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统天下，锋不可当的大唐马刀
风云迭起，李氏并不孤独
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等人设计杀害，到此为止，隋朝的统治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就在这一年，李渊所率领的军队已经攻占了长安并拥立了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帝。因为军事上的接连胜利，李氏集团在此刻获得了极大的政治主动权。不久，李渊在众臣的劝说下，终于接受了隋帝杨侑的“禅让”，在长安的太极殿登基称帝，是为唐高祖。改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并立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
公元618年是隋末唐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隋炀帝死亡的前后，全国有三个新生的隋朝政权，分别是长安的杨侑（由李渊拥立），江都的杨浩（由宇文化及等拥立）和洛阳的杨侗（由王世充拥立）。李渊一开始没有急于称帝是考虑到隋炀帝还身在江都并没有死亡，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隋朝皇室在当时毕竟还是正统，对天下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如果过早称帝只会成为各方势力攻击的靶子。
因此，虽然李渊、王世充等人无不十分渴望推翻隋王朝，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天下，但却大都迟迟不肯行动，只是打着“尊隋”的幌子，扶植一个傀儡皇帝，自己甘于隐藏在幕后。而一旦隋炀帝被杀，就纷纷撕下“伪善”的面具，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废掉先前所拥立的隋朝皇室，将利益收归己有。
隋炀帝一死，李渊首先看清楚了大势所趋，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夺隋室正统地位的争斗中去，所以就马上就建国称帝。
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先生对于李渊在隋炀帝被弑前后的表现也有一段评述，他说：
“……宇文化及遂弑杨广于江都。广已弑，代王不足以兴，越王侗见逼于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父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悬绝矣。”
可见，在古人的心中，是否名正言顺，在道德层面会给统治者带来很大的差别。
事实上，唐政权在当时也只不过是一方割据势力，并没有受到天下人的认同。对于一个新生政权来说，李唐王朝仍然潜藏着许多危机。就在李渊称帝的同年九月，宇文化及也仿照李渊的做法将杨浩毒死，在魏州自立为王，建立了许国，国号天寿。在这之后，盘踞洛阳的王世充也将傀儡皇帝杨侗废除，自己当上了皇帝，国号郑，改元开明。
除了上述两个和李唐政权一样是先依靠拥立隋朝皇室，其后再建立政权的割据势力之外，这一时期，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政权。似乎在隋末唐初这个混乱的年代，建国称王也成为了一种人人追逐的时尚。在这些新生政权中，较为重要的有：
魏：前身是翟让所领导的瓦岗寨，后由李密统领。建立魏国，年号永平，地在巩（今河南巩县）；
秦：薛举父子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陇右建立，国号秦，年号秦兴。建都金城，后迁都天水（今甘肃天水）；
凉：由甘肃人李轨于唐武德元年建立，年号安乐，史称大凉；
定杨：河间刘武周大业十三年在马邑起兵，杀太守王仁恭后投靠突厥。突厥可汗封其为“定杨可汗”。后刘武周称帝，成为了西北地区较大的割据势力；
夏：窦建德于大业十四年建立，国号夏，年号五凤，定都乐寿；
梁：兰陵人萧铣所建，国号梁，改元鸣凤，雄踞南方。
除上述政权之外还有杜伏威建立的楚，李子通在江都建立的吴，林士弘在豫章建立的楚，梁师都在陕西建立的梁，刘黑闼在洺州建立的汉，徐元朗建立的鲁以及辅公祏在丹阳建立的宋，等等。
从上面列举的各个政权来看，隋末可谓是政权林立，而李唐政权也不过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面对这种格局混乱、群雄逐鹿的复杂形势，对于雄心勃勃的李氏家族来说，统一战争势在必行。然而隋失其鹿，各派势力都凭借着自身的力量在这个乱世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地位，李渊想要统一又谈何容易？
当时李唐政权所在的关中地区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而且地势险要，亦守亦攻，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以，为了统一大业的顺利进行，先稳定关中，再逐步发展自己的势力是首要之务。再加上对全国各方势力的深入研究，李渊等人认为必须先消除西北面的势力，这样才能建立稳固的后方，日后再徐图南下，一统天下。
“降李密，擒世充，斩建德，俘萧铣，皆义所可谓，仁所必胜也，天下不归唐，而尚谁归哉？”（王夫之《读通鉴论》）
凭借自身的势力和手下的精兵良将，这场统一大战前前后后共历时七年（除梁师都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被灭）。在经历了浅水原之战、下博之战、虎牢之战和洺水之战等众多为人所称道的大战后，这场战争终于在打败江南的萧铣后完成了它漫长的征程。李唐政权最终也得以在这个混乱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基本统一了全国，再现了一个大帝国的风云盛世。
那么，李唐政权又是如何在群雄割据的艰难局面中统一了天下？李渊、李世民、李建成等人以及唐朝的开国功臣们在这场统一大战中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于那段尘封已久的风云岁月，多少人都心向往之，而在这一刻，所有的历史真相正迎面走来……
打扫干净后院
根据既定的先西北，再中原，后江南的统一策略，唐高祖李渊的目光首先落在了盘踞在陇右（今甘肃、天水一带）的薛举父子的身上。
薛举原本是金城府的校尉，家业雄厚，而他本人又喜结交英雄豪强，在当地也算得上是赫赫有名。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天下大乱，大业十三年，陇山以西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四月，校尉薛举奉命率兵前去征讨暴乱的农民军，但一直野心勃勃的他途中却和儿子薛仁杲等人商议，趁机劫持了金城令郝谖，率众举兵反隋。薛举父子起兵之后，将金城的官员全部囚禁起来，并下令开仓放粮，救济穷苦的百姓，尽收民心。
其后，薛举自封为西秦霸王，改元秦兴，建立了薛秦政权。薛举称王之后，秦军趁势攻占了抱罕（今甘肃临夏），岷山的羌族首领钟利俗也率部来投，秦军顿时声势大振。薛举见局势大好，便封其子薛仁杲为齐王，又陆续攻占了西平、浇河等地，陇西之地几乎是尽收薛氏囊中。
大业十三年七月，薛举在金城称帝，国号秦，又立其子薛仁杲为皇太子，开始了他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建国之后，薛举派薛仁杲攻克了天水，并将都城迁来此地。此后，又遣薛仁杲攻打扶风，兼并了唐弼的十万大军，此时秦军已“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将图京师”。
就在此时，李渊的唐军攻占长安还不到一个月，还没有站稳脚跟，薛仁杲就奉命亲率十万秦军围攻扶风，想和李渊相抗以争夺天下。在薛举的强大威胁之下，李渊命李世民率军前去迎战。李世民不负所望，大败敌军，“斩首数千级，追奔至陇坻而还”。扶风一战，大大挫败了薛举的锐气，也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李氏政权。但此后，薛举东进之心不死，一直在蓄积势力，等待时机再图长安。
武德元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王朝，六月，薛举就率兵进入了泾州，随后又经过豳州和岐州一带，直逼高墌（今陕西长武县北部）。闻讯之后，唐高祖命秦王李世民为西讨元帅，率八路大军前往高墌抗击秦军，随行的还有当时的长史刘文静和司马殷开山。
唐朝此时虽然是刚建国不久，但已经拥有了关中、山西和巴蜀的广大地区，同时又占有了长安府库和永丰粮仓，军械粮草等储备都十分充足。从兵力、财力等各个方面来看，唐军的实力都远远超过了薛举的秦军。再加上李渊攻占长安后下令废除了隋朝一系列的严刑峻法，稳定了民心，使大后方得以巩固。
相比之下，薛举父子所在的陇右地区既是隋朝的牧监所在之地，又是当年隋朝防御突厥和吐谷浑来袭的重要阵地。这里民风彪悍，人人善骑射，尚武之气十分浓厚，因此秦军内骁勇善战之士颇多，且薛举父子自己也是猛将。
但陇右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各地区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再者，此地人口稀疏，据载，天水、陇西、金城等郡合计户数也不超过七万。而且生产生活水平比较落后，粮草等战略储备不够充足，所以秦军根本承担不了长期抗战，只能选择速战速决。
李世民深知对方的情况，知道薛举想快速出击，尽快解决战斗。为了“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他在率领大军到达高墌之后，便下令军队就地驻扎并开始修建战壕，加强防御工事，并没有和薛举的军队展开正面交锋，希望以此拖垮后勤补给不充足的薛举的军队。不巧的是，李世民来到高墌之后不久便感染了严重的风寒，不能再指挥军队作战，于是他便将军队暂时托付给了部下刘文静和殷开山，并嘱咐他们道：“此战薛举是孤军深入，现在已经是兵马疲惫，粮草匮乏了。倘若他前来挑战，你们切记不可迎战，只要拖住他等我康复了再做打算。”
但殷开山和刘文静并没有听从李世民的指示，唯恐久不出战会被对方看轻，灭了唐军威风。因此他们不顾李世民的嘱咐，贸然领兵出战，结果在浅水原大败于薛举，八路大军损失了近一半，将领刘弘基、慕容罗睺等人也被薛举俘获。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得下令大军退守长安。得知高墌城被攻陷之后，李渊大怒，将刘文静等人罢官留待查看。由于刘文静、殷开山等人的疏忽，第一次的征薛之举就以唐军的惨败而告终了，这次战败也是李世民军事生涯中少有的一次败绩。
唐武德元年八月，大获全胜的薛举想乘胜追击，一举攻占长安。但天意弄人，在大军出征前，薛举却一病而亡，由其子薛仁杲即位。薛举的猝死，沉重地打击了秦军高昂的士气，也暂时中断了秦军火速进军关中的进程，李唐政权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好景不长，薛仁杲即位后不久，便继承了父亲薛举的遗志，率兵攻打陇州，长安城一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眼见秦军虎视眈眈，李渊遂命李世民为大元帅，再次出兵攻打薛仁杲。九月，李世民又一次率军出征，和上次一样，面对薛仁杲的多次挑战，李世民依旧是闭门不出。对于李世民的这种“避而不战”的做法，手下的将领都十分不解。他们认为薛仁杲气焰如此嚣张，应给予反击，否则我军的士气必然会受到打击，因此他们纷纷向李世民请求出战。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向处事沉稳的李世民心平气和地向诸将言道：“我军刚刚战败，将士们的士气都十分低落，而敌军此时是气势高涨，此时贸然出兵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我们现在只能坚守城门，以守为攻，等到我军重获士气而敌军放松警惕之时，便可以一举击败他们。传令下去，今后谁再敢言出战之事，立斩不殆！”众将听李世民此言，都心下暗服。
时间一天天过去，在李世民的坚持下，两军僵持长达两个月之久。到了十一月，秦军粮草殆尽，再加上薛仁杲本人年轻气盛，和众多大将都合不来，秦军将领梁胡郎等人见势都纷纷向李世民投降。看到敌军将领来降，李世民知道在薛仁杲的军队已经出现了内部分化。时机成熟，李世民于是命部将梁实率军驻扎在浅水原，伺机引薛仁杲出战。
看到久久不动的李世民终于派梁实在浅水原驻扎，薛仁杲按捺不住了，他即刻派大将宗罗睺率领秦军的精锐部队在浅水原猛攻梁实。遵照李世民的指示，唐军虽然是人马断水数日，但梁实依旧坚守不出。就这样相持了数日，李世民认为宗罗睺急攻不下，战机已然成熟，便趁敌军疲乏之际，命大将庞玉率军在浅水原之南严阵以待。待宗罗睺再来之时，唐军从天而降，斩秦军首数千级，将宗罗睺打得大败而逃。李世民率两千精兵乘胜追击，在泾水南岸和秦军相遇，秦军将领浑干在阵前倒戈降唐。薛仁杲见状，只得率军撤退。
李世民见薛仁杲退兵城内，遂率军围城，薛仁杲见大势已去，只得献城降唐，并将手中万余将士都交归于唐所有。自此，薛秦政权覆灭，唐王朝夺得了秦、陇两地，可以说关中西面的威胁已经消除了一大部分。
小妾是不能得罪的
征讨薛举父子的大胜让唐高祖李渊大喜过望，他即刻封此战的第一功臣李世民为太尉，并让他担任陕东道行台尚书一职，进驻长春宫。而此次随军出征的刘文静虽然之前因为作战不利被贬为庶民，但第二次征薛的胜利也使得他能够官复原职，继续留在皇帝身边效力。
但好景不长，到了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文静就因“谋反”罪被下令处死。
刘文静的死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是因为这件事，唐高祖背上了“谋杀功臣”的罪名。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真的如刘文静死前所叹的“鸟尽弓藏”一样，唐高祖仅仅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而且功高盖主就将他杀害吗？
刘文静，字肇人，祖籍彭城，后迁至京兆武功。史书记载其“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是个才貌双全之人。他在太原担任晋阳令的时候便胸怀大志，在狱中和李世民的那番谈话几乎堪比诸葛亮的“隆中对”。可以说，刘文静是唐王朝得以建立的重大功臣，没有他，唐王朝的建立有可能会遭遇更多的阻碍。
作为开国功臣，李渊称帝之后，刘文静当然也得到了很多赏赐并得到了皇帝的重用。然而，当年晋阳起兵的另一个核心人物裴寂却更加受到李渊的尊敬和重用，李渊甚至在谈话时多次让裴寂坐上龙床，还公开赞叹裴寂是开国的第一功臣，这样的差距让自视甚高的刘文静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
面对朝廷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刘文静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他认为裴寂才干和功劳都在自己之下，而所处的地位和受到的尊重却远远在他之上。其实，刘文静和裴寂的关系一开始是不错的，在晋阳的时候他二人就是好友。但昔日的好友在权力和荣耀面前逐渐成为了对手，刘文静渐渐地将对李渊和朝廷的不满转移到了裴寂身上，两人闹起了意气之争，只要裴寂以为是，他必以为非。
刘文静的抑郁和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但事情的导火索却出在了一个女人的身上。原来，刘文静有一个小妾，这个小妾因为得不到夫君的宠爱便日夜怀恨在心，想伺机报复。一次，刘文静和弟弟刘文起喝酒聊天，因为心绪不佳，刘文静喝得大醉。酒醉后的他开始将心中的不满大声宣泄出来，随后便拔出剑来向房柱砍去，并叫道：“必当斩裴寂之首！”不巧的是，刘文静的举动被他的小妾清清楚楚地看在了眼里。小妾一看机会来了，便将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并怂恿他去告发刘文静。
不久之后，刘文静就以“谋反”罪被捕入狱，主持这桩案件审理工作的便是事件的另一个当事人裴寂和当时的中书令萧瑀。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刘文静表现得很冷静，他认为朝廷待自己不公，起义之初，他是司马，裴寂是长史，二人的地位还算相当。而如今他的功劳并不比裴寂小，但地位却远远在裴寂之下。刘文静承认心中对此确实有怨言，可能酒后失言发了几句牢骚，但绝对没有谋反的意思。
当时的宰相李纲和萧瑀等人都认为刘文静最多只是酒后失言，并没有什么谋反的迹象，不应以“谋反”罪论处。李世民也认为：“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但裴寂却对唐高祖说：“刘文静才略甚高，不是常人所能攀比的。他这个人又心高气傲，手段阴险。他口吐狂言，已经露出了将要谋反的迹象。如今天下未定，危机四伏，如果不趁机将他杀了，放虎归山，日后定后患无穷！”
武德二年八月，李渊终于下令以谋反的罪名处死刘文静，他的弟弟刘文起也因参与此事一同被处死。临刑前，刘文静抚胸长叹道：“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旧唐书·卷五十七》）
轰动一时刘文静案就以开国功臣刘文静被诛而告终了，但这件事给予后人的思考却没有终结。关于这个案件，一直以来都是疑雾重重、众说纷纭，已经成为了唐代历史上的一桩疑案。纵观这个案件的始末，疑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刘文静到底有没有谋反，二是唐高祖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下令处死刘文静呢？
从当年晋阳起兵的四个核心人物的关系来看，李渊和李世民是父子关系，这是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李渊和裴寂是故交，关系十分密切，而刘文静和李世民因为意气相投，关系也十分融洽。唐朝建立之后，李渊成为了天下之主，这四人之间又陡然增加了一层君臣关系。但对于李渊和裴寂来说，这二人的君臣关系之间还是掺杂着很大成分的私人情愫的，这也是为什么裴寂虽然才能不如刘文静却更被李渊看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许是因为皇帝李渊没有处理好公私关系，刘文静心中有些怨气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一贯聪敏的刘文静这次却没有看清局势，他和李渊的关系既然不能和裴寂相比，却执著于意气之争、争强好胜，终于引来了杀身之祸。
其实，从种种迹象来看，刘文静“谋反”是不成立的，至少可以说是毫无证据的。他在被捕后自己也承认是因为心中有怨气并且酒后失言。而且从刘文静事发之后的平静态度来看，他可能认为这只是件小事，根本不必太过担心，所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再者，如果他真的意图谋反，又怎会在家大肆声张，使得人尽皆知？
在这件案件中，真正认为刘文静谋反的其实只有裴寂一个人，但裴寂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参与到案件中来本来就不合情理，他的说法就更不应当作为断案的依据了。除了与刘文静关系甚笃的李世民之外，当时认为刘文静无罪的大有人在，其中首推丞相李纲和中书令萧瑀。从史书上对这两人的记载来看，李纲和萧瑀都是不畏权势，敢于言事之人，他们和刘文静也并无私交。
既然刘文静的“谋反”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么一向处事小心谨慎的唐高祖难道仅仅听信了裴寂的一面之词，就草率地决定处死开国功臣吗？他对刘文静和裴寂的态度问题和私人感情因素有关，他给予这两人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但尽管如此，作为一国之君，李渊应该不会完全只根据个人感情和大臣之间的私人纠纷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谋反”大罪。这样来看，刘文静案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些不容易让人察觉的重要原因。
刘文静案从表面来看不过是因为刘文静和裴寂之间的龃龉而心怀不满、酒后失言，为什么会突然上升为“谋反”大案呢？
事实上，刘文静案并不那么简单，它背后隐藏的矛盾和斗争是十分复杂的。首先，刘文静对于裴寂的不满从根本上来说是对朝廷、对李渊的不满，只是因为李渊是皇帝，所以他才将怨恨转移到了裴寂的身上。
成就大业之后谋杀功臣，根本不足为奇，历史上著名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两个十分鲜明的例子。但对于此时的李渊来说，国家根本还不够稳定，也没有到“狡兔死”“众鸟尽”的地步，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他不会因为嫉贤妒能而杀害刘文静。即使真是李渊要剿杀功臣，以李渊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形势，功臣之中才能高于刘文静的大有人在，李渊何以只杀了刘文静一人呢？
其实，刘文静和裴寂两人矛盾背后隐藏的是李渊父子之间关于皇权的矛盾，这也是刘文静最终被冤屈致死的根本原因。刘文静和秦王李世民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李世民的心腹，李世民登基之后的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还下令为刘文静平反。
李世民和刘文静一样都是属于颇有才华又自视甚高，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人。李世民在刘文静案发后公然为刘文静辩解，正好暴露了他内心对于自己功劳卓著却得不到太子之位的不满，所以这不仅没有帮助到刘文静，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还更加坚定了李渊下令处死刘文静的决心。
事实上，在晋阳起兵之后，虽然知道自己并非长子，李世民还是一直注重对自己势力集团的培养，而这些，李渊肯定是看在眼里的。为了防止以后发生兄弟之间为争夺权位而互相谋杀的惨剧，李渊不惜背上“谋杀功臣”的罪名将刘文静定罪，目的是“杀鸡儆猴”，给蠢蠢欲动的李世民一个警示，不要认为有才能有功勋便可以任意妄为。
李渊的目的达到了，在刘文静一案中，受到最大震动的当属秦王李世民。但李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引发的结果和他的初衷截然相反。刘文静的死可以说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关系开始发生质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李世民终于明白他与皇帝不仅有父子关系，还有君臣关系。
感觉到危机的李世民并没有停下夺权的脚步，反而更坚定了自己心中的信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倘若不获得最高权力，自己的生死荣辱就只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刘文静的今天或许就是自己的明天。随着刘文静案的终结，李渊父子之间的矛盾也逐步激化，这也为李世民日后以暴力夺取政权而发动玄武门之变埋下了隐忧。
父皇，别撒娇
经历了刘文静之死后，李世民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逐渐平复了自己的心情。聪慧过人的他清楚地认识到根基还不够稳固的唐王朝需要他，而他也需要建立更多的功勋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为了日后在皇位斗争中能够展翅高飞积蓄力量。
唐武德二年十月，身在长春宫的李世民意外地收到了父亲李渊的一封手敕。这封手敕由当时的中枢侍郎唐俭亲自送达，上面所写的内容是：“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东之地，仅守关西而已。”表面上李渊是告知李世民他决定要主动放弃河东之地，而事实上是想借此用“激将法”让李世民主动请战，去收拾裴寂在山西留下的烂摊子。
为什么李渊会突然给李世民送来这样一份敕书呢？事情的始末还要从当年晋阳起兵之前那个给李家起兵带来“借口”的刘武周身上说起。大业十三年，刘武周在马邑起兵，然后便投靠了突厥，当上了“定杨可汗”。在这之后，他又收编了易州农民起义军首领宋金刚的部队，一时声势浩大。宋金刚多次劝刘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再加上手下有尉迟敬德这样的大将，刘武周便下定决心和李渊一争高低。
武德二年四月，刘武周率兵南下，占领了榆次，后来又到了并州。虽然刘武周的军队声势浩大，但也没能抵挡住齐王李元吉的抗击，只得暂时退兵，以图日后再战。五月，刘武周卷土重来，一路攻占了平遥、介州等地。得知刘武周来犯的消息后，李渊马上派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和行军总管李仲文前去迎战，但这二人将才平平，最后都被敌军所俘。
此时正值刘文静案的审理阶段，裴寂主动请缨，希望李渊能同意他领兵前去山西，希望以军功来压刘文静一头，但是事实证明，裴寂的才能确实不如刘文静。九月，裴寂如愿以偿地率兵来到了山西，但他的到来使得山西战场进一步恶化，最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度索原一战使得唐军几乎全军覆没，整个山西几乎全境失守，裴寂只得逃回晋州，以避锋芒。
度索原之战后，刘武周又进一步向并州逼来，齐王李元吉携妻带子放弃太原，连夜逃回了长安。宋金刚趁势又火速占领了龙门，唐仅保有晋西南一隅之地，时局万分紧张。但是李渊与裴寂的交情的确不可小视，裴寂连遭败绩，造成了如此险恶的局势却没有受到处罚，李渊还借故以谋反的罪名杀死了与裴寂不合的刘文静，因此《旧唐书》会评论说“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
虽然李渊没有处罚裴寂，但是显然也不能再任用裴寂来指挥收复山西失地，于是李渊的目光转向了战功赫赫、少有败绩的李世民，但是草率处死刘文静给他父子二人之间带来了不小的隔阂。李渊既不想向李世民低头，又希望李世民带兵出征为他收复失地。“知子莫若父”的李渊十分了解李世民的个性，于是他便策划了之前提到的那封手敕，想以“激将法”逼李世民主动请战。
接到父亲敕书的李世民心情十分复杂，原本亲密无间的父子之间如今连这样的小事都要用心机、使计谋。但李世民心里清楚，对于李家来说，放弃山西就等于放弃了天下，而没有了天下，自己之前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自己远大的抱负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于是，李世民只得按照李渊的意思上表表示：“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李世民的主动请战令李渊十分满意，他马上下令将关中兵马悉数拨给李世民，并亲自到长春宫给李世民送行。
武德二年十一月，秦王李世民率领大军渡过了黄河，驻扎在柏壁，与浍州的宋金刚对峙。唐初历史上著名的柏壁之战即将上演，而此时的李世民只有二十二岁。
虽然年轻，但李世民对于打仗确实经验丰富、有勇有谋。他深知宋金刚军“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战斗力虽强但却粮草不足，迫切需要速战速决，尽快解决战斗。于是，李世民便反其道而行之，想要拖垮对手。所以，来到柏壁后的李世民并没有召集部下展开战斗，而是先着手安抚住在裴寂的连连败绩之下已经浮动不安的民心，号召百姓恢复生产，并将百姓们的余粮买下充作军粮。
武德二年十二月，唐朝方面派出大将李孝基、独孤怀恩和唐俭率军攻打夏县，而宋金刚则派出名将尉迟敬德迎战。尉迟敬德和吕崇茂联手将唐军打得大败，但在回浍州的途中遇到了李世民派来的秦叔宝和殷开山。双方在美良川展开了大战，唐军在秦叔宝的率领下斩获敌军两千余人。尉迟敬德只得率骑兵退到蒲坂，但李世民却亲自率三千骑兵前来将其击溃，最终只有尉迟敬德只身得以逃脱。
此役之后，唐军诸将都十分兴奋，纷纷请求李世民趁机和宋金刚展开决战，毕其功于一役。但此时的李世民以同龄人少有的冷静稳定住了局面，他认为速战速决并不有利于唐军，而“坚壁挫锐”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对手下人说：
“金刚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自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蔽。金刚虽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其实，如果想要控制对手、不战而胜，最好的方法就是断其后路。当时晋州以北虽然只有浩州在唐军手中，但浩州却是晋西南的交通要塞，也是刘武周军粮运输的重要通道。为了切断刘武周的粮道，李世民派刘弘基和张纶率军进入西河。刘武周闻讯后马上率军来攻打浩州，但却被李仲文所率领的唐军击败，死伤千余人。另一方面，宋金刚的部队在晋西南始终没有和唐军主力交战，遇到这种情况，将士们也日益疲惫，士气低落了下来。
逐渐掌握了主动权的唐军又从浩州渡过汾水，占领了位于平遥、介休之间的张难堡，彻底切断了刘武周在东部的运输通道。无奈之下，宋金刚只能下令北撤。李世民见战机已经成熟，立即率军跟了上去，在吕州大破敌军。宋金刚败后撤军，李世民乘胜追击，日夜兼程，到了高壁岭的时候，将士们都已经疲惫不堪。
手下人向李世民请示是否可以就地驻扎等候粮食和后援部队，李世民道：“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意思是战机不能耽误，于是下令继续赶路，手下人见状只得跟着他昼夜行军，即使一天没有进食也毫无怨言。
经过多日的追逐，唐军终于在雀鼠谷和宋金刚相遇，唐军“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只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可见李世民的领兵之道。
在这之后，宋金刚部又在介休和唐军进行了决战，但此时的宋金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宋金刚手下的名将尉迟敬德也在此时降唐，李世民大喜过望，封他为右一府统军。刘武周听得宋金刚大败的消息，马上放弃了并州逃向了突厥，宋金刚本来想收回残部后再战，但无奈手下无人听命，他也只能逃亡突厥，后二人都为突厥所杀，不得善终。
这一战，李世民不仅将刘武周所占领的失地全部收回，还肃清了关内其他的残余势力，解除了李唐政权在西北部所受到的威胁。也正是因为这一战，年仅二十四岁的李世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一时间“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天下重新归为一统的时代就在眼前了。
瓦岗寨的故事
瓦岗寨，一个曾经让人为之神往的地方，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多少英雄豪杰聚集在此，希图杀豪强、除恶霸，拯救苍生，建立太平盛世。然而事物总有一个兴衰的过程，瓦岗寨在翟让和李密的手上风生水起，但随着内乱的发生，曾经兴盛一时的瓦岗也无奈地走向了末路。
瓦岗寨是隋朝末年众多农民起义军中声势较为浩大的一支，创始者是东郡韦城人翟让，驻扎的地点是韦城的一个地势险要的小山岗上，因此被称为瓦岗军。翟让时期的瓦岗军只是一支锄强扶弱的农民起义军，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前进的道路规划。
大业十二年十月，李密的到来使瓦岗军发生了质的变化。经过了一系列的抗争，在李密的领导下，瓦岗军日益壮大，李密也因此获得了较高的威望。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在翟让等人的推举下，成为了瓦岗寨的新领袖。
掌权之后，李密宣布改元永平，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并分封了群臣。一时间，瓦岗寨在天下反隋人士中取得了颇高的声望，各路起义军纷纷来投，拥有秦叔宝、程咬金等一干名将并且兵强马壮的瓦岗军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反隋力量。
大业十三年四月，李密率军攻占了洛仓，并对洛阳城形成了有效地包围。眼见时机成熟，李密发布了讨隋檄文，明确宣布要推翻隋王朝。就在瓦岗寨的鼎盛时期，李密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正是这个决定让这支起义军从团结走向了分裂，从昌盛走向了末路。而这个让瓦岗军从此走上下坡路的决定就是，李密没有听从谋士柴孝和先进攻长安的建议，而是固执地要先攻下洛阳城然后再图进取。
洛阳城是隋朝的中心城市，城池坚固，而且隋朝在这里驻有重兵，要攻下它谈何容易！但固执的李密还是率兵来到了洛阳城下，之后他便会明白洛阳城是片泥沼，瓦岗军就要深陷其中，无路可退。从九月份开始，李密的军队就和王世充的十万联军隔水相对，一场混战就要拉开帷幕，而就在此时，李渊已经率领着他的部队朝长安走去。历史往往充满了变数，一个不同的选择就让李渊和李密从此南辕北辙，一个日后坐拥了天下，另一个却不得善终。
在与王世充的交战中，李密的瓦岗军是胜少败多，几次大战之后，损失十分惨重，连谋士柴孝和也在一次夜战中落水身亡。无奈之下，李密只得率军渡过洛水，退到了月城。但王世充随后就领军追了上来，将月城团团围住。最后李密用了“围魏救赵”的险招，派兵攻打了王世充的大营，才暂时解除了月城的危机。然而月城之战后，王世充并没有放弃对李密的围攻，瓦岗军就此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想退却无路可退，想打又无法彻底将对手打败。
就在这场拉锯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李密万万没有想到，瓦岗寨的内部发生了混乱。这场内乱的发起者就是瓦岗寨的创始者，曾经的领袖——翟让。李密的位置本来就是翟让当年主动让出来的，但随着队伍的一天天壮大，翟让等人对于权力的欲望也一天天增长起来。翟让手下有个司马叫王儒信，他曾不止一次劝说翟让取代李密的位置，如此一来就能借着翟让的势力获得更高的地位。就连翟让的哥哥，当时的柱国翟弘也对翟让说：“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
至于翟让本人当时有没有夺回大权的想法，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或许在这么多人的“劝说”之下，他可能对此也是很有想法的。无论如何，就在翟让还没有采取行动的时候，他意图取代李密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李密的耳中，于是李密决定先下手为强。
思考良久，李密决定设一场“鸿门宴”，将翟让和他的亲信们一网打尽。这天，李密设宴款待翟让、翟弘、单雄信和徐世勣等人，宴会还没有开始，李密便说道：“今天都是自己人，侍卫们都可以退出去了。”虽然李密如此说，但单雄信等人都没有听命让自己的侍卫退出。眼见计划进行不下去了，房彦藻站出来说道：“天气如此寒冷，我们在此饮酒，也该让侍卫们共饮一杯才是。”翟让没想到其中有诈，便下令手下的将士都退了出去。
此时，李密拿出了一把弓交给翟让。这是一把好弓，翟让拿到之后简直是爱不释手，在李密的授意下，他便将这张弓拉了开来。就在翟让拉开弓的那一刻，李密手下的蔡建德立刻抽出刀，一刀将翟让砍死。参加这场宴会的除了此时在外饮酒的单雄信和徐世勣，无人得以逃脱，都成了李密的刀下鬼。
这场内乱虽然以李密的绝对胜利而告终，但兔死狐悲，大家在为李密效力的同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死去的翟让。在这之后，瓦岗军虽然表面依旧声势浩大，但事实上，李密的部下们已经逐渐离心离德。
诛杀了翟让之后，李密继续和老对手王世充展开争夺。大业十三年的十二月，李密和王世充在洛水边进行了一场决战，结果王世充大败，退回了洛阳城，再也不肯出战。此时的瓦岗军虽然接连取得了胜利，但如此漫长的作战过程使得将士们的士气大减。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此时的尴尬局面，这个人就是宇文化及。
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谋杀了隋炀帝后，便马上率军西归，此时正在一步步地向洛阳逼来。而在此时，王世充已经拥立了越王杨侗为帝，在洛阳城内建起了自己的小朝廷。来势汹汹的宇文化及让杨侗等人十分惊恐，在这种危急的时刻，他们决定先放弃和李密的斗争，希望双方能够联合起来抵抗宇文化及。其实，李密此时也正有此意，因为宇文化及一来，驻扎在城外的他必将受到夹击。
在自身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前一刻还是仇敌的两方一拍即合。杨侗下令授予李密太尉、尚书令等官职，并承诺一旦击退宇文化及就让李密入朝辅政。暂时获得安全的李密率瓦岗军在童山和宇文化及大战了一天一夜，最终以李密的胜利结束了战斗。被打败的宇文化及只好改变策略，率领剩下的将士北上。
结束和宇文化及的争斗后，李密原本以为可以进入洛阳成为辅臣。但此时，王世充已经发动政变夺取了大权，眼看求和无望，李密只能返回自己的驻地。李密绕了一大圈最终又回到了原点，但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数，此时瓦岗寨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瓦岗寨。对峙虽然还在继续，但双方的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在第二年九月的偃师大战中，瓦岗军一败涂地，再也无力继续和王世充抗争了。
离开了洛阳，李密和亲信王伯当无路可走，无奈之下只得率领残部投了李渊。李渊对前来投诚的李密相当客气，封他为光禄卿，并赐予他邢国公的爵位。然而，高官厚禄并不能满足李密的野心。不久之后，他渐渐萌发了叛离的想法。
李密主动向李渊请命，前往关东招抚自己原来的部下，李渊一开始并没有对他的请求产生怀疑，于是派王伯当和他一同前往。但等到李密到达稠桑驿的时候，李渊好像突然感觉到了不安，于是马上派使者去将李密等人召回。
李密见朝廷派来了使者，大为恐慌，以为自己的形迹已经败露。被逼到绝境的李密一不做二不休，将李渊派来的使者杀死，率军前去投靠伊州刺史张善相，想重新起兵。但当李密逃至熊耳山的时候，就被唐朝的将领盛彦师斩杀，王伯当也没能逃过此劫。
从李密一生的经历来看，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带领着瓦岗军在隋朝末年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让无数后人回想起来都为之动容的奇迹。瓦岗寨，从一个小小的以扛着锄头和渔叉的农民为基础的起义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成一支实力强劲的军事力量。造化弄人，瓦岗寨的没落让世人为之叹惜，但那无数英雄豪杰共同创造的让人为之振奋的时代却给后人带来了无数的向往和追寻。
谁都挡不住我
自洛阳城一战大败李密之后，王世充便逼皇泰帝杨侗“禅位”于他，改元开明，在洛阳城里当起了皇帝。了解一下王世充的身世和他在洛阳称帝之前的经历，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他为什么能在隋末乱世成为一方霸主但最终却被李唐王朝所灭。
王世充，字行满，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其父王收并非汉人，因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后才从继父姓王，后来官至汴州长史。王世充可能是因为带有西域血统，长着一头卷发，而且声音也比较尖细，和一般的中原人很不一样。王世充颇为好学，读过许多书，对于兵法尤为喜爱，是个城府很深又有权谋之人，而且他文笔也颇为出众，对律法相当精通，可以说是个文武全才。
早在隋文帝时期，王世充便开始在禁军之中崭露头角，很快就升任兵部员外郎。隋炀帝即位之后，又任命他为江都郡丞，前去镇压农民起义，王世充从此发迹。因为镇压起义有功，王世充很快便取得了隋炀帝的信任，随后升为江都通守。隋炀帝死后，天下无主，王世充便在洛阳拥立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王世充则被封为郑国公，和段达、元文都、皇甫无逸等七个人并称为“七贵”，煊赫一时。其后，王世充和李密展开了殊死决斗，后又发动政变，剪除异己，夺取了杨侗的帝位，成为了洛阳城的最高统治者。
总的来说，王世充是一个才华横溢又野心勃勃的人。他为人处世比较圆滑，又善于奉承上司，这也给他前期的仕途加分不少。由于皇帝的赏识，王世充在隋炀帝时期，可以说对隋朝还是比较忠诚的。但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也逐渐感觉到天下将乱，于是慢慢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为日后的崛起做准备。可以说，王世充的这股军事力量是在对隋朝的忠诚和背叛徘徊之间逐渐成长起来的。
当上皇帝之后的王世充趁着唐军在关东和窦建德交战的时候，占领了李唐在河南的部分领土，中原地区转眼变成了王世充的天下。然而洛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心想统一全国的李唐政权又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洛阳城一直被王世充所占据着呢？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五月，秦王李世民在平定了刘武周之后回到了长安，等待着他的将是又一场激战。七月，李渊命李世民率大军前去洛阳攻打王世充，这一战非常关键，如果能够击败王世充，夺取洛阳城，统一中原就指日可待了。
七月，李世民已经兵至新安。王世充闻讯，马上派遣出他的兄弟、子侄等嫡系部队分别在洛阳五城和外围的襄阳、怀州、虎牢等要塞驻扎，而他自己则亲自率领三万精兵，抵抗李世民的进攻。和以往对付薛举和刘武周采取的策略不同，李世民这次采用的是主动出击的攻坚战。不久之后，唐军就包围了慈涧，王世充闻讯马上率兵前来解围。
这一战打得十分艰苦，李世民几乎是和王世充的部队正面交锋，第二天，唐军终于以绝对优势攻克了慈涧，王世充则率兵退回了洛阳城内。见王世充退却，李世民马上率领大军围攻洛阳城。李世民深知洛阳城池坚固又是王世充囤集重兵之地，短时间内难以攻下。于是他决定先攻占洛阳周围的城市，扫清外围之后再将洛阳城一举拿下。
确定了战略的基本方针，李世民马上派出行军总管史万宝进军龙门，行军总管刘德威进军河内，右武卫将军王君廓到洛口切断敌军的粮道，自己则亲率主力军驻扎在北邙山。经过了七个月艰苦的外围作战，唐军先后攻占了龙门、洛口等军事要地，同时也切断了王世充的粮道和外援。在这些外围战斗中，唐军胜多败少，导致王世充辖内数十个州县纷纷主动降唐。
就在战机即将要成熟的关键时刻，突厥处罗可汗却派兵开始进犯唐朝的并州、原州等地，一时间，唐政权在中原的统一大业受到了威胁。而洛阳城久攻不下也使得前线的将士身心俱疲，刘弘基等人都向李世民请求班师回朝，李渊也给李世民下了密令，令他撤兵。但李世民却坚持自己的想法，力排众议，并最终劝服了李渊。
在唐军的紧逼之下，洛阳城几乎成为了一座孤城，城中粮食短缺，闹起了严重的饥荒。这样的局面让王世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只得派出使者向窦建德求援。此时在黄河流域，除了李渊和王世充所建立的政权之外，还盘踞着另外一股力量，那就是窦建德建立的夏朝，这三方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
说起窦建德，也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本是贝州漳南的一个普通农民，为人十分守信用且仗义疏财。窦建德曾经做过里长，后来又在隋炀帝征辽东时担任两百人长的职务，成为了替朝廷效力的一名军官。窦建德见多识广又颇具豪气，在当地农民中具有很高的威信。
隋炀帝三征辽东，倒行逆施，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贝州也不例外。自征兵开始的那天，百姓们心中就有一股怨气，对东征的抵触情绪很大。后来漳南地区洪水泛滥，朝廷并没有因此而免除当地的兵役，遭受洪水灾害而幸存下来的百姓还要因为征兵而妻离子散，窦建德的同乡孙安祖就是其中一个。
孙安祖因洪水灾害弄得家破人亡，于是向漳南县令求情，希望免除自己的兵役。但漳南县令不仅不同情孙安祖，反而下令将他拖出去痛打一顿。面对这样的情景，走投无路的孙安祖只得杀了县令，投奔窦建德。
窦建德是个胸中颇有见地的人，他深知皇帝不顾百姓死活执意东征势必会弄得天下大乱。乱世之中，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方势力，所以，他明知孙安祖是杀害朝廷命官的要犯，还是义无反顾地收留了他。洪水过去之后，贝州又开始遭受严重的饥荒，窦建德劝孙安祖在高鸡泊为盗，并招纳了许多逃兵和英雄好汉，而他自己只是暗中和孙安祖保持着联系，并没有落草为寇。
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窦建德就因被朝廷怀疑和强盗有往来而全家惨遭杀害。窦建德被逼上梁山，投奔了在贝州为盗的高士达。因为窦建德在当地颇负盛名，高士达见他来投，马上封他为司兵。其后，孙安祖在与当地匪盗张金称的争斗中丧生，手下数千人都归顺了窦建德。加上窦建德为人诚恳，肯与手下人同生共死，很多人都愿意为他效力。
窦建德等人在贝州的势力一天天壮大起来，终于引起了隋廷的重视。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派大军前来征讨，结果大败而还。随后，朝廷又派了大将杨义臣前来，由于高士达的失误，起义军战败，高士达也战死沙场。面对惨败，窦建德没有灰心，而是收拾了残部，回到了旧地并自称为将军，继续与隋朝对抗。
由于自身的才华和个人魅力，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投奔窦建德，于是他的势力又重新扩张起来。隋炀帝死后，他便自称为夏王，并在乐寿筹建了自己的宫殿。李渊称帝后，窦建德改年号为五凤，建立了夏国，和李渊建立的唐以及王世充建立的郑相对抗。
随着时间的发展，唐朝的势力逐渐壮大，所谓“唇亡齿寒”，窦建德也感到危机向自己逼来。窦建德的中书舍人刘彬曾向他建议，应联合王世充抗击李唐，以免在唐灭郑后威胁到自身的安全，然后再伺机灭了王世充，夺取天下。
听得洛阳城被围，窦建德立即率领十余万大军前去营救王世充，在攻克了管州、荥阳等地后，驻扎在了成皋以东。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将王世充和窦建德一网打尽，李世民接受了刺史郭孝恪等人的建议，决定兵分两路，命齐王李元吉和大将屈突通率军继续守在洛阳城下，自己则亲自率领三千余精兵前往虎牢阻击窦建德的援军。
窦建德和李世民的军队相持将近一个月，败多胜少，更为严峻的是，后方运送军粮的通道也被唐军截断。由于粮草日渐减少，将士思归，眼见军心就要涣散，思考良久之后，窦建德决定在唐军粮草将尽之时，乘牧马之机袭击虎牢。然而，他的计划很快就被李世民所知晓。足智多谋的李世民决定将计就计，在五月初一这一天在河渚之地牧马来引诱敌军。
窦建德率大军从板渚出发，被早早埋伏在那的唐军袭击，一时溃不成军，大败而逃。李世民乘胜追击，斩杀三千余人，并俘虏了包括窦建德在内的五万人马。闻得窦建德战败，王世充自知再也无力和唐朝对抗。在李世民大军凯旋回到洛阳之后，王世充便率领部下主动降唐。
这场战争从武德三年开始到结束，前后历时近十个月，可以说是唐朝初期统一战争中规模最大一次的战役。这场战役最终以李唐政权的绝对胜利而告终，收伏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大唐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优待俘虏有好处
从武德元年开始，李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可以说是进展得十分顺利。在平定了薛举父子、刘武周、王世充和窦建德等人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八月，在李孝恭和李靖的指挥下，唐军又一举平定了南方最大的割据者——萧铣。一时间，就连远在西南的少数民族也都向唐朝派出使者，天下统一指日可待。
就在李唐王朝的统治者在为眼前的太平而暗自庆幸的时候，一个小人物闯入了人们的视线中，他就是窦建德的部下刘黑闼。刘黑闼在河北的起义可以说是唐王朝在统一战争中的一次反复，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下去，但还是给唐朝的统一之路带来了一些阻滞。
刘黑闼为什么要在天下人都纷纷归顺于唐的时候举兵反唐呢？这一切要从窦建德在虎牢之战中的惨败说起。刘黑闼是漳南人，自幼与窦建德交好。隋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刘黑闼也顺应时势参加了起义并投靠了瓦岗军。李密兵败后，刘黑闼被王世充所俘，在他手下担任了一名骑将，驻守在新乡。之后，徐世勣攻打新乡，将刘黑闼献给了窦建德，窦建德封他为将军，并赐予他汉东公的爵位。
武德四年，窦建德在虎牢战败被俘，大臣齐善行和窦建德的妻子曹氏等人等逃回了故地洺州。窦建德的将士们不甘心就这样屈服于唐，纷纷建议立窦建德的养子为主，整顿兵马之后等待时机再与唐决一死战。
但齐善行认为李唐是众望所归，再抗争下去也是徒劳无功，而且会白白丧失更多将士的性命，于是他对众人说道：“当初我们落草为寇，不过是因为皇帝无道，我们没有活路罢了。夏王如此英明神武，现在却轻易被唐所擒，难道这不是上天的旨意吗？我们兵败至此，可以说是进退两难，不如就此归顺大唐，这也算是造福天下苍生之举了。”
窦建德的部下们本就都是农民出身，当初造反也是迫不得已，听齐善行如此说心下也纷纷赞同。曹氏是个妇道人家，听了齐善行的劝说便决定将手下的将士遣散回家，主动降唐，以此来换取一条生路。
决定降唐之后，齐善行将府库内的十万缎帛分发给众将士，随后便与右仆射裴矩一起带领百官，奉夏朝传国玉玺和大批珠宝归顺唐朝。于是，夏朝的洺州、相州、魏州等地都悉数归属了大唐。窦建德残部的归顺对于双方来说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但由于唐王朝对俘虏和归降者的处理失当，使得这件好事演变成了一场动乱。
古语说“杀降不祥”，所谓的“仁义之师”往往都是不杀降人和俘虏的，再加上窦建德本人非常忠厚，他的部下又在他被俘之后主动遣散部队，带着玉玺来归顺唐朝。对于这种情况，唐王朝本应该对窦建德宽大处理，但事实上，李渊并没有因为窦建德的主动归降而放他一条生路。
武德四年七月初十，被押解到长安的王世充和窦建德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窦建德被下令斩首示众，而王世充则被流放到蜀地。这样的结果让世人都很难理解，或许是李渊等人认为窦建德德高望重，若不杀他恐怕日后会带来祸患，而王世充论才论德都不如窦建德，留着也无大碍，于是才对他二人作了这样的处理。
不仅如此，唐王朝还对窦建德的旧部作了近乎残酷的处理，“以法绳之，或加捶”，使得“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事实上，李渊在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后就下令大赦天下，但事情一旦摆到眼前，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
对于李渊这种赶尽杀绝的做法，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治书侍御史孙伏伽更上书劝李渊道：“陛下您已经下令赦免他们，现在却出尔反尔，让天下百姓怎么看待呢？况且连王世充那样的人你都赦免了，其他的人也应该赦免才是。”对此，李渊虽表面听从，但实际上却是一意孤行。
李唐王朝对待王世充、窦建德等人的严酷态度使得天下人心惶惶，一场大的动乱正在酝酿当中。处理完王世充等人后，李渊下令命窦建德的旧部范愿、高雅贤、曹湛等人前来长安听诏。
接到李渊的传召，范愿等人商量道：“王世充献出洛阳城归顺了唐朝，但手下的骁将单雄信等人都被杀害，我们若听令到了长安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况且夏王以前抓获了淮安王等人都保全了他的性命，将他送还给唐室。如今李渊抓了夏王却不记以前不杀淮安王之恩，将夏王杀害。我等都是受了夏王大恩的，倘若贪生怕死，不敢起兵为夏王报此大仇，实在是耻于见天下人！”
既然决定了要起兵，自然要推选一个首领。经过商讨，范愿等人决定到漳南去请窦建德的旧部刘雅，求他来主持大事。但当他们找到刘雅的时候，刘雅已经隐居田园，他对来人说：“天下适安定，吾将老于耕桑，不愿复起兵。”正当众人为找不头领而手足无措之时，有人想到了同在漳南隐居的刘黑闼，他是窦建德的好友，应当不会拒绝这个请求。
于是，范愿等人找到了刘黑闼，将事情原由都告知了他。刘黑闼听后，决定带领众人起兵。他杀了自己的耕牛并和范愿等人商讨了大计，七月下旬便带领一百多人攻占了漳南县城。刘黑闼等人势如破竹，又接连攻克了邻近的鄃县等地。眼看刘黑闼的声势一天天壮大起来，不少窦建德的旧部都投奔于他，队伍很快便从几百人发展到了两千多人。
对于刘黑闼等人的反叛，唐朝命淮安王李神通为右仆射，率兵前去镇压。九月，李神通和刘黑闼相遇了，双方交战于饶阳。李神通手下虽有五万兵力，但终不敌刘黑闼，损失近三分之二。刘黑闼初战告捷，军威大振，随后又攻占了定州，并抓获了定州总管李玄通。刘黑闼见李玄通是个有才之人，有意封他为大将军，但李玄通不从，引刀自尽。
之后，刘黑闼又一鼓作气，攻下了罗艺据守的藁城，并活捉了罗艺手下的两名大将——薛万均和薛万彻。罗艺战败之后，只得率部撤回幽州。十二月，刘黑闼率军围攻了宗城，当时的黎州总管徐世勣见刘黑闼来势汹汹，于是便弃城逃走了。刘黑闼闻讯马上率部去追，斩杀徐世勣部五千余人后进入了洺州。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苦作战，刘黑闼陆陆续续占领了瀛州、观州、邢州、赵州等地，恢复了许多窦建德的故地。
时机逐渐成熟，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将都城建在了洺州。称王之后，他封范愿为左仆射，高雅贤为右领军，基本恢复了窦建德的旧制。之后，他又派使者前往突厥，希望获得突厥的援助。
在刘黑闼起兵之后，不少人都纷纷响应他，据守在兖州的徐元朗虽然已经归顺唐朝，还是起兵追随于他。闻得徐元朗起兵，刘黑闼马上封他为大行台元帅，中原的形势顿时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李渊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马上命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亲自率大军前去镇压。
经历了多次大战，此时的李世民已经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他一出马便收取了相州等地。见李世民亲自率军前来，刘黑闼马上退回了洺州城，以守为攻。而李世民则驻扎在了洺水岸边，进逼洺州，历史上著名的洺水之战就要拉开帷幕。
这场战役打得异常艰难。武德五年二月，在幽州总管罗艺的配合下，李世民第一次主动攻击了刘黑闼，并夺下了洺水城。刘黑闼不甘失败，围住洺水城日夜攻打。双方就这样僵持了数日，最后洺水城还是被刘黑闼攻破，守将罗士信被杀。
三月中旬，唐军重新夺回了洺水城，驻扎在洺水南岸与刘黑闼对峙。这次，李世民坚守不出，并派兵切断了刘黑闼的粮道。刘黑闼按捺不住想要出战，但李世民又不肯迎战，他便袭击了驻扎在附近的徐世勣。李世民得知刘黑闼偷袭了徐世勣，便趁机从后包抄了刘黑闼，但却被刘黑闼反攻。经历了一番苦战，李世民才在尉迟敬德的保护下得以逃脱。
连续的失利让李世民怒火中烧，他派人到洺水上游修筑了堤坝，并下令，一旦他和刘黑闼交战就决堤抗敌。不出李世民所料，刘黑闼几天之后就率两万余人想渡过洺水攻打李世民。正当双方在洺水焦灼的时候，唐朝的守将毁坏了河堤，河水暴涨起来，刘黑闼军被唐军打得一败涂地。刘黑闼见大势已去，只得和范愿等人率领手下的残兵剩将向突厥逃去，河北的叛乱终于被平定。
大败刘黑闼后，李世民又引兵攻打了徐元朗，夺回了十多个城池。六月，刘黑闼联合了突厥重整旗鼓，颇有卷土重来之势。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一月，李渊派太子李建成率军前去征讨。李建成听取了魏徵的建议，采取了安抚人心的政策。当地的百姓历经了多年的战争，也都希望过上太平的日子，于是纷纷归顺了唐朝。刘黑闼失去了百姓的支持，粮食殆尽，最后大败而逃。不久，刘黑闼等人被俘，二月，徐元朗等人也悉数被杀，这场叛乱终于落下了帷幕。
从武德元年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经过了七年的艰苦抗战，唐朝已经基本上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直到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消灭了在朔方的梁帝梁师都，才在真正意义上统一了全国，这些都是后话了。
摸着石头过河
就在李唐王朝着力于统一全国的战争之时，唐高祖李渊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在大战以后的满目疮痍中建立一个欣欣向荣、充满生机的天下。从他率军进入长安的那一天开始，他励精图治，将所有的精力倾注在了这个国家身上，并在他所治之年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可以说，作为大唐的开国之君，唐高祖李渊很多辉煌的政绩都被历史所掩盖了。提起光辉耀目的大唐盛世，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然而，如果不是高祖李渊在建国之初打下了坚实的统治基础，又何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辉煌呢？
焕然一新的太极殿上，李渊意气风发。较之隋朝大兴殿的奢华，按照李渊的意思重新装饰过的太极殿朴素得多，但是在朴素之中却体现出一种至尊的庄严。
作为唐朝的奠基人，李渊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被充分肯定的，也许他的功绩会被儿子的光环所掩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上发展创造的。换而言之，李渊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李渊前期的励精图治，就不会有唐朝后来的繁荣。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唐高祖在战火纷飞的内战中要重建一个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在公元617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隋朝的国库和仓储本来几乎空无所有，后来由于唐高祖喜欢大赏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虚。经济的不稳定让人们的心理产生恐慌和疑问。唐王朝是否是个短命王朝？它还能继续坚持多久？
李渊没有让唐人失望，唐王朝逐步扩大的领土统治显示了它的军事力量，继而恢复了它的财政地位并渐渐获得了民众的信任。费正清说：“唐王朝在高祖统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李渊在唐初的改革可以说是从各个方面进行的，他意识到为了使国家的各项大事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首先应该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结构承袭了隋代所用的三省制度，并逐步合理化，每一省的职能都得到明确分工，因此办事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唐高祖拥有一个最信得过的领导班底：他的密友，他的老臣宿卫，他的亲朋故旧。事实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级官员不外乎由下列三种人组成：经验丰富的隋朝官吏；北周、北齐或隋代官吏的子孙；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遗裔。
唐高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他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是它的力量的一种源泉。它的成员们绝大多数都有从政经验。大部分高级官员都与皇室有关系，这有助于加强唐王朝的统治，而他们所体现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广泛性则能消除全国不同人士的疑虑，从而促进国家的重新统一”。
高祖开科取士，其中孙伏伽是唐代第一科状元，很受李渊的重视。孙伏伽曾于武德初年上书，坦言三事：一是“开言路”；二是废“百戏散乐”；三是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这三项建议非常中肯。李渊看后大喜，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并赐帛三百匹作为奖励。不久，孙伏伽又在灭王世充、窦建德后，建议李渊取消追究王、窦余党的命令，又为平定边防、减税赋等事频频上表献策，又请设“谏官”一职，李渊都虚心采纳了。可见李渊在纳谏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
在知人善任方面，李渊做得相当不错，他曾经说过：“隋末天下大乱，皇帝无道，朝廷官员互相蒙蔽，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如今朕要拨乱反正，志向在于安邦定国。当初身处乱世，平定叛乱要用武将，现在守城治国要靠文臣。只有文武并用，使不同的人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兴盛，我们才能安枕无忧。”从李渊对于用人的这番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选才治国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
除了文武并用之外，他还不计前嫌，不论是过去隋朝的官吏还是前朝皇室后裔，只有是有才之人，他都愿意任用。李渊的这种用人方式，为大唐方兴未艾的统治积蓄了大量的管理人才，并建立了“野无遗贤”的良好声望。
首先，这些前朝后裔和官员在唐初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李渊如此善待他们，他们定会心存感激，这样就消除了再兴反叛的潜在危险，同时李渊也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了一个仁君的形象。
其次，这些官员大多历仕几朝、经验丰富，也能够给刚刚建国不久的唐王朝提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意见和建议。
上层建筑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建国之初最重要的就是“休养生息”，因此，在建立中央机构的同时，李渊也很重视对全国土地制度的恢复和改革。唐高祖时期，国家恢复了北魏时期建立的均田制。
均田制创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后一直为北齐、北周沿用。隋朝之时，均田制发展的较为迅速，并逐渐由北向南，推广到了江南地区。经历了隋末的混战，唐朝建立之初人口锐减，农业凋零，百废待兴。为了恢复民间的农业生产，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唐朝的均田制基本上沿袭了北魏至隋的内容，但在此基础上作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并将细则进一步具体化。
唐朝均田制规定：“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当时朝廷所造的户籍是施行均田制的主要依据。这种户籍是根据“手实”和“记账”的方式而编就的，三年一次，保证了均田制有效地在全国各地推行。
规定了百姓的老幼年限之后，均田令还给每个年龄层的人该得到的田亩数作了明确说明，例如“丁男、中男以一顷；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
以上是对于平民百姓的规定，对于在朝有官职、有功勋的人，均田制又作了另一番说明：“凡官人受水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二品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十一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五顷。上柱国三十顷……”等等。
从唐代均田制的细则上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与前代的不同之处。例如，由于唐朝宗教发展迅速，寺庙经济也成为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因此，唐朝的均田令中增加了关于僧、尼、道士等的授田规定。再如在前代，田地买卖的限制是很严格的，在北魏时期只有部分桑田能用于买卖，百姓的口分田是绝对不能用来买卖的。但到了唐朝，这个限制便逐渐放宽了，只要律令允许，买卖田地是较为自由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发展。
除此之外，均田令还对在隋末战争中留下的荒地作了规定。这些荒地一部分收归国家所有，还有一部分到了百姓的手中。再者，没有土地和土地额不足的百姓也可以向朝廷申请开荒。这样一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许多荒芜的土地都得以利用，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也得以恢复和发展。
但唐代的均田制在较前代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均田制规定地主官僚等可以合法地占有大量的土地，这就给土地的大量私有化提供了可能。从敦煌出土的唐代户籍残卷中可以得知，百姓应授予的土地和法令规定的完全相符，但上面所记载的实际授田量却是不足的，而官僚家庭的田亩数则往往是超额的，这也是功勋授田规定带来的弊端之一。
除均田制外，朝廷还在武德二年颁行了租庸调制。为了和后来颁行的均田制配合，武德七年，朝廷又再次申明了这项法令。唐代的租庸调制是从隋代租调力役制发展而来，为了和均田制相适应而作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良。
租庸调制是以人口为基础的，因此百姓按照人头来缴税和服役，所谓“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日杂徭”，并规定，“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施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等，具体规定了每个百姓的纳税定额和劳役内容。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租庸调制中还明确指出，一旦遇有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可以视情况免租、免调甚至是苛捐杂役全免。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颁行使得农民都安心于生产，国家税收有了充分的保证，社会也变得更加稳定。因此唐初农业、商业各种经济恢复发展得都很顺利，人口数量也急剧上升，国力与日俱增。
除此之外，李渊还改革了唐代的货币制度。事实上，在隋朝的时候，隋文帝就试图建立一个可行的货币制度，但一直没有得到较为彻底的完善。隋朝灭亡后，它所施行的那一套货币制度也随之瓦解了，民间肆意伪造货币的行为非常普遍，社会经济十分混乱。于是，李渊下令铸造大小、重量等各项标准都统一的新货币，并命名其为开元通宝。这套货币制度有效地遏制了当时混乱的局面，对经济的繁荣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一直沿用到唐朝结束。
从太原起兵开始，李渊就展示了他让人惊叹的政治才华和军事才能。唐朝建立后，他更是目光远大，锐意进取，把整个大唐帝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是他，用他那波澜起伏，宛如诗篇般的一生，给大唐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使整个唐朝得以延续，让人充满了无数的遐想和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