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夏日的下午，奥迪帕·马斯太太参加了一个特百惠家用塑料制品推销聚会后回到家。该聚会的女主人也许在热融干酪中放入了太多的樱桃白兰地，使她竟没发现她，奥迪帕，已被指定为一个名叫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的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巨头的遗嘱执行人，或如她所认为的是遗嘱女执行人，而那巨头在他业余消遣中曾亏损了二百万美元，但依旧拥有数量众多的缠结不清的资产，足以使它的全部清理工作不只是一件名誉性的事情。奥迪帕站在起居室里，在电视机显像管绿莹莹、冷冰冰的眼睛的盯视下，口中念叨着上帝，试图感觉到自己已醉得无法可醉。然而这不管用。她想起了在马萨特兰
的一个旅馆的房间，砰的一声，门似乎被永久性地关上，惊醒了大厅下面的两百只鸟；想起太阳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所在的斜坡后升起，但在斜坡上的人却无一看见，因为那斜坡朝向西方；想起巴托克乐队协奏曲第四乐章里的一段冷冰冰的、忧郁的曲调；想起皮尔斯放在床头上方架子上的一尊涂白的杰伊·古尔德胸像，那架子非常狭窄，以至她总是惴惴不安，唯恐那胸像有朝一日会倒下来掉在他们身上。在梦境中她曾想弄明白，他是否就是那样被家中唯一的那尊雕像砸死的？然而那却只使她笑了起来，大声地无助地笑：你病重了，奥迪帕，她对自己说，或者是对房间说，它能听懂。
那封信来自洛杉矶的瓦珀、威斯特富尔、库比契克和麦克明格斯律师事务所，由一个名叫梅茨格的人签署。信中说，皮尔斯在春天死去了，而他们现在才发现那份遗嘱。梅茨格将是遗嘱的共同执行人，并在任何可能相关的诉讼中担任特别法律顾问。奥迪帕也在一份一年前的遗嘱附录中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她努力回想那段时间是否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在下午余下的时间中，在她去“松林中的基尼烈”商业区的那家市场购买意大利乳清干酪和聆听米尤扎克音乐（今天她穿过挂着珠帘的入口处时正听到韦恩堡18世纪乐团由博伊德·比弗担任独奏的维瓦尔第卡祖笛协奏曲的集注版录音的第四小节）的路上，然后在她在阳光下采集芳草园里的墨角兰与罗勒草，阅读最新一期的《科学美国》中的书评，在意大利式卤汁面条上添加层层调料，给面包抹上蒜泥，撕碎生菜叶，最后开启烘箱，同时赶在她丈夫温德尔（“马乔”）·马斯下班回来前调制好黄昏时饮用的柠檬威士忌鸡尾酒的过程中，她惊讶着，纳闷着，磨磨蹭蹭地往回穿过厚厚一副纸牌那么多的日子，那些日子似乎（她难道不是率先承认这一点？）或多或少是雷同的，或者似乎像魔术师的一副纸牌，所有的纸牌都微妙地指向同一方向，任何特出的纸牌都逃不过训练有素的眼睛。她一直回忆到亨特利和布林克利的事的一半时才想起去年有一天凌晨三点左右有过这个长途电话，她将永远无法得知它来自何处（除非现在他留下了日记），说话者先以浓重的斯拉夫腔调开始，说他是特兰西瓦尼亚领馆的二秘，在寻找一只逃亡的蝙蝠；接着调节为滑稽的黑人腔；随后是怀有敌意的墨西哥裔花衣少年流氓腔的方言，满口“他妈的”和“鸡奸”的词语；然后是一个盖世太保军官的尖叫声问她在德国有无亲戚；最后是他的拉蒙特·克兰斯顿蓝调乐团的腔调，他用这腔调一路讲到马萨特兰。“皮尔斯，行啦，”她终于插上了嘴，“我想我们有——”
“但是，马戈，”他认真地说，“我刚从韦斯顿长官那儿回来，在游乐宫里的那个老头被杀害奎肯布什教授的同一把猎枪杀死了。”或类似的话。
“天哪。”她说。马乔已翻过身来看着她。
“你何不把他的电话挂了。”马乔明智地建议道。
“我听到了。”皮尔斯说。“我想现在该是温德尔·马斯接受来自影子密探的小小拜访的时候了。”接着是寂静，完全的彻底的寂静。所以这就是她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拉蒙特·克兰斯顿。那根电话线可以指向任何方向，有任何长度。在那次通话之后的几个月里，电话线意义不明的宁静变换成被复活的回忆：对他的脸、身体、他给予她的东西、她偶尔装作没听见他说的事情的回忆。这回忆取代了他，把他置于被遗忘的边缘。那幽灵一年后才来拜访。但现在有了梅茨格的信。那么去年皮尔斯打电话给她是不是要告诉她关于这份遗嘱附录的事？或者他是后来才作出那决定，多少是因为她的恼火和马乔的冷淡？她感到被暴露，被愚弄，被羞辱。她在一生中从未执行过遗嘱，不知道从何入手，不知道该如何告知在洛杉矶的律师事务所她不知从何入手。
“马乔，宝贝。”她哭泣道，几乎是束手无策。
马乔·马斯回到家，急冲冲地穿过纱门。“今天又是一个失败。”他开始说。
“让我告诉你。”她也开口说了。但是先让马乔说吧。
他是广播电台的流行音乐栏目主持人，在沿半岛更远些的地方工作。他时时感到职业上的良心危机。“伊迪，我对它们一点也不相信。”他通常都能摆脱出来的。“我在努力，但我确实做不到。”他情绪低落，也许远低于她的影响所能到达的地步，于是那些时刻常常使她近乎惊恐。然而也许是看到她将要情绪失控才使他的情绪又恢复如常的。
“你太敏感了。”是的，还有那么多别的话她也该说，然而出口的却是这一句。但不管怎样，这句话并没错。有几年时间他是一个旧汽车推销员，所以他对现在那份职业的意义有高度的认识，以至他的工作时间对于他是一种强烈的折磨。每天早晨马乔三次顺着须根，三次逆着须根刮他的上唇，以除去胡髭留下的任何微乎其微的痕迹，哪怕新刀片总是让他出血，他依旧坚持不懈；他购买全天然肩的套服，然后去找裁缝把翻领改得异乎寻常的狭窄；他在头发上只用清水，像杰克·莱蒙那样梳头，把头发甩得更开。看见木屑，甚至削铅笔的刨花，他都会畏缩，他们这些人用它来为坏掉的变速器静音，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虽然他节食，他仍然做不到像奥迪帕那样用蜂蜜给自己的咖啡添加甜味，因为它如同所有其他黏乎乎的东西一样令他悲伤，使他过于辛酸地回想起常常与马达润滑油相混合以欺骗性地渗入活塞与汽缸之间的空隙的那种东西。有一天晚上他退出了一个聚会，因为有人似乎恶毒地在他能听见的地方用了“奶油泡芙”这个词。那个男人是个匈牙利难民，糕点师，多嘴多舌者，但这就是你的马乔：脸皮很薄。
然而至少他曾相信过汽车。也许过分相信了：他怎么能不信呢，见到比他贫穷的人，黑人，墨西哥人，赶马车的人，每周七天天天有一队人带来看那最令人憎恶的折价旧汽车：他们自己、他们家庭和他们整个像模像样的生活必备的带有发动机的金属延伸物，它们赤裸裸地摆在那儿，让任何人，让像他自己那样的陌生人看，车身歪斜，底盘生锈，挡泥板重新油漆后颜色深浅差那么一点就足以让车子——如果不是马乔本人——掉价，车内令人绝望地散发着孩子的、超市中烈酒的、两代或三代吸烟者的或只是灰尘的气味——而在这些汽车被彻底清理后，你还不得不查看这些人生活的实际残剩物，而没有办法说清什么东西被真正拒绝了（当他认为能获得的东西是那么少时，人们出于恐惧对大部分能得到的都只得接受并保存），什么东西是纯粹（也许是悲惨地）丢失了：剪下的五或十美分的购物优惠券，商家赠券，宣传市场特价品的粉红色传单，香烟，软齿塑料梳，招聘广告，从电话簿里撕下的黄页，旧内衣或已过时的早期服装的，用来擦去你自己呼在挡风玻璃内壁上的水汽以让你能看见如电影、女人或你垂涎的车和可能只是为了训练的需要而让你把车驶向路边的警察的碎布片，像一盆“绝望”色拉一样，覆盖着灰烬、浓缩的废液、尘埃、身体的排泄物——看到这一切他就会恶心，但他不得不看。假若这里很干脆是个废旧车堆积场，很可能他能挺过去，把它当成一份职业：可是导致汽车毁坏的暴力不常见，对他来说远远不足以造成奇迹，因为直至我们自己的最后时刻来临，每一个死亡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周复一周无休无止的旧汽车销售仪式从来没有达到过暴力或流血的程度，因而它太不切实可信，不能使易受影响的马乔长期接受它。即使与那永无变化的灰色疾病的充分接触以某种方式使他有了些免疫力，他仍然无法接受每一个车主每一个幽灵鱼贯而入，只是为了把一个有凹痕的、功能障碍的他自己的车型换成另一个同样没有前途的、他人生活的汽车投影。仿佛这样做是最自然不过的。对于马乔来说这是可怖的事。无休无止的、错综复杂的乱伦。
奥迪帕无法理解他怎么现在仍能变得那么苦恼沮丧。在他与她结婚时，他已经在KCUF电台工作了两年，在苍白的、喧闹的干道上的那个命运已远远丢在他身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朝鲜战争被老一代的丈夫们远远地丢在脑后一样。也许，愿上帝可怜她，他应该参加过战争，这样他可能会先要遗忘树林中的日本佬，虎牌坦克中的德国佬，在黑夜中拿着号角的外国佬，而不是任何与令他惊恐的长达五年的命运有关的事。五年。当他们大汗淋漓地或哭叫着噩梦的话语醒过来时，你安慰他们，抱住他们，他们安静下来了，有一天他们忘了它：她知道那种情况。然而马乔何时会忘记？她猜想流行音乐栏目主持人这个职位（他是通过他的密友，KCUF广播电台广告部经理得到这份工作的，那经理每星期拜访一次“命运”，而那“命运”是个赞助人）是一种途径，它让排行榜上的前两百名，甚至从机器里叽叽喳喳出来的新闻拷贝——所有有关少年欲望的欺骗性的梦——成为他与那种命运之间的缓冲器。
他太相信命运了，他根本不相信电台。然而看到他此时在暮光中的起居室里，像一只在上升气流里的大鸟朝表面有水珠凝结的调酒壶里的酒滑翔而去，从他巨大的涡环中心向外微笑时，你会以为一切都是完全平静的，金灿灿的，晴朗的。
直到他开口说话。“今天芬奇叫我进去，”他对她倾诉起来，“想谈谈我的形象问题，他不喜欢我的形象。”芬奇是节目部主任，马乔的死对头。“他说我现在太不正经了。我应该是一个年轻的父亲，一个大哥哥。这些少女打电话来提出请求，在芬奇听来，我说的每一个词里都颤动着不加掩饰的淫欲。所以现在我得把所有的电话交谈录下来，芬奇将亲自删去他认为是冒犯性的话语，这意味着我的一切交谈对话都将终止。这是审查制度，我告诉他，‘密探’，我咕哝一声，然后我逃离了。”他和芬奇可能每星期都要来一次这样的例行公事。
她让他看梅茨格的来信。马乔对她与皮尔斯的事全都知道：他们在马乔与她结婚前一年结束了关系。他读了那封信，眨了一阵眼睛后腼腆地缩回去了。
“我该怎么办？”她说。
“噢，不，”马乔说，“你找错人了。别找我。我甚至不能正确地弄清楚我们的收入税。关于执行遗嘱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去找罗斯曼吧。”他们的律师。
“马乔。温德尔。那已经结束了，在他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之前。”
“是的，是的。我只是那个意思，奥迪。我无能为力。”
于是，第二天上午她所做的就是去见罗斯曼。她花了半个小时对着车内的小化妆镜沿着她的眼睑画了黑线后又重画，但每次那黑线不是边缘参差不齐便是波动得厉害，这使她无法把笔放下。昨晚她大部分时间都没睡，在凌晨三点又有一个电话，之后它的通报铃声显然造成了心悸，它如此突如其来，这一秒钟电话机毫无动静，下一秒钟拼命尖叫。这让他们两人都立刻醒来，他们躺着，关节松弛，在最初几次铃响时他们甚至都不愿意互相看上一眼。最后，因为她没有什么她所知的东西会丢失，她便接听了电话。那是希拉里乌斯医生，她的精神病医生或心理治疗师。但是他听上去就像皮尔斯在扮盖世太保军官。
“我没把你吵醒，是吧。”他冷冷地开始说。“你听上去像吓坏了。那些药丸怎么样，不起作用吗？”
“我没服用它们。”她说。
“你感到害怕？”
“我不了解它们含有什么成分。”
“你不相信它们只是一种安定药。”
“我信任你吗？”她不信任，而他下面说的话解释了为什么她不信任他。
“为了那‘桥梁’我们仍然需要第一百零四个人。”他嘲讽地咯咯笑道。“桥梁”, die Brücke，是他帮助社区医院进行的试验的爱称，那试验旨在考察麦角酸酰二乙胺—25、三甲氧苯乙胺、二甲—4—羟色胺磷酸以及相关的药物作用于一大批作为试验样品的郊区家庭妇女身上的效果。内在的桥梁。“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把你纳入我们的日程？”
“不，”她说，“你有五十万其他的人可供选择。现在是凌晨三点钟。”
“我们需要你。”她现在注视着悬挂在床上方的、出现在我们所有邮局前面的那幅著名的山姆大叔肖像，他的眼睛闪烁着不健康的光彩，他深陷的黄色的脸颊搽上了浓烈的胭脂色，他的手指指着她的双眼之间。我需要你。她从来没有问过希拉里乌斯医生为什么，因为她害怕他可能给予的一切答案。
“我此刻正有着幻觉，我不需要任何药物来产生它。”
“别描述它。”他很快地说。“好吧。还有什么别的事你想谈论的？”
“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我有这种感觉。不是心灵感应。但是与病人的默契和灵交有时候是一种奇妙的事。”
“这一次可不是。”她挂断了电话。然而再也睡不着了。但要是她服用他开给她的胶囊，那真是太糟糕了。不折不扣的糟糕。她曾对他说过，无论如何她不愿意上瘾。
“哦，”他耸耸肩，“你没有对我上瘾？那么离开吧。你已经治愈了。”
她没有离开。并不是那个精神病医生对她有什么神秘的影响力。但是留下来更为容易。谁会知道她哪一天治愈的？他不知道，那是他亲口承认的。“药丸不一样。”她辩护道。希拉里乌斯只是对她做了个鬼脸，他以前做过的那种。他充满着这种令人愉快的离经叛道。他的理论是，脸就如罗夏笔迹测试一样是有对应性的，能像一幅主题理解测验图那样讲述一个故事，能像一个暗示性的词一样激起一个反应，那么为什么不用呢。他声称有一次他用了第三十七号脸，“傅满楚”脸（许多脸就像德国交响乐一样既有号码也有昵称），治愈了一个癔症性失明的病例，做这个鬼脸包括用食指把眼睛斜向上拉，用中指扩大鼻孔，用小指把嘴巴拉宽，并伸出舌头。这种脸型在希拉里乌斯身上确实令人惊恐。而事实上随着奥迪帕的山姆大叔幻象的淡出，正是傅满楚的脸型渐渐化入来取而代之，并在余下的时间里一直陪伴着她直至黎明。这使得她几乎没法以良好的状态去见罗斯曼。
然而罗斯曼也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苦思着前一天晚上佩里·梅森的电视节目。他的妻子很喜欢这个节目，而他则抱有强烈的矛盾情绪，既想成为一个像佩里·梅森那样的成功的出庭辩护律师，又因为做不到而想通过暗中破坏来摧毁他。奥迪帕走进房间，多少有些吃惊地看到她所信任的家庭律师心虚地把一叠大小和色彩不一的纸张急速地塞进一个书桌抽屉里去。她知道那是《律师职业与佩里·梅森：一个并非假设的控告》的粗糙的草稿，它自那个电视节目播放以来就一直在进行。
“我记得你过去看上去并不心虚。”奥迪帕说。他们常与一个来自帕洛阿尔托的自认为是一个排球的摄影师拼车去参加同一堂集体治疗课。“那是个好迹象，不是吗？”
“你有可能是佩里·梅森的间谍之一。”罗斯曼说。想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哈哈。”
“哈哈。”奥迪帕说。他们互相看着对方。“我得执行一个遗嘱。”她说。
“哦，那么去执行吧，”罗斯曼说，“别让我妨碍你。”
“你没妨碍我。”奥迪帕说，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他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罗斯曼读了那信后迷惑不解。
“你是说死吗？”
“不，”罗斯曼说，“指定你帮助执行遗嘱。”
“他这个人难以捉摸。”他们一起去吃午饭。罗斯曼试图在桌下偷偷地碰她的脚调情。她穿着皮靴，没多少感觉。所以，隔着靴子，她决定不大惊小怪。
“与我一起私奔吧。”咖啡送上来时罗斯曼说。
“到哪儿去？”这让他闭上了嘴。
回到办公室，他概述了一下她必须要做的事：详尽地了解账本和业务，完成遗嘱验证，收取欠款，清查资产，估算地产，决定什么该清算什么该保留，偿付索赔款，结清税金，分配遗产……
“嘿，”奥迪帕说，“我不能找个人代我来做这一切吗？”
“我，”罗斯曼说，“当然可做掉一些。但你一点不感兴趣吗？”
“对什么感兴趣？”
“对你可能发现的东西。”
随着事情的发展，她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启示。它们很少与皮尔斯·英弗拉里蒂或她自己有关，而与遗留的，但在这之前不知何故避开的事物有关。悬浮着一种缓冲的、隔绝的感觉。她注意到缺乏强烈紧张的气氛，仿佛在看一场电影，焦点明显散了，而放映员却拒绝对焦。而且她也已逐渐哄骗自己进入了一个好奇的、拉彭泽尔般的、忧心忡忡的姑娘的角色，不知怎的被魔法囚禁在基尼烈的松林和盐雾中，期待着有人来说“嘿，把你的头发放下来”。结果来的是皮尔斯，她兴高采烈地把夹发针和卷发夹都拉出来，让头发像飒飒的美丽雪崩一样翻滚下来，只是当皮尔斯爬到约一半高时，她可爱的秀发通过某种阴险的巫术变成一个巨大的假发套脱开了，于是他掉了下去，坐在地上。但是他毫不畏缩，也许用他许多信用卡中的一张作为开锁片，把她塔门的锁打开了，然后顺着海螺状的盘梯上来。真正狡诈的做法于他来得更为自然，他一开始就会这样做。但是那之后他们之间继续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从未逃出那塔的禁闭。在墨西哥城他们不知怎么的漫步走进了美丽的西班牙流亡者雷梅迪奥斯·巴罗的画展：在名为《绣地幔》的三联画居中的那幅画中是好几个纤弱的、心形脸、大眼睛、金发如纺纱般的女郎，她们被囚禁在一座圆塔的顶楼，绣着一种花毯，那毯子从扁狭的窗口溢出，掉入虚空中，无望地试图把那虚空填满：地球上所有的其他建筑物和生物，所有的波浪、船只和森林都包容在这块花毯里，而这花毯就是这个世界。奥迪帕有些莫名其妙，她站在画前哭了。没有人注意到她；她戴着深绿色的气泡型墨镜。有一阵子她很想知道墨镜在她眼眶周围的密封边是否足够紧贴，能使眼泪不停地流出，把眼镜的全部空间都注满而永远不会干掉。那样她可以永远怀有那个时刻的悲哀，透过那些眼泪，那些特殊的眼泪的折射看世界，仿佛尚未发现的迹象会随着一声声的哭泣而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样。她低头看她的脚，因为一幅画她认识到她所依赖的仅是在数千英里之外她自己的塔里所编织的东西，那儿只是碰巧被叫做墨西哥，所以皮尔斯并没有带她逃离什么，本来就无处可逃。她那么急于逃避的是什么？她这么一个被囚禁的少女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很快便意识到她的塔，它的高度和结构，就像她的自我一样，只是偶然的：真正将她拘于此地的是那匿名的恶毒的魔法，它从外面毫无道理地侵袭她。她没有什么仪器设备，而只有以本能的恐惧和女人的狡猾来仔细观察这无形的魔法，理解它是如何起作用的，懂得怎样测量它的场强和计算它的力线，这样她也许会依靠迷信，或喜欢上一种譬如刺绣的业余爱好，或发疯，或与一个流行音乐栏目主持人结婚。如果那种塔无处不在，而来解救的骑士又不是它的魔法的对手，那还能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