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高祖开国，旭日初升的曙光
第一章 隋末乱世，群雄逐鹿的舞台
乱世风云的前奏
公元626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让人值得回味的年份。这一年是唐高祖李渊开始他统治的第九年。也是在这一年，刚建立不久的唐王朝迎来了一场惊天巨变，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杀死了大哥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然后逼宫夺位，登基为帝。这场骨肉厮杀的惨剧虽然震惊朝野，却丝毫不令人感到陌生，因为就在仅仅二十几年前，隋炀帝杨广也是阴谋夺取了太子之位，然后逼宫夺位，临朝称帝，建立偌大功业，耗费偌大国力，覆灭偌大江山。一场血案可以使一个朝代湮灭，比如隋朝；一场血案也可以使一个人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比如隋炀帝杨广。而此时发生在玄武门的这次夺位之战将给大唐王朝带来怎样的命运，谁都不得而知。
历史，宛如一轮明月，从北周到隋朝，从李渊开国到朱温建立后梁，阴晴圆缺，总有它的定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而大唐，从隋末战争开始就像一弯散发着微弱光芒的月牙缓缓浸润成一轮圆月。然后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繁华，经历了安史之乱和唐末战争的变迁，最终以末代皇帝李柷的一杯毒酒回归混沌的原点。这风风雨雨三百年，留给世人的是惊叹，是向往，也是无数的失落和追忆。而在这风云际会的三百年中，一切的兴衰荣辱，一切的悲欢离合，要从一个皇帝和他的暴政开始说起。
唐之兴，兴于隋。隋朝这个短命的王朝从开国之君隋文帝暴毙身亡，杨广登基称帝开始，就注定了它走向穷途末路的悲剧。历史最具魅力之处就是它时时刻刻都充满了巧合，虽然隋炀帝杨广毁灭了隋朝，然而正是在颓然倾倒的大隋废墟的滋养之下，才开出了光辉炫目的大唐盛世牡丹，回首遥望，于杨广、于杨氏家族来说，却不知应当是悲是喜。
唐朝的开国之君李渊长于隋朝，从血缘关系上来说，李氏家族和杨氏家族有着莫大的联系，唐高祖李渊与隋炀帝杨广是拥有同一个外祖父的表兄弟，也算得上是骨肉至亲。李、杨两家的荣辱兴衰就如两条线，交织出隋末那英雄辈出的岁月，因此说到唐朝的开创，说到李渊的建国，就不得不提及杨广和那昙花般盛开骤谢的隋朝，提及那段传奇般的往事。
将杨广和李渊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独孤皇后。独孤皇后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地位十分尊贵，独孤家族对杨坚建立隋朝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因此杨坚始终对独孤皇后十分尊重，以致到了“惧内”的程度，甚至曾经因为独孤皇后的善妒而离宫出走。不过，除了嫉妒心稍强之外，独孤皇后并没有倚仗家族势力而变得虚荣自大、恃强凌弱，相反，她性格温婉，仁孝淑德，称得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皇后。
据说，当时幽州总管阴寿向上报称，在与突厥的互市中，有一匣价值不菲的明珠，其他人都无力购买，于是劝独孤皇后买下这稀世珍宝。但以国家为重的独孤皇后却回答道：“非我所需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意思是与其花重金买下这匣宝珠，不如将钱用来犒赏为国为民献力的将士，可见她的仁爱之心。
隋炀帝杨广就是这位独孤皇后的亲生嫡子，而李渊则是独孤皇后的四姐之子。就是这个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女子，用她的一生大大影响了整个隋朝的命运，隋朝的诞生和兴盛，隋朝的衰弱和灭亡，都和这位奇女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她，被城府颇深的杨广蒙蔽了双眼，将储君的筹码押在了后来的亡国之君隋炀帝的身上；也是她，保护和培养着她的外甥李渊，为他后来晋阳起兵创下伟业打下了基础。
乱世与盛世相交迭，统一与分裂相轮替，这似乎是一条无法改变的规律。细读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都是在纷乱和统一中完成它的征程的。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的社会就一直处于动乱之中，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后，由西晋王朝短暂地统一了南北。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大地总体上分成了南北两块，并且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北周末年。隋文帝杨坚继秦始皇、汉高祖和晋武帝之后创立了隋王朝，再一次统一了南北。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了北周的末代皇帝周静帝宇文阐，顺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隋朝。在隋文帝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诸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据《隋书》记载，当时隋朝“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这就是所谓的“开皇之治”，也是隋文帝在历史上不能被抹去的功绩。
而此时的李渊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因为杨家主宰了天下，他作为皇亲国戚也得以进入宫廷担任千牛备身之职，保卫隋文帝的安全。如果不是后来表弟杨广的弑父夺位、倒行逆施，毁掉了杨氏江山，李渊或许一辈子都会以皇亲国戚的身份享受着尊荣，平淡无奇地渡过自己的一生。
然而历史就在任何人都没有预料的时刻悄无声息地发生了转折，将两个年轻人导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也将整个时代导向了截然不同的历史道路。正当隋文帝雄心不已、殚精竭虑地为帝国打下雄厚的基础，以期大隋王朝千秋万代，生生不息之时，却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一场以皇位为斗争中心的骨肉厮杀即将悄然上演，而此时已经外放为官的李渊却在岐州静静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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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04年，隋仁寿四年，隋文帝杨坚驾崩。
隋文帝的死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疑雾重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太子杨广由于在为杨坚侍疾时调戏父亲爱姬被发现，因而派人杀死缠绵病榻的隋文帝夺取帝位。无论真相如何，当时弥留之际的隋文帝猛然发觉杨广的真实面目，难免会为自己当年的废立之举流下悔恨的泪水，为自己，为杨家，也为他一手建立的，即将要毁灭的大隋王朝。
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个在历史上让无数人觊觎，让无数人为之甘愿背信弃义甚至于献出生命的帝位说起。
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分别是杨勇、杨广、杨俊、杨秀和杨谅，这五个儿子均由正宫皇后独孤氏所出，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在这五个儿子中，杨勇是嫡长子，按照中国古代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定，杨勇是太子的不二人选。所以早在北周时期，杨勇就被立为世子。
杨勇为人仁爱宽厚，凡事都率性而为，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行为举止。这种率性大度、不拘小节的性格是他的优点，但对于处在政治斗争中心的他来说，这种性格恰恰成为了他最终被杨广取代的最大弱点之一。
由于杨勇不善察言观色，渐渐与父亲隋文帝发生了矛盾。一次，杨勇用锦绣装饰了一副马鞍，一向以勤俭自居的隋文帝得知后认为太子十分奢侈，因此将杨勇狠狠教育了一番。杨勇是率性之人，他的很多不拘小节的行为在他的父亲隋文帝看来或多或少都有些有违礼制或者越权的意味。例如，冬至之时，太子接纳了百官朝拜这件事就让隋文帝十分不满，怀疑他对帝位有非分之想，父子二人之间产生了芥蒂，而且越来越严重。
再加之杨勇与太子妃元氏感情不和，却极其宠爱小妾云诏训，这一点让独孤皇后十分不满。元氏因为得不到皇太子的宠爱，心生抑郁，最后因病而亡，猜忌心颇重的独孤皇后遂认为太子妃是杨勇和云氏合谋所杀，内心的天平就逐渐偏向了会讨母后欢心的杨广。
在太子与皇帝、皇后渐行渐远之时，一个人的心却在蠢蠢欲动，这个人便是隋文帝的次子——晋王杨广。《隋书·帝纪》对杨广的记载是“上美姿仪，少敏慧”，可以说，杨广的才能是不可忽略的。早在隋朝建立之初，杨广就以亲王的身份参加了南下灭陈、北上攻打突厥的战役，建立了赫赫功勋。公元589年的四月，成功结束平陈之役的杨广率领隋朝大军浩浩荡荡地回到了都城大兴，并将陈国的亡国之君陈叔宝作为战俘，在太庙举行了献俘仪式。此时，他的功绩已经远远超过了太子杨勇，也正是由此萌生了取太子而代之的心思。
自古以来，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是横跨在杨广面前的巨大障碍，他虽然也是独孤皇后所生，但毕竟不是长子，不过历史上帝王之家幼子或庶子成功夺位登上皇位之人也不在少数。加上太子为人率性而为，根本不会掩饰自己和取悦父皇母后，这就更加坚定了杨广夺位的决心。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南方的婺州和会稽州等地发生了叛乱，杨广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南下处理平叛事宜。扬州，这个让杨广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从此就成为了他从亲王逐渐成长为帝王的根据地。在这里，杨广度过了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十年，一场夺位的恶战从此拉开了帷幕。
相对于太子杨勇，杨广长于掩饰且心机极深，再加上他所在的扬州与隋文帝所居住的都城大兴距离甚远，这也给他后来上演一系列的“大戏”提供了可能。在这漫长的十年里，杨广似乎分裂成了不同的两种人格。在朝堂，对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他是忠臣孝子；而在江都，他却是一个狼子野心的逆臣。这种长期被分裂的人格似乎也可以给他后来所实施的暴政提供一种解释。
“君主对儿子的移情，不同于一般家庭父亲对儿子的移情，其在政治权利问题上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可能重新安排既定的皇位继承人的人选。”这段话正好适用于杨勇和杨广的情况，杨广正是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将情感筹码押在了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身上，而杨勇也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才与皇位失之交臂。
为了博取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欢心，杨广每次回扬州之时都与父母深情辞别，甚至达到了痛哭流涕的地步，这让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十分感动，认为他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每逢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来到他的府邸，杨广就立刻将府中的美女藏起来，于是父母看到的都是老弱貌丑之人。乐器等玩乐用品都经过了事先处理，不但琴弦折断而且都蒙上了一层灰，似乎很久都没有使用过。
对于朝廷派来的视察的官员杨广也十分谦恭有礼，每每亲自到码头迎接，这让众多官员都十分感动。于是这些官员回到大兴之后，纷纷向隋文帝诉说晋王的“德行”。杨广的行为让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十分欣慰，他在父母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仅仅自己做得“好”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杨勇是嫡长子，而且以前一直都受到隋文帝的喜爱，杨勇只是遇事不拘小节，如果能够保持在大事上不犯大错，那么他的太子之位就是十分稳固的。所以，促成废太子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增加自己实力的同时瓦解掉太子在父皇母后心中的信任和地位，从而取而代之才。
太子妃元氏的死本来就让独孤皇后对杨勇十分不满，于是杨广抓住时机找准机会多次向独孤皇后哭诉，说哥哥想谋害他。已经被愤怒蒙蔽了双眼的独孤皇后完全听信了杨广的话，怒火中烧，对太子杨勇更加憎恶。与此同时，杨广还在心腹宇文述的帮助下拉拢了朝中重臣杨素，为在朝廷营造舆论打下了基础。杨素是个文武全才，极受隋文帝倚重，只要他站在自己的一边，以杨坚多疑的性格，不久就会将太子废除。
宇文述首先找到了杨素的弟弟杨约，劝他兄弟二人支持晋王杨广，一旦晋王登上皇位，他二人必定贵不可言。杨约没有经受住宇文述的诱惑，于是答应宇文述劝说自己的哥哥杨素。已经位极人臣的杨素也担心自己的富贵不能长久，他更得知独孤皇后喜爱晋王杨广而对太子十分不满。最终，杨素答应帮杨广夺取太子之位。于是，太子杨勇的末日来了。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朝廷之中关于太子的议论越来越多，当然，这都是杨广和杨素等人的“功劳”。虽然这些议论都是鸡毛蒜皮、不足为道的一些小事，但是小事逐渐积累起来，隋文帝对杨勇的猜忌就越来越严重。为了防止太子谋反，他逐渐撤离了东宫的守卫而换上了一些老弱病残之人。
此时的杨勇终于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再这么发展下去，不但太子之位不保，还有可能人头落地。但是，当杨勇举目望去，满朝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了他。走投无路的杨勇向占卜之士求援，希望通过“占卜避邪”来免除自己即将被废的命运。
巫蛊之术是宫廷绝对不能触及的话题，历史上与之沾上关系的都没有好下场。隋文帝得知此事之后大怒，立即派杨素前往太子府查看。已经站在杨广一方的杨素为了激怒杨勇，到了东宫却迟迟不肯进门。杨勇苦等多时烦不胜烦，对杨素发了一通脾气，于是杨素回报隋文帝说：“太子面有怒色，似乎对陛下您很不满，望陛下早做防范。”
除此之外，杨广等人甚至买通了太子府的姬威，让他上书告发杨勇谋反。所谓“三人成虎”，何况朝中重臣和太子心腹都如是说，于是在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文帝经过痛苦的考虑终于在武德殿宣布废黜“抚军监国几二十年”的太子杨勇，并将其子女全部贬为庶人，而立晋王杨广为太子。
开皇二十年十一月，杨广被立为皇太子，第二年，已经六十一岁的隋文帝将年号“开皇”改为“仁寿”，并将杨广的长子杨昭封为晋王，承袭了他父亲当太子之前的爵位。这位一生叱咤风云的老人或许逐渐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他的身体在一天天衰老下去，而他眼前的一切却渐渐清晰起来。
时间又过了一年，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独孤皇后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独孤皇后一死，隋文帝除了内心感到痛苦和失落外，长期被“河东狮”压抑的他也似乎呼吸到一丝新鲜空气。由于独孤皇后生前对后宫的专制，隋文帝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后宫的其他女子，现在没有了皇后的约束，他开始宠幸年轻貌美的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隋文帝晚年身体情况急剧恶化，也和他在独孤氏死后无节制的纵欲不无关系。
一病不起的隋文帝在病榻之上看清了两件事，一是独孤皇后的好，所以他在死前叹息道：“倘若皇后还在世，我肯定不会落到如此地步。”更重要的是，隋文帝一病，一向谦恭孝顺的杨广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一方面与重臣杨素暗地勾结，另一方面又调戏文帝的宠姬陈夫人。
自悔无识子之明的隋文帝痛彻心扉地说道：“枉废我儿！”意思是当初不该废掉杨勇而立狼子野心的杨广为太子，并且想要废掉杨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得到消息的杨素派人带兵包围了隋文帝养病的仁寿宫，并且派张衡入宫杀死了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大运河淹没了什么
仁寿四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杨坚崩逝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岁。关于隋文帝，范文澜先生有一段十分精确的评价：“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纵观隋文帝的一生，范先生的这段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
历史上“子不类父”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隋文帝杨坚和他的儿子杨广，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儿子李治。仁寿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在隋文帝死后第八天，杨广在仁寿宫登上帝位，改元大业，史称隋炀帝。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将目光投向了他的亲兄弟——杨勇和杨谅的身上，任何一个皇帝都不能容忍威胁其皇权之人的存在，谋兄弑父才夺得皇位的杨广自然也并不例外。可笑而又可悲的是，由于隋文帝的五个儿子都是正宫皇后所生，所以杨坚天真地认为这样就不会发生为争夺帝位骨肉相残的惨剧。但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人一旦陷入权力争夺的漩涡之中，即使是骨肉至情，也难以抵挡对权力的欲望。事实上，这五子不仅没有相亲相爱，共保大隋千秋盛业，反而互相厮杀，不得善终。
杨广首先要除掉的是废太子杨勇。杨勇虽然是嫡长子，但自古废太子都从无好下场。被废之后，杨勇曾经多次试图向隋文帝辩解，但都无果而终。隋文帝崩逝之后，杨广遂矫诏将其缢死。杨广与杨勇兄弟二人虽然是骨肉至亲，但性格却大相径庭。杨勇的性格真实，不会委曲求全，他错就错在身在帝王家政治手段却不够强硬。比之杨勇，杨广似乎是为残酷的政治所生，于是，这场夺位之战最终以杨广的胜利而告终。
杨勇死后，杨广又着手处理掉了弟弟杨谅。所有障碍都已清除，天下，就在他的掌握之中。接下来，在公元604到605年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广下令做了几件大事，隋朝也在他的不知节制、不考虑后果的大肆动作之下，一步步走向混乱和灭亡。
首先，隋炀帝下令在当年秦始皇的基础上继续修建长城。长城修建好之后，为了保护长安、洛阳等地的安全，不受外敌入侵，杨广下令从龙门开始开挖一条长两千多里的壕沟。这条壕沟起于龙门，途经河南、陕西诸地，极为壮观。为了修建这条长壕，朝廷下令在民间征调了数十万的男丁，一时间怨声载道。接着，隋炀帝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营建东都洛阳。
当时术士章仇太翼向隋炀帝进言道，大兴与皇帝的五行相克，只有在洛阳兴建新的都城方能保大隋千秋之业。听信了术士之言的隋炀帝立即开始了行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命尚书令杨素等人在距洛阳旧城八十余里的地方兴建东都。这浩大的工程仅在十个月内就完成，原因是自从命令下达后的每个月，都有两百万的丁夫被征召来修城。
“成由俭，败由奢”，这是一向以勤俭自居的隋文帝对自己，也是对后代的忠告，在他即位之初就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而且他也做到了“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而杨广刚一即位就将父亲的忠告抛诸脑后，大兴土木。
在营造洛阳宫殿的过程中，天下的奇材异石，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运往东都洛阳，许多服役的丁夫都活活累死在半路上。除了营建洛阳城之外，隋炀帝又下令在洛阳之西修建了显仁宫和西苑，极尽奢侈之能事。这些工程无休无止，使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顿时民怨沸腾。
西苑面积庞大，占地二百亩有余。西苑之中又有海，在海上还有人力修造的三个仙岛。仙岛之上，亭台楼阁更是数不胜数。沿海北面的龙鳞渠，又有别院十六座，院内陈设奢华，更不待言。宫殿修建好之后，隋炀帝经常携妃嫔在宫中游玩。而此时，在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兴起之地，那陪伴了他近十年的地方——扬州。
历史上对于大运河的开挖可谓是毁誉参半。总的来说，隋末大运河的开凿不能说与隋炀帝方便游幸江南的私人目的毫无关系，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它确实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和经济的发展。兴建于隋末的大运河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唐人皮日休作诗为大运河鸣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炀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为通济渠、山阳渠、永济渠和江南河四段，且沿河都有为皇帝修建的行宫。这项工程耗费民力数百万，不少百姓都因为修建大运河而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是生命。据记载，由于大运河的开凿工程浩大而且时间极为紧迫，因所征的男丁不足竟然将成年妇女抓来服役。
大运河的开通带来了南北交通的便利，也给隋炀帝的享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隋炀帝自大业元年登基到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被弑于江都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曾三下江都，到其他地方游玩更是数不胜数，共计出行十一次。而且每次出游都是“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需，皆仰州县”，因此沿途各地的官员常常为了满足皇帝的私欲、保住自己的前途而拼命地压榨百姓。
唐代李敬方有诗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可见当时为了大运河的开凿和隋炀帝的游兴，百姓受到的盘剥是多么严重。因此，隋炀帝的出行不仅没有像后来的乾隆皇帝下江南一样留下美名，反而和后来的出征辽东一样被世人唾弃，留下了千古骂名。就在隋炀帝忙于享乐的时候，百姓已经被逼到了末路，民间的起义之师也在此时悄悄酝酿，一场大的战乱即将爆发。
治世和乱世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留下千古骂名，而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杨广做这些事情的初衷也许并不恶劣，他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代伟业，甚至超过汉武帝等在他之前的许多皇帝。
但是他理想中的大业似乎只属于他自己，跟天下臣民的死活毫无关系。他下令筑长城、兴建宫殿、开挖大运河和大肆游幸之时已经将民力滥用到了枯竭的程度，百姓已然不堪重负、民不聊生。许多朝代的灭亡都验证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官逼民反，如果没有被逼到绝境，但凡有一条活路，谁不愿意做个良民安享太平呢？是杨广，这个偏执的、一心想建立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盛世的皇帝，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王朝。
折在辽东的铁杖
隋之亡，亡于征辽东。
隋文帝勤于国事、宵衣旰食，给杨广留下了一个相对富足的国家，然而富裕的国库却给隋炀帝的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创造了条件。一直向往成为千古之帝的杨广心中一直有着这一个伟大的理想，《隋书·帝纪》称其“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他的梦想就是超过武功显赫、创造大汉盛世的汉武帝刘彻。于是在他即位之初，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对隋朝周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大业元年以突厥之兵突击契丹和南下攻打林邑（今越南中部）；大业三年迎接突厥启民可汗来朝；收复西突厥；大败吐谷浑，等等。虽然，新帝即位之初应当与民休息，暂不言战，但隋炀帝的这些军事外交活动对隋朝的发展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然而其后隋朝对辽东发动的三次大战，却几乎使这个国家耗尽了所有的气力，更使隋炀帝众叛亲离，看似繁盛一时的大隋江山的崩塌和灭亡已经触手可及。
当时在朝鲜半岛上分布着三个国家，分别是百济、新罗和高句丽，而被隋炀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是朝鲜半岛上势力最强的国家。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可以说是十分微妙的，高句丽因国力的逐渐上升不甘臣服于中原大国，杨坚建立隋朝之后，高句丽王曾联合靺鞨试图侵扰辽西，但遭到了隋朝军队的强烈反击。迫于隋朝强大的实力，高句丽国王高元遂遣使向隋文帝谢罪，甚至称自己为“高句丽粪土臣高元”，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一心想一统天下的隋炀帝却认为高句丽“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因此想要收复西晋时期失去的辽东故地。公元607年八月，高句丽王派使者出使东突厥却没有派人出使隋朝，这一点让隋炀帝十分不满。这时，大臣裴矩向隋炀帝建议向高句丽下最后通牒，倘若辽东还不派人来朝，就发兵攻打高句丽。因为裴矩在处理西域和吐谷浑的问题上建有大功，隋炀帝这次也听取了他的意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裴矩将固执的隋炀帝引向了三征高句丽的歧途。
但让人诧异的是，小小的高句丽国根本没把隋朝的威慑放在眼里。高句丽王迟迟不肯来朝令隋炀帝愤怒不已，于是下令东征。就在隋炀帝决定东征的那一刻，他和隋朝的命运也将发生巨大的转折。
东征的命令下达之后，全国上下都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忙碌起来。为了扩充水军，朝廷在东莱（今山东莱州）海口督造了三百艘战船，其他如兵车、战车等更是数不胜数。隋炀帝更是在淮河和长江以南征集了弓箭手三万人、突击手五万人，还将洛口仓和黎阳仓的粮食调到涿郡以备战争之需。为了准备这次大战，隋炀帝可谓是倾尽全国之力。他一心想在武功上比肩汉武帝，却不知道长期的战争势必会带来国库的空虚，不仅伤财而且劳民，长此以往，百姓失去了活路，必将民心骚动、天下大乱。
当时为辽东备战的民夫由于长期没日没夜地为朝廷赶制战船，死亡率极高，几乎达到了百分之四十。隋朝的劳役十分严重，这些劳役不仅是无偿的，百姓还要自己承担为朝廷工作时所需的口粮等，所以不少民夫都忍受不了这样的“酷刑”，四处流亡，这些人也成为后来农民起义的一部分力量。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朝百万大军在涿郡聚集，二十四军分为左右两翼开始向辽东进发。祭拜过祖先和诸路神灵之后，作为大军统帅的隋炀帝亲自率领六军尾随在大军之后。这次出征的规模相当宏大，旌旗连绵，大军首尾相连，几乎达到了一千余里。除了二十四军陆军之外，大将来护儿还带领水军从东莱出发，直指平壤。
出发前的隋炀帝可谓是意气风发，信心满怀。隋军的强大和高句丽的弱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高句丽想要反抗隋军可谓是以卵击石，这场战争的结果似乎早就可以预料得到。但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发展顺利，隋军从渡过辽河之时就开始了它的悲剧。
因为之前为渡河打造的浮桥长度不够，隋军在渡河的时候受到了高句丽军的袭击。面对这种情况，重新建造浮桥已经来不及了，隋朝将士虽然艰难向前，但还是抵抗不住高句丽军的长枪。这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隋朝的一位传奇人物，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
这位麦铁杖可谓是隋朝的一位奇人，他骁勇善战，走路速度堪比飞马，传说一日可行五百里。早年的麦铁杖以打家劫舍为业，后被广州刺史收为府中的杂役。然而，当上官府杂役之后的麦铁杖根本不习惯这种日子，过惯了自由生活的他依旧每天晚上行走一百多里到邻近的县镇干自己的老本行——打劫。
纸包不住火，麦铁杖最终还是被人认出，离开了刺史府。后来，他一直都在江东流浪，隋朝平定江东之时，杨素发现了麦铁杖的才华并重用了他，麦铁杖也不负重望，在平定过程中立下了大功。之后，成阳公李彻将麦铁杖调到了大兴，他就一直跟着杨素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隋炀帝杨广也十分看重他。这次隋炀帝下令东征，麦铁杖就主动请缨担任了大军的前锋。
麦铁杖看到隋军渡河之时遇到了这种情况，就单枪匹马冲到了河岸边，随后虎贲郎将钱士雄和孟叉也跟了上来，这三人与岸上的高句丽兵展开了殊死搏斗。虽然这三人都武艺高强，但无奈岸上的高句丽士兵越来越多，后面的隋军也无法接应他们。寡不敌众，麦铁杖终于实现了他临行前的誓言，以身殉国，战死沙场。
麦铁杖的死让隋炀帝痛心不已，他下诏追赠麦铁杖为光禄大夫、宿国公，并对他有“节高义烈，身殒功存”的评价。经过重重阻碍，隋军最终还是度过了辽河，顺利地对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形成了包围。
“兵者，诡道也”，事实上，隋炀帝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战阵还没开始之前，他就下令三军，一旦高句丽投降就要立即安抚他们，切不可轻举妄动。高句丽军正好利用了隋军的这个弱点，多次假装来降，弄得隋军烦不胜烦，战斗力锐减。历时两个多月，辽东城依然久攻不下。
陆军在辽东城前疲惫不前，来护儿率领的水军情况也不容乐观。按照一开始的计划，在陆军渡辽河攻打辽东的时候，由大将来护儿带领水军沿大同江而上，直击平壤。高句丽国虽然国力远远比不上隋朝，但还是坚守自己的城池，殊死抵抗，平壤城久攻不下。来护儿的水军在平壤城战败之后，三十多万陆军也在宇文述等人的带领下来到了平壤城下。时间一天天过去，平壤却坚如磐石，怎么攻也攻不下来。
此时，隋军的危机来了，粮草渐渐不够了。无奈，隋军只好向后撤退，以图再进。然而高句丽军在隋军支撑不住开始撤退之时，在清川江重击了隋军。毫无准备的隋军乱了阵脚，士兵四处逃散，一时间死伤无算。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七月二十五日，隋炀帝回到了出发地——涿郡，隋朝大军在出征之时何止百万，而这一战“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最终回来的只有区区二千七百余人，初征辽东以惨败告终。就在隋炀帝遥望远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收回这块土地之时，他却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危机正等待着他。
先下手为强
隋炀帝并不甘心于第一次东征的失败。尽管国家已经被他折腾得岌岌可危，回到都城后的几天之内，他又下令将洛阳仓、黎阳仓、太原仓等仓库的粮食运到望海屯储备，并命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第二年，也就是大业九年，隋炀帝又一次下令全国的军队迅速在涿郡集合，开始对高句丽发动第二次进攻。
就在隋炀帝积极准备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国内的起义军已经逐渐发展起来。但为了自己心中的“千秋伟业”，隋炀帝根本无心顾及国内这些小叛乱。出征之前，他命代王杨侑和越王杨侗分别留守大兴和洛阳，而此时的两位皇孙年龄均只有十岁左右。隋炀帝这一去，等于是将庞大的帝国交到两个孩童的手中，真可谓是荒唐之至。
第二次东征进展顺利，陆军很快就抵达了辽东城下，此后战争又一次陷入了苦苦焦灼的状态之中。这一次，隋炀帝没有再对高句丽讲什么仁义道德，也没有谈什么来降不杀，几乎是动用了一切可以破城的手段。隋朝将士在辽东城下殊死搏斗，有人却在隋炀帝的身后烧了一把火，这个人便是时任礼部尚书，大名鼎鼎的杨素的儿子——杨玄感。
杨玄感，弘农华阴人，隋朝重臣杨素的儿子，相貌酷似其父，喜读书又善于骑射，可以算得上是个文武全才。世多“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神童，如众所周知的方仲永，而杨玄感却与他们完全相反。据记载，杨玄感幼时十分愚钝，周围人都觉得他形神呆滞，成不了大器。但他的父亲杨素却认为“此儿不痴”，事实上，长大后的杨玄感确实是一个才貌出众的青年。
隋文帝时期，因为父亲杨素非常受到皇帝的倚重，杨玄感也得以入朝为官。杨玄感年轻时就颇有才干，在他担任郢州刺史之时，便将州府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杨家父子同朝为官，杨玄感甚至在一个时期与父亲杨素同时官居二品，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件奇事了。后来隋文帝觉得这样做不大妥当，不仅父子之间不好相处，还容易给人留下话柄，遂将杨玄感降了一级，对此杨玄感也无任何异议。
杨家名满天下，在政治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年，杨素在宇文述的鼓动下帮助杨广夺位成功，隋炀帝登基之后也给了杨家很大的恩赏。但猜忌心严重的隋炀帝渐渐对杨家产生了怀疑，于是让杨素担任一些徒有虚名却没有实权的职位。杨素因为在炀帝朝的不得志而抑郁不已，逐渐重病缠身。
在他重病期间，隋炀帝不间歇地派人去他府中探望他的病情，实际上是希望他早点离开人世。杨素又何尝不知道皇帝的心思？所以他在临死之前曾说：“我又何尝不想早点死呢？”隋炀帝本人也暗中说过：“即使杨素不死，杨家也迟早有一天会被灭门的！”
杨素过世之后，杨玄感拜鸿胪寺卿，升礼部尚书，一时身居要职。然而，事实的真相往往被掩盖在表面的浮华之下，暗中却是云谲波诡。父亲杨素的死让杨玄感对隋炀帝心生怨恨，不仅如此，隋炀帝对杨家的猜忌心也越来越重，杨玄感对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每日活在危机感之中的杨玄感决定趁着皇帝忙于辽东之战，朝局混乱之时发动政变，拯救自己于万一。大业九年春，隋炀帝第二次发兵辽东，而此时杨玄感正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为皇帝东征督粮。已经决定起兵的他见这是个机会，遂故意将漕粮囤在黎阳并召集故友，声称大将来护儿谋反，于六月三日在黎阳城发动起义。
当时杨玄感的谋士李密为他出了三条计策，从这三条计策中不难看出李密的政治才华，甚至他具有在后来的大起义中独当一面的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这三条计策分别是：先发兵东北，切断隋炀帝从辽东回来的道路，使隋朝东征大军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这样便可以不战而胜，此为上策；其次是向西行进，夺取长安，长安为先要之地，以此为据点再慢慢夺取天下，此为中策；最后是用兵直接袭击洛阳城，此为下策。杨玄感一是求胜心切，再加上杨家的家眷此时都在洛阳，他便采取了下策，决定直接发兵洛阳。
事实上，早在杨玄感起兵之前，百姓对隋朝的暴政早已经怒不可遏，民间已经自发形成了不少起义军。在杨玄感带兵开往洛阳的时候，各地军队纷纷来投，等到部队到达洛阳，数量已经达到十万不止。起义军将洛阳城团团围住，但此时负责防守的是民部尚书樊子盖，他下令全城百姓严阵以待，齐心守城，两军僵持多时。
洛阳告急的消息传出之后，刑部尚书卫玄率领数万援军向洛阳挺进。杨玄感见卫玄率两万精兵来援，假装不敌，败下阵来。卫玄不知是计，遂中了杨玄感的埋伏，全军覆没。卫玄不服，几天之后双方又进行了一次大战，杨玄感又大败卫玄军并抓获俘虏八千余人。
连续的胜仗让杨玄感兴奋不已，但卫玄却没有因出师不利而放弃对起义军的镇压。在之后的时间里，双方共交战十几次，损失都颇为惨重。正当杨玄感军疲于战斗之时，驻扎在洛阳城内的樊子盖乘机杀出城来，斩杀了杨玄感军数百人。
这场夺城之战就这样僵持着，杨玄感军虽然胜多败少，但对于防守严密的洛阳城也只能望洋兴叹。听说杨玄感在黎阳起兵造反，并且叛军即将对东都构成威胁的消息，隋炀帝坐不住了。他不得不放弃辽东的大好形势，命令大军火速回军平息叛乱。而高句丽军又在撤退的隋军后放“冷箭”，隋军又一次损失惨重。
在回军途中，隋炀帝就命武贲郎将陈棱率兵攻打黎阳。黎阳是杨玄感的根据地，隋炀帝这么做，可谓是切断了杨玄感的后路。与此同时，他还下令屈突通在河阳召集军队，由此向洛阳进发。除了这两路部队之外，大将宇文述和来护儿也分别率兵前往东都平叛。
如此一来，杨玄感可谓是四面楚歌。此时，他如果率主力部队突击或许还能获得一线生机，但他偏偏听信了谋士李子雄的建议，将起义军分为两路，分别对抗卫玄和屈突通的军队。兵力一分散，势力便大不如前，两路军队都不敌对手，纷纷败下阵来。而此时，隋朝的多方部队已经互相得到了接应，包围圈就此形成。
洛阳已经无望，杨玄感又转向长安，以图占据长安地势，日后再图天下。倘若此时杨玄感一心拿下长安，大事尚有可为，但他在弘农宫（今河南灵宝）又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当时，隋炀帝在弘农宫建有行宫，而弘农是杨玄感的故乡，杨玄感行军至此，弘农宫的百姓纷纷劝他打下弘农宫作为新的根据地。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决定攻占弘农宫的杨玄感率大军攻城三天，城池却岿然不动。大好的战机又一次被贻误，此时，宇文述的部队已经跟了上来。杨玄感无奈之下只得放弃弘农宫，继续向西挺进。由于和追兵相距太近，杨玄感这一路可谓是且行且打，战士们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作战强度，军队战斗力日益降低。
至董杜原时，杨玄感军被宇文述的部队打得惨不忍睹。见大势已去，杨玄感只得和其弟杨积善率十余骑突围，但已经穷途末路，无处可逃。逃到葭芦戍的杨玄感已自知是强弩之末，他不愿被隋军擒获受辱，遂求杨积善将自己杀死。杨氏一族后被隋炀帝所灭，这场轰轰烈烈的政变就以如此惨痛的结果完成了它的征程。
虽然这是一场以失败告终的起义，但在隋朝末年却大大地震动了人心，催进了当时的农民起义，隋朝的统治也因为这场叛乱而更加岌岌可危，甚至可以说是杨玄感的叛变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东征的失败。至此之后，隋朝一蹶不振，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
此时的隋炀帝已经被辽东的战争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国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在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继续东征，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平息了杨玄感叛乱的隋炀帝又下令第三次进攻辽东。这次的战争像前两次一样，在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大将来护儿的水军在卑沙城大败高句丽军后来到了平壤城，胜利就在眼前。经过三次大战，高句丽终于抵抗不住隋朝的压力，国王高元又一次遣使向隋朝乞降，并将隋朝的叛将斛斯政主动交由隋军处置。
而此时，国内的农民起义已经逐渐声势浩大，大隋江山岌岌可危。辽东一投降，隋炀帝刚好借机班师回朝去处理国内的叛乱。第三次东征就这样以隋朝“胜利”而告终了。
灭亡指日可待
如果说三征辽东的失败是在客观上给隋朝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发生在公元615年的雁门之战，则是从主观上彻底挫败了不可一世的隋炀帝。经历了雁门之围，曾经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意识到自己既不是千古明君，也不是常胜不败的英雄，比肩汉武帝更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丧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雁门，成为了隋炀帝，甚至是整个隋朝大业之梦破碎的地方。至此，隋朝这个盛极一时的王朝便一步步走向了溃败的边缘，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
突厥一直以来就是隋朝的心腹大患，既不能发兵一次性将它平定下去，也无法收买安抚，是个让人头疼的大麻烦。隋朝廷曾经试图以“突厥打辽东”这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来瓦解突厥的势力，最后将其消灭，但并没有成功。征辽战役的失败让隋朝元气大伤，而突厥始毕可汗的实力却在此时悄然增长。眼见隋朝内忧外患相交织，始毕可汗感觉到和隋炀帝一较高下的机会到来了。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隋炀帝杨广照旧乘着銮驾，带着仪仗，浩浩荡荡地前往塞北巡游。但不久之后，他意外地收到了远嫁突厥的隋朝义成公主的急报，称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已经集结十万铁骑在边境伺机而动，可能会对皇上造成威胁，劝隋炀帝加以防范。但隋炀帝认为突厥的实力不足为惧，而且在边境屯兵给隋朝造成威胁是其一贯的伎俩，所以并没有十分在意。
八月十三日，隋炀帝的銮驾顺利地抵达了塞北边境——雁门。到了雁门之后，他并没有看见任何风吹草动，一切都和往常一样。面对这样的情况，隋炀帝更加肯定始毕可汗只是故弄玄虚而已，根本不敢出兵来犯，因此便放松了警惕。但出乎隋炀帝意料的是，第二天，突厥的骑兵部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雁门城并占领了雁门郡治下的三十九个城池，雁门郡城告急。
此时，雁门郡已经被突厥人包围，援军又没有到来，只能据城坚守。隋炀帝马上下令将士将城内的民居拆除，拿这些材料来修建防御工事，抵抗突厥人猛烈的进攻，但让所有人不安的是，雁门城内储存的粮食仅仅够全部军民食用二十天。二十天后，如果这场危机还没有解除，雁门郡将不攻自破，而城内包括隋炀帝在内的所有人都有可能在突厥人的刀下丧生。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隋炀帝马上召集了随行的大臣们商讨对策。隋炀帝的心腹宇文述率先站了出来，他认为应该立即组织一支精兵部队来掩护皇帝突围，但被大臣苏威否决。苏威和樊子盖等人认为皇帝是社稷之君，万乘之主，突围之法太过冒险，一旦被俘，后果不堪设想，不到迫不得已是万万不可行的。
樊子盖向隋炀帝建议，过去战争太过于频繁，因此伤了民心。现在只有皇帝下令不再征辽东并以重金嘉奖守城将士，收回军心，假以时日，定能破突厥之围。面对大臣们的各种建议，隋炀帝也是一筹莫展，难以抉择。这时，内史侍郎萧瑀向隋炀帝提议，是否可以让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的妻子义成公主想办法劝说他退兵。
萧瑀提出这样的建议是有原因的。和亲是历朝历代中央政权和边境少数民族政权交往的有效途径之一，而隋炀帝的堂妹义成公主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嫁到突厥。和中原地区不同，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地位比较高，因此义成公主虽是女流之辈，但作为阿史那咄吉的妻子，她在突厥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可以参与商议军国大事。
听了萧瑀的建议，隋炀帝马上派出密使从小路火速前往突厥，希望能够求得义成公主的帮助。为了保证万无一失，隋炀帝还昭告天下，命各郡各县率兵前来勤王救驾，解救雁门之围，并许以重赏。
两路兵马派出之后，情况渐渐有了好转。一方面，义成公主接到隋炀帝的求援，马上就给始毕可汗送了一封假情报，称突厥边境告急，劝他赶紧率军回来解救。另一方面，在隋炀帝的号召下，各地的勤王之师也陆陆续续向雁门郡开来，就连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其中大展拳脚。
隋朝的援军声势浩大，始毕可汗心中也生出一丝恐惧，再加上义成公主的“情报”，一贯秉持“打不赢就跑”态度的他马上下令撤兵。形势陡然间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隋朝虽然不战而胜但是也颜面尽失。突厥方面一撤兵，隋炀帝为了挽回面子，便掉转头来开始追击，但也没有收到多少成效，只俘虏了一些老弱残兵。
发生在雁门的这起事故就像是一场梦，来得毫无征兆，走得更是毫无痕迹，但这一切给隋炀帝带来的却是难以言喻的失落。自从登基以来，杨广一直想成就一番大业，但却一直在失败，从来没有享受过成功的喜悦。如今辽东未平，突厥又蠢蠢欲动，国内也是民变四起，他自己无一日不在受着天下人的责难，这一切几乎让隋炀帝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和自信。自此，隋炀帝一步步走向了消极和保守，他从内心深处否定了自己，而他的消沉也带领整个王朝走向末路。
事实上，雁门之围真正给隋朝带来的巨大影响并不是来源于他本身，而是在于隋炀帝当初下诏之前的那个承诺。大业十一年九月，回到太原的隋炀帝不顾群臣的反对，放弃大兴城，回到了东都洛阳。
回到洛阳之后，就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按照原来的诏令，凡是在雁门守卫战中立下战功的士兵和百姓都能直接获得六品的官衔，并能到一百匹绸缎的赏赐，而其余的有官职在身的官员则是按功逐级晋升。但事实上，隋炀帝并没有履行当初的承诺，本来参加守城的一万七千名士兵全都应该受到嘉奖，但隋炀帝只答应给其中的一千五百个人赏赐，赏赐的内容也大打折扣。
隋炀帝这样的态度让所有将士不满，皇帝是天下人的表率，居然如此不信守承诺，朝廷的公信力何在？处于危险之时便假言悬赏让人替他卖命，危机解除之后便翻脸不认人，这样的君主以后还有谁会对他忠心耿耿呢？
眼见皇帝让天下人寒了心，民部尚书樊子盖又一次站了出来。他上书坚持要求隋炀帝按照当初的承诺给守城将士应有的赏赐，但却以“妄图收买军心”被皇帝驳回，樊子盖后，再也无人敢提及此事。不仅如此，隋炀帝又萌发了再征辽东的想法。从此之后，隋炀帝在天下人眼中威信全无，民心尽失，在他的统治之下，隋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按下葫芦浮起瓢
长白山头知事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销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王薄《毋向辽东浪死歌》
隋炀帝自即位以来，建东都，修长城，开凿大运河，大兴土木；下江都，游兴四方，极尽奢华；三征辽东，更可谓是穷兵黩武。他为了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置天下臣民的生死于不顾。隋朝末年，百姓们“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摧毁，社会矛盾激化，一触即发。
事实上，早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出于对炀帝暴政的不满，在洛阳城就发生了几十个人的闯宫事件。在这之后，小规模的反抗接二连三，但都很快地被朝廷镇压了下去，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动乱。而此时的隋炀帝并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更没有考虑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以安抚已经开始动荡的民心，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杨氏江山陷入四分五裂、天下大乱的深渊。
由于隋炀帝频繁地用兵辽东，各地的兵役、力役等劳役都十分严重，已经超出了百姓的负荷能力，尤以河北、山东一带为甚。于是，隋末真正的大起义便在山东拉开了帷幕。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连年的无度征兵加上严重的灾荒，山东境内的百姓已经是食不果腹，家业凋零。
此时，邹平县的王薄首先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在山东章丘的长白山发动了起义。他自称“知事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山东百姓反对隋炀帝的征辽之举。王薄的起义在当时影响很大，从众更是不在少数，但可惜的是这支起义军很快就被隋朝军队镇压下去了。
继王薄的长白山起义之后，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短短两三年间便席卷全国，形成了不可遏制之势。在平原豆子（今山东商河）有官宦子弟刘霸道，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有孙安祖和窦建德等，这一时期的起义军的数量达到了近百万。对于各地的农民起义，残暴的隋炀帝采取了一贯的严刑酷法来进行镇压，对敢于起义者立斩不赦，甚至抄灭全家。然而严酷的镇压并不能缓解百姓心中对杨广残暴统治的怒火，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起义军一开始主要集中在山东一地，但到隋炀帝下令二征辽东之时，已经扩展到了河南、河北、陕西和江南各地。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起义军在和隋军的作战过程中慢慢地分裂、融合，形成了三股较为强大的力量，分别是河南李密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和江淮的杜伏威军。
李密的瓦岗军原本是翟让于大业七年在瓦岗寨进行反隋起义的农民军队。当时，翟让在瓦岗率众起义，河南、山东的百姓都纷纷来投，再加上起义军中还有李密、王伯当、单雄信等颇有才能之人，瓦岗军声势可谓是十分浩大。经历了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的荥阳之战和隋军的多次围剿，李密的才华在起义军的众多将领中逐渐展现了出来。出于对李密领导才能的欣赏和对瓦岗军的未来考虑，翟让主动将瓦岗寨的全部领导权都转交给了李密。
李密，字玄邃，长安人，出身贵族，曾祖李弼是北朝显贵，其父李宽为隋柱国，被封为蒲山郡公。父亲李宽死后，李密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得以入朝为官。李密是个有才之士，青年时的他就十分喜爱读书，甚至到了书不离手的地步。他“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经常骑着一头牛闲逛，牛角上还挂着《汉书》。
当时杨素非常欣赏李密的才华，再加上是贵族后裔，李密得以进入杨府，与杨玄感的儿子们成为朋友，他与杨玄感就是在这个时期相识。杨玄感起兵之时，李密曾在他麾下为他出谋划策，成为杨玄感的重要谋士之一。杨玄感兵败之后，李密也被俘，但他在押解的途中设计得以逃脱，保住了自己一条性命。
随后李密一直在江湖漂泊，还在乡间做过教书先生。后来他因为一首诗被人告发，辗转之时，听闻翟让多喜有识之士，遂投于瓦岗寨，希望建立一番事业。李密的才华是世所公认的，瓦岗寨在后来的众多起义军中的壮大可以说和李密的英明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隋末农民政权——“魏”在瓦岗寨建立了，其中李密为元帅，已经交权的翟让为柱国，并设立了三司六卫。随后，在李密的领导下，瓦岗军控制住河南的很多郡县，一时声名大振。面对良好的局面，李密决定第二年率军进攻洛阳。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的正月，如期而至的瓦岗军在洛水之南大败了隋朝将领王世充的部队，并将洛阳团团围住。但在即将要推翻隋朝统治的关键时刻，瓦岗寨发生了内乱，最后被唐高祖李渊所灭，这是后话。
与此同时，窦建德在河北的起义也收到了良好的成效。窦建德，漳南人，为人“尚豪侠，为乡里敬重”。和王薄一样，他也对隋炀帝在当地募兵弄得民不聊生愤怒不已，遂于大业七年在高鸡泊率众起义，从者万余人。
大业十二年，窦建德军大败隋朝涿郡守将郭洵的部队，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二年，窦建德在河北乐寿称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农民政权。隋炀帝听闻此事，立即派大将薛世雄率大军围剿窦建德的部队。机智的窦建德没有和隋军正面抵抗，而是在七里井设伏后佯装战败，将敌人引进包围圈，一举歼灭。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的五月，已经取得初步胜利的窦建德又自称夏王。窦建德称王之后，河北各地的起义军闻讯纷纷来投，起义军的规模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随后，窦建德在聊城大败宇文化及的军队，并将宇文化及等人斩杀。到了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窦建德已经拥有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可以与南边的王世充和关中的李渊相抗衡。
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在首领称王之后便逐渐走向末路的例子数不胜数，窦建德所发动的河北起义也终逃不过这样的命运。由于起义军渐渐背离了起义的初衷，窦建德军在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被秦王李世民的军队所灭，最后以失败告终，领袖窦建德也在长安被杀。
三支农民起义军中的最后一支是江淮齐郡的杜伏威和辅公祏。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天下大乱，面对群雄四起的态势，杜伏威和辅公祏商量道：“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若公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可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雄雌。”遂在山东齐郡起兵反隋，之后又率部南下来到了广阔的江淮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
经历了重重阻碍，杜伏威的起义军一举攻占了历阳城（今安徽和县）和高邮等地，并开始威胁到了江都。大业十二年七月，杜伏威率军来到了江都，隋朝立刻派大将陈棱率兵迎击。面对这种局面，杜伏威率精兵对陈棱的军队进行了猛攻。混乱之中，杜伏威的额头被隋军的弓箭射中，但他依然负伤作战，起义军一时士气大振，终于大败隋军。
同前两支起义军一样，杜伏威也建立了自己的农民政权，杜伏威任总管之职，辅公祏则任长史。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杀后，杜伏威部也出现了内部分化，最后，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杜伏威投降了唐高祖李渊。辅公祏继续坚持战斗，后被唐军所灭，江淮的农民起义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隋末的农民起义从大业七年的长白山起义开始，直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辅公祏的反唐失败，前前后后共经历了十四年之久。正是这轰轰烈烈农民战争摧毁了已经腐朽不堪的隋朝，同时也催生了即将要诞生的李唐王朝。
除农民起义之外，隋末的战乱还滋生了不少从隋朝政权中分裂出来的力量，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李渊的太原军，王世充的洛阳军和宇文化及的江都军。这三支力量都对隋朝的灭亡和唐朝的建立发生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