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眼镜。

——阿兰

大约25年前，我出过一本论述民主的书，它的美国译本的书名是《民主论》（Democratic Theory）。这本书很走运，至今仍在一些国家印行。那么我为何再写一本论述同一主题的书呢？有关民主的理论建设已使它大为改观了吗？具体地说，这期间已经出现了“新的”民主理论吗？在1960和1970年代，有相当多的学者有过这类说法。尽管这些说法经不起推敲，却为一次旧地重游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为了考察目前的民主理论同1950年代的理论有什么关系，本书大量吸收了先前那本书的内容，不过吸收的部分已几乎全部重写。为什么？我想，一个人作出变化，是为了回应变化，譬如我这里就要说到的那些变化。

首先，政治学词汇已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学者们随兴所致地设计他们的概念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一发展又由于那种认为语言的含义可以随意规定的勇敢的新思想而取得了正当性。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便都有资格享受一种新的自由，可以随意规定语言的意义。这一勇敢的新思想显然没有对硬科学产生什么影响，但对软知识领域，尤其是政治理论词汇，却产生了重大的破坏作用。在这里，单凭词语操作就可以创造出各种新理论。事实上，像自由、权威、压迫、暴力、强制、宽容以及其他许多关键术语，对于相当多的公众来说，已不再表达政治理论长期以来所表达的问题。我们还能进行可以理解的交流吗？我们还能传播和积累知识吗？我当然希望能，但无所作为是不行的。

另一个并非不相关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直到1950年代之前，大量的文献论述的是“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可是，如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理所当然地谈论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个十分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是设计成政治上层建筑的一种经济制度。在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时，作为政治制度的单纯的民主，不管是否还能得到公平而充分的发言机会（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接受它确实要附带一些固有的重要前提。对马克思主义者引起的另一个变化同样可以这样说，即目前得到普遍同意的说法：“民主意识形态”不仅是民主价值信仰的设定者，而且是其理论的设定者。当然，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中性的、无恶意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但即使这样，承认“一切都是意识形态”却绝不是在对无关紧要的结论作出无关痛痒的让步。

第三种变化涉及另一个方面。当“对否定的崇拜”在1960年代中期盛行于教育机构时，行为主义革命也赢得了胜利。结果民主理论大大地变成了经验理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但时机不好，因为经验的民主论抵挡不住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遍布各地的后代神采飞扬的哲学理论建树。也就是说，经验理论不是并且也没打算成为辩论的理论。于是，对民主的辩论越热烈——受到挑剔、争论和检验——民主的经验理论就越是无话可说。十年得势的不是行为主义者，而是校园革命。因此我们主要是得到了一个在建构上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的民主理论——辩论性的理论。

当我们好不容易熬到1980年代，问题就成了：主流的民主理论还存在吗？我想是不存在了。有点令人奇怪的是，它的解体是由十年否定和随后的十年技术化的共同作用造成的。继1960年代那些失之简单、热情投入而又怒不可遏的文献之后的，是长于卖弄技巧的复杂的文献。大量的这类文献对1960年代的否定者干脆视而不见，而且同样忽视了这些否定之前的一切。它全都从头做起。囚徒困境、投票行为的刁谲、最大正义、集体行为的规律、公共利益论——这一切（而且不止这些）都证明了令人兴奋的新创造力。这也适用于政治哲学的复兴。罗尔斯（J.Rawls）的无知之幕后面的原初状态，诺齐克（R.Nozick）的自然状态，阿克曼（B.A.Ackerman）的中立假说，这些以及其他“思想试验”，毫无疑问都是创新性的突破。但问题在于，这些新文献并没有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成熟的民主理论。如果说各种揭露已使民主理论陷入一片混乱，最近的丰富则只想着单一问题，因此留给我们的是一些处在出色的孤立状态中的出色碎片。但是我相信，如果民主理论的主流已不复存在，这恰恰是在要求我们去重建这一主流。

这需要把各种要素收拢在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把它们整理得当。因此，尽管本书篇幅不小，它却只讨论这些要素，并对它们进行“清理”，所以大体上可以把它称为一部论述主流基础的著作。这项任务似乎不提情绪，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于我们所拥有的制度，我们必须有点理由，并列出这些理由，还因为除非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理解这制度，不然这制度便无法存活。我感到，“理解的公民”正在减少，我认为这不止是因为他已找不到主流的支持（如我刚才解释的那样），而且还由于另一种动机。

在对民主的诸多描述中，我们今天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说法是，民主是“受讨论的统治”。将这一说法加以引申，便意味着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越来越多的讨论。这倒是件好事，除非讨论虽然增多，正确的讨论事实上在减少。这种结果不足为怪，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它。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结论只能是，我们越是有“讨论的需要”，就越是必须去讨论如何讨论。因此我广泛讨论了有关民主的讨论。这使得本书首先像是一次清理房间的冒险，一项对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进行清理的任务。这恰好也是我对“理论”的理解。不管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没有好的论证就没有名副其实的理论，而好的论证又是来自合乎逻辑的讨论方式。

这本《民主新论》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目录已恰当地列出了题目及其组织方式，所以问题便在于它分为两卷的原因。第一卷主要讨论过去几十年里出现的问题。第二卷则主要讨论自古希腊便开始讨论的那些论题。两部分在基本思路上也各有不同。

第一卷的标题是“当代论争”，到底在争论什么？又是什么使它成为当代的？我的理解是，今天我们突出地面对着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古典民主论不曾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把理想制度和现实加以区分。除了其他原因外，这是因为直到1940年代还不存在规范的民主论同经验的民主论的划分，而今天我们都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十分敏感。大体上说，规范理论所适用和阐述的是民主的理想与价值，不管它的规定是否得当，它必定导致对民主的某种规定性定义。相反，经验的民主论适用于事实，并且是从事实概括而来：民主怎样实际运作，现实世界中民主的真实状况是什么。因此经验理论导致对民主的描述性定义。至此一切都还不错。例如，我就十分强调将规定性（规范性）定义和描述性（经验性）定义加以区分。但这只是分析中容易的一面，而没有触及困难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民主特性的那些“事实”，其实是通过理想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对现实世界中的民主制度进行严格观察的人，老实说是在观察由价值铸成的事实。

于是，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理想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得以实现和能够实现？我们比前人更多地见证了以地狱面目出现的天堂，见证了不但失败而且走火自伤的理想。我们仍须应付——姑且不说解决——理想的转化这个令人生畏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用反馈方式把理想与事实、应然与实然联系起来。这也正是第一卷的思路和重心所在。对此我的立场是，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管我们无休止地讨论什么，都可以在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完美论者和务实论者、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争论模式中得到改造。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有利的线索，它不仅有助于组织浩如烟海的文献，而且有助于渐渐掌握“管理冲突”的能力，从而推动民主的发展。

第二卷的标题是“古典问题”。如题所示，这里的思路更带有历史性，重心从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转向试错过程。自古希腊人最早构想并实践城邦民主以来，人类已经花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去发现和建立某种可行的大范围民主制度。既然各种政治制度是出自人类的创造和构想，今天这些民主制度的发明自然便同观念和理想的历史有关，并且只能在这个历史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当然，民主制度中有许多组织——例如政党——并不是因为有事先的构想才出现的。但是若不对权力、暴力、自由、平等、法律、正义、权利和代表这类字眼不断进行痛苦的思索，这样的机制也不可能出现。这些字眼（和其他许多字眼）的核心意义，主要是通过成功与失败，因此也是通过集体的历史学习才得以确立，从这个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们是历史经验的运载者。作为经历了若干世纪的主流政治学说，它摈弃了那些不适当的成分，即权力、暴力、自由、平等等概念中那些没有经受住“检验”而易于导致“错误”，一经采用便会再次失败的含义（定义）。如果没有从亚里士多德到——譬如说吧——托克维尔一直进行着的、形成政治学词汇的这种试错探索，我们今天就会无家可归，也肯定看不到我们有能力建起的民主制度。

可见，民主的组织有赖于一个思想论说的主流所形成和甄选的那些观念和理想，这一主流始于古希腊，通过作为经验提示者的词（概念）而被有选择地代代相传。然而今天这一论说领域已陷入一片混乱。如我们所知，这首先要归咎于一种意义理论（约定论），它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知识的历史积累。如果意义归根结底是任意的，何必还要为过去的任意约定而烦心呢？过去不过是通向未来之路上的障碍。其实不然。无视过去的经验，只会使过去的错误和可怕现象再次出现。为了前进，我们必须避免倒退。

倒退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干脆跌倒。最近许多有关民主的理论构想似乎在把民主视为理所当然，民主制度过去一直有而且仍然有失败的趋势。在古希腊，它们是短命的，而且从各方面说，是不适于生存的；它们在中世纪的社会胎体中很快便死掉了；即使在今天，尽管对民主一词有普遍的敬重，开幕式举办了不久便被推翻的民主，或时断时续的民主，还是要多于长期稳定的民主的数量。拉丁美洲即可充分证明这一点。在20世纪的欧洲，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民主制度都曾中断。新兴的非洲国家如果说有民主制度的话，也不过是些朝生暮死的民主。基于这些考虑，让我再问一次，我们能够容忍一个其言辞已不再传递经验的论说领域吗？我认为是不能的。

本书虽然分为自成一体的两部分，但不应认为它们截然两立。很明显，历史的学习也出现在第一卷，而第二卷也论及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至于它们的论辩，两卷并无不同。本书自始至终有着浓厚的论辩色彩。思想房间的清理工作不会是轻松而廉价的。需要一再重申的是，我从事民主理论的建设，首先是要把正确地联系在一起的正确论点吸收进来。如果一个前提不支持一项结论，如果采用了逻辑上的谬见，如果我们的基本概念含混不清，我们肯定只能得到糟糕的理论。我还认为，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头脑清醒的制度。所以，民主理论要把有关民主应是什么、能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和不应成为什么的各种论证交织在一起的一团乱麻解开，以免使预期的善变成出人预料的恶。

一些学者和友人帮助我改进了手稿的若干内容。其中我要特别向芬纳（S.E.Finer）教授和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助理海贝尔（Alex Hybel）表示谢忱。我花了将近十年才完成本书，在我辛勤劳作的过程中，分别得到胡佛研究所、古根海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支持。做一名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是最令我愉快而满足的经历。古根海姆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带来的闲暇时间，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对这些机构自然深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