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 教化、礼俗、自力三者内容皆为理性
试求所谓教化、所谓礼俗、所谓自力，一一果何谓？则知三者内容，总皆在“人类理性”之一物。所谓自力，即理性之力。礼必本乎人情；人情即是理性。故曰：“礼者理也。”非与众人心理很契合，人人承认他，不能演成礼俗。至于教化，则所以启发人的理性：是三者总不外理性一物贯乎其中。然理性又何谓乎？
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吾人心里平平静静没有什么事，这个时候，彼此之间无论说什么话，顶容易说得通。这似乎很浅、很寻常，然而这实在是宇宙间顶可宝贵的东西，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这一点。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文化的特点或长处在那里？我便回答：就在这里，就在能发挥人类的理性。我尝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现在更正确地指实来说，那就是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
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之在人类是要渐次开发的。就个体生命说，理性的开发要随年龄和身体发育、生理心理的成熟而来；就社会生命说，更是要慢慢随着经济的进步及其他文化条件而开展的。所谓理性在中国社会开发的早，即因其时候尚不到，条件尚不够，而理性竟得很大的开发。此其关键何在？以我所知，则为从早期的民族生活里就缺乏宗教，一直未有宗教成功。还有集团生活的缺乏，也是理性伸展之一因；但集团生活的缺乏也是从缺乏宗教而来的。若问：中国缘何缺乏宗教？那我尚不敢说；但我知道：中国有了孔子以后，宗教便不会成功。
人类文化每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其文化之统一、民族生命之开拓，每都有赖一个大宗教。宗教的衰败，只是较近的事情而已。其所以如此重要，殆为其有两种功用：一则人类文化浅的时候，社会关系亦疏，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离之结构未著；然而分离涣散是很不好的；宗教于此则有其统摄团结的力量。一则社会生活总要赖一种秩序才得进行；但初民固难从理性得一秩序，抑且冲动太强，暋不畏死，亦难威之以刑；惟独宗教对他有统摄驯服的力量。此两种功用，都从一个要点来，即借一个大的信仰目标来维系人心；所有人们在社会里的行为，其价值判断（是善是恶）皆以神、佛的教诫为准。但孔子在这里恰与宗教相反。他不建立一个大的信仰目标，他没有独断的（dogmatic）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孔子答宰我问三年丧，最可见。）他尤不以罪福观念为宰制支配人心之具，而于人生利害、得丧之外指点出义理来；并要你打破这些祸福、得丧念头，而发挥你本有的是非、好恶之心。他相信人有理性，他要启发人的理性。日本学者五来欣造，在欧洲多年，著有《儒家之合理主义》一书，他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国家权力等，并且也不是多数人民（近代西洋要服从多数），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多数等）当作一个理性的代名词用的时候，儒家才尊崇他。”其言甚是。超绝观念不合于他的系统，强权势力他也不受，乃至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合理。唯理所在甘之如饴，于是就开出来中国人数千年好讲理之风。所谓“有理讲倒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什么也大不过理去”，从这些话看出他们的信念要求何等坚强！
在世界一切所有各古代经典中，中国儒书具有谁莫与比的开明思想。中国人理性由是而启，宗教乃不能入。在其他社会，两个宗教不能并容，在中国则两个宗教可以相安。常有人想把各家宗教调和沟通的。（如昔之沟合儒、释、道，近之混一佛、孔、道、耶、回。）他们每喜说“教虽不同，其理则一”；此固笼统可笑，然正见其是直接的信理，间接的信教。但只是以反省与推理从正面开发理性还不足，儒家于此有其更大的贡献，是其礼乐运动。
尝试分析：除自然灾害外，人类之自为祸者有二，曰愚蔽与强暴。此祸至今未已，而于古为烈。本可以说为祸于人类者，尚有一自私。但若真不愚蔽，也无自私；绝不强暴，虽自私也为祸小。总而言之，自私之所以为祸，离不开愚蔽与强暴。让一步言之：文化既发达如今日，或者自私之为祸烈；古代人类文化未进，则愚蔽与强暴之为祸烈。何以解此祸？只有开出人类的理性来。理性，一面是开明的——反乎愚蔽；一面是和平的——反乎强暴；故惟理性抬头，愚蔽与强暴可免。古时儒家澈见及此，而深悯生民之祸，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运动，想将宗教化为礼，将法律、制度化为礼，将政治（包含军事、外交、内政）化为礼，乃至人生的一切公私生活悉化为礼；而言“礼”必“本乎人情”。将这些生活行事里面愚蔽的成分、强暴的气息，阴为化除，而使进于理性。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语见《礼记》），盖要人常不失于清明安和，日远于愚蔽与强暴而不自知。理性的开启，从这里收功最大。虽后来“礼崩乐坏”，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进行，始终要靠礼俗。礼之一物，非宗教、非政治；亦宗教、亦政治，为中国所特有；居其文化之最重要部分。此即在西洋学者亦颇知道，例如孟德斯鸠《法意》（严几道先生译本）有云：
支那之圣贤人，其立一王之法度也，所最重之祈响，曰惟吾国安且治而已。夫如是，故欲其民之相敬，知其身之倚于社会而交于国人者有不容己之义务也，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从而起矣。是以其民虽在草泽州里之间，其所服习之仪容殆与居上位者无攸异也。因之，其民为气柔而为志逊，常有以保其治安，存其秩序，惩忿窒欲，期戾气之常屏而莫由生。（原译本第十九卷十六章）
（前略）而支那政家所为，尚不止此；彼方合宗教、法典、仪文、习俗四者于一炉而冶之。凡此皆民之行谊也，皆民之道德也；总是四者之科条而一言以括之曰“礼”。使上下由礼而无违，斯政府之治定，斯政家之功成矣。此其大道也，幼而学之，学于是也；壮而行之，行于是也。教之以一国之师儒，督之以一国之官宰，举民生所日用常行，一切不外于是道。使为上者能得此于其民，斯支那之治为极盛。（第十九卷十七章）
儒家的礼乐运动，殊未得彻底成功（此其理另详）；然已成就了不小：一面是种下了中国人的和平根性，一面是扩大并延续民族生命到现在。中国人的和平，世界共知，罗素倾服尤至。他说：“世有不屑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则中国人是已。”又说：“道德上之品性为中国人所长，……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为最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耻于用暴而勇于服善的雅量，正是从礼俗陶养出来的理性。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中，和平好像不是一个优胜的条件。民族历史上很少见武功，而迭次为外族武力所征服，以及今日国际上的屈辱，大约都吃亏在此。然而武功虽不著，疆土却日辟，文化所被日广，竟成了世界少有的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此民族生命的扩大果由何来？又，外族武力的征服虽不免，却结果外族总同化于我们；以远古独创的文化，维持着三四千年不断的历史，此其民族生命延续力之强韧，更属绝无仅有。其故又安在？无他，中国人尽可失败，理性则总要胜利的。此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的文化，任何人类遇着都像是寻到了自己的家，如水归壑，不求自至，尤其从理性来的“天下一家”的精神，不存狭隘的种族意识、国家意识，自一面说，也许是中国人失败的缘由，然而毕竟从这里不费力地融合进来许多外邦异族。因理性的伟大，而中国民族伟大；——然而皆礼俗之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