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说政治(2)
把反对照抄照搬外国的政治制度，歪曲为一概反对学习和借鉴，与一讲学习国外的制度就歪曲为完全的照抄照搬一样，是十分庸俗的和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和合理的东西，包括国外的政治文明；因为每一种政治文明中都可能包含着某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如自由、平等、民主，以及保护这些基本价值的共同制度，如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等等。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我国的这种根本性政治制度，就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外国合理的政治制度的一个范例。人民代表大会是一种现代民主制度，我国政治传统中没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从国外学来的；但国外没有哪一个国家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样的民主政治形式，这是与中国具体实际政治现实相结合的结果。因此，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然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民主制度，又需要进一步完善，这就又对我们提出了如何根据我国的具体政治现实去学习、借鉴和批判外国政治制度的问题。
学习、借鉴和批判外国的政治制度，起码的前提就是对这些制度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真正的改革开放首先必须全面地了解当代世界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唯有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比较有鉴别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些年来，我们对国外的经济和文化已多有介绍，相对来说对国外政治制度的介绍则少得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们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当今国外的各种政治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学习、借鉴和批判外国的政治制度的需要，也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在任何国家都是难分难离的，不懂得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就很难真正懂得其经济体制，也不利于制订有效的对外政策，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如此。正是出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和政治学发展的学术需要，我们呼吁加强对当代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
（本文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一书的总序，有删改。）
权力制约的五条途径
大约七八年前，有位中央领导在座谈时问我，如何看待国内的腐败状况，是否已到了巅峰？我当时回答说，这么严重的腐败应当到了巅峰，相信会开始回落。那时我乐观地认为，既然中央领导、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都如此痛恨腐败，而且有关部门每年都出台这么多廉政规定，惩处这么多腐败官员，还有什么理由遏制不住腐败呢？但事实证明，我的预计过于乐观了。不仅严重的腐败一直在高位运行，而且更可怕的是，某些官员的腐败开始转变为官员的特权。人民群众如此深恶痛绝的腐败特权现象，为什么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呢？这恐怕是每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都不得不反复思考的问题。
理想信念的缺失，个人贪欲的膨胀，“升官发财”等文化传统的影响，无疑都是造成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但我始终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官员的个人素质和理想信念，而是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即我们的权力制约制度和监督制度还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继续对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修养，但更需要的是健全制度，用制度打造权力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严重的官员腐败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增大经济交易成本，污浊社会风气，被称为世界性的“政治之癌”。遏制和消除官员的腐败特权，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任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被认为是政治的公理，制约权力也因而被当作是反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人类至今仍没有发明一种十全十美的制度，可以真正消除腐败特权，但相对而言，人类的政治经验已经证明，民主法治是遏制腐败最有效的制度。近代西方的民主、宪政、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制约权力而发展起来的。在制约权力方面，我们需要从中国传统政治吸取智慧，但更需要从人类其他政治文明中吸取智慧。原因很简单，因为传统中国没有民主法治，而恰恰只有民主法治才能走出传统中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权更替定律。
中共十八大一如既往地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这当然包括不照搬西方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制度，其实即使西方各国之间也鲜有相互“照搬”的，何况我们中国？然而在我看来，“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既不意味着我们中国官员的权力就不需要制约，也不意味着我们就不用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相反，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这当然包括西方国家在权力制约方面的有益成果。从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来看，要有效制约包括国家最高掌权者在内的官员权力，主要有五条途径。首先是改革完善官员的选举和罢免制度，给高素质的政治精英以权力，使失职官员的权力及时得以罢免。其次，要进行合理的分权，对权力合理分工，有效制约。第三是改革干部的责任体制，建立有效的官员问责制度。第四，就是政务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要透明，官员的财产等基本信息要公开，要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第五是构筑廉政体系，使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形成一个闭合系统，对关键环节的权力监督不缺失。尤其是对各级政权中的第一把手必须设置有效的监督，没有对第一把手权力的有效监督，整个权力监督体系势必如“牛栏关猫”，漏洞百出。
如何打造制度的笼子，有效管住官员的权力，是中国政治家的重大责任，也是中国政治学者的重大课题。
（本文为《权力制约监督论》一书的序言，有删改。）
小论中国政府能力
我们常说，一个人要对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不光要有内在的动机，而且要有相应的本领。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动力，还要有能力。其实，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一个现代的民主政府，要得到绝大多数公民的真正拥护，除了必须拥有执政为民的宗旨外，还需要很强的政府能力。在专制政治下，政府能力的强弱主要关系到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与普通群众的关系不是很大；而在民主政治下，政府能力的强弱则与每一个公民的利益休戚相关，理应引起学者的更多关注。
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政治行为、政治规范、政治结构、政治权力、政治机制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直接构成了对国家主权和政府能力的严重挑战。
全球化对政府能力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全球化改变了人们关于政府能力的传统理念，更多地要求我们从动态中去理解政府能力；全球化改变了人们评判政府能力的标准，更多地要求我们从公民利益和人类利益的角度去评价政府能力的强弱；全球化更新了政府能力的内涵，政府能力不仅体现为“硬能力”，同样体现为“软能力”；全球化大大拓展了政府能力的范围，要求政府更多地关注外部环境，处理国际事务；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时代，从而凸显了政府的应急处变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全球化也革新了政府提高行政能力的手段，政府管理水平的高低与政府管理过程中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程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全球化对我国政府能力的挑战，甚至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更加严重，因为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正在经受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多重冲击。因此，加强对政府能力问题的研究，努力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对于我国来说，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为明显。首先，它会使我们更加清楚，我国的政府管理究竟存在哪些问题？面临何种挑战？需要做哪些改革？其次，它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政治发展目标，政府能力是执政能力的基本内容。任何改善政府能力的有益建议，实际上也是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理论贡献。其三，它有助于实现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的建立服务政府的目标。服务政府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使政府为公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产品，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能力也正是政府能力的重要内涵。其四，它有助于实现全球化条件下政府的“善政”。“仁政”、“善政”一直是政府管理的理想目标，拥有很强的政府能力始终是“善政”不可或缺的内容。最后，它有助于提高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管理能力是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政府能力是提高综合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
（本文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能力》一书的序言，有删改。）
何谓政治哲学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政治学是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的系统知识。政治学通常又称为政治理论、政治科学、国家的理论与国家法、政治与国际关系学、宪政学、社会行政管理学、政治策略学等。一般地说这样称未尝不可，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是有区别的。例如，广义的政治科学就是开头所界定的政治学，但狭义的政治科学则是指现代才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它着重于借助科学的实证方法，以经验事实材料为基础去探究政治逻辑。本书所说的是广义的政治学。
政治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由于它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所以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政治现象之后，它就逐渐产生了，并且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在所有政治现象中，国家及其政治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以及对人类本身的生活状况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主要是关于国家及其制度的学问。从西方政治学说史看，距今2300多年前，即公元300多年前，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们亚里士多德就对政治现象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认识，发表了一部题为《政治学》的名著。《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当时希腊城邦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其实，比亚里士多德更早一点的另一位古希腊伟大思想家柏拉图也系统地研究了“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政治制度”这个问题，并在一本名叫《理想国》的著作中对此作出了全面的回答。
政治学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政治现象在社会现象中最引人注目，以此为对象的政治学也就成为最重要的人类知识领域之一。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几乎都涉及政治学理论问题，绝大多数思想家本身就是杰出的政治学家或政治思想家。许多思想家甚至把政治学称作最重要的科学，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把政治学看成是“主要科学”，布丹（Jean Bodin）认为政治学是“科学之王子”。由于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一直与哲学、伦理学、文学等交织在一起，经久不衰，曾经产生过众多的名著。
由于政治学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随着政治现实的变迁，政治学也一直处于变动发展之中。西方的政治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实质性的重大变迁，先后经历了明显不同的几个发展阶段。
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政治学的始创阶段，它为整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阶段最著名的政治学家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等著作中，作者们把奴隶主贵族制国家当作理想的政治制度，把基于分工之上的等级秩序当作最高的政治价值，把不平等的政治秩序看作是“正义”、“自然理性”的体现。在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中，世俗性和神学性奇特地混合在一起，几乎在每一个政治学家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双重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性日益让位于神学性，到了古罗马的奥古斯丁那里，政治学中的世俗因素几乎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神学的政治学，他的《上帝之城》向人们展示了一条通向天国的“至善至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