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建立江南根据地

天下风云出我辈

郭子兴部自从濠州举事以来，跟元军大大小小也干过不少仗，但要说像张士诚的高邮保卫战那样泰山压顶的苦战、巨战，却是从来都没遇到过，这一切都得感谢他北面的刘福通部。

在元廷看来，刘福通是更大的刺儿头，所以重兵都集结在了那里。不然数十万元军的枪口都一齐对着濠州，被消灭在萌芽状态，那几乎是没有悬念的事。

我们老说“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固然是指恰当的时机，而“势”则更微妙，它既是一种与时机紧密联系的局面，同时又隐含着这种局面未来的走向。若是没有天下大乱、刘福通顶缸这样的局面，那朱元璋就是再“英雄”也无济于事；若是朱元璋不仔细看看局面的走向，胡乱折腾，估计也早死翘翘了。

所以，借了刘福通的“势”，郭子兴和朱元璋之辈暂时存活了下来；借了老丈人的“势”，朱元璋发达了起来，正是这种搭便车的智慧，成就了革命早期的朱元璋；愈到后来，朱元璋愈是对于此道驾轻就熟。

至正十五年（1355）前后，整个天下的形势又出现了一次大变局。在挺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之后，红巾军各部越发壮大起来，已经不再安于坐等着人家上门“围剿”了，相反，他们要打到外线去，“解放”全中国。

至正十五年一月间，元军分兵多路、消灭红巾军主力的企图被粉碎。二月，刘福通把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一个犄角旮旯里给找了出来，拥立为帝，又号“小明王”，建都于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而老刘自己则历任平章、丞相等职，掌握着实际上的军政大权。

这龙凤政权的建立，可谓是当时整个革命大业中的关键一步。因为有了正统，它从此就可以号令天下（东系）红巾军，吸引各地革命军加入，并对他们加以统一指挥；大家的奋斗目标也就更加明确，即推翻元朝、恢复汉人统治。

至于用了“宋”的国号，原因也简单，无非是利用民族心理，以拉拢广大汉人。好比企业上市了，这发展愿景就得公布，否则，股民心里没底，股价就会哗哗地下跌，用不了多久就ST摘牌了。闹革命也是如此，大宋的旗号是打出来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得诏告天下，否则革命没方向，大伙人心一散，你就算打玉皇大帝的旗号也不顶事了。

到了至正十七年，东系红巾军毛贵部在山东搞得红红火火，势力几乎遍布整个山东地区。形势一片大好，这样的条件可以充分利用，因此为迅速推翻元朝计，趁热打铁的刘福通毅然下令大举北伐。

老刘等人将北伐军分为三路：以山东的毛贵部为主力，由东路沿运河而上，直接进攻大都；以关先生、破头潘（绰号）部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与东路配合对大都形成钳形攻势；以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部增援陕西革命军，以牵制元军的羽翼。

这一番调派，从军事地图上来看，的确是大手笔，可谓形势喜人。所以，大伙情绪激昂，有人甚至在旗联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深刻表达了恢复汉人江山、剿灭无道元朝、一雪民族耻辱的坚强决心。

大军一路北上，胜利似乎只在弹指之间。但是，老刘等人显然把大元当地图看了，地图上画三路箭头很容易，现实中解决三座小城却很困难。既然是北伐，那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如何？关隘险阻、轻重缓急充分考虑到了没？怎么统一领导？三路大军如何协调？后勤谁来保障？诸如此类的问题，缺乏雄才大略的刘福通，显然是没有进行深入考虑的。

一个组织的迅速扩张，必然会带来结构性的失衡，而领导人的盲目乐观，肯定会带来灾难。

先是，东路北伐军与元军大战于柳林，毛贵部失利，被迫退守济南。好在毛贵部损失不算大，他们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山东一带。

但不久之后，毛贵真正的敌人来了—“老鼠屎” 赵均用率部这时突然游荡到了山东，与毛贵部胜利会师。至正十九年，一向光明磊落的毛贵被奸险的赵均用设计杀害，毛贵部将不忿，旋即又要了老赵的性命。经过这一番火并，山东红巾军势力严重分化，根据地开始摇摇欲坠。

中路北伐军由于先前受到“团练武装”察罕帖木儿部的重兵阻截，不得不退回到太行一带。后来他们得到了有力增援，便于至正十八年北上占领了大同、兴和等地；后来又一路向北，于这年十二月，趁元军疏于防备，竟顺利攻克了上都（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并焚毁了上都宫阙；接着，他们又占领了全宁路（在今内蒙古赤峰一带），并焚毁了鲁王宫府；随后又夺取了辽阳路，杀懿州总管吕震，并以此为根据地转向进攻高丽（朝鲜）。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中路军前锋渡过鸭绿江；十二月，攻占义州、西京（今平壤）等地。至正二十年，因为中了人家高丽的美人计，战事不利才又退回了辽阳。不幸的是，在此战中，中路军领导人关先生战死、破头潘被俘，以致余众退回山东后被迫降元。

中路军这一路跑得可是够远的，甚至都打出我们今天的国境了，但结果却很惨。由此可见，奉行“流寇主义”、忽视根据地建设的游击战，终究不是革命的正路。

西路北伐军一开始就遇上了强敌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部，成果不大。倒是在三路大军同时北伐、吸引了元军主力的情况下，刘福通亲领所部，北上顺利攻下了原北宋的都城所在地—汴梁（今开封）。于是龙凤政权便以汴梁为都城，并迁小明王来居，一时之间好似恢复了北宋旧时规模。

此时，东系红巾军的势力可谓达到了鼎盛，而西系红巾军趁着中原的元军自顾不暇的大好时机，一度在山里打游击的徐寿辉等人又活跃起来，声威顿时复振。然而，待到元军剪灭了北伐军后，便得以腾出手来反攻汴梁。

在多路元军的强力围攻下，孤城汴梁终被攻破。刘福通虽然带着小明王冲出了重围，并顺利到达了安丰（今安徽寿县），可是数万红巾军官员、将士及家属却悉数被掳，成了元军砧板上的鱼肉。

在南逃到安丰后，龙凤政权从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好在还留下了一口气，一时间并未被元军赶尽杀绝。然而到了至正二十三年，朝秦暮楚的张士诚为了向元廷邀功，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遂向安丰举起了屠刀。老刘带人奋力抵抗，直至战死—他这一番壮举，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不然，此时已经坐大的朱元璋还真不好安置他—不过，倒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害死了刘福通。

当安丰被围的消息传至朱元璋所在的应天后，朱元璋为博一个忠君护主的贤名，不顾刘基等人的强烈反对，竟冒着巨大风险，亲率二十万主力驰援安丰。结果，小明王被成功救出，后被安置在滁州，不过仍然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傀儡人物—自然地，除得了一个忠义的好名声外，朱元璋此行也给了老对手张士诚又一记当头棒喝！

以刘福通为代表的东系红巾军，虽然没有灭了元朝，但这一番折腾，也让元廷顾此失彼，手忙脚乱了好一阵。起码蔽遮江淮十余年，让朱元璋等部占了大便宜，何况更直接给未来朱元璋的北伐提供了充分的经验教训。因此《明史·韩林儿传》中才称：“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帝王之兴，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夫岂偶然哉！”

而且在老刘等部的掩护下，元军的注意力被迫转移到了东面，西系红巾军迅速恢复了元气；到了至正十七年，野心勃勃的陈友谅成为盟主以后，西系红巾军更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乃至成为天下诸路革命军中最旺的一只绩优股，声势一时无两。

盘踞在江浙一带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他们本质上也是反元的，一度也跟元军打得不可开交，所以势力也在不断坐大。但他们妥协的勾当也没少做，尤其是方国珍，他起兵最早，但骨头也是最软的。

张、方这两家都没有多大的进取心，守着江浙温柔富贵乡，过一日赚一日，只等朱元璋最后将其犁庭扫闾。

风虎云龙非偶然

郭子兴死后不久，老冤家孙德崖居然又找来了。这次不是他亲自出马，而是派人来的滁州，来人跟老郭的儿子郭天叙接洽后，挑明了想法，说他们孙大帅想要接管老郭的这份家业。

这简直要把郭天叙给气死，别的不说，就冲老爹是因何而死这点，孙德崖就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如今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跑来说兼并滁州的事，真真是做人无下限！但遇事要冷静，这一点小郭还是明白的，所以他立即派人给和阳的妹夫送信，让他替自己拿个主意。

朱元璋接了信，也差点没乐出来：这老孙的脸皮也真够厚的，气死了别人，还想着去接他的家业！不过，话显然不能这么说，于是他就给小郭出了个主意，让他转告老孙：咱们不久是要离开老家到南方发展的。

老孙得了消息，也就死了这份心。

也就是在这时，刘福通的龙凤政权创立。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于是刘福通、杜遵道等便派了人来滁州、和阳招抚众人，欲为己助。张天祐自忖“大树底下好乘凉”，因此就率部跟随使者去了亳州，正式接受了小明王的册封。

当时，朱元璋正在亲率将士攻取和阳西南一带负隅顽抗的民寨。等张天祐等人从亳州回来，带回了小明王的谕旨：任命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

才坐第三把交椅，颇有点委屈的朱总兵竟当即愤愤不平道：“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于是对此任命不予理睬。

显然，一向谨慎的朱元璋，怎么突然会有这样一番表态呢？很是可疑。要么是史书将当日的真情形给隐去了，尽量在白莲教系统中把朱皇帝给择巴干净，以显示他是独立起家，无所谓僭越旧主；要么，说这番话只是朱元璋一时冲动。但不管怎样，他后来肯定是想明白了其中道理（“缓称王”），甚至到了本该独树一帜的时候，还死抱着“小明王”的招牌不放—因为有了龙凤政权，他才得以让自己暂时隐身，元军的矛头自然不会首先对准他，而是全冲大宋新君“小明王”去了。

这点颇类似于现代所谓的“枪手博弈”理论：几个枪手在一块决斗，对于枪法最好的甲来说，枪法次好的乙是自己最大的威胁，所以他的枪口必然对准乙；而乙也会同样选择，将枪口对准甲。枪法最次的丙，却成了安全系数最高的那位。而实际情形却很可能是这样：由于丙善于伪装，所以它在这场博弈中胜出的概率更大。

当时，元军的势力仍然很强，朱元璋部要想在南方顺利发展，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元军的阻挡和打压。因此在“小明王”的旗号下，还是有便宜可占的，那么，副元帅就副元帅吧，反正谁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

朱元璋此时紧锣密鼓筹划的，正是他的过江大计，只要能够顺利渡过长江，在江南一带站稳脚跟，那么进一步可以北取中原，退一步也可划江而治。

就是在渡江前不久，有一位少年英雄投到了朱元璋帐下，此人便是后来几大重量级将领之一的邓愈。

邓愈此人，颇有点类似后来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都属于少年老成、能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小邓幼时聪慧好学，稍长即怀平定天下的大志，十六岁时跟随父亲和哥哥起兵，不久，父兄相继战死，他便成了这支军队的统领。

小邓不但足智多谋，且每战必挺身破敌，以至敌军中皆服其勇武。泗州、灵璧、盱眙等地百姓闻风归附，纷纷求其保护。至正十五年，年仅十八岁的邓愈，为求更好的个人发展，便率所部投奔了朱老大。小邓本名邓友德，朱元璋非常喜欢这个跟侄子差不多年龄的猛将，故给他取了新名叫“邓愈”，并任命他做行军总管。

邓愈一生深受朱元璋的信任和器重，一来可能因为他年纪小，朱元璋拿他当了晚辈看，所以喜欢得紧。甚至他在“洪都叛乱”时兵败归来，一向铁面无私的朱元璋居然都破例不罚；二来小邓确实人见人爱，很有亲和力，诸将都很喜欢他。

在未来著名的“洪都保卫战”中，身经百战的小邓与朱文正等人一起，以非凡的勇气及高超的战术，终于抵挡住了占据绝对优势的陈友谅部几近疯狂的进攻，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一次神话。甚至在后来朱元璋初定天下、挥师北伐时，徐达、常遇春以主力人马出山东，而邓愈则受命从湖北出河南，以偏师作为北伐军的辅助。

《明史》中道“明兴诸将，以六王为称首”，小邓即在此六人之列，他死后即被朱皇帝追封为了宁河王，足见战功之大、恩遇之隆。

小邓是安徽虹县人，而他的老乡胡大海则早在滁州时期就已投奔朱老大了，不过一直没什么重要的表现机会。

据说胡大海生得面黑臂长，身似铁塔。其身世也很奇特，祖籍竟是万里之外的西亚波斯，他的祖先大约是当年跟随蒙古远征军来华的色目人。到了他这一辈，百十年过去了，早就被同化成典型的中原人士了。

胡大海原是一个炸油条的小商人，有“铁指头”之称，估计是善于徒手下油锅抓油条。当然，英雄不问出处，杀狗的樊哙、做吹鼓手的周勃、小商贩出身的灌婴等，不都成了汉代的开国将领吗？更有卖草鞋的刘皇叔，还做了蜀汉皇帝。所以，人家胡大海不自卑。

但空有一身本领，满脑子想法，没施展机会，这个才是最让胡大海沮丧的。就这么憋屈了好几年，直到渡江成功，占领金陵之后，朱元璋分身乏力，老胡才有了一展身手的好机会。他先是率军攻取了皖南、浙江的一些地方，并出任了江南行省参知政事；后来又受命镇守金华一带，防范张士诚部的进攻。当朱元璋将主要兵力投入西线作战时，胡大海俨然已是独当一面的东线方面军总司令。

胡大海是有名的白丁将军，文盲一个，但恰恰就是这么个人，曾向朱元璋荐举了诸多名士，如刘基、宋濂等，这些人在元末明初，大多是名重一时的人物。无疑，胡大海是明白他们的分量的。老胡还深得朱老大治军要诀，曾一再声明道：“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不滥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

对于朱老大，老胡可谓忠心耿耿，而且深明大义。有一次，他的一个儿子因违反了不许私自酿酒的军纪，要被判处死刑。当时，胡大海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有人劝说朱老大对小胡从轻发落，可是执法如山的朱元璋却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最后竟亲手处死了小胡。

老胡坚决拥护朱老大的做法，对于儿子的死，作为父亲，内心免不了痛苦异常，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不过可惜的是，待到后来另一个儿子胡关住也被杀后，老胡也就绝后了。不过他倒有一个出名的养子，叫胡德济，也是一员骁将。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朱元璋的眼光及魄力问题。古语言“执法必自贵近始”，这是古代法家提出的一条重要的法制原则，朱元璋无疑深谙此道。他自己可以私下里胡作非为，却严格要求别人遵纪守法，必须按照自己的规矩来。同杀掉小胡类似，他后来竟处死朱文正，既有消除叛逆的果断，也有执法不避亲贵之意。

跟杖责岳云的岳飞一样，也许有人据此要说朱元璋不近人情，的确是有那么点。但要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铁军，就得规矩严整，尤其是要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恩威并重，如此士卒才能乐于效命。朱皇帝晚年曾概括道：“赏罚当功罪，然后恩威并行，人心悦服。”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资深战友的胡大海，是深刻了解并拥护朱元璋的。然而不幸的是，至正二十二年，胡大海竟被降将蒋英所暗算，其子胡关住也一同被害。老胡遇害后，朱元璋如失左右手。后面我们会慢慢发现，胡大海的确很不简单，其智量、才干与徐达不相上下；如果他能再多活十年八载，其成就绝不在常遇春之下。

就在邓愈来投后不久，比朱元璋小两岁的常遇春也来了。他其实早该来的，可惜没人引荐。

以才器而论，如果说邓、胡之辈还算是百年一遇的人杰的话，那么人称“天下奇男子”的常遇春，就可谓是百年不遇的军事天才了（其实常氏缺乏谋略）。当然，这些人都是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论其天分，也并不比常人高多少。

话说洪武年间，有一次众将与朱皇帝围坐在一起讨论谁是“天下奇男子”的问题。众人道：“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可朱皇帝却笑道：“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在朱皇帝眼中，百战不屈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才是真正的天下奇男子。这里朱元璋明显有点厚此薄彼，一生从无败绩的常遇春还是无愧“天下奇男子”之美誉的，何况众人皆作如是观。

常遇春是猛将花云的同乡，安徽怀远人。他为人性格刚毅、有勇力，才器过人，双臂长大如猿，箭术高超（这一特长在关键时刻有出色表现）。二十三岁时，曾被一名叫刘聚的盗匪头目看中，刘氏欣赏其骁勇，提拔他做了自己的左右手。然而，常遇春虽读书不多，但也胸怀大志，毕竟才干在那里，他整天看老刘等一干人做这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心里极端鄙视。

有一天，常遇春听说“恩威日著，兵行有律”的朱老大后，心下一横，便打定主意要来和阳投奔，也为着“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说起二人的邂逅，还颇具有一番传奇色彩。

当时，常小伙领着十来个人，在行至和阳的路上，人困马乏，便就着田间地头睡下了。睡得正香时，忽而梦见一身披金甲、手拿坚盾的神人，只听那“金甲战神”对他大喊道：“快起来，快起来，你的主人来了！”他一激灵就醒了，正好看见有一队人马打此经过，常小伙细瞧之下，发现来人打的正是朱元璋的旗号，又见一相貌着实不凡的人骑着高头大马，料想必是朱元璋本人了。

于是，常小伙便领着众人向朱老大迎拜，并请求归附。回城后，不料朱元璋却回绝道：“你等皆是因为吃不上饭才来投奔的吧，如今你等既有故主在，我怎好夺人之爱呢？”说罢，就让人备些米面打发他们回去。

面对朱元璋的试探，常遇春突然觉得委屈，他一边顿首，一边抹着眼泪说道：“不敢瞒副元帅，刘聚他就是一个盗贼而已，无能之辈罢了。若是能让俺为一英雄效得死力，俺虽死犹生！”

“那既这样，你能从咱渡江吗？若是能从咱夺了太平（路），那时你再向咱表忠心不迟！”朱元璋道。

志气正旺的常小伙当然不甘做那井底之蛙，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朱元璋大喜其壮勇，乃用以为将。即使后来看他身手着实是万中无一，却又不知其品性如何、军事经验如何，想加以重用自然还得再考察一段时间，所以常小伙当下提出的做开路先锋的愿望，便一时未得实现。

汉代的东方朔在其《答客难》中有言：“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有些人，给他机会，他就如猛虎一般王霸；而不给他机会，他就成了老鼠一般猥琐。常遇春之谓也！

常遇春属于个性极为鲜明的那类人，优点自不必说，毛病也不少，比如他好勇斗狠、心浮气躁、自负高傲，终其一生都没有太大改变（但也要注意他深沉、机智的一面）。比如在最后收拾张士诚及北伐之时，他就主张长驱直入的冒险路线，而且他经常和对手在阵前单挑—当然，这也是其为人的一大特色！

虽离独当一面的帅才还有一定距离，但作为将才，常遇春是绝对够格了。他尝言，若带兵十万即可纵横天下，故人送他外号“常十万”。《明史·常遇春传》中称：“遇春沉鸷果敢，善抚士卒，摧锋陷阵，未尝败北。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作为一个风风火火的常胜将军，常遇春几乎就是西汉名将霍去病的明代版，其人不败非天幸，这正显示出他天才的一面。

虽然好勇斗狠，但常遇春也并非暴戾蛮横，不讲道理。有一次在金华，他的部将因骚扰百姓，被地方官王恺拿住。王命令将此人捆到街道通衢，鞭打示众。老常认为此举很不给自己面子，于是命令老王前来解释。哪知老王正色道：“百姓乃是国家之本，打一个部将而令百姓得安居，不正是将军求之不得的吗？这有什么错？”听完这话，常遇春立时气消，反倒向王恺道了歉。

后来，朱皇帝在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明开国前后几乎所有的大规模战役常遇春都参与过，可谓由始至终、无役不从，也几乎无往不胜，故而功勋卓著、赫赫无匹。

王安石的那首《浪淘沙令》写得好：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巢湖水师来相助

此时的朱元璋，是既欣喜又忧虑，喜的是有众多能人异士前来投靠，忧虑的则是：和阳城太小了，和阳所在的淮南之地也太显局促，新一轮粮食危机眼看就要爆发。

发起渡江战役，拓展生存空间，看来是势在必行了，这既是基于长久考虑，也是为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这点正可作为口号吸引不愿南下的部分将士）。毕竟，江南一带要比淮南富庶得不是一星半点，战略回旋空间也较大。

但老问题依然像两座大山一样矗立在那里：一是没有足够的船只，二是元军在对岸严阵以待。朱元璋为此愁得饭都吃不下，却不想机会已经悄然而至，可谓有如神助。

在离和阳不远的巢湖一带，当时有“双刀赵”、李普胜、俞通海父子、廖永安兄弟等人，他们拥众万余，战船千艘，据巢湖而结水寨，势力很大。不过他们也有难处，他们与近在眼前的庐州豪强势力头目左君弼有仇隙，最后被左部逼迫得不行，眼看根据地朝夕难保。

为长远计，这年夏天，他们商定后，便派了俞通海（未来的大将）来向朱元璋联系归附之事，并请求朱部发兵前往接应，而且还一连来了三次，看样子他们的心情相当急迫。对此，朱元璋非常兴奋，他当即对徐达等人说道：“咱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正在为渡江一事着急，那边巢湖水军就想来归附，这真是天赐良机，咱的大事有谱儿了！”

于是朱元璋便亲往巢湖与李普胜等相会，顺便观察了一下水道，看看船队如何去往和阳。庐州在巢湖的西北面，靠得很近，而和阳在巢湖的东面，陆上大约还相距上百里，这样想要从巢湖去往和阳就得绕行长江水道。但麻烦的是，当时铜城闸、马场河等重要的隘口，都已被元廷的江浙行省中丞（官职）蛮子海牙的水寨所扼守，只有一处小港可通和阳，可是吃水太浅，大船恐怕难以通行。

谁料正在大伙为此发愁的时候，这老天爷又开了眼—一连十多天，大雨倾盆，“川谷流溢”，连平时不能走船的地段都积水至丈余。朱元璋当即大喜：“真是天助我也！”

如此，巢湖水军的船只便鱼贯而出，顺利到达和阳地界，并举行了正式的归降仪式。不过有些可惜的是，在到达中途黄墩的时候，“双刀赵”却领着所部不见了踪影。

其实，这些巢湖水师头领与左君弼本都是西系红巾军的部众，后来西系红巾军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了低潮，左君弼就投降了元朝。巢湖一干人等有心投靠朱元璋，但唯独这个“双刀赵”心有不甘，在他看来，这朱元璋也太嫩了点，让他这等老字辈太没面子；当他听说自己的老大徐寿辉从山里出来时，便归心似箭，偷偷带队溯江西上，追随徐老大去了，此前他不过是想借朱元璋之力摆脱左君弼等人的纠缠而已；后来，李普胜（绰号“李扒头”）也想学老赵开溜，可惜事情中途败露，朱元璋不是吃素的，他干脆将李普胜处死了事，且看今后谁还敢脚踩两只船！

“双刀赵”本名赵普胜，系徐寿辉麾下猛将之一，后来徐寿辉逐渐被野心勃勃的陈友谅架空，赵普胜也为陈友谅所猜忌。陈、朱交锋时，朱元璋巧施反间计，竟假陈友谅之手除掉了老赵。

其实，早在巢湖水师都还没影儿的时候，朱元璋就已先行筹划起水军的事情了，毕竟巢湖之事还在他意料之外。

朱元璋派人去引诱蛮子海牙那边的水军统领们，来自己这边互市，结果趁机扣下了其中十九个善于操练水军的小头目，恩威并施使他们归附，让他们教授诸军习练水战。巢湖水师来附后，朱元璋即又命廖永安、张德胜、俞通海等人担任水军将领。

不久，为了检验一下训练效果，朱元璋决定初试一把锋芒，于是他亲率水军于峪溪口大战蛮子海牙。虽然敌舟高大，但行动不便，而廖永安等人却操舟如飞，左右奋击，结果大败元军。这一战大大增强了众人南渡的信心，接着，朱元璋便召集诸将商议起渡江作战的大计来，其中不少将领提议“直趋金陵”。

对于这种想法，朱元璋却予以否定，他的看法是：“欲取金陵，必自采石（矶）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则金陵方可图也！”

这一看法出乎众人的意料，因为仅从地理位置上看，采石矶在今天的马鞍山市，离金陵有相当远的距离，需要先渡江到达采石矶，然后再由采石矶向金陵进发—表面上看，这纯属多余的迂回之举，不如强攻金陵来得直接！

但如果这么想，那就中了金陵城当年建造者的圈套。金陵古称建业，又名石头城，依凭长江天险而建，居高临江，曾作为三国时吴国、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等六朝都城。历代想直接进攻金陵城的军队，最终都遭到了同样命运：因为金陵城临江而立，根本没有大片开阔的滩涂，要想登陆并无立足之地；即使你前军侥幸登岸成功，前面是高大的城墙，后面是滚滚长江，而且后援补给很容易被上游来敌所切断，难以持久作战。

上千年来，想跨江直击金陵者，几乎没有。而如果先占据采石矶这块跳板，就方便多了。一来采石矶距离金陵有相当远的距离，金陵守敌鞭长莫及；二来登陆前，可以分兵阻断上游来敌；三来还可以水陆并进，顺江而下，互相配合而攻占金陵。此乃高屋建瓴之计！

熟悉历史的都明白，历代攻打金陵的序幕，几乎清一色的都是采石矶之战。如隋朝大将韩擒虎当年，便是先率军夜渡袭占采石矶，后直陷建康拿住了“躲猫猫”的陈后主；离元末最近的一次就是“宋金采石之战”，南宋主战派文官虞允文力挽狂澜，率领万余人马，硬是将金主完颜亮的几十万大军拦在了江北，这次王朝命运的对决，直接改写了南宋的历史。

作为有意复制历史的朱元璋，对历代的金陵争夺战，想必是早有筹谋和借鉴的；就算他自己不清楚，他的参谋如冯国用等人也会告诉他有关信息—这就是有参谋的好处。

计议妥当后，这年的六月初，朱元璋便亲率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耿炳文之父）、毛广、廖永安等众将各引舟南下，以此揭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

虽然《明太祖实录》《明史》中都没提到郭天叙、张天祐等人的名字，但不难推断他们也可能参与了这场渡江之战，只是军事指挥权在朱妹夫手上；或者说他们留守滁州、和阳，暂时没有过江，免得到时候进退失据。事实上，当时很多人并不知晓朱元璋是想在江南地区扎根，以寻求长期发展，还以为是捞一票就回呢。要是知道朱某人真正的想法，估计大部分人都不敢同意这场撇家舍业的冒险吧。

原因很简单，“宋金采石之战”惨败的金国就是先例。因为采石矶绝壁临空，扼长江要冲，地势险要不说，还水流湍急，光强渡登陆就是玩命了，更别说历代都明白它对于金陵防务的重要性，派重兵把守于此是三岁小孩都会做的事。

登陆采石矶，基本就是个一比九的事，就看你能不能抓住命运所赐予的仅仅一成的机会。不过，此时的元军未必料得到有人敢来采石矶挑战，因此朱元璋若出其不意、一鼓作气，还是有很大的胜算的。

决心孤注一掷的朱元璋，已经做出了他此生最大的冒险。朱元璋命令所部倾巢而出，有进无退，因为这是关乎命运的决定性一战，无法选择失败。因为此战确乎有突袭的意思，一旦失利，就会暴露出自己的实力，从而引起敌人的警觉。这就像毛泽东当年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所作过的三种估计一样：“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

朱家军必须准备以很大的牺牲来争取到第三种命运，以力求在金陵一带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也类似“鲤鱼跳龙门”，过去了也就近似脱胎换骨，从此再不做那朝不保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寇！

趁热好打铁

借着夜幕的掩护，征南船队出长江口，准备向对岸进发。这时，只见船队后面几十里地处，黑云蔽天，没一会儿便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于是，船队不得不暂时靠岸驻停。

这似乎不是什么好兆头，大家伙的心里不禁有些发虚！朱元璋心里也暗暗着急，他向老天爷祈祷，希望赶快云消雨霁。不过，外表上他仍努力让自己泰然处之，一如平常。众人见他如此，很快便安定了下来。

好在第二天，天气好多了。黎明时分，将要入江时，朱元璋特意把船队分成两支：一支右军由西南方向，一支左军由东北方向，以钳形攻势杀向牛渚矶。就在分派任务时，朱元璋还特别强调：“采石是一个大镇、重镇，那里的守备一定相当严密。可是牛渚矶前临大江，防线过长，元军难为备御，而今我们兵发牛渚矶，其势必克！”这既是给大家打气，也是要大家有克服困难的心理准备。

当时西北风顺，舳舻齐发，云帆蔽江。见此盛壮，军士们无不欢跃，顿时群情激昂。

朱元璋与廖永安等人是一路，当他们就快到达牛渚矶时，风力越发强劲，所以船只很快便靠上前来。离岸还只有三四丈时，元兵都在矶上严阵以待，弓弩齐张，他们头上的盔缨甚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船上的将士们一时之间竟也未敢轻动。顷刻间，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静穆。

短暂的沉默后，突然，岸上一个元军小头目大喊一声，双方好似突然从梦中醒来。霎时间，岸上一片箭雨铺天盖地而来，船上众人纷纷举起盾牌，急风暴雨般的声音响过之后，船头落了一地的箭杆（还好不是火箭）。

这时，船上众将士爆发出了一阵阵呐喊，在一片喊杀声中，船阵顶着箭雨，快速向岸边冲去。事不宜迟，利在速战！出其不意，而且必须一鼓作气拿下采石。

元军虽有所准备，但没料到朱元璋部会倾巢而出，他们原先估计这只是试探性来袭，夺点战利品然后就退回北岸的，所以暂时并未在此重兵布防。

就在这时，只见常遇春飞舸而至，朱元璋向他大喊道：“如今可不正是你一展身手之机？成败皆在此一举！”大船因为无法靠岸，小船要方便得多。

常遇春应声而起，乃奋戈直前，他坐的小船第一个靠岸。元军很快扑了上来，围住了常遇春这条船。老常见状，奋起一跃跳到岸上，只见他身中数箭而浑然不觉，大呼着左冲右突，包围他的元军纷纷躲闪，顿时慌乱起来。

“好个常遇春，果然是个打先锋的料！”朱元璋在大船上看得真切，不禁赞叹道。后军受此激励，纷纷下水登岸，一齐向矶上涌来，元军越发惊骇。经过几个时辰的激战，力不能支的元军终于溃退而去。大家乘胜追击，直扑采石，居然不到半天时间就将其攻占了。

采石不一日即告失守的消息一经传出，沿江元军堡垒无不震动，竟有不少望风而逃者。这一点又是出乎众人所料，看来首战告捷的意义确实非同小可。

为了让手下将士努力向前，战前动员时，朱元璋告诉大伙，说眼前我们的粮食出现严重短缺，只有过江狠捞一把才能解决粮荒，否则都得饿肚子。肚子问题一向是中国历代革命的直接原因，大伙参加革命军，十有八九都是被饥饿所驱使。这比做多少思想工作都管用，因此大多数将领都以为此次进占采石，只是为了抢些元军囤积在此的粮食财物。

一俟大伙儿把能带走的东西都打包后，便嚷嚷着要起身返回。自然，这不是朱元璋的本意。他也早就看中了长江南岸的太平这一片富庶的土地：它南靠芜湖，东北接集庆路（金陵），地势开阔，又东倚丹阳湖，而湖周围的丹阳镇、高淳、宣城等皆物产丰富。若能据此以为根据地，那是再理想不过的；如果仅仅抢些粮草就回，那就等于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简直愚蠢透顶。

如果现在告诉大伙真相，闹不好会引起众人的犹疑、惧怕甚至抗命不从，那就把事情办糟了。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很多时候，领导人决策的真实意图是不应该完全让手下人知道的，手下只需按部就班，认真执行就是了。

朱元璋心知诸将士多出自泥腿子，恋巢得紧，也大多没什么进取心，所以只能拿好话先哄他们。在召集众将开会时，朱元璋便先转头面向徐达说道：“而今咱们举全军之力渡江，幸而初战告捷，不过这算不得什么，咱们还当乘胜直取太平……如若听任诸军抢取财物以归江北，元军摸清了咱们的实力，势必要加强防范，以后想再渡江抢取财物就不可能了，而且，从此江东之地也终不为咱们所有，这实在太可惜了！”说着，他竟面露出悲凄之色。

老大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那便是“打铁要趁热”，宜将剩勇追穷寇！徐达当然第一个出来拥护朱元璋，在这种气氛之下，于是大伙不得不纷纷站起来赞同老大的主张。

既统一了思想，为防止有人中途动摇，朱元璋索性就学着项羽的范儿，来了个“破釜沉舟”—全军“悉断舟缆，推置急流中，舟皆顺流东下”，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绑架”。

诸军见后大惊失色，连忙跑来问缘故，朱元璋又哄着他们说道：“成大事者，不被小利蒙蔽了眼睛。这里距离富庶的太平城不远，舍此不取，岂不亏得慌？”既有这般诱惑，诸军也就义无反顾了。

第二天，在犒劳了一番将士后，大军便又启程转向东南，朱元璋仍旧亲自带队，由观渡经太平桥乃直趋太平城下。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元朝的行省制度，毕竟它是重要的历史背景。有别于以往各朝的郡县制、州府制等，元朝将全国共划分为约十个行省，可谓是现在省的雏形。在行省下面，又分路、府、州、县四等，一个行省大概有数个或十数个不等的路，当时的南京就叫集庆路，属江浙行省。路设总管府，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同知各一员；另有统军的万户府，设万户一员。根据至元二年（1265）的定制：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当时太平也是路，可见地位甚高；城里有元（江浙行省）平章完者不花、达鲁花赤普里罕忽里、万户纳哈出等，他们闭城拒战，企图坚守待援。朱元璋于是纵兵急攻，数万大军在山呼海啸的呐喊声中，竟一举破城而入。结果完者不花与签事（官名）张旭等弃城逃走，万户纳哈出被俘。

太平路总管靳义见大势已去，遂出东门投水而死，为元朝尽了忠。朱元璋听闻后便连连赞叹此人为“义士”，于是厚葬了靳总管。其实，这也不过是邀揽人心的一个法子罢了，表明自己也是敬慕忠义的正义之师，绝非寻常的流寇可比。

这一招到后来，连宁做真小人的陈友谅也学了去—政治场就是秀场！

朱元璋想要个好名声，苦心到底没有白费。就在将要正式入据太平城时，著名的老儒士李习及他的得意弟子陶安等，率领着众父老纷纷出城迎接。

这陶安是很有些见识的名士，他后来还被朱元璋誉之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陶安久慕朱元璋的声名，大概他也已感到元朝气数已尽，因此主动向革命军投怀送抱。当他初见朱元璋时，便揖首道：“明公真是龙凤之姿，非常人也，我辈今日有主矣！”

为了鼓足众将士的干劲，朱元璋先前本已哄他们说，打下太平之后就要好好地搜刮一番。可是他心里却明白，绝不能因莽撞、骄纵而失了人心，尤其这里是江南文明荟萃之地，一旦有所疏失，容易惹来儒士们的谤议。别看这些人文弱不堪，但骨子里个个都是硬邦邦的，一旦民愤起来，这头比什么地方都难剃。后世的清军入关后，就在江浙一带遭遇到了最顽强的抗争，宁可城毁人亡也绝不投降，这足以说明：用精神和信仰武装起来的人，远比空有一身蛮力者更难对付！

因此，即将从采石出发时，朱元璋就先令李善长拟出了一张约束军士的榜文，即《戒戢军士榜》，等到一入太平城，老李就赶快将此榜张出。

只说这边将士们兴奋地一拥入城，跟打了兴奋剂似的，刚要动手开抢，却忽见各处墙上贴满了禁抢的告示，触犯者一律处死！大伙一时竟都“愕然不敢动”了。偏偏就有个不知轻重的愣头青，刚动手开抢便被人拿住，旋即就被砍头示众了，城中立马肃然起来。

但问题是，只一味强行禁止的话，那等于公开宣告朱老大说话不算数，忽悠了大家，如果引发了众怒，也不是好玩的。所以必须得有人出头放点血，缓和一下众人的发财情绪。富民陈迪等急众人之所急，赶紧（被迫）献上了一干金帛财物，当下朱元璋便命令分与众将士，这才稍稍让颇为不爽的将士们得了点安慰。

几天后，朱元璋专门召集了陶安、李习等人谈话，一来集思广益，二来也可见见这几位的真才。

席间，陶安献言道：“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而考察其志向，无非都是贪图些子女玉帛之类，以取一时之快，却并非有拨乱救民、安定天下之心……而今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无不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民）伐（罪），则天下不足平也！”

陶安此言既是恭维，也是某种暗示。朱元璋自然明白，于是便又向他征询道：“如今我欲取金陵，足下以为如何？”

陶安停顿了片刻，便答道：“金陵，古帝王之都，龙盘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明公取而有之，据其形胜，然后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

这种看法与冯国用先前所言几无二致，看来这陶安也非腐儒。而且，这陶安身居太平，此处离金陵不远，对本地情况比较熟悉，故而他的看法更具说服力。陶安一番话自然甚合朱元璋的心意，于是他便相当礼遇陶安，遇到一些棘手的事也多找他来商议。

不久之后，经众人表决，为恢复华夏正统，就将太平路改为了太平府，并任命李习为知府；又设置了太平兴国翼元帅府（一个元帅府相当于一个小军区），诸将皆恭奉朱元璋为大元帅。这“大元帅”就算是个前敌总指挥的衔，就目前来说，这个位置舍他其谁呢？

过了不久，朱元璋又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潘庭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明朝的三位文职丞相之一）为帅府令使，并以陶安参幕府事；为加强城池的守备，朱元璋又命诸将分守各门，并修城浚濠以使其强固。

智赚陈野先

太平城里才稍得安顿，几天之后便传来消息说：元（江浙行省）右丞相阿鲁厌、副枢密使绊住马、中丞蛮子海牙等，以巨舟封锁住了采石江面，封闭了附近的姑孰口，从而也就阻断了南渡将士们的归路。

虽然士兵们不免有些恐慌情绪，但朱元璋反似吃了一颗定心丸，这回他可不用发愁将士们再生动摇之心了。几天后，方山寨民兵元帅陈野先以数万之众来攻打太平城，其锋甚锐。“陈野先”这个名字，朱元璋也是久闻了，只可惜还没真正交过手。

朱元璋先是上城观察了一番，细察之下已看出这陈野先用兵似很一般，于是他便派出徐达、邓愈、汤和等引兵出姑孰东以迎战；又派遣别将率领一支偏师悄悄绕到陈野先后面，见机行事。此所谓兵法上“以正合，以奇胜”之意。

当徐达等一路转战至太平城北时，忽然天空中出现了一番奇异的景象，具体情况如何，史书上没有明载，估计就是火烧云一类的吧。陈野先的兵士们只顾着好奇观看，结果被徐达的队伍打了个措手不及，顿时慌作一团。这时，那支预伏在后面的偏师也见机杀了出来，陈野先部腹背受敌，顷刻全军大败，连老陈本人也被生擒。

朱元璋命人把陈野先给提了来，亲解去其绳索。待坐定之后，他方对老陈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劝慰，那意思也很明显：你既是汉人，何必为蒙古人卖命，总之，你最好投降算了。

陈野先低头想了一下，说自己愿意投降朱老大。于是，便写信发往各处，叫他那帮留守四处的兄弟们都放下武器，前来归附。信送出去第二天，果然就降众盈门了。

阿鲁厌、蛮子海牙等部，本来准备以陈野先为先头部队，牵制朱元璋众人，然后再调派人马，对其发动总攻的，现在见陈野先部已兵败投降，计划落空，就只好率部在峪溪口驻扎，观望等待。

他们是闲着了，但朱部可没闲着，大军已在为攻克金陵做积极准备了。很快，前方传来徐达率众攻克溧水州的好消息，眼看外围已渐廓清，金陵越发近在眼前了。

这年的七月间，朱元璋和陈野先留守太平待命，而张天祐则率诸军及陈部降众前往攻打金陵（可能在元军封锁之前郭、张二人已率众至太平与朱元璋会师，估计是朱元璋把他们召来的）。可是由于老张统兵不力，结果军队大败而还。八月，朱元璋又把大家召集到了一起，商议再次攻打金陵的事，但这一次会议基本没什么进展。

有人也许会疑问：攻打金陵的行动，不一直是朱元璋在策划并操作的吗？怎么临到最后他不亲自带队前往，去的却是张天祐等人？其实这是朱元璋打的小算盘，因为以当时的情形来看，即使他想去，老张等人也会争这头功，毕竟人家名义上也是个副帅，跟朱元璋是平级的，而且还有郭天叙摆在那里—郭、张二人的地位，那可是经龙凤朝廷正式承认的，尽管事实上他们可以忍让一下朱元璋。

在滁州红巾军内部，早就分成了两大派系，即郭、张派与朱派。两派如今虽在一个战壕里，但彼此猜忌、貌合神离，在朱派势力日渐坐大之际，难保将来不分道扬镳。而且以朱元璋的能力之强，坐上适当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但偏偏他的能力与权威发生了错位。也即是说，如今朱元璋名义上还是在给老郭的儿子小郭等人打工，只算个职业经理人，顺带有点小股份；可是实际上无须多说，他最适当的位置只能是老板，而且必须是老板！

那怎么扭转这种错位的局面呢？两条路：要么他拉出去单干；要么他把小郭、老张等人整趴下，然后自己翻身做老板。碍于那个借来的傀儡盟主“小明王”，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对小郭和老张等人就只能暗算，且要不着痕迹！

朱元璋准备采取第二种方法，这样至少在大面上不至于分裂队伍，不至于削弱自身的太大实力。而如果走第一条路，未必不收获一个背弃旧主的恶名，乃至于失道寡助，那将来的命运未必不是复制后世石达开的绝路。

此时此刻，外部正面临着战略选择和元军的虎视，内部又有郭天叙和张天祐等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掣肘；随着蛋糕的持续做大，队伍也必然会因此更加分化。这些问题，朱元璋必须及时予以解决。然而眼下是先解决外部，还是先肃清内部，着实需要考量一番。

为此，诡诈异常的朱元璋处心积虑地设计了一个“局”，并导演了一出好戏。为了能把这出戏演得真实，需要搭上千条以上无辜群众演员的性命。计策是毒了点，但现在不牺牲点人，将来革命阵营闹分裂，牺牲的只会更多。朱元璋此时需要紧紧抓住的只是—未来，最终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这里不妨做个类比：在太平天国初期，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就基本相当于此刻的朱元璋，而天王洪秀全的位置则对应郭天叙等。杨秀清能力强，慢慢地军政大权基本由他操纵，但洪秀全仍有自己的势力与影响，如此一来，就为后来“天京变乱”埋下了隐患。

在能力与权威错位的情况下，野心膨胀的杨秀清最终与洪秀全之间发生严重内讧。而杨秀清一死，太平天国则被极大削弱，“天京变乱”因此成了太平天国的盛衰转折点。

但是，朱元璋的能力又远在杨秀清辈之上，小郭等人的声望又远不及老谋深算的洪秀全，自然这场较量一开始就不太对等。

就在朱元璋做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同时，有个人也在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就是陈野先。其实，老陈投降时原来的计划是这般：明里以书信招降旧部，暗里是拿话刺激大伙，想让他们坚定立场，坚守待援；孰料最后弄巧成拙，老部下们都听话地“变节”了。

老陈的这些小九九，被老于人情世故、善于察言观色的朱元璋看在了眼里，只是没有表现出来。为保险计，朱元璋很快就改编了老陈的队伍。一段时间后，老陈见朱老大待自己并无异样，心下也就安定了许多，看来潜伏有望。

当听说朱老大正谋划着再攻集庆路时，老陈便私招亲信交了底。这样的私会早有人把小报告打到了朱元璋那里，朱元璋倒很平静，只是跟几个心腹说：“我早知道这家伙脑后有反骨，但若这样草草杀了他，怕寒了天下豪杰的心，以后谁还敢来投奔咱？先忍忍吧。”

其实，朱元璋正想利用老陈这棵葱来做盘大菜，只是这点他不会跟任何人说。不久，他派人把陈野先叫来，当着众人，朱元璋掏心窝子似的说了一通话，大致意思是：咱也明白自己庙小，老兄你投靠我是委屈了点；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愿意留下也好，愿意回去继续跟着元朝干也行，我绝不阻拦。

老陈心想，你老小子莫不是试探我？于是他便赌咒发誓道：“若背明公再生之恩，神人共诛之！”

这个态表得很好！于是朱老大当众宣布，拨部分原班人马给老陈，让他回老地方待命，伺机帮着拿下集庆。不久，又有好消息传来：溧阳县、芜湖县等相继被攻克。集庆的外围已基本被扫清，下一步就只等拿下集庆城了。

陈野先领着一干弟兄，如脱笼之鸟，心情愉快地回到老地盘，屯驻于板桥一带，明里是在为攻打集庆做准备，暗里却派人与近邻的元将福寿取得了联系。一日，老陈向朱老大报告说，近日与元军小股部队遭遇，我军斩获不少，计生擒五人，获马数十匹。

借着这次虚报功劳的机会，老陈又以书信的形式向朱老大进言道：“集庆城池，右环大江，左枕崇冈，三面据水，以山为郭，以江为池，地势险阻，不利于步战……想那当初西晋的王浑、王濬为平灭东吴，仅仅修造战船、进行一干准备工作就花了好多年……元军又与苗军联络勾通，连寨三十余里，若是强攻，他们将阻断了我们的后路，若是逐次攻拔这些寨子，又会耽误时日以至粮运不济。依在下看来，莫不如长久围困之。假以时日，集庆不攻而自破。”

朱元璋明知这是老陈玩的缓兵之计，想拖延时日以待生变。但单从字面上看，老陈的提议还是有一番堂皇道理的。所以，朱元璋便装出认真的模样，以一番雄辩的大道理驳斥了老陈。

朱元璋的回复如下：“历代之克江南者，如晋之殄灭东吴、隋之平陈、北宋曹彬之取南唐，皆因有长江天堑限隔南北，故必会集舟师，以供渡江作战之需。然今时不同，大军既已渡江，天险已越，据集庆上游，扼咽喉要塞之地，只需步进，即足以克捷。自与晋、隋势殊事异。奈何舍全胜之策而为迂回之计哉？”那意思是：你别兜圈子拖延时间了，给我赶快放马攻打集庆吧！最重要的是长江天险我们已经越过了，这是我们所迈出的最重要、最艰难的一步。

这番话既是跟老陈演戏，也是说的实情，而且要速战速决才好！如果真的拖延下去，难保不会给元军喘息的机会。更有可能让东面在急剧扩张势力的张士诚等捡了大便宜，如果集庆被老张抢去，那金陵这个大果子就等于拱手送人了。

事不宜迟，箭已上弦！

一场精心布置的局

此时已是九月光景，陈野先眼瞅着如意算盘要落空，于是又另生一计：他密约了元将左答纳识里到了他的营地，却诈称是自己俘获的，想忽悠朱元璋到他那里受降，便可趁机拿住朱老大。

自然，老陈这点鬼把戏也只配博朱元璋一笑，随便找了个借口就糊弄过去了。过了几天，朱元璋请郭天叙、张天祐再率领所部二攻集庆，并令老陈从旁助攻。

苦心经营良久的好戏终于要上演了—戏名“借刀杀人”。导演朱元璋，主角郭、张舅甥二人，另一主角陈野先。群众演员若干，包括陈野先旧部数万人、郭、张带去的攻城部队数万人。

话说郭、张这次带去的还是老郭濠州的旧底子，里面不少人都跟朱元璋曾是同生共死过的兄弟，实话说朱元璋也有点不忍，但为了明天，这“孩子”只能舍出去了。

郭、张二人率军首攻方山地区，大破元将左答纳识里的营地。助攻的陈野先看准时机，开始反水，他与元将福寿合兵来攻打郭、张所部，双方大战于秦淮河畔—把如此风花雪月之地当战场，实在是辱没了千古的风雅浪漫！但战争本是世间最残酷、最极端之事，谁还顾得了那许多劳什子。没办法，此刻的秦淮河，只能秋水共长天一色、汗水兼血水并流了。

由于事发突然，结果郭、张部失利，最后也真的如朱氏剧本事先的安排—郭、张“皆战死”！

也许有人要怀疑：这结局真够神奇的，偏偏两位主帅一起阵亡？他们所带领的可都是滁州革命军的精锐啊，能顶不住陈野先的民团杂牌军？难道说此战真的那么激烈吗？

的确，这“皆战死”只不过是《明实录》中的记载，而这史书是后来朱元璋、朱棣父子掌控下编撰的，那事实的真相想必就无须多说了。另据一些野史记载，真实的情形大约是这样的：当左答纳识里被郭、张部战败之后，他二人乘胜直趋集庆城下，攻打东门；老陈这时从板桥领兵赶到，佯装攻打集庆南门，以骗取郭、张二人的信任。然后老陈设宴请郭、张二帅去他那里吃酒，郭、张二人于是带领少数随从前往，席间老陈乘二帅不备，用伏兵当场杀了小郭，并生擒了老张，老张不久被送到福寿那里，结果也被砍头示众。

总之郭、张两个人的确是死了，而朱元璋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这里不妨再补充一点老郭家的后话：郭子兴本有三个嫡出的儿子，老大先前已经战死，老二就是天叙，老三叫郭天爵（当时年纪还小），后来老三参与了邵荣等人对朱元璋的谋逆，最终伏诛。另外，老郭还有一个庶出的儿子，名叫郭老舍。洪武年间时，朱皇帝令他回乡守祖陵，后因一件案子的牵连，这郭老舍畏罪出逃，从此竟没了下落。

总之，直接或间接地，朱元璋令郭子兴绝了后（也许还有孙子辈），尽管朱元璋是那样过于杀戮，过于清除异己，但相信他夜半醒来时，也会有良心不安的喟叹吧。

郭、张被除，朱元璋终于松了一口气，不想后面竟还有意外之喜—当老陈带兵追袭郭、张余部至溧阳葛仙乡时，那里的民兵百户卢德茂，因为非常厌恶老陈反复无常的为人，于是设局杀了老陈；老陈死后，他的侄子陈兆先接了叔叔的班。

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上天倒帮着朱元璋安排了这出“一石二鸟”的好剧。老陈一死，真的叫死无对证了。剧情发展到这里，简直浑然天成。

自从攻打集庆两次失利之后，朱元璋反倒显得不那么着急了，他暂时消停下来，以慢慢积蓄力量。

其实并非他没有胜利的把握，而是他要争取万无一失，不能有损于自己的威名。从情报上分析，东面的张士诚也暂无实力西上，这就可以让朱元璋的布置从容些了；何况上两次郭、张失利，对于部队元气的耗损也是有目共睹。

这年的十二月，朱元璋把俘获的万户纳哈出放回去北边了。这纳哈出系成吉思汗麾下“四杰”之一、太师国王木华黎的后裔，故而朱元璋便高看此人一眼，待之甚厚。后来他见纳哈出郁郁寡欢，便派人去探其心思，纳哈出坦言：“幸蒙明公不杀之恩，在下难以为报，但而今一心只向着北方。”

那胡马尚且依恋北风呢，朱元璋明白这个道理。既然这样，那就卖个人情，成全他吧。徐达当即站出来表示反对，对这样纯正蒙古贵族血统的人，指望通过放归来收买其人心，基本等于做梦。

然而朱元璋主意已定，他甚至资助了不少路费，这才打发纳哈出北去。有人或许要迷惑了：这朱元璋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其实，这件事也展示了作为千古一帝的朱元璋较为老谋深算的一面。

脱脱死后，北方军阀李察罕、王保保父子逐渐崛起。为了减少李察罕、王保保的敌意，朱元璋一直都是对他们“卑辞事之”、“遣使通好”，生怕惹怒了他们。同样，这纳哈出也是有势力、有影响、有背景的人物，虽然他暂时落魄了，但保不准他将来会成为元廷的实权派人物。如果今天送他个人情，不指望他将来能对自己有多少好感，但也不至于过分敌视自己，尚能有个转圜的余地；再说杀了他也无益，不如索性赌上一把。这些大概才是朱元璋的真实想法。

可惜徐达还没有想到这一层，看来他的目光究竟不及朱老大深远。在朱元璋看来，如果革命失败会怎么样呢？到时候也许纳哈出就会还自己的人情。

果然，元亡后纳哈出一路升迁为丞相，继封太尉，拥兵数十万，成了割据辽东的一大势力。及至洪武二十年（1387），明大军来攻，顽抗了多年的纳哈出终于再次归降。

纵观朱元璋的这类行为，既有诸多现实的考量，而在很多时候，也许真的纯粹是出于对一种气节和情操的折服，即所谓“惺惺惜惺惺”。《明史·太祖本纪》就说他“雅尚志节”，其实这并非单纯的吹捧之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元璋此人的内心深处一直都在追寻着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并钦佩于这种人格，只是理想与现实是脱节的，在烂污的游戏规则面前，朱元璋不得不选择做一个霸道、阴险的政治流氓。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在秀场，身不由己；秀做多了，自己都能忽悠了自己。

朱元璋的战争利器

就在朱元璋部按兵不动的时候，蛮子海牙所率水师扼守住了采石江面，以阻绝长江南北，并伺机攻打太平。

朱元璋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此时他正好搬出自己前不久装备好的战争利器。朱元璋是一个头脑灵活、眼光敏锐的军事天才，他高度重视军队的纪律和装备，因此当他发现火铳已在当时的战场上惊艳亮相时，他立即意识到了此物的重要性，于是赶紧命人进行研发和铸造。

这里不能不对于朱元璋部所使用的火器问题，进行一番专门的交代。利用南方的财力和人才优势，火器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战场上表现不俗。

火铳是早期火炮的一种，元代开始出现，它拥有使用寿命长、制造规格易于统一、构造比较合理、射速较快等优点，所以元铳在创制成功后，便装备军队用于作战，不但元军使用，而且元末各路革命军也多有采用，但以朱元璋部使用最多、最为广泛。

而且朱元璋部还对火铳进行了改进，后来渐渐有了三大类型，即普通士兵操弄的单兵手铳、装备于战船和关隘守备用的中型碗口铳及专用于城防要塞的大型铳（筒）炮。在火力上，此类大中型火铳已经可以充分压制回回炮（又称襄阳砲，一种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自中亚传入，曾在蒙古灭亡南宋的战争中发挥不小的作用）。当时崛起于江汉地区的陈友谅的军队就喜欢使用回回炮，结果在火力上受到朱元璋部的压制。

朱元璋部所研发、使用的这些火器在进攻战和防御战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在洪都保卫战中，如果不是火铳的大量装备使用，估计朱文正很难坚守三个月；尤其是火铳在大规模使用的情况下很容易压倒蒙古骑兵，令南方军队混一中原的千年梦想终于成真。

按照洪武年间军户的编制约为120万，那么火铳的保有量便在12万支上下，显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纵观大明一朝，历代都很重视火器等新装备的研发和运用，神机营、火器营开始出现，从明初十分之一的装备率一度甚至发展到明中叶一半的装备率，火器在战场上得到了广泛使用。

只是，可惜思想专制的国家总是很难长进，中国的火器在技术上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到明中叶时已经逐渐被西方传入的佛郎机、红衣大炮等所取代。

此次，当朱元璋在太平铸造好了一批火铳后，他立即将这批战争利器装备到一些大船上，用来对付元军的威胁。

随即，朱元璋便亲率常遇春等众将前往攻打蛮子海牙。当时敌船在江上互相往来，彼此支援，势力甚大。于是朱元璋便命常遇春布设一支疑兵以分散敌人兵力，然后则以主力逼近敌人猛攻之。

此战中，仍是常遇春一马当先，他率领着一股部队将敌人拦腰截为两段，吸引住了敌军的注意力。其余部队则乘势“左右纵击”，分歼敌军；朱元璋的苦心没有白费，那些火铳的威力奇大，只要打到敌船上，就准保元军船翻桨烂。

激战从早晨持续到中午，胜负已经相当明显。最终，元军大败，被俘上万之众，其余舟舰也几乎全被缴获，而蛮子海牙则侥幸逃生，只带了些散兵游勇狼狈逃往了集庆。

此战不仅鼓舞了士气，作用也相当关键。因为它既扫除了攻打集庆的最后一个隐忧，解除了元军可能从江面上发动的进攻，也恢复了与江北老根据地的联系，家属们的安全因而得到了保证，将士们便更加安心了。更重要的是，也取得了水上的优势，掌握了制江权，切断了周围援军的来路。

终于，时间到了至正十六年的三月，一切准备就绪，朱元璋于是亲率诸军自太平水陆并进，要三攻集庆。

复制一招汉光武

一转眼，距离大军渡江已经八九个月了。当朱家军进逼集庆城时，外围府县皆已被扫清，而东面大部又已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元军的增援无形之中被其隔断；在制江权又丧失之后，金陵已近于一座孤城。

在到达金陵附近的江宁镇后，朱家军猛攻驻守于此地的陈兆先部，结果陈军被打得丢盔弃甲，陈兆先本人也被生擒，其余众人再次投降朱元璋，总计得兵三万六千余人。为了让这支叛而复降的军队人心迅速安定下来，朱元璋特从其中挑选出了骁勇者五百人置于麾下，并令他们跟从在自己左右。

不管怎么说，这五百人也算是戴罪之身，所以他们多疑惧不安，今见朱老大这般安排，心底里都更加发虚了，不知将要被如何发落。岂不知这朱元璋技高人胆大，他这是在学“汉光武降铜马”的法子。

据《后汉书·光武纪》中的记载：更始二年（公元24）秋，刘秀在河北地区击破铜马军，铜马余众（连带家属）数十万投降，但是这些降者担心刘秀会算计自己，心里惴惴不安，刘秀知其意，于是敕令为首的将领们都回到自己的营地管束好部众，他自己则乘轻骑依次到各营地进行探视、慰问。降将们于是互相议论道：“萧王（刘秀）待人推心置腹，难道我们不为他效死吗？”众人至此表示服从刘秀号令，一时间刘秀被关西人称为“铜马帝”。

朱元璋这回也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大仁大义，尤其大勇大智。到了这天夜晚，他让那五百人皆入自己的帐中护卫，而从前的随从则统统被打发走了，独留冯国用一人侍奉在卧榻之旁。

只见朱元璋坦然地解甲酣寝，与往日无异。到了次日黎明时分，那五百兄弟才终于明白了领导坦诚相见的意思，被感动得不行，于是疑惧顿消，纷纷向朱老大表了忠心，等到攻打集庆城时，这五百兄弟无不奋勇争先，多有先登临陷阵者—其实朱棣后来也把老爹这一手学了去，他在“靖难之役”时也干过这种事。

就事论事，阅人多矣的朱元璋之所以敢这么做，与其说是他心胸坦荡，倒不如说是基于一种精确判断后的合理举动—对于这批降卒来说，他们投靠谁都是一样的，但谁更看得起自己，不给自己小鞋穿，那么谁就值得自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朱元璋就是先把自己的诚意拿出来，以心换心！

当然，无论是汉光武帝还是朱氏父子，他们这套举动里面，都大致符合现在所谓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如果任用别人，就应该相信别人，并且给别人传达一种积极的期望，结果很可能就会按照你期望的方向发展。

江宁既已拿下，于是朱元璋挥师直指集庆城。在距离城池还有四五里处，士气高涨的朱家军便开始鼓噪而进，大造声势，而城中元军先前已经一败再败，今又见势单援绝，早已毫无斗志。等大兵压城时，几乎都被吓得龟缩在城中不敢动弹了。

作为行台御史大夫的福寿却是个坚定的抵抗分子，他督师出战，结果被朱家军顶了回去，只得闭城拒守。朱元璋可不想陪着福寿浪费时间，他命令将士们以云梯火速登城，城下又配合以大批弓箭、火器进行有力的增援，城上的元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同时，水路也加强了攻势，在两路大军的夹击下，元军顾此失彼，时间不长，城池就被攻破了。

号称“龙盘虎踞”的金陵竟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实在让人有些不解！但要仔细想想，也就不难明白：金陵之战只是整个金陵大战役的收官之作、点睛之笔而已，没有前面耗时近一年的金陵外围城镇廓清战，没有朱元璋部的充分准备，金陵这条苍龙可就没那么容易降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蚕食远比鲸吞更可怕。而朱元璋终其一生，他都是精于蚕食战的高手，这种人天生就是战略家的苗子。

当朱家军杀入金陵城后，福寿还在负隅顽抗，督兵巷战，他的部将都劝他赶快逃走，结果愤极的福寿竟对他们“叱而射之”，谁劝就跟谁拼命。最终，力战不退的福寿为乱兵所杀。

另外，元平章阿鲁厌、参政伯家奴及集庆路达鲁花赤、达尼达思等，皆战死，他们也算是为元廷尽忠了。

朱家军俘获了御史王稷、元帅李宁等三百余人，唯独跑了蛮子海牙，不久他投靠了张士诚。而水寨元帅康茂才，苗军元帅寻朝佐等，水军元帅叶撒及阿鲁厌部将完都等，则各率部投降，计军民五十余万人。

不得不说，这不仅是决定朱家军未来命运的关键一战，也是一次空前的大胜利！小小的鲤鱼终于纵身一跃跳过了龙门，从此它的天地就更广阔了……

从至正十四年冯国用向朱元璋初提占领金陵的构想起，到至正十六年三月成功问鼎金陵止，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朱元璋便完成了自己创业工程的伟大奠基。这一年，朱元璋虚岁才不过二十九，人言“三十而立”，朱元璋适足以当之了。

为了迅速安定人心，入城后的朱元璋迅速晓谕全城：“元失其政，故天下纷扰，以至兵戈并起、生民涂炭。尔等身处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而今义军至此，正是为民除乱！乱既已平，故宜各安职业，各守本分，毋须惊扰……”

金陵的百姓知道了，又见市井肃然，心里才稍稍安定了些。

为了有别于元朝旧制，及赋予一种恢宏远大的意蕴，朱元璋又下令将集庆路改为“应天府”，其意在“顺天应人”以就大业。后来，又设置了上元、江宁二县，作为应天府的属县。另外，还设置了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赵忠为兴国翼元帅，镇守太平。

不久，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来投，朱元璋皆录用之。杨宪是未来的风云人物，曾经一度是朱元璋身边炙手可热的人物，烜赫一时。

几天后，朱元璋带领徐达等人巡览了一番应天的城郭。等到登临钟山后，面对长江天堑，金陵形胜，众人不由感慨良久。朱元璋不禁感叹道：“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乃一形胜之地也。况兼此地仓廪实、人民足，咱今天既得了此地，若再加诸位的同心协力，将来有何功不成？”

在旁的徐达谦恭地回道：“成功立业非偶然，今得此地，大概也是天授明公了！”

此刻的朱元璋，在踌躇满志的同时，想必已是心潮澎湃！

纪律是军队的灵魂

作为六朝故都、金粉之地的金陵城，虽然历经战乱，但一到傍晚，秦淮河畔虽然不似往昔那般处处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灯月交辉、笙歌彻夜，但那种诱惑还在。

英雄最怕温柔乡，消磨掉了志气。面对这派景象，朱元璋露出了隐隐的担忧。占领了应天，不过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不仅不能骄傲，而且还应该更加谨慎、严格起来，革命者千万不能被“糖衣炮弹”整趴下。

首先地盘也应该继续巩固和扩大，在占领了应天之后，接下来要夺取的就是镇江。作为应天的东北门户，镇江必须占领，否则，应天随时可能受到威胁。

然而，自从进了应天后，温柔乡的熏染，已经让不少泥土里长大的将士染上了骄逸的情绪，若是任由这种苗头泛滥，那么，这支队伍很可能就会意志力全无，最终陷入土崩瓦解（其实张士诚的部队就是这样垮掉的）。到那时，就一切悔之晚矣。

当然朱元璋最害怕的就是将士们旧态复萌，改不了流寇的做派，到那时一切都要前功尽弃。革命军队必须加强纪律性，也必须懂得爱护百姓，否则根本成不了气候。现代的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受制约，人就会变成魔鬼。战争中所频繁出现的杀民、害民事件，如果不是军方刻意为之，那么就一定是军人手中的伤害权扭曲了他们的人格，唤醒了他们身上的劣根性，使得他们已经习惯于烧杀抢掠、习惯于欺辱弱小。

也因此，必须以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士兵们的行为。朱元璋根据经验和直觉，显然已经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就是要打造一支王者之师、善战之师。只有铁的纪律，将士才能用命，才能临危不乱，才能经得起硬仗、恶仗的考验！

李靖作为隋唐之际的军事大家，他接受了《尉缭子》中“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三者威振于敌国，一者令行于三军。是知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的精神，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军纪，其中“处死者”竟达到了三十多条。虽然朱元璋暂时还做不到那么苛严，至少可以师法李靖这种杰出统帅的智慧。

纪律是一支军队的灵魂，朱元璋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历来农民起义队伍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纪律败坏，士卒形同乌合之众，所以战斗力很难保障；在军纪严明、经验丰富的官军的打击下，革命队伍很少能够保全的，如后世的湘军对付太平军，所以成正果的革命军也寥寥无几。

为了防患于未然，也为了对症下药，朱元璋在大军出兵攻打镇江之前，特意导演了又一出敲山震虎、指桑骂槐的好戏，这一次他需要自上而下解决问题。

朱元璋先是命人把一些平时有污点的将领叫来，然后便开始严厉地数落他们纵容士兵的罪过，并扬言要重罚这些人。这时候，李善长等赶紧上来求情，朱老大则暴跳如雷，结果似乎是拗不过，只好给了老李等人一个面子，但声言“下不为例”。被训了一顿的将领们唯唯诺诺地回去后，自然又把犯事的手下们狠狠修理了一顿。就这样，这支“预防针”也就算是打上了。

攻打镇江之役由徐达挂帅，汤和、廖永安等副之，朱元璋还特意叮嘱大伙：“咱自起兵以来，未尝妄杀一人，而今命你等领兵前往，自然要怜恤百姓、优待俘虏。诸位务必要严格约束部下！有犯令者，军法处置！”

一番义正词严后，诸将无不顿首曰：“谨受命！”

不久，镇江就被顺利攻克了，苗军元帅完者图出走，守将段武、平章定定等战死。当徐达等人带兵从仁和门入城时，军队号令严肃，城中晏然，以至老百姓居然都不知道城头的大王旗已被更换（“民不知有兵”）。朱元璋闻讯后甚是欣慰，看来他这心果然没白操。

接着，朱元璋就在镇江设置了淮兴、镇江翼元帅府，命徐达、汤和为统军元帅，并改镇江路为江淮府；又置秦淮翼元帅府，以俞通海为元帅。

就在攻打镇江之前，朱元璋特意叮嘱徐达，攻下镇江后，帮着寻找一位名叫秦从龙的名士，并代自己转达敬慕之意。很快，徐达那边就送来了好消息。为了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诚意，朱元璋特遣文正与文忠带着厚礼前往。老秦到应天后，朱元璋又亲自到应天城附近的龙湾前往迎接。

话说这位秦先生本是洛阳人，曾官至和林行省左丞、江南行台御史，算是一位元朝退休的高干，所以声望极高。后来，为避兵乱乃隐居于镇江，此时他已经六十多岁。至正二十五年，秦从龙死于镇江，其间他一直以“高级顾问”的身份陪伴朱元璋近十年，朱、秦二人常用笔把问答书写在漆板上，观后便涂抹掉。有很长一段时间，事无大小，朱元璋都要征询秦先生的意见，因为他身边太缺乏有过实际政治经验的前朝高官显宦。

秦先生后来还推荐了博通经史、精于占卜象数之学的应天人陈遇，朱元璋决定亲自写信礼聘此人。这年的四月初八，朱元璋便写信道：“历思自古英雄创业，诚难独理。辕门虽有将士，帷幄惜无军师。恒侧席以求贤，定太平以开国。比闻老先生世居江左，学贯三史六经，博览兵书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伦，贤哲天生，实我良辅。崇儒重道，自古皆然，汤、文曾征（辟）伊、吕，先主犹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当以伊、吕、孔明奋起。”

这封信即使不是朱元璋亲笔所写，想必也是其授意。虽然文绉绉的，但它却传达出一个微妙的信息：自从占领应天以后，朱元璋已经比较明确地树立了推翻元朝、扫平群雄、做新王朝开创之君的远大目标！并且，他在努力地寻找着一位像伊尹、姜子牙、诸葛亮那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多谋善断的军师。

不过可惜的是，这老陈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虽然应召而至，并深受朱元璋信赖，但并未能真正承担起一个卓越军师的重任。只是，难得的历史机缘已经出现，开创之君既至，辅弼的贤臣自然已是呼之欲出！

果然就如冯国用先前所预见的那般，自打控驭住应天一带以后，这朱家班越发出落得有模有样了，分工、职权、组织、章程等既越发明细合理，根据地的基础建设也上了规模。

大军四出征伐的条件也成熟了，这样就可以极大地增加根据地的纵深和地盘。以当时的情形看，南京是个四战之地，没有宽大的战略纵深就很难回旋；不积极扩展地盘，也只有坐以待毙。

四月，朱家军再克金坛县。六月，元帅邓愈等率兵攻（安徽）广德路，克之，改为广兴府，朱元璋置广兴翼行军元帅府。不久，又在太平设置了行枢密院，以总管花云为院判。继而，元帅汤和等，统率广兴、淮兴两路军队攻下了加山富庄寨。

七月，小明王在亳州得到了朱部攻克应天的捷报，于是便提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任命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以郭天爵为右丞（仅在平章之下）。之后，便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一干参谋、幕僚也各有封赏。其中以李善长、宋思颜为参议，李梦庚、郭景祥为左右司郎中，陶安等也各有委派。

随后，又设置了江南行枢密院，以元帅汤和摄同佥枢密院事（大概是同一时期或稍后，朱文正也被朱元璋提升为同佥）。设置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以冯国用为都指挥使。设置左右等翼元帅府，以华云龙、唐胜宗、陆仲亨、邓愈、陈兆先等为元帅。设置五部都先锋，以陶文兴、陈德等为之。此外，还设置了省都镇抚司、理问所、提刑按察使司、兵马指挥司、营田司等。

如此一来，朱元璋在应天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但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有的这一切，全都有赖于军事斗争上的胜利，那自然加强军队建设就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了。

次年正月十七日，朱元璋在应天府北门外的鸡鸣山下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列山、陆二寨军于山下，众数十万”（这一数字有点夸张，大概有不少围观群众）。眼见自己已拥有了如此一支庞大的威武之师，朱元璋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

不是枭雄不聚头

也就是在朱元璋的事业轰轰烈烈地展开的同时，他终于与另一枭雄迎头碰上了，此人不是别个，正是盘踞江浙已有些日子的、出身盐贩子的张士诚。

老张在江南当然要算比朱元璋吃得开，因为他来得比较早一些，故而得了部分先机，再说张家兄弟最初也是有两下子的。当时张士诚占据的是苏南和浙北的部分领土，而且也在不断地扩张之中。南方就那么大的地盘，两位革命人士埋头开疆拓土，终于有了狭路相逢的那一天。

这年（1356）的四月，张士诚的部将赵打虎攻陷了重镇湖州。不久，朱元璋这边的降将陈保二复叛而去，投靠了老张不说，还诱捕了朱元璋这边的两位将领。

朱元璋听了气得够呛，不过，此时还不是与老张翻脸的时候，但也不能就此便宜了对方，至少嘴上不能认了。于是，他便派遣精明强干的儒士杨宪出使平江（今苏州），并致书张士诚：“近闻听足下兵由（南）通州南下，遂据有吴郡。昔有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有足下据姑苏以自王，愚甚为足下欢欣……愿足下勿听小人挑拨离间之言，以生边衅……”在这封信中，隗嚣是一个关键人物，朱元璋在拿他影射老张。

隗嚣本是东汉初年盘踞于今甘肃一带的地方军阀，一向很得人心，像《汉书》的作者班彪、班固父子、名将马援等都曾在他帐下效过力。本来他也打算向刘秀称臣，但终因种种纠结之事惹得双方大起干戈，最后隗嚣病死，他的地盘随后也被刘秀所吞并。

实话说，这张士诚的为人与隗嚣确实有几分神似，只是尚逊色一筹。像《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等据说都曾出入过老张的幕府，但终因张某人的胸怀、气量问题而黯然离去。

那么张士诚看完朱元璋的来信是什么反应呢？“士诚得书不悦”，不但不高兴，还把杨宪给扣下了。因为朱元璋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无非是想要以刘秀自居。当然，吴、越自古不能两立，朱元璋审时度势，明白自己与张士诚的角逐已是不可避免，写封不恭的书信无非是要试探一下（大概也有激怒张士诚以便张部主动进攻，由此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张士诚身上）。

原来这张九四的城府竟如此浅薄，朱元璋放心了！眼见张士诚一面继续拿高官厚禄招引朱元璋的人马反水，一面又到镇江一带搞侦察活动，图谋不轨，朱元璋不得不加强了战备。当不久后张部以舟师大举进犯镇江时，便立时遭到了徐达等部的严阵以待，最终被大败于龙潭。

老张没讨到便宜，不过，至此朱、张两人的关系算是彻底闹崩了。这一战虽然不大，但意义非小，它预示着继与元廷交战之后，朱元璋与元末群雄的角逐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朱元璋的人生、事业都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未来还有更多的艰难险阻在等待着他—同时，也有更多的辉煌在向着他一齐拥来……

回过头来，再仔细梳理一下朱元璋这些年的心态变化，便不难发现，入主应天，实在是朱氏革命事业的一道分水岭，也是他革命理想及自我定位的一道分水岭。

在渡江之前，朱元璋诚然也是积极反元的，但他对于自己反元的最终去向和归宿如何，却不甚了了。由于当时的环境复杂，自己尚处于“听命于群雄”和“听人调遣”的地位，虽然有徐达、冯国用、李善长等人用些大话引诱过他，但从朱元璋一贯谨慎、务实的品格看，他的理想还是有限的。

后来，做了皇帝的朱氏在回忆起自己早年这段革命生涯时，曾不厌其烦地申述：“不意今日成此大业”、“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有意于天下乎”、“朕本无意天下”、“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等等，还有流传甚广的那句“我本淮右一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总之，这些话说得相当诚恳，刨去其潜意识里莫须有的“天命”观念，便没有一点暴发户的张狂，反倒谦虚得紧。朱元璋就觉得自己本不是做帝王的料，也从不敢想象自己竟有如此出息，但历史偏偏就选择了他主宰沉浮。

因此，朱元璋渡江以前的反元，主要是力求自保，同时期待“真主”的诞生。然而，入主应天后，客观的环境和他所处的地位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他一度仍有“无必取天下之心”的表白，但从其主导思想和实践上看，他确实已经把革命反元、扫灭群雄与改朝换代、安定天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看来人的志向、要求也往往是水涨船高，好高骛远固然不可取，不敢梦想和尝试便注定了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