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优秀的绵羊（7）
英式高等教育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得到发扬，课程设计依托于文学名著，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但是在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出现时，早期高等教育的办学目的逐渐被淘汰。成立于187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以德式模型建立起的第一所美国高校。新型经济和世界体系的形成从创建时期就影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育方向，它尤其注重自然和社会科学。在同一时期，其他高校也随之效仿，比如成立于1890年的芝加哥大学以及1891年的斯坦福大学。与此同时，不少老牌学校为了迎接当时社会化的变革也重新定位。从此，整个研究生院的教育和研究体系诞生了：大学不同的专业系、全国性的专业协会和组织、同行审评的学术刊物、不出版就出局的游戏规则、不同级别的专业职称、教授终身制、毕业论文以及博士学位，等等。
与此同时，出于类似的目的，哈佛大学领头开始植入以选修课逐渐演变而成的专业体系，替代了原有的本科教育课程系统。从那时开始，大学的角色慢慢转变成培养专业人才，为各领域专家的培养做铺垫。但是，博雅教育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初衷，考虑的是整个人的建设，就如同“人文学科”原本就是关注个人存在的价值和使命，与职业如医生、律师、科学家或职业经理人并无关系。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高等教育见证了反对教育专业分类化的浪潮，开始发展“通识教育”，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名著课程”。如今高校之所以还设有专业分类，实质上是两种理念在深度和广度之间的一种抗衡。这种抗衡并非只存在于专业与非专业分类之间，而且存在于各专业类别与本专业之间。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无论英国还是法国，一位化学专业学者学的都仅仅只有化学。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名著课程”遭遇了挫折，其中强制学生阅读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西方经典被批评为有“大家长统治”之嫌疑。1981年，当我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布朗大学因为敢于摒弃所固有的课程规范和架构而在当时成为最热门的学校。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所以能够保持它的核心课程到今天，其持续动力无非是要独树哥伦比亚大学品牌，在竞争中做到差异化。
大多数学校课程结构的广度只能通过辅修课得到体现。而形形色色的辅修课如同一本天书，由字母A到C，或者D与F分类，分别代表着数量推理，语言和文学，世界文化等。这些选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紧密的衔接性，学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过程中随心所欲捡起几块石头来满足大学的毕业要求。大学生修双学位的趋势越来越显著，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选修课系统相对传统专业的无逻辑性和无秩序性，选修制度本身鼓励了学生利用学分的灵活性获取最大化收益的学位。
教育最根本的问题远比社会需求的复杂或官僚制度的混乱更根深蒂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把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植入到研究型大学里，是最初两种办学理念之间抗衡的产物，但是该形式经不起考验。虽然大学教授同时承担授课和课题研究的责任，但是后者往往是他们所熟悉的本职，因此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自然占据了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成为教授以及获取终身教职并不需要博士学位或者发表论文，而行业的标准则逐步紧缩。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太空争霸上演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向课题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因此大学的资源分配在教学和研究之间竞争时，后者轻松胜出。20世纪70年代由于博士的过剩，导致高校学术类就业市场的崩溃，高校对学术岗位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当学术交流变得愈加普遍，课题研究也随之更加细化。教授面对教学任务时，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无限的自由，所以他们的教学内容往往就是他们极其专业化的研究领域，由此，碎片化和专业化的课题主导了本科教育。
倘若你觉得整个系统令人捉摸不透，那是因为系统设计的初衷就是如此。教授并不重视教学，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课题研究，他们的教学内容也就是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没必要去考虑他们那方寸研究领域之外的事情。路易斯院长认为，大学所提供的课程与学生的需求并无关联。在研究本科课程整体的连贯性和本科教育意义的大局观时，大学会动员教学代表讨论课程设计，但往往由于教授们对各自研究领域的保护和对课程设计的不重视和不关心，导致教学代表无能为力，最后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哈佛大学最近一次的课程设计研讨会相当不成功，而路易斯·曼纳德（Louis Menand）作为主席之一，事后承认，“我们（这帮人）确实不习惯以宏观的角度去思考教育，这并非我们所擅长的”。
大部分学生在众多高校里开始涌向与职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如传媒、商科、教育和医护，领头的几所高校拒绝提供这种类似职业技校的教育，并引以为豪。但实质上它们就是职业技校，因为它们的教学精神就是如此。所有一切都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虽然名校喜欢昭告天下，他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但是他们真正所做的是，锻炼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演说能力，为他们在商界和职业领域的成功做铺垫。这种高等教育所缺失的是，它并没有回答青年一代向成年过渡时，他们所面临的人生意义和使命等更大的问题。一些宗教学校，甚至一些从未耳闻的区域性学校，在这个方面要比名校做得到位。虽然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四流大学，所招收的学生的SAT分数落后于常春藤盟校以及同等级大学学生几百分，但是从最严格的“教育”定义的角度来讲，它们的教学要胜于那些一流名校。这是多么羞辱的一次宣判！
但是一流名校并非一无是处。就算是以微弱的力量，它们还是背负得起提供通识教育、教育全人的责任，它们并非完全就是改头换面的昂贵版本的职业技校。新生入校之际，学生会听到一两次激动人心、鼓励思考人生的演讲；毕业之际，学生们重温一两次类似的鼓励思考人生的演讲。在这之间的4年，学生埋头于钻研由一群专注细微领域的教授提供的课程，最后成为有专才的学生。
这些大学的课程都具有各自的难度，不是吗？不见得。科学类学科往往如此，但是其他类学科就不尽然。罗斯·多纳特指出，在哈佛大学，学术是块儿软骨头，“几乎听不到任何反对学术要求过高的声音”。虽然学术标准因学校而异，但是教授和学生在大多数学校已经建立了一种“默契”。学生尽量少学习，教授以做学术研究为荣（尤其是在顶尖大学），尽量减少授课的投入。当然，例外也是存在的。教学对教授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有限，教学质量的评估几乎完全依赖于学生对教授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很明显与教授给分的宽松程度直接相关。相反，对于兼职教授和更多的非终身制教学人员而言，教学质量的评估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默契”就会催生学生的低质量习作换取更高的分数。
成绩膨胀以及对成绩膨胀的控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路易斯院长所言，这个问题从成绩制度诞生那天起就存在了。虽然大学平均成绩在过去的100多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了解一下其演变历史。
在1960年，私立高校的GPA大概为2.5分。到1990年，已经上升到3.1分。到了2007年，已经是3.3分了，在顶尖的私立院校更高，是3.43分。按照这个上升速度，最新的数据很有可能已经超过3.5分了。GPA越高，分数贬值越大，用分数区分学生之间的质量也就变得更加艰难，学生也就更没有动力争取做到个人最佳。
在1940年，大学院校里前15%的学生属于A类学生；到了2008年，这个比例已经攀升到45%。我们需要明白，不管在什么年代，不做功课的，本来就不符合学术对学生的要求，如体育特招或者家族关系特招的，以及为了兴趣或者满足学分而修一些不着边际的课程的几类学生总是存在的。大一的成绩一般相对低一些。在顶尖的大学里，大三或大四的学生只要按部就班，几乎不可能拿不到B+，有的甚至可以拿到A-。
除了成绩之外，给予学生真实的回馈也并非易事。从小接受赞美教育的学生，他们的自信心来源于完美主义，因此他们不具备接受批评的能力。况且，学习对他们来讲是个副业。在大型的公立大学里，我们暂且称之为南美式橄榄球南方大学吧，学生的主业可能就是啤酒和电视。在顶尖大学里，主业则是令人身心疲惫的形形色色的课外活动。课外活动的确是有价值的：愉悦和社交（这两点可能弥补学术的不足）。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学会表达并培养某些课堂内所忽视的能力；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建立人脉并有机会体验不同的职业选择；课外活动给整个校园带来了社交的气氛和活力。但是学生往往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会害怕自己失去任何一个社交机会，因此他们总是寻找新的机会来填满自己的日程表。
问题在于，你参与的事情越多，你能做好的事情就越少，并且最后什么事情都做得不理想。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写过一篇名为《低水平要素》（The Suckage Factor）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新生入校阅读材料的一部分。低水平要素衡量的是一个人参与过的事情而最后事情完成质量的程度。这一数据是把一天24小时除以个人花在每一项学习和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得出的。
追溯到我大一那年，回顾那年个人的时间安排，我计算出在我每晚只睡两小时以及两天吃一顿午餐的前提下，我也仅仅给自己预留了6分钟阅读古希腊诗人荷马所著的《奥德赛》，5分钟时间登上耶鲁大学哈克尼斯塔去练习排钟……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在图书馆里熬夜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还是不能完成作业；我总是奔波于会议和排练之间，但是我从来不能准时到场；我自己忙得一塌糊涂，几乎很勉强地才生存下来，就如同挣扎在漩涡里的小怪兽一样。
整个系统之所以可以运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个人，包括教授在内，降低他们的要求。诚然，精英学生的确努力，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一直都是聪明的，但是如今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质量却未必能够保持高标准。
引用一个反面教材说明这个不争的现实：演员詹姆斯·弗兰科（James Franco）对学术的追求。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高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期间，他曾争取到一次注册62个学分的课程，而通常19个学分已经是上限。本科毕业之后，他一度报名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作课程、纽约大学的摄影课程、沃伦威尔逊学院的诗歌课程以及布鲁克林大学的小说课程，同时他还要参与忙碌的拍戏事业。紧随着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他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罗德岛设计学院的硕士以及耶鲁大学的英文文学博士项目（是的，就是我曾经工作的英语系）。他简直就是今天有抱负年轻人的楷模。我们不得不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聪明、有天赋、有冲劲儿？答案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是。弗兰科不是，其他人也不是。名校录取几乎高不可攀，但是一旦录取，只要你去上课，在很大程度上，你就可以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