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通向登极之路
失败从何处来
朱元璋一贯懂得“养威、俟时”的道理，所以他在灭陈之后，并没有急于乘着胜利之余威直下平江；而是先巩固灭陈战果，安定了后方，又经过一番养精蓄锐，这才集中起全力对付日渐衰微的张士诚。
遥想宋太宗当年，他在消灭北汉之后，就急匆匆地对辽国大规模用兵：当时敌情判断不明尚且不说，辽内部虽危机四伏，但其毕竟是军事大国，如果没有长远的谋划与成熟的安排，怎么能轻率与之决战呢？因此，疲惫、冒进的宋军初次伐辽失利，数年后再战仍遭惨败，以致精锐丧失，险要的幽云地区迄北宋之世也未能夺回，遑论偏安的南宋。
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一回惆怅一沾巾”，而朱元璋本人应该也是熟知这段耻辱的历史的。如今，朱元璋已经瞅准了时机，他要为中国历史撰写新的精彩篇章了。一面是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越战越精，可是那另一面呢？张家兄弟为最后的决战准备好了吗？
他们可曾知道，他们在下坡路上反而已越走越远了……
就在张士诚于至正二十三年九月称“吴王”之后，他即命老弟张士信迁元江浙丞相达识铁睦尔于嘉兴，最后又将其毒杀。从此张士诚便大权独揽，高高在上，恢复了自己昔日称大周王时的威风。而张士信则成为江浙行省丞相，帮着哥哥打理军政。
苏杭一带自来民物繁盛，储积殷富，所以没什么思想觉悟的张家兄弟处此烟柳繁华、温柔富贵之地，想不骄奢淫逸、堕落放纵都很难。他们“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蓄声妓，购画图，惟酒色耽乐是从……”
于是，两位老兄日渐懈怠于政事，又暗于断制，权柄便逐渐被那些文吏们所窃取。
张士诚为人持重寡言，他自知是个上不了大台面的泥腿子，所以也就乐得装出一副好士的模样以邀取好名誉。但凡有读书人到他那里，他既不管人家是否贤德，也不问此人是否有真才实学，就一概厚加赏赐，“舆马、居室，无不充足”。为此，那些嗜利的读书人，往往争相到张士诚那里献媚，结果老张也真的被这些满肚子风花雪月、歌功颂德之辈，弄得整日家昏昏然，以至于对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麻木起来。老张也慢慢地成了一位足不出户的“宅男”，为此耳目众多的朱元璋曾非常鄙视地说道：“我诸事经心，言行法随，尚且有人欺蒙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张士诚的兄弟之中，士德是最出色的，他被擒杀以后，张家军士气日衰。张士义死得最早，而苟活的张士信最是愚妄之辈，其不识大体，以致人们常常会在背后讥笑他。士信生活腐化荒淫，其后房有姬妾上百，她们还被专门教授跳那让元顺帝老兄着迷的“天魔之舞”，极尽堕落之能事；另外，据说士信园池中的采莲舟都是用极其贵重的沉檀木做成的。
士信用事，疏间旧将，夺其兵柄，由此上下离心，将士不肯用命。等到派遣将领出征时，他们就装病不起，然后邀求官爵、田宅之类，直等到被满足之后，才起程任事。这些将领到达军中之后，又往往无心作战，常载妓女歌舞，日会游谈之士，酣宴博弈。等到他们丧师失地而归，张家兄弟又不责问，依旧复用为将，“其威权不立类如此”！连个起码的赏罚规矩都没有，焉能不败？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与朱家军对阵时，张家军几乎无胜绩。
张家兄弟身边围绕的尽是些佞幸之臣，其中有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三参军为士信的三个心腹。
他们皆是迂阔书生，不知大计，却偏偏可以蛊惑视听，把持政柄，所以国事日非也就不难想见了。当时，苏州一带有民谣云：“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蔡（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后来黄、蔡、叶三人均被朱家军俘获，有心又狠辣的朱元璋为应“干瘪”之谣，便专门将他们腊成了肉干，悬于苏州城头。
张氏政权毫无章法及约束可言，即使张士诚本人有心爱民，那些贪婪、残暴的官吏也是不可能体会上意的，因为他们根本无从忌惮。在明末著名文士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张士诚的“国戚元勋”、女婿潘元绍，其位重于宰相，但生平却酗酒好杀。他家有美女数十，其中一苏姓女子最是才色绝美，老潘头晚还与她寻欢作乐，次日他偶一突发奇想，不仅将此女子灌醉杀死，更割下其头颅以金盘盛之荐于宾客，结果宾客们都被吓了一跳。后来，张氏将灭时，病态审美的老潘又逼迫众妻妾自杀，而他自己却妄图苟活，结果在投降后被朱家军斩首，其头则被人专门丢进了粪坑里。
显然，上层统治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也是不可能减轻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的。比如有个叫周铁星的，是张士信麾下的一名官吏，此人因聚敛有功，竟官至上卿。为了驱迫百姓缴纳钱粮，他就曾发明过一种头上布满铁钉的刑杖，以致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盘剥之外，再加之一些沉重的工役，比如修筑工事、疏浚河港等，也都是非常耗费民力的。“动民力以摇根本，用吏术以括田租”，这都是亡国丧邦的重大弊政。无知无识、宽厚驭下、不讲规矩的张士诚，就算他真有意关心民瘼，可他最终也只能给人们留下一个麻木不仁、为政形同儿戏的恶名。
“士诚之心，知施恩而不施威，知取之易而不知守之难！”即使张氏兄弟可以问鼎天下，那不过也将昙花一现，因为“山大王”式的治国方式是最不靠谱儿的。
其实，对于张士诚用人行政的这些缺陷、弊端，也曾有不少人向他提出过劝谏和批评。比如作为东南大名士的山阴杨维桢，张士诚为显出自己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心意，便屡屡招纳杨维桢；杨氏有感于张士诚的诚意，便对于张士诚的为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道：“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省，无禄养之法，有行位之权矣……”
杨维桢批评张氏不辨是非、不辨忠奸、任人唯亲，专用势利小人。他更清醒地看到，若长此以往，张吴政权必然不久于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东南豪杰又何望乎！”
对于杨维桢的这番直言，目光短浅、喜好媚语的张士诚等人自然会弃而不用，还一致指责杨氏为“狂生”。张家兄弟本就是这个做人的境界，所以绝不能对他们要求、期待过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张二人本质上的差别，其实并不在谁的拳头硬、谁的时机佳，而更在于他们器局、智量的大小以及战略战术的高下。
还是那句老话：“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就像一截未经任何处理的木头一样，放的时间越长，它自身就会越腐败不堪。这也就是张吴政权，其以腐烂之质，更当是难以抵抗外部所加之锋刃的。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恃强”的陈友谅正因为强，所以他才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主动进攻，也因此彪悍轻死的他才在野战中被迅速地消灭；但是“恃富”的张士诚却不同，后来他只一味凭坚据守，所以非常耐打，也因此朱元璋必得下大功夫、费大气力来好好收拾他。
而一俟消灭了张士诚，朱氏政权通往全国的进军道路也就彻底打开了，他们改朝换代的理想眼看就要实现了。
吹响胜利的号角
之前我们就已经奇怪地发现：张士诚兄弟反复地去挠朱元璋的痒痒，而自己每每找抽，这多少有些让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愚蠢、偏执的行为，难道说他们在危机面前就真的不能做到全力以赴吗？
不能！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看到灭亡之日，尽管他们已经充分地呼吸到了那紧张的空气！青蛙就是这样被温水慢慢煮死的，而人都是有侥幸心理和惰性的，这从本质上反映了人“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典型特点。
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终于决定要向张士诚开刀了。当时张士诚的地盘“南至绍兴，与方国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邮、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济宁，与山东相距”，虽然东西相对狭小，但南北却腹地开阔，且人口密集（今天的江苏也许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省份）。有鉴于此，朱元璋决定“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即先去羽翼、再捣腹心，也同时便割断了张部与元朝的联系（同时防止其北逃），这算是相当稳妥的战略。
之前在叶兑的上书中，也曾提到关于灭张的方略问题—“莫若声言掩取杭、绍、湖、秀，而大兵直捣平江”，这是上计；或者先拔绍兴，“绍兴既拔，杭城势孤，湖、秀风靡，然后进攻平江，犁其腹心，江北余孽随而瓦解”，这是次计。
不过，叶兑毕竟是一介书生，朱元璋对于他的建议也只是做一下参考，而且叶兑上书时江北的形势还没那么复杂。
于是，朱元璋便命中书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枢密院冯国胜、左丞华高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规取淮东、泰州等处。等到大军刚出长江时，朱元璋又命使者传谕主将徐达，告诉他王保保的近况，让徐达留意一下；另外还告知徐达，凡俘获的张士诚将校，都要发到应天由自己亲自处理。
十月二十一日，朱家军直趋张士诚的老家与发迹之地泰州，在疏浚运河时与张家军一部遭遇，结果大败敌人。几天后，朱家军又围攻泰州新城，在援军被击溃的情况下，徐达遣人谕降城中，但张部守将仍拒守不下。
闰十月，江阴水寨守将康茂才上报应天：“张士诚以舟师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别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来，出没无常。疑有他谋，请为之备！”
对此，朱元璋即日便遣使传谕徐达道：“张士诚这一招不过是疑兵之法，想分散我军的兵力，他好来个声东击西；另外常遇春出海安七十余里追击敌寇，这也极可能是敌人所设下的引诱圈套，他们还是想分散我军的兵力。”所以朱元璋即令常遇春驻师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
过了几天，朱元璋又亲至江阴康茂才水寨，判明敌情后，他又遣使传谕徐达，并向其断言泰州当月可下。果然，闰十月二十六日，泰州被攻克；朱元璋随即又指示徐达，要他赶紧乘胜进取，徐达于是派兵攻兴化。
十一月，徐达亲率朱家军进攻高邮。朱元璋听闻这一消息后，担心徐达深入敌境，不能策应诸将，于是命冯国胜接替徐达继续围攻高邮，而命徐达坐镇泰州，围取淮安、濠泗。不久，张士诚部围攻江南的宜兴，敌情严重，于是朱元璋又命“冯国胜围高邮，常遇春守海安，遣别将守泰州”，特命徐达率精兵援宜兴。结果，徐达败敌兵于宜兴城下，俘虏三千余人。
十二月，徐达自宜兴还兵攻高邮，张士诚又遣其左丞徐义由海道入淮援高邮。徐义认为此行必凶多吉少，所以大军屯于昆山之太仓，一连三个月徘徊不进。
至正二十六年春，张士诚部以舟师驻君山，又出兵自马驮沙溯流窥江阴。朱元璋亲督水军及马、步兵往救之，等到他们到达镇江一带时，敌人在焚掠瓜洲、西津后已逃遁。朱元璋随后驾临江阴，他见江阴守将吴良等防御有方，竟不禁夸赞吴氏道：“阁下难道是吴起在世吗？”且“称叹久之”。
之前我们就说过，同耿炳文所坚守的长兴一样，位于长江之畔的江阴也是应天政权的一道重要门户，而吴良、吴祯兄弟也是守御有方，乃至于十年间从未出现差池。
话说吴良在江阴十年，其“终始戒严，夜尝宿城楼，枕戈待旦”；凡有空闲，他就延请饱学之士，为将士们讲明经史与兵法。他训敕将校，管理胥吏，从不徇私；其“敦教化，兴学校，修屯田，足军饷，境内帖然”，保障了一方的稳定。
因此，当朱元璋挥兵西向时，他可以无后顾之忧，“皆（吴）良等为之捍蔽也”。
朱元璋又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击敌人，又别命一军伏于江阴山麓。康茂才在浮子门一带与敌人遭遇，结果大败敌军；部分敌军弃舟登岸后又遭到伏兵的掩杀，最后敌军死伤过半，被俘达五千余人。
二月，朱元璋同意徐达所请，令孙兴祖守海安，常遇春则督水军以为高邮声援。接着他又指示徐达说：张士诚非常看重泰州、高邮两地的得失（不情愿自己的老窝被端），已经先后六次派援军渡江北上，所以徐达应该收缩部分兵力于泰州，随时准备给予敌援军以迎头痛击。
就在这时，有消息传来说：在张士诚的督促下，徐义部已自海道入淮援高邮；另外，王保保也正准备进攻两淮，想要借着错乱的形势分取一杯羹喝。朱元璋于是再次吩咐徐达要严加戒备，结果王保保见无机可乘就放弃了入侵两淮的打算。
三月，朱家军拿下了高邮。不过值得一说的是，先前徐达援宜兴，冯国胜则受命统兵围高邮，高邮守将竟向冯国胜诈降，结果冯老二上当，以至于有千余人在入城后被杀。朱元璋在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于是招来冯老二，不仅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还罚他步行回高邮。冯老二羞愤之余，乃督率将士四门齐上、发动猛攻，终于一鼓作气拿下了高邮。冯老二为了泄愤，就准备血洗高邮，结果被及时制止。
不久，朱元璋又进一步指示徐达道：最近大军拿下了高邮，江北张氏势力阵脚已乱，可乘胜取淮安，兵不在众，当择其精者而用之；宜以步、骑一万五千，舟师一万，水陆并进，勿失机也！其余军、马，悉令常遇春统领守备泰州、海安，随时准备增援沿江各要地。
当徐达率军至淮安时，他见于徐义在马骡港一带做消极驻防，于是乘夜率兵偷袭徐义部，结果打得徐义泛海逃去。援军既去，淮安不战而降。随后朱元璋又命江淮行省平章韩政率指挥顾时、叶珍等伺机攻取濠州，在赵君用等人放弃濠州后，这里已被张士诚的部将李济所占据。
就在去年（1364）的十一月，有鉴于李济“名为张氏守，而观望未决”的暧昧态度，朱元璋特命李善长以书信招降李济，因为老李和李济既是同乡，也是同宗。虽然老李在信中同李济讲清了利害，但是人家偏不给面子，以至连封回信都没有。
韩政等人率军四面强攻濠州，李济见势不妙，终于开城迎降。之前，朱元璋一直调侃自己“虽有国而无家”，深以家乡濠州不在自己掌握之中为憾事；至此，他才欣慰地说道：“今日有国有家，遂我志也。”
不久，朱元璋又命文忠往徐达军中会商淮安城守等事宜，他进而又指示徐达说：“大军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齐鲁；但是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很多，所以你们要谨慎处理各种问题。”
接着，元徐州守将枢密院同知陆聚，有鉴于徐达已克淮安，他看清了形势，于是以徐、宿二州到徐达军中请降。朱元璋为此非常高兴，特任命陆聚为江淮行省参政，仍守徐州。陆聚为了有所表示，就遣将攻取了沛县、邳州一带，于是邳、萧、宿迁、睢宁诸县皆降。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指示徐达攻取安丰。当时元将竹贞率领马、步兵万余意图增援安丰，并四处骚扰。朱元璋便指示徐达先断敌粮道，然后再把握好时机与敌人速战速决，并争取全歼这股敌人，不然就容易留下后患。之后，徐达受命统军马、步、舟师三万余取安丰。元将竹贞来援，结果被大败而去。朱家军强攻安丰不下，于是将城墙挖穿了二十余丈，这才冲杀进城，安丰城中的左君弼等人不得不逃往汴梁。
接着，朱元璋又进一步指示徐达道：“近来听闻王保保欲侵徐州，如今你率精锐攻下了安丰，必定还有余力增援徐州，你可立遣一军至徐州；王保保不明我军虚实，如果他胆敢轻易进犯徐州，正好落入我军埋伏。”结果王保保部真的杀到了徐州城下，也果然遭遇伏兵，被大败而去。
到至正二十六年四月底，兴化、濠州、宿州、邳州、安丰等地已相继被朱家军攻占，于是淮东之地悉平（除了江北的南通一带）。就这样，经过半年多的经略，朱家军进攻东吴的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接下来，朱家军的兵锋就要直指江南，而张士诚做最后挣扎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富贵归故乡
有鉴于当时的天下大势，朱元璋对于决胜中原、统一天下似乎已经成竹在胸了。
有一次，他就对孔克仁等人历数了一下天下豪杰。如“拥重兵犯城阙，乱伦干纪，行已夷灭”的孛罗帖木儿，“挟太子以动兵，是以子抗父，且急于私仇，无敌忾之志，糜烂其民，终无成就”的王保保，“碌碌不足数，然窃据一方，民受其蔽”的李思齐、张思道等人，“外假元名，内实寇心，反覆两端”的张士诚，及“喜于自用，而无远谋”的明玉珍父子。然后，朱元璋便得出结论说：上察天时，下究人事，定鼎中原、安定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但是，一向志虑深远的朱元璋也更加明白：改朝换代虽已不是什么难事，“中原固不难定”，可难的是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民生，因为当时“民物凋丧，千里丘墟，既定之后，生息犹难”。
打天下需要人才，治天下同样也需要人才，人才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保证，尤其是对于一贯倡导“精英治国”的中国传统社会。
为此，至正二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与国子博士许存仁等便谈论起了人才的问题。朱元璋首先说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臣。孤过去曾经考察汉高祖的兴起，其使用人才首推以张良、萧何、韩信为代表的‘三杰’；汉光武之兴，邓禹、寇恂、耿弇、贾复、冯异等为之佐助。历代以来，莫不如此……老天之造育人才以为世用，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孟子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圣、臣贤，可以当得起孟子这句话；但不知道汉、唐以下可否也当得起？”
起居注詹同于是回答说：“三代以下，以唐、宋为冠，其间不乏名世之臣，也可谓当得起。”
朱元璋又道：“三代以上，纯乎道德；三代以下，杂乎霸术。其间虽有名世之臣，比如皋、夔、稷、契、伊尹、姜太公等人，但总觉得还是稀少。如今孤方有事海内，凭赖英贤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我朱元璋一时半会儿统一不了天下，这是不是缺少人才的缘故呢？
许存仁知道这并不表示朱元璋有急躁情绪，而是他想确证一下自己是否“王者”，是否能够得到士人们的认同。于是许博士道：“主上您圣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资以平祸乱，今群贤毕出，佐隆大业，稽之于历，自宋太祖至今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也！”
不过，人才固然重要，但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还在于完善制度建设。
为此，朱元璋有一天就对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二人说道：“天下兵争，民物创残，今土地渐广，战守有备，治道未究，甚切于心！”这里的所谓“治道”，就有制度的意思。
刘基于是回答说：“战时与和平时期是不同的，治道自然也是要根据不同的需要而有所变革！”他劝朱元璋不要如此急迫，慢慢来嘛。
朱老大对此表示同意，他强调：“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其要在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
王祎这时在旁恭维道：“昔汤正桀之乱而修人纪，武王正纣之乱而叙彝（法度）伦。主上之言，诚吻合于前古也！”
有了制度的保证，治理天下就容易得多了，因此有一天朱元璋便对群臣们说道：“孤过去常常听说圣人不出户庭而天下治，这是由于制度完善（‘政化’）而又与风教契合的缘故。治理天下，如果可以做到制度完善而又与风教契合，那么即使不去命令百姓也可以让他们乐意遵从，不施加其他的恩惠也可以让百姓为之欣悦，这是孤非常仰慕的治国境界呀！如今军队还在前线忙碌，民生还没有得到恢复，制度如何才能得到完善呢？”
起居注王祎又站了出来道：“制度能否完善，全在于领导者。主上您拳拳为国为民之心，何必还要担心制度得不到完善呢？”制度的设计全在于人的精心谋虑，只要主公重视这一问题，那么新王朝的制度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完善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朱元璋如此着眼于长远，历史证明，大明王朝的制度设计确实打上了这位开国雄主的深刻印记。
朱家军于四月初九日入据濠州，这一天正好是朱元璋的大哥、朱文正的老爹的忌日。他父亲的忌日已过去了三天，但距离他母亲的忌日却还有十三天。
此时，攻灭张士诚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即将完成，第二个作战计划尚在准备和部署之中，趁着这个短暂的间隙时间，朱元璋决定回濠州省墓，顺便看望一下那已经阔别了十二年的家乡。
四月十三日，在博士许存仁、起居注王袆等人的陪同下，朱元璋从应天出发前往濠州省墓，三天后一行人便到达了濠州。
有鉴于自己父母下葬时的凄惨状及眼下墓地的杂草丛生、衰败不堪（朱元璋父母不是合葬在一处的，而是被分葬的，而且朱母的墓还曾遭到过朱元璋敌对势力的破坏），朱元璋就想到要改葬父母。但是，有人说改葬恐怕会“泄山川灵气”，这样兴许就不能让朱家的祖坟继续冒烟了。朱元璋也不能不买这种迷信的账，结果就没有改葬，而是在陵墓上增加了些封土，使之看上去较壮观一些。
当时刘继祖、朱家的老邻居汪大娘都已经死了，但刘的儿子刘英及汪文则都受到了吴王殿下的亲切接见，除了一番物质与精神上的慰抚之外，朱元璋最后便令他们与另外二十户人家专门为自己的父母守墓。其实，这是抬举了两位恩人家，是一种特别的信任，也算是自己的报恩之举。
之后，濠州一帮父老又赶来相见，就像刘邦当年还乡时候的情景一样，朱元璋自然也没少安排酒宴款待乡亲们。就在酒席之间，朱元璋对乡亲们说道：“咱与乡亲们不得相见已经很久了，这次回乡，又念及乡亲们自遭受长年的兵祸以来还没得安生，内心实在很不是滋味啊！”有一位老人于是答道：“让您多操心了啊！”
朱元璋又道：“濠州是咱的家乡，家乡人的事情咱怎么可能不放在心上呢？”一帮人吃喝得正畅快的时候，朱元璋又拿出了他作为领导的严肃的范儿，他继续道：“诸位父老乡亲都是咱的故人，难道咱不愿意和你们朝夕相处吗？实在是身不由己啊……诸位父老乡亲回家之后，一定要记得多加教导子弟为善，立身孝悌，勤俭养生。乡里有良善的人，这全都是因为其家中有贤父贤兄啊！”他这是在强调要加强社会教化。
想当年刘邦回乡时，席间他曾高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一种乐极生悲的感觉，也表露出其统驭家邦的忧患意识；而以朱元璋的觉悟及境界，自然更不在不学无术的刘老三之下。
显然，朱元璋考虑得不失长远，他担心乡亲们会因自己的得势而得意忘形。也就是说：你们别以为我这个同乡坐了江山，你们就可以跟着沾光、可以为所欲为，正相反，你们更应该在道德方面做出表率来。
最后，朱元璋又叮嘱乡亲们道：“乡人耕作交易，千万不要让他们出远门：如今两淮地区还有些敌兵没有清剿干净，咱担心乡亲们会被他们洗劫。父老乡亲们也应该乐天安命，这样就不难得长寿了啊……”于是，一阵觥筹交错之后，父老乡亲们皆欢醉而去。
在濠州待了十多天后，四月二十七日，朱元璋一行要准备回应天了。
动身之前，朱元璋特向乡亲们一一话别，他还专门嘱咐汪文、刘英等人，要好好地帮自己守墓。除了分赠财物外，他还当众宣布：“如今兵祸已息，乡里安静，父老当得优游无事，抚育妻、子，各保生业。咱县的租赋，咱已经令县里免掉了，过上两三年，咱一定会再回来看乡亲们的。”不过一直到洪武初年时，他因为日理万机，就暂时没有亲自再来，而是让太子朱标等走了一趟。
待回到应天后，朱元璋又对许存仁等感慨道：“想孤年轻时，认为自己这辈子也就不过一农夫而已！及遭兵乱，又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义军，本来不过图个保身，可是不想今日竟成此大业！自从孤离开乡里已过去了十多年，如今得以回乡省陵，又与诸父老子弟相见，抚今追昔，有多少感慨在心中啊……想孤当初在军中时，见当时群雄皆纵令其下夺人妻女，掠人财物，咱心里常常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等到咱率军渡江之后，凡攻取城池，都要严禁兵士们剽掠，务必要保证地方人心安定。上天明鉴，才有了孤的今天！”
许博士先前因为犯了点错误，结果被罚充书吏，此时他便与众人应和道：“主上您一念之仁，故令天下属心。今归故乡，顾念桑梓，抚喻亲故，眷眷不忘，虽汉高祖之待沛中父老，恩意不是过也。”
在回濠州的路上，朱元璋还发现“所经州县，百姓稀少，田野荒芜”，流民现象非常严重。于是他特意叮嘱有关官员要遍加体访，督促、引导、帮助流民们归还乡里，以实现安居乐业。
待到灭亡张士诚以后，他还特意把苏州等地的富民都迁徙到了濠州一带，既充实了当地，也削弱了这些富民的经济、社会基础，造成了社会的扁平化，保障了一方的暂时的社会安定。
就像宋太祖赵匡胤经常到藏书阁借书一样，爱学习的朱元璋除了博览群书之外，他还对于现有的藏书很不满足，此时特“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
汉武帝等时代也都号召过民间献书，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文化举措。为此，朱元璋又对侍臣詹同等强调说：“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
朱元璋就常常翻阅有关孔子的言论，孔子提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此言正合朱元璋心意，他觉得这正是“治国之良规”，由此感慨“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到了这年的七月，正当第二阶段的讨张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朱元璋又给王保保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其中他指出王保保所占有的区域是天下的险要之地，可是王保保却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只是盲目自大；当时孛罗帖木尔正“挟天子以令诸侯”，朱元璋希望王保保能够归还自己的使者，与自己修好。
在信的末尾，身子骨已经硬起来的朱元璋还威胁说：如果王保保再一味招惹自己，他就“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阳之师经唐、邓之郊，北趋嵩、汝，以安陆、沔阳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丰、濠泗之将自陈汝捣汴梁，徐、邳之师取济宁，淮安之军约王信海道舟师，会俞宝同入山东”，向王保保多路出击。王保保当时已是四面楚歌，如果朱元璋再加一杠子，那么必然会土崩瓦解。
但是，人家王保保不是被吓大的。王保保知道朱元璋此时正集中主力对付南方的对手，根本无力北进。相反，他还要见缝插针，伺机强占一些朱元璋的地盘。
朱元璋的威胁信终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他反而已开始对王保保这个顽固的对手有些心生敬意了，因为两大政权、种族（农业与游牧）之间的矛盾注定不是那么容易调和的，而王保保则又是誓死保元的。
大难临头各自飞
回家乡祭过了祖坟，探过了亲人，回来还得接着办自己的正事。
五月，徐达自安丰回到了应天，朱元璋也开始思考起下一步进攻张士诚的具体作战计划。当月，应天方面发布了讨张檄文《平周榜》—显然，朱元璋是不承认张士诚的“吴”政权的，而仍以叛逆（大元）的“周”称呼之。
有人可能要疑问了：为什么朱元璋在去年刚开始讨张的时候不发布檄文，却等到现在才发呢？据笔者估计，这一次他大概要郑重其事起来，要显得一切都名正言顺；而且，这次讨伐的是张士诚的江南地盘，要直指张氏腹心，显然其难度要比上一阶段大得多，发布正式文告也是为了加大宣传力度。
历数古来的檄文中，最有名的无过于骆宾王所作的《讨武曌檄》，除了其文气之充沛外，最关键的就是此檄文点中了武则天政权的篡逆本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而就在应天方面所炮制的这份讨张檄文中，朱元璋在详细地说明了当时全国斗争的形势及自己起兵的经过后，便又一一列举了张士诚的八大罪状：除了第四款和第八款与西吴朱氏政权有关外，其余条款竟全都是指责张士诚背叛元朝，如指责老张两度诈降于元，又杀害元朝使者等。
前面我们就已经提到过，如果不看这份檄文的首尾部分，就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此乃元朝的讨伐诏令。再至于后来，朱元璋也并没有对元宗室赶尽杀绝。这究竟又说明了什么呢？这无非说明了朱元璋在承认元朝之天命时，也已经开始以顺承天命的正统自居。
最后，檄文中又宣布了自己对东吴军民的两手政策：不抵抗的良民都可以保全，但“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师者”，不仅要剿灭，而且家族还要被迁徙到边远地区。
在休整了两个月后，这年（1366）七月底，朱元璋便召集起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文臣武将们开会，共同商讨进兵大计。
作为右相国的李善长居然还有些疑虑，他建议说：“张氏宜讨久矣，但以愚臣看来，其势虽屡出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储积，恐怕难以轻易消灭他，不如视隙而动。”
对于老李的担心，朱元璋不以为然道：“他姓张的昏淫日甚，还屡屡生事，如果不赶紧除掉他，必成后患！况且其疆域日蹙，长淮东北之地皆为咱有，咱们以胜利之师去消灭他，还担心会胜不了吗？再说他姓张的败形已露，还用得着等待可乘之机吗？”
徐达作为左相国及未来的前线总指挥，他在深刻地领会了领导的意图后，乃慷慨言曰：“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时也。其所任骄将如李伯升、吕珍之徒，皆龊龊不足数，徒拥兵众为富贵之娱耳！其居中用事者黄、蔡、叶三参军辈，迂阔书生，不知大计。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锐之师，声罪致讨，三吴可计日而定！”
朱元璋闻听此言，即欣喜地对徐达道：“诸人都局促于自己的浅薄见识，只有你徐天德是咱的知音，看来大事必成啊！”
于是此事就这样定了下来，朱元璋本人反正是决心已定且信心满满。接着，他一面命诸将检阅士卒，一面则命大军择日启行。
有人可能有些思念刘基了，觉得如此重要的场合应该有他出场，或者说如此重要的会议老刘总应该发表些意见才对。可是史书上并没有相关记载，大约此时他的意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尤其在军事方面，朱元璋也已不再像先前那样重视刘老先生的意见了—一方面，他是非常自信的，可能会觉得杀鸡根本用不着老刘这把牛刀；另一方面，老刘毕竟是有些“先天不足”，那就是缺少实际战场指挥作战的经验，以至于与朱元璋越来越显得话不投机。
这年八月的时候，应天城池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而且这一扩建就整整持续了二十多年，其不凡的效果，用“固若金汤”来形容似乎也不为过分。此时的刘基就正在忙着看风水、搞测量，以务必使得新城“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谁让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呢。
战斗的任务及动员令都已经下达了，不过战争的实施方略还没有具体制订出来，于是朱元璋在西苑专门将徐达、常遇春等人召集了来，以商讨进攻方略。
血气方刚的常遇春首先发言，他建议直捣张士诚的腹心：“逐枭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当直捣姑苏！姑苏既破，其余诸郡可不劳而下矣。”
如果能够这样干的话，那么他朱元璋之前也不必先去攻打什么两淮了，所以朱元璋强调困难道：“不然。士诚起盐贩，与张天骐、潘原明等皆强梗之徒，相为手足。士诚苟至穷蹙，天骐辈惧俱毙，必并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势，而遽攻姑苏，若天骐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难以取胜！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破，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
苏州城是一时破不了的，一旦敌人的援兵四面杀到，孤军深入的朱家军就会四面受敌；而且苏州的位置偏中，朱家军到时候的后勤补给也容易被骚扰，甚至被切断；困兽犹斗，到时双方鱼死网破也未可知，不如行稳妥之计。关键的是，借着城池的优势，双方在苏州城下必然是势均力敌，即使赢了也是惨胜，反不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为好。
但是常遇春这头犟驴仍然坚持己见，于是朱元璋上火道：“如果先攻湖州失利，那么责任由咱承担；如果先攻苏州失利，责任就由你承担，如何？”这一回老常不说话了，他十分晓得朱元璋的脾气，而且他一向也是敬畏领导的。
于是朱元璋屏退了左右诸人，单独跟徐、常二人道：“咱这一次准备让熊天瑞跟你们一块出征，咱准备利用他来行一回反间计。说来熊天瑞之降，本不是他的本意，他常常心怀不平。这一次咱们不要把真实的作战计划告知他，只说要‘直捣姑苏’，想来那熊天瑞一定会把此事透露给姓张的。如此一来，他姓张的就中了咱们的计了！”
很显然，朱元璋的特务工作做得不错，熊天瑞的不满情绪和秘密活动都被他调查得一清二楚。如此反间计一行，自然也就增加了此战的胜算，也就让常遇春更没话了。
几天后，诏书下达：“命中书左相国徐达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临行前，朱元璋一面“以伐张士诚告祭大江之神”，一面又召集众将再次严明军纪，并且还人手一册发放了《戒约军中事》。
显然，这些赳赳武夫不随时敲打敲打是不行的，而且将领们大多都偷鸡摸狗的，何况是那些普通兵士。
八月初四这天，大军自龙江出发，次日到达太湖地区，湖州就在太湖的南端。
几天后，常遇春击败张士诚兵于湖州港口，擒其将尹义、陈旺，锋芒直指洞庭山。捷报传来，朱元璋欣慰地说道：“看来咱们是必胜了！”几天后，朱家军又进至湖州之毗山，在连败敌人后，驻军湖上的张家军竟然不战而退。也就在这时，正像朱元璋事先估计的那样，熊天瑞叛降于张士诚。
当朱家军进至湖州三里桥时，张士诚麾下的右丞张天骐分兵三路前来抵御。徐达刚要准备迎战，但这时却有一位术士突然蹦了出来，上前跟徐达说什么“今日不宜战”，结果徐总指挥竟有点犯犹豫了。
“娘的，”常副总指挥急眼了，“两军相当，不战何时？”于是徐总指挥便决心和敌人一战，结果由于老常的奋勇拼杀，敌人最后敛兵而退。
张士诚又派司徒李伯升来援，结果张天骐、李伯升两部人马都一齐涌入湖州城里闭门拒守，朱家军四面攻城不利。这时，张士诚又派其麾下平章朱暹、王晟、同佥戴茂、吕珍、院判李茂等将领，连同他的五儿子（号“五太子”），率兵六万来援。他们驻扎在城东，并筑五寨自固，准备与城中守军互为掎角之势。
朱家军也只好分兵在湖州城东连筑十垒，以断绝敌人的援军。当时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病态审美的那位）驻兵于乌镇之东，为吕珍、五太子等声援，结果朱家军乘夜进袭乌镇，潘元绍遁逃而去。之后，朱家军又填塞沟港，以试图断绝湖州地区敌军的粮道。
张士诚知道事情紧急，于是亲自率军来援，双方在皂林之野展开激战，结果百战之师的朱家军再次大败敌军，并生擒三千余众。九月，敌人又以水师来援，常遇春出战。当时一阵暴风骤雨，大晌午的整个天竟都黑下来了，朱家军乘机突击敌人，不仅生擒敌主将，还生擒了两千多人。
湖州战场上虽然打得还算顺利，但是压力也不小，所以朱元璋决定要在东线战场上加注了。于是他一面命文忠率师攻杭州，一面指示外甥说：“徐达等取姑苏，张士诚必然要集合力量拼死反击，如今令你去攻杭州，不过是为了策应徐达他们。你部可以采取灵活战术，或冲其东，或击其西，务必要使得敌人疲于应付。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会有敌人不战而溃的……所以你此次出征，一定要注意战术灵活，注意领会自己（从战略上而不是从战术上）牵制敌人的角色！”
不久，朱元璋又派出朱亮祖、耿天壁攻桐庐，袁洪、孙虎略富阳；两路人马得手后，又合兵围余杭。张士诚有鉴于各路援军的失败，仍不甘心，又派其部将徐义到湖州一带查看形势，结果却被常遇春堵住归路。徐义派人向张士信求援，但张士信却没有采取行动，张士诚只得派亲兵来援；在徐义被搭救出来之后，他又与潘元绍等试图与吕珍等合兵一处，结果又被常遇春击溃。
自此，吕珍部增援亦断绝，馈饷不继，以至开始多有出降者。
湖州城里的张家军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十月，徐达将所擒获及投降的张家军将领一齐集中到湖州城下展示，结果“城中大震”，以致人心出现动摇。
朱家军攻打敌军水寨，猛将薛显一马当先，他们在大败敌军及其“五太子”援军后，终于使得势穷援绝的五太子及朱暹、吕珍等向朱家军投降—这场胜利不仅收获巨大，而且其意义也十分重大，因为连老张的一干亲信都被迫投降了，人心势必更加动摇！
为此，常遇春特意对薛显嘉勉道：“今日之战，将军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
其实这个“五太子”只是张士诚的养子而已，他本姓梁，其人长得短小精悍，却身手矫健，能平地跃起丈余，又善于潜水；朱暹、吕珍等也皆是勇猛善战之辈，所以张士诚一向特别倚重他们；及至这帮人投降了，张老大的气量也就更加矮小了。
当冯国胜把吕珍等人带到湖州城下劝李伯升等出降时，绝望之际的李伯升于是回答说：“张太尉养我厚，我不忍背之。”老李还算有血性、讲义气，说完就要抽刀自杀，但被左右的人拼命拦下了。最后，李伯升等人只得出城投降。
至此，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朱家军终于成功地结束了湖州之战，这也充分地体现出了朱元璋决策的英明，及朱家军将士的英勇善战。此战不仅歼灭了吕珍、李伯升等所率领的张家军精锐，而且还对苏州、杭州两座坚城形成了分割之势，像一根楔子般狠狠地切入了敌人的腹心，使其首尾难顾。
“黑云压城城欲摧”，张氏兄弟的末日已经越来越近了！
十月围城的开始
攻下湖州的战果既然是巨大的，那么就更使得东吴上下一片人心动摇，何去何从，大伙不得不认真权衡了。
不久，徐达引兵向姑苏，至南浔，张士诚元帅王胜降；几天后又至吴江州，围其城，守将参政李福、知州杨彜降。王胜、李福、杨彜等人的举动显然不可能是孤立的，很快余杭守将也向文忠投降。杭州已近在咫尺，可是当文忠所率的队伍还在途中时，守卫杭州的东吴平章潘原明就已派人来向文忠表达了投降的意思。
文忠还有些疑惑，但那使者解释道：“杭州城中有百万生灵，今天兵有如雷霆般降临，当者无不摧破！若大军来至城下时，我们再想投降，恐怕就来不及了……”事关重大，于是文忠赶紧向老舅请示，老舅同意受降。就这样，一座战略地位仅次于苏州的重要城池轻而易举地就背弃了张士诚，由此可见老张这家当得有多失败。
杭州投降后，接着又是绍兴路、嘉兴、海宁州等地相继投降。
徐达此时已率军打到了苏州城（即平江）周遭地区，当他引兵至姑苏城南的鲇鱼口时，与一路张家军遭遇，结果再次击破敌人。康茂才率部至尹山桥，遇张士诚兵，又击败之。朱家军于是进兵苏州城，四面筑城围困。其中徐达率军负责攻葑门，常遇春负责攻虎丘，郭子兴（与郭大侠重名）负责攻娄门，华云龙负责攻胥门，汤和负责攻阊门，王弼负责攻盘门，张温负责攻西门，康茂才负责攻北门，耿炳文负责攻城东北，仇成负责攻城西南，何文辉负责攻城西北。
苏州系张士诚的巢穴，仅从城门之多就不难想见，其守备自然不同于别城，朱家军是绝不可能轻易就拿下此城的—这也正验证了常遇春当初的鲁莽。
先是，朱家军“架木塔与城中浮屠对，筑台三层，下瞰城中，名曰‘敌楼’，每层施弓弩、火铳于上。又设襄阳炮以击之，城中震恐”，总之先对城中造成巨大的精神威慑。
当时无锡还在张家军手中，无锡守将莫天祐派出一名善于潜水的名叫杨茂的部将，试图混入苏州城与张老大取得联系。没想到这个杨茂轻易地就被朱家军给拿住了，结果徐达不仅没有杀他，还成功地策反了他，迫使杨茂为己所用。
此时苏州城坚不可破，无锡又为张士诚声援，结果张士诚与莫天祐之间的通信通通被徐达知悉，这样苏州与无锡两城的虚实尽被掌握，朱家军的攻围之计也就日益得到完备。不久，张士诚出城攻打娄门附近的朱家军，当时徐达正在那里督兵，此战虽无关紧要，却令朱家军的武德卫指挥副使茅成不幸战死。
转眼就到了十二月，有鉴于地盘扩大，应天方面罢浙东行省，开浙江等处行中书省于杭州。随即又升右丞文忠为行省平章政事，令他主政一方，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朱元璋特意恢复了外甥的姓氏，这自然是念在外甥战功不凡的分儿上—“李文忠”的时代正式开始！
也就是在此时，一起重大事件如期发生了—小明王韩林儿没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朱元璋特命水军大将廖永忠前往滁州迎接韩林儿前往应天，可是当他们一行人到达瓜步一带时，小明王所乘的那艘船竟然神奇地沉没了，韩林儿因此而殒命。
有人可能要疑问了：这事其中一定有蹊跷，难道是廖永忠受命害死小明王的吗？
至少笔者觉得应该是如此，只是需要注意的是：朱元璋是聪明人，他可能不会把话说得那么直接、那么露骨，他可能只是向廖永忠暗示了一下而已，这样他也不容易留下什么把柄。由于廖氏也是一代豪杰，悟性毕竟还是有的，所以小明王就悲剧了。后来廖永忠由于不太安分，慢慢地就惹得朱元璋不怎么待见他了，以至百般猜忌、提防。在开国元勋之中，廖氏也最先被“狗烹”，成了朱元璋拿来祭刀的悲剧人物。
而小明王一死，“龙凤”年号也就此要名正言顺地被终结了，于是朱元璋宣布“以明年为吴元年”—“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次年就是羊年，这时间掐算得多么精确，可见朱某人之处心积虑！
需要补充一说的是，著名明史专家孟森认为小明王之死正像朱元璋指出的那样，是廖永忠“使所善儒生窥朕意”的结果，是廖永忠为了邀功而自作聪明才擅自采取行动的，因为孟森认为当时的小明王“本毫无可拥之
竖，生死不足计”，朱元璋根本没必要使用如此极端手段。
但是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起码小明王在当时的地位及影响绝不是可以轻易被忽略的，他到底与朱元璋还有君臣的名分在；而且被宗教化了的小明王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君主，这样他也就不可能通过“禅让”将最高名号过渡给朱元璋。另外，廖永忠作为一代人杰，为什么朱元璋会独独派他去接小明王呢？先前廖氏与小明王毫无交集，这岂不是大材小用？显见朱元璋是存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而基本只有作为聪明人的廖永忠可以意会，也适宜做这个勾当。
后来，朱元璋在诏书中专为此事数落廖永忠，可见应该不是朱元璋替廖永忠背上了黑锅，而应该是朱元璋有意让廖永忠替自己背黑锅。不过退一步说，即使孟森的推断果不其然，但是除掉小明王的主要责任还是应该由朱元璋来承担，因为廖氏本质上还是在贯彻朱的意志，而且朱某人也是此事的最大受益者。
转眼又到了吴元年（1367）春正月，张氏所辖的松江府嘉定州守臣王立中等，到徐达处联系投降事宜。
当月，朱元璋又致书于王保保，但是王保保还是不理他朱某人那一套。次月，王保保派部将进犯徐州，陆聚派出傅友德应敌，结果老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不过，当傅友德的捷报传到应天时，朱元璋却并无多少欣喜之色，而是郑重地叮嘱大都督府臣们道：“傅友德他们这次消灭的，不过只是扩廓帖木儿的游兵，很明显，这是扩廓想以此引诱我军，以使得我军将骄兵惰，他好有机可乘！古人之戒正在于此，不可不知！善战者知彼知己，察于未形，故不出庙堂，折冲千里。可语安丰、六安、临、濠、徐、邳守将，严为之备，常如敌至，则无患矣！”
毕竟还是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啊，他王保保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敌手。之后，朱元璋又招降身在汴梁的左君弼，但左君弼一时间也是犹豫不决；朱元璋为表示自己的诚意，就特意归还了左君弼被俘的老母。
不久，徐达专门派人自前线到应天，向朱元璋请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朱元璋先是勉励了一回徐达的功勋和品格：“古者帝王之兴，必有命世之士以为辅佐：成周伐罪，鹰扬奋兴；炎汉仗义，群策毕举，所以克集大勋、肇基隆祚者也！将军自昔相从，忠义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谋，端重有武，故能遏绝乱略，消弭群匿，建无前之功，虽古豪杰之士不能过也！今克期来所请事，悉欲禀命而行，此贤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
最后他又着重指出，大将在外就应该灵活处置，君王不宜过多干涉，“所请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识虑周详，不肯造次有违，诚社稷之庆、邦家之福！然‘将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后军中缓急，将军从宜行之”。
君王过多地干涉前线将帅的指挥，以至令他们必须按照自己事先设计好的“阵图”按部就班地执行，不然即使胜了也要受到处分—这正是北宋外战不断失败的惨痛教训！朱元璋自然要有所警醒和纠正。
但是，总的作战方略他还是需要徐达坚决贯彻执行的，那就是尽量依靠见效慢但成本低的“长围”战法困服张士诚。
到了三月，朱元璋下令设文、武科取士。
这表明他的应天政权已越来越走向了正规化，虽然不是什么“完成了从农民政权向地主阶级政权的转化”，但比之先前利用白莲教进行组织宣传等，其传统式政治要素的确是加强了，而且确实有了质的改变。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自武则天创设武举以来，它都是历代王朝选拔军事人才的重要渠道。可是到了洪武年间，朱皇帝出于削弱民间武力、强化君主集权统治的需要，居然取消了武科（这也跟明代实行卫所制有关），直到明朝中期随着卫所制的废弛，到天顺八年（1464）便不得不恢复了武科，只是规模不大，选拔出的武官也品级甚低，到嘉靖年间才有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最后直到崇祯四年才设置武举殿试。
还是那句要紧的话，朱元璋首要考虑的还是大明帝国的稳定，而绝不是什么效率，因为只有稳定才能保持其朱氏统治的尽量长久，保持百姓生活的尽量安定。正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指出的：“中国的皇帝和我们的君主所感悟到的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世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为了首先保障自己的帝国和生命，中国的皇帝就不会太在乎什么效率，所以中国式的君主专制（独裁）、中央集权帝国是绝对的内敛型。
这是最后的斗争
苏州被围，张士诚这兔子的尾巴明显是长不了了，他老兄估计也有这个自知之明。出来混的，随时都得准备挨刀。自至正十六年到二十七年（吴元年），整整十一个年头，朱家军对张家军最后的斗争就近在目前了。
不过这年四月，上海松江府一带有民众作乱，大将军徐达、骁骑卫指挥葛俊等不得不先行前往讨伐。据说此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这样的：为了拓建应天城，徐达曾传令江南各府百姓出砖筑城，一时间怨声载道，结果便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仇恨情绪。
史书上对于这场松江民乱交代得不是很清楚，但结合这之前及之后的大规模民众反叛事件，也不难理解对于以朱元璋为首的应天政权，老百姓也不是那么轻易就买账的：一来当时战乱未息，老百姓的负担仍然很重，只要有人加以煽动，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二来应天是新生政权，老百姓对于其统治的认识不深，再加上虎狼一样的地方官吏不积极贯彻朱元璋的仁政精神，就易使社会矛盾激化。
朱元璋本人对于这类反叛事件是相当敏感和重视的，不然也不会派遣徐达前往平叛。因为徐达最能体贴主公的心意了—既坚决镇压，又不滥杀无辜。
不过，民乱的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加强民生、顺应民心，也适当地加强宣传及社会控制，务必使自己的统治深入人心。为此，一次朱元璋有鉴于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苏息，于是对侍臣们感叹道：“军旅未息，供馈不休，民之劳甚矣！”
起居注王祎于是回应道：“主上您威德昭著，远近之人都伸长了脖子期待您一统天下，民虽劳而无怨。如今正当乘势长驱，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朱元璋批评道，“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河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常急遽？”
接着他又认真地分析了一下天下大势，重申了自己渐次平定中原的方略。他对于“一统江湖”是乐观的，他真正担心的还是中原百姓，他们还要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就为将来国家民生的恢复增加了难度。朱元璋骨子里虽然不是一心为他人考虑的，但他明白：自己不多为百姓考虑，就坐不稳江山；不行仁政，就得不到人心。
还是这年四月的一天，朱元璋至白虎殿，见有侍臣在阅读《孟子》，于是他就向许存仁问道：“孟子学说的要旨是什么啊？”
“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许氏回道。
朱元璋乃感叹说：“孟子专言仁义，假如他那时有一位贤君能贯彻孟子的学说，那么天下不就可以迅速统一了吗？”
由此看来，此时的朱氏对于战国弱肉强食、狼性难驯的历史大概还不是很了解，而且此时的他可能还有点迷信“仁义”的效用，但他永远都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
就在苏州之战已无悬念的情况下，这时却有一个惊人的不幸消息突然从前线传来—中书平章政事俞通海负了重伤。
事情的发生是很偶然的：当朱家军已围住苏州后，徐达就命俞通海率部来援；当俞通海乘船至桃花坞时，与一股敌人遭遇，结果他竟不幸中了敌人的流矢，而且伤及的还是要害。重伤的俞通海很快就回到了应天，朱元璋于是赶紧去探望了他，还故意问他道：“你晓得咱来探视你吗？”
可是此时的俞通海已不能言语了，最后，朱元璋只得挥泪而出。如今正是用人之际，何况是俞通海这等贤才，再说也是多年的兄弟、君臣之谊啊！不久，俞通海就不治而亡，朱元璋自然令其享尽了哀荣。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武将之中，俞通海可以当仁不让地属于开国十大元勋之列。他死在了明朝开国的前夜，他的过早牺牲对于朱元璋的统一大业而言，无疑是一桩非常重大的损失。为此，有人评价俞氏道：“当世运草昧，群雄竞起。能识真主，委身来归，用其智武，佐其大业；名最元勋，功垂国史，可谓豪杰之士。而又沉几简重，出言合宜，劳不矜能，和不逾节；驭军以严而政不苛，恤民以惠而法不挠。非独戎略精强，匹休古名将；用于朝廷，亦辅弼之良也！顾年不满其所施，惜哉！”俞通海死后，廖永忠的功绩、地位及才干愈形突出。
大将虽死，但革命的事业还要勇往直前。到了这年五月，眼见张士诚还不屈服，于是朱元璋就有点着急了，他于是专门给老张写了封信：“成汤放桀，武王伐纣，汉祖灭秦，历代皇帝之兴，兵势相加，乃为常事。当王莽之亡，隋之失国，豪杰乘时蜂起，图王业、据土地，及其定也，必归于一！天命所在，岂容纷然？虽有智者事业弗成，亦当革心，畏天顺民，以全身保矣！若汉之窦融、宋之钱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独异！尔能顺附，其福有余，毋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灭亡，为天下笑。”
很明显，姓朱的这是在搞劝降，但已经铁了心的张士诚根本不予理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不少将领见灭张已不需多少气力，遂建议主公分兵取福建，结果遭到否决。
仔细说起来，“长围”战法虽然有效且伤亡低，但有一个基本的保证是不能变的，那就是所投入的兵力要足够强大—不然，就很难造成对敌人的压倒性优势，就很难有力地遏制住敌人的疯狂反扑，也很难进行有力打援，并有效地阻止其突围。
六月，张士诚被围既久，渐感不支，就想要进行突围决战。
有一天，张士诚登上城头察看敌情，他就发现城东面的朱家军阵容严整，似乎无机可乘。于是他便派出徐义、潘元绍潜出西门，欲掩袭朱家军；继而他们又转向阊门，将要闯入常遇春的营地。
常遇春发觉后，兵分两路准备前后夹击这伙敌人，战斗进行了很久，而一时未分高下。着急上火的张士诚一面派部将率兵千余人增援徐、潘，一面又自领一军自山塘方向来援。但是山塘一带道路狭隘拥塞，张士诚只得下令先行退却。
这时嗅觉灵敏的常遇春便发现了难得的战机，于是他就抚着其麾下王弼的后背，一番激将道：“军中皆称你为猛将，你能为我消灭此敌吗？”
血气上涌的王弼当然义不容辞，他大呼一声“兄弟们，跟我来”，当即驰铁骑、挥双刀带所部冲杀了上去。张家军不敌，常遇春又乘机亲自率主力扩大战果，结果张家军大败，人马死伤惨重，其中大多是掉入沙盆潭中淹死的。
就是在此战中，张士诚本人所看重的一支精锐人马也惨遭歼灭，他的坐骑还受了惊，也连带着他掉入水中，结果差点要了他老小子的命。待到他侥幸逃回城中后，“计忽忽无所出”，更加一筹莫展了。
已经投降多日的李伯升知道张老大实在是撑不住了，于是就派人前往城中劝说张氏“归命”。这一次老张有些犹豫了，但是对于突围一事他还没有死心，他宁愿再次投降元朝也不会便宜了朱某人，最坏还可以到海上打游击嘛（他死后麾下的一些部将就带着一帮散兵游勇在海上打游击）。
几天后，张士诚又率兵出胥门向朱家军挑战。一开始其锋甚锐，常遇春只得亲率主力应敌，张家军小却。就在这时，站在城楼上督战的张士信眼见形势不妙，竟大喊道：“将士们已经疲劳了，快撤吧！撤吧！”接着便鸣金收军。
张部一时间军心大乱，常遇春于是乘势奋击，大破敌军。他一路率军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又筑垒加强对城池的围困，如此一来，张士诚就再也不能出城求战了。
朱家军迫近城池修筑工事，还有更为直接的后果。当蹲在一把银椅上的张士信扯着一面帷幕在城上与参政谢节等聚餐时，左右的人刚端上来一盘新鲜的桃子，还没等张士信尝鲜，突然一飞炮袭来，“碎其首而死”，居然就这么招摇、这么可笑地先他老哥而去了。
这一来，张士诚的日子也就更加难过了，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出城无法，只得转而以守为攻了。渐渐地，能吃的差不多都已经吃光了，不能吃的，也已经吃了不少了。困守孤城，饿死自然是早晚的事。这时已到九月间，叛逃张士诚的熊天瑞便教城中做飞炮向朱家军还击，也算是给张家老弟报仇。
敌人的飞炮还是很厉害的，造成朱家军的伤亡不小。但是城中的物质有限，在城中木、石用光后，张家军又不得不拆下祠庙、民居等做材料。为了还击敌人，徐达“令军中架木若屋状，承以竹笆，军伏其下，载以攻城”，有了这一有效的保护装置，敌人的飞炮就很难伤及攻城将士了。于是朱家军借机加紧攻城，张家军到底顶不住了。
九月初八日这天，徐达方面攻破葑门，随即常遇春方面也攻破了阊门新寨。朱家军渡桥，一路杀至苏州内城城下，张士诚麾下的枢密唐杰登城拒战。这时张士诚驻军内城的城门内，他令参政谢节、周仁立栅以补作外城（防线），还幻想着将朱家军挡住。
遥想十三年前，他张九四和兄弟们仅仅凭借一孤城高邮，就大破百万元军，那是何等风光，何等荣耀！而今，他是多么渴望奇迹再次出现啊！可是，老天却让他失望了。
唐杰、周仁、徐义、潘元绍等人眼见大势已去，结果纷纷举手投降。张家军至此彻底崩溃，朱家军乘机像蚂蚁一般登上内城城墙，但张士诚仍令其副枢密刘毅率领着最后的两三万残兵做无谓的抵抗，不一会儿，刘毅也因失败而投降。
张士诚见状，仓皇带领着仅余的几名骑士逃到了自己的王宫中。
先前，张士诚曾问及他的老婆刘氏：“如果我失败并死了，你们娘儿们怎么办？”刘氏很坚决地回答说：“夫君你不用担心，为妻绝不会辜负你的！”后来她就命人积薪于齐云楼下，准备将来大家一齐同归于尽。
当城破的消息传来后，刘氏毫不犹豫地驱使着张士诚的群妾、侍女等登楼，待火点着后，便督促着她们一起自尽。最后，刘氏自己则上吊而亡。
此刻，左右都在逃命，张士诚的两个小儿子也已不见踪影。看着已经空荡荡的宫室，老张独坐室中，忽而内心也一下子平静下来……
就在这时，徐达已先行派出李伯升到张士诚那里做最后的劝降。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当李伯升赶到张士诚那里时，他发现张老大所在的那间屋门已经从里面被关住了，他预感到大事不妙，于是便带着几个人破窗而入—果然，张士诚正在房梁上吊着呢！
李伯升忙命人把张老大给抱了下来，幸好张士诚气息还没有断绝，渐渐地他人就苏醒了过来。徐达又令潘元绍开导老泰山，反复数次，但张士诚就是直愣愣地一言不发。最后，他就被人给抬了出来，准备押赴应天。
经过一番简单的盘点，共计俘获东吴“其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左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内史陈基、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校，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吏、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
除了叛将熊天瑞被诛杀外，这些戴罪人员外加元室神保大王黑汉等，都被统一发送到应天，等待朱元璋的发落。由于朱元璋在此前反复叮嘱，所以徐达与常遇春约定：城破之日，两人各分管一半的管辖范围；先是召集将士申明朱老大的意旨，并令将士各悬小木牌，上面写着“掠民财者死，折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
因此，等到朱家军历尽千辛万苦占领苏州后，却并没有发生像后来的湘军玩命地洗劫天京城的那种惨象（仿佛末世的疯狂），而是“达军其左，遇春军其右，号令严肃，军士莫敢妄动，居民晏然”，尽管小规模的骚动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不管怎么说，朱家军经过十个月的奋勇作战，终于成功地拔掉了苏州这根最关键的钉子，并一举擒获了东吴元首张士诚。这场胜利既来之不易，也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天日照尔不照我
就在苏州前线的捷报还没有传来的时候，朱元璋特命中书省以战袍赐征东将士，因为那个时节天就快冷下来了。
几天后，苏州捷报传来，朱元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随后，为消灭东吴的残余势力，他就命中书省平章胡廷瑞率师取无锡州，又命大都督府副使康茂才，率领常州、宜兴、长兴等卫的将士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征讨方国珍的战争已全面打响。另外，为了下一步的逐鹿中原，朱元璋又命虎贲左卫副使张兴率勇士千人赴淮安，又命濠州练习平乡山寨军亦会淮安，准备（从水路）夺取山东胶东半岛上的胶州及登莱等处。又命江淮卫以兵千人守御邳州，以加强北线的防守。
之后，徐达派出部将取南通次狼山，结果次狼山守将率将士七千余人不战而降。几天后，眼见大势无望的无锡守将莫天祐也以城降。就此，整个东吴宣告底定。
别看张士诚年纪不小了，但他得子较晚。那时婴儿成活率低，兴许他之前有的儿子都已夭折了，或者刘氏跟马秀英一样不育，反正他眼下的两个儿子都还年幼。就在苏州城将破之时，张士诚的老婆刘氏就拿出重金赏赐了两个儿子的奶妈，让她们带着这两个孩子逃往民间。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张士诚虽说治才不怎么样，但他本人却也算得深得人心，所以在当地老百姓的保护下，他的两个儿子最终下落不明。
当张士诚被押赴应天的路上，他只是一个人闭着眼睛闹绝食，此时此刻，他老兄已抱定了一颗必死之心。等到达应天城外的龙江时，他又赖在船上不肯站起身来。有鉴于张士诚的这种顽固态度，朱元璋怕白惹一身臊，被人家揭了老底，所以并没有亲自会会这位老对手—大概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老张本人的真面目吧。
张士诚最后被强行带到了中书省衙门，由李善长负责讯问他。张士诚始终闭着眼睛不回答，李善长气愤之下竟然恶语相加，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最后，张士诚被激怒了，结果两个人居然骂成了一团，老李只好先让人把张九四这个顽固分子给带了下去。
押走了张士诚，老李赶紧到朱元璋那里去请示，看看最后该如何发落张氏，免得夜长梦多。第二天，朱元璋特意让人问问张士诚还有何话可说，张士诚知道自己再不说话就没机会了，他于是让来人转告朱元璋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天日照尔不照我，如此而已！”老子只是运气不好！
张士诚就是不服输，对待这种“粪坑里的石头”，朱元璋是没话说了。于是，一代枭雄张士诚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时年四十七岁，算是长朱元璋七岁。
有的书上说他是被杖杀的，有的则说是被弓弦勒死的。但这些真相是不能公布的，应天方面只放出风来说：本来天命所归的朱老大是有意宽赦张老大的，但羞耻的张老大却再次寻了短见，而且这一次他成功了！
应天方面只得好好安葬了张士诚，表面文章总是要做做的。《国榷》中评价道：虽然老张不能像钱俶那么明智，但他“倔强激烈，负气而死，其兄弟妻子亦不受辱”，较之南唐李后主之柔懦，则过之矣！老张不愧为一代豪杰之士！
让我们不妨再稍微总结一下张士诚的失败教训，虽然我们已经总结了不少。
《明史纪事本末》中就说：“然人但知友谅之失在轻战，而士诚之失在自守。不知轻战之弊，原于气骄，自守之私，丛于志满。”谷应泰为我们指出了陈、张二人的致命缺陷，性格终于决定了命运。
老张等人参与的是零和博弈游戏，基本上属于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淘汰赛，所以如逆水行舟，不进则必然要退！但是过犹不及，以陈友谅之强尚且自取灭亡，而以张士诚的器局和才能，似乎也已经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这实在是无须赘言的！
只是，人的器局和才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人生总是学而知、学而能，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学习与奋斗来获得人生的进步。
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三人皆为草莽英雄，其实三个人的命运一开始就注定了：朱元璋是三人中出身最差的，他从事革命也多为生活所迫，他的目标、野心是水涨船高的，这就注定了他的小心谨慎、稳重踏实；陈友谅出身小康，他参加革命纯粹出于个人野心，他最不安分，最急于成功，所以他的步履才最不稳；张士诚参加革命则出于反抗，个人并无太大的野心，所以小富即安。
最后，再值得补充的是关于张士诚的身后之事。我们前面早就说过，老张平生轻财好施，颇有慷慨、侠义的江湖之气，这也是他在革命之初取得成功的主要保证。
另外，张老大不仅对兄弟们好，对普通百姓也能尽量体贴（这与后来明帝国重赋于江南、重赋于苏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据说在苏州城将被朱家军攻破时，为了使一城人免受战火的荼毒，他只是下令放火烧了自己的府署，而没有对老百姓的居所大肆毁灭；还有就是在城破时，他下令把原统治区内征收赋税的土地册与户口簿等全部销毁，这样待到朱家军进驻以后就不得不从头再来，从而让当地百姓少纳了不少时间的赋税。
为此，苏州的老百姓很是感念他的恩德，竟一直称呼他为“张王”。甚至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逢七月三十老张生日的这天，当地的不少人还专门烧“九四香”以祭奠他。
过是过，功是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公道自在人心。
大规模杀俘事件
如今且说张士诚既死，作为老对手的朱元璋突然有些失落了，也许是惺惺相惜之意吧。到底也曾是自己的革命同志，没有人家张九四，他朱重八也就没那么容易起家，这一点朱本人是应该很清楚的。
一天，朱元璋突然对群臣们说道：“张士诚，孤本是想饶他活命的，但其为人刚悻无识，天命予夺之际，岂可以力争？孤初定应天，彼此各守境土，未尝有意攻伐，但是他却主动引诱我方将士，自开兵衅，由此战斗连年，最后终于被孤擒获……假使他能够早早省觉，外睦邻国，内抚百姓，岂易破之？乃骄侈自娱，不念民艰，其下又无忠谋，卒以诡谲取败。他这一死，说句心里话，孤内心还是非常怜惜他的！”
朱元璋有点自我安慰，也想寻求安慰，于是群臣稽首回答说：“主上您天生圣智，混一疆宇，张士诚纵能以谨畏自保，虽守此一隅，终无所成！”主公您就是真命天子，他姓张的再牛，又能成什么气候？
朱元璋得到了安慰，于是他一面回顾过去，一面又勉励大家向未来看齐：“孤昔渡江时，所得江东数郡而已！陈友谅据上流，张士诚为咱腹心之患，一有警报，首尾牵制，孤居中应之，实为艰难。今二人皆为孤所灭，然东南虽定，而中原尚扰，尤当相与勠力，未可遽为自安之计！”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胜利就生出苟且偷安的心理，咱们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呢，大家努力向前吧！
自前年十月出兵两淮，到这年九月扫荡江东，朱家军经过整整两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将张士诚这一顽敌、近敌打垮了。于应天方面而言，张士诚的灭亡不仅意味着又消灭了一股强敌，且还是卧榻之侧的腹心之患；而更为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它彻底地打开了朱家军的通往全国之路！
朱元璋就要实现自己问鼎中原、统一天下、改朝换代的梦想了，虽然这还不能算是治平天下的终极梦想，但却是实现这一终极梦想的必要前提—自两宋为夷族所辱，汉家百姓难以伸展其志，久矣！
是该到了把一切都拿回来的时候了，是到了有实力把一切都拿回来的时候了，一幅崭新的历史的宏图画卷就要在朱元璋面前展开了……
不过，这里有个疑点还需要交代一下，那就是朱元璋大概又杀了几万张家军降兵的问题。
之前我们就已经提到过，朱家军中的杀降事件也不少，比如“至正十九年五月，士诚降卒五千余人，分给帐下，留守婺州，恐生叛意，欲带回京，恐中途遁去，悉斩于双溪上”。朱元璋本人一向是严禁杀戮俘虏的，这样也好为己所用，但是很多时候，又不得不对俘虏们痛下杀手。
本来，自从东征张士诚以来，应天方面对于张家军俘虏的处置，基本上是先押解应天，再遣戍至湖湘边远地区。可是，随着降军数量的不断增多，就让朱元璋有些头疼了。
显然，对于张氏投降将士，朱元璋本人是极不信任的，他认为张氏善于以恩抚众，将士们忠实于他，自己则多以威抚众，是故这些人很难为己所用。起码一时半会儿起不了改造作用，这可能也就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据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六）中的记载说：龙凤十一（1366）年十一月初五时，湖州之战已告结束，朱元璋接到前方正式报告，说俘虏了六万余众；为了消除隐患，朱元璋便给徐、常等下指示道：“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们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但是大头目，一名名解来。”
王世贞所列的材料（即朱给徐、常等人的书信）自然不虚，但只是不晓得下面的具体执行情况，但料想徐、常等应该不会打太多折扣。不过，这可能还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没有朱元璋的特别命令，前线将领也许仍不敢随便杀降，尤其是如此大规模的。
可是，故意纵容杀降的暗示不久就出现了。次年三月，当听闻到徐达等放纵将士掳掠高邮张氏降军的妻子时，朱元璋于是斥责道：“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论，掳了妻子，发将精汉来我这里，陪了衣粮，又费关防，养不住。杀了男儿，掳了妻小，敌人知道，岂不抗拒？”
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仍不知道下面的具体执行情况，只能做一个大概的估计而已。但是朱元璋类似的指示还有很多，如吴元年十月（此时北伐刚开始）, “都督府断事牢内所禁张寇首目二十四名，将牢子打死，逃出城外”，所以朱元璋就在书信中专门明示徐达道：“今后就阵获到寇军及首目人等，不须解来，就于军中典刑。”
于此，我们不难想见，单单朱家军处死的张氏战俘，保守估计也要有四五万之众。
现实主义的朱元璋与那个理想主义的朱元璋是不同的，现实主义的朱元璋往往会战胜那个理想主义的朱元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朱元璋宁愿留下千古骂名，这跟曹操是如出一辙，写出过《蒿里行》的曹操在官渡之战后也杀过数万降兵。
就像清朝著名学者赵翼所言，朱元璋的本性其实是好杀的，而只要是他认定为该杀的，他肯定不会手软！由此，我们也就更好理解洪武年间的那些腥风血雨了。
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一向是受到争议的，他其中就说道：“对于新领地的原有居民要么善待，要不然就干脆消灭他们。因为人们在遭受轻微的创伤时，往往有能力积蓄力量以期进行报复；但如果遭受毁灭性创伤，就没有能力对入侵者进行报复了。因此，我们要损害一个人，这种损害要彻底并且不遗后患，这样就不会再担心给他留有任何可能报复的机会。”
在古代的西方，为防患于未然，罗马人就经常这样干，比如他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彻底摧毁了位于今北非的迦太基。也许朱元璋的行为逻辑也是基于此类，他幻想着“神武不杀”，力行王道；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在暴力至上的社会游戏规则之下，他又不能不选择霸道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也正是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儒表法里”的二元分裂，但其实又是矛盾统一的。
因为在专制统治之下，道德教化是无从根治制度痼疾的，但它作为人治社会的润滑剂，又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