，何真聚兵自保，后又不断协助元政府镇压叛乱，所以慢慢地就升迁至江西行省广东分省左丞，势力一大自然即成长为广东军阀。
何真虽然名义上仍是元朝的官员，但他可没有陈友定的那般骨气，所以当廖永忠派人招降他时，他就爽快地答应了。消息报至应天，朱皇帝十分高兴，他将何真比作曾归附汉光武的窦融、曾归附唐高祖的瓦岗寨首领李
（即徐懋功）。
就这样，广东兵不血刃就被收服了，政权实现了和平过渡。后来何真奉诏入京，被升擢为江西行省参政，后受封东莞伯，得以善终。
这里就该说到广西方面的战事了，虽然不如广东顺利，但也大致无甚波澜。
还在正月时，湖广行省平章杨璟进兵击永州，元右丞邓祖胜求救于守全州平章阿思兰，阿思兰遣兵来援。杨璟命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等阻击敌人援兵，援军被击退后，邓祖胜又出兵南门拒战，也被明军击败，邓祖胜收兵入城固守，明军开始大举围城。
坐镇全州的周文贵又引兵援永州，结果也被周德兴等击退。接着，杨璟又遣属下千户王廷将兵取宝庆。到二月间，明军已经相继攻克了宝庆、全州、宁远及桂阻路蓝山县。至四月十七日，困疲不堪的永州城终于被明军攻破，邓祖胜自杀。杨璟随即又挥师进围静江路（今桂林），以周德兴扼守险要，以阻断各地援军。就在此时，廖永忠等人的部队已由广州沿珠江西上，相继攻克梧州、郁林等地，最后与杨璟等会师静江路。
此前，廖永忠到达广州后，除了接受何真的迎降外，又降服了广东行省左丞卢某。此后，廖氏又生擒了民愤极大的海寇邵宗愚，对其进行公开审判，历数其残暴行径而斩之，由此广人大悦。随后，他驰谕九真、日南、儋耳等三十余城，皆得不战而下。待到达广西后，至梧州，廖永忠再降元达鲁花赤拜住，浔州、柳州诸路皆望风而降。
在明军优势兵力的四面围攻中，静江路仍然顽强坚守了两个多月，到六月间才被攻破。随后，廖永忠、朱亮祖所部定南宁、象州，杨璟定郴州等地。截止到这年（1368）七月，广西全境已基本平定。
当时四川的明氏政权主弱臣昏，云南的元梁王又远在边陲，他们都暂时构不成对大明的威胁。至此，明朝征南方面军已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大明的统治区域更加扩大也更加稳固了，这不仅解除了大明北伐军的后顾之忧，更可以集中起整个南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全面支持北伐战争，从而也就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显然，南征之举意义非凡。
这里不妨让我们简要分析一下南方战场明军速胜的原因，除了明军自身的强大及不妄杀政策外—不得不说，历朝历代，论军纪之佳、军纪之严，无过于明军，这委实与朱元璋的努力与反复叮嘱分不开。
我们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说，南方各抵抗势力的力量是比较分散的，尤其各分省之间简直就是各自为战，这样也就容易被优势明军各个击破；
其次，南方抵抗势力的战略迂回空间远不及北方广阔，且交通不便，不利于互相支援；
再次，南方抵抗势力也缺少北方骑兵那样的战术优势，作战经验也远不及明军丰富；
最后，就是福建、两广等地当时人口尚稀少，以至于兵力单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