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优秀的绵羊（4）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招生录取游戏规则的唯一变化就是竞争趋于白热化：录取率降低，对申请者要求提高，学生压力增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枪声一响，每个人都成了主动或被动参赛者。到了1968年，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录取率均已降至20%以下。到了1974年，美国举国上下的高中生都为SAT考试而痴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尼古拉斯·雷曼（Nicholas Lemann）在他的著作《大考验》（The Big Test）一书中分析了其中的前因后果。事实上，我自己的兄长就是当时的一位参赛者。20世纪70年代大学申请者数量激增，导致学生压力剧增，当然，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数也相应增加。当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拥有大学学士学位时，名校俨然已成为使自己鹤立鸡群的台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富裕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占尽了优势：聘请SAT私人教师帮助提分，雇用自荐信导师（也就是代笔者），以校友捐助的名义影响录取结果等等。另一方面，大学鼓励，越多的AP课程越有竞争力。如果学生想要在高中最后两年上更多的AP课，那么他最好从初中开始就有所规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这代人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大学开始更加主动地吸引新生。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和电信业的管制，使得交通和通信成本降低，因此高校的市场推广也走向了全美，而且家长也更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更远的地方上大学。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提前录取机制作为高校尽早锁定优秀生源的有效方法，在这个时候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如果高校之间、家庭之间的竞争还不够激烈的话，那么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American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布的前所未有的大学排名真的把名校游戏炸开了锅。对高校来讲，录取数据一直以来代表了名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竟出现第三方机构发布统一的数据，囊括所有大学，并为大学排名。
到了1987年，一群由大学校长组成的代表团集体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交涉，要求对方停止排名行为，可惜为时已晚。整个围绕名校录取的产业已经爆发，从考试培训到咨询顾问，从家教到名校录取指南等等。一本开创先河的名校录取书籍——《如何敲开常春藤盟校之门》（How to Get Into an Ivy League School）于1985年出版，作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观察到，对追逐名校的痴狂症在1988年正式爆发。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任意选择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的录取竞争比之前更残酷。美国的婴儿潮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学入学新生数量一直在减少，直到1997年，局面才开始扭转。在接下来不到10年时间里，大学新生就已回到了婴儿潮入学时的水平。回顾过往的20多年时间，美国大学生源已走向全球化。大学变得更擅于做市场营销，明明知道有些学生根本不会被录取，但是大学还是鼓励所有学生都来申请，为的就是降低录取率和得到漂亮的招生录取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象征着学校的社会地位，而且更有实际意义。高校就如同商业机构，运营一所学校需要经费，因此也时常需要贷款。金融机构对学校信贷的考量标准之一就是录取数据。商业机构在乎的是自己的利润，学校在乎的当然就是录取数据了，而且这些数据需要逐年美化。
过去20多年让人有一种跨时代的感觉，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名校游戏2.0版本”已经诞生。第一代名校生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而他们的父母本身要么读了公立大学要么根本没读过大学。名校对第一代人来讲，是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但是第二代名校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本身都是名校毕业生，后来又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这群家长眼中，名校对自己的孩子来讲是必需品，而不再是改变生活的一次机会，并且在他们看来，精英式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自从1992年开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前20的文理学院中，有17所的录取率下降了超过30%；排名前20的综合性大学中，18所录取率下降超过了50%。范德堡大学的录取率从65%下降到14%，芝加哥大学录取率从45%下降到13%，哥伦比亚大学从32%下降到7%。2011年提前申请杜克大学的学生数量在2010年14%的涨幅基础上又增加了23%。2013年，哈佛、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了超过了31000份申请，这些申请争夺不到2500个席位，相较于6年前，增幅已经超过50%。
或许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对今天的大学录取感到陌生，甚至对今天名校学生也会有种陌生感，今天的名校生仿佛与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很不一样——他们简直就是超人，或者是超能力的“机械战警”。观其原因，那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公平为主题的录取革命运动代替了原有的上层社会那种依赖于人脉的游戏规则，只是如今这个游戏的时间和空间战线拉得更长了。
在1981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身边进入顶尖名校的同龄人通常上3门AP课，参加3项课外活动。如今的水平通常是7或8门AP课，9或10项课外活动。在2008年，我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员有机会轮值一天参加招生办录取工作，观察并学习招生办的工作流程。学生的课外活动列表在招生办里被称为“个人炫富”名单。如果你的课外活动只有五六项的话，招生官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样的申请简直就是出师不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在他的书《特权》中谈及，一位学生有12项课外活动，多纳特称其为“典型的全能冠军型哈佛履历”。而我指导的一位耶鲁学生就考了11门AP课程。
建立这么一套评判标准并非招生办的责任，他们无非是执行来自高层的指令而已。在招生办工作的一天，招生办团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招生官不仅仅要在漫长的冬季整理上万份申请材料，他们各自还需要非常熟悉自己负责的地区。那天我所在的小组负责审阅宾夕法尼亚州的东部区域，实际上就是费城周边的乡村。一位大概30岁出头年轻的招生官，对该地区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熟悉程度。他通过无数次的现场招生咨询，对每所高中了如指掌，并与辖区高中里的升学指导员、当地的校友以及第三方协助资源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我当时参与招生办工作时已是春季，因此提前申请环节已经结束。所有的申请者，根据他们档案里的各种指标（如SAT考试成绩、GPA、成绩排名、教师推荐信、有专长的运动员、校友子女、多元性等），每位学生会得到一个综合性评分，从1分到4分。1分代表最具有竞争力的人群，他们将会没有任何悬念被录取。
在那天午餐休息时间，我想看一个1分水准的申请，招生办给我展示了一位英特尔科学奖得主的申请。除了1分的人群之外，3分和4分占了剩余申请者的3/4，而这群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除非是国家级运动员或者是最高级别的捐赠家庭。后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被录取的。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是2分的人群。在6个小时的招生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我们排除掉100—125个申请，平均速度是每三四分钟一个学生。该区域总共有40个名额，我们的任务是从2分的人群里选出最合适的10—15名学生。
这位年轻的招生官为每一个申请做了陈述，他的语速之快以及语言的专业性，如狂风暴雨般打在我的身上，而我只能是临场招架，边做边学。
“Top checks”代表推荐信的质量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
“Good rig”代表学生在高中修的课程达到了让人基本满意的程度；
“Ed level 1”说明家长的教育水平低于大学，这从侧面反映了申请者成长和生活的现实艰难程度；
“Lacrosse #3”意味着这位学生在大学体育教练青睐的学生中排第三；
“MUSD”代表这是一位拥有最高音乐造诣的学生，将来很有可能走职业路线；
“T1”指的是第一封推荐信；
“E1”指的是第一篇学生自荐信；
“TX”指的是额外的推荐信；
“SR”指的是学校的升学指导老师。
我们的讨论过程就是先听陈述，然后发问，再参考一两封推荐信，最后投票决定。我们这组委员会一共5人，3位是招生办的，还有一位代表大学院长办公室，最后一位是我。而我一般都参考那几位招生办的专业人士意见。开此类会议往往很消耗能量，因此会议桌上有一大堆美味可口的垃圾食品来陪伴我们，补充能量。招生办主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演员本·斯坦（Ben Stein），他似乎有两种超能力：一是仅依赖于脆玉米薯片就能长时间工作；二是对申请者材料有着独特的见解。
面对这么多卓越的申请者，我们寻找的是有特殊品质的学生。个人品质（Personal Quality），英文缩写“PQ”，要通过咀嚼推荐信或者学生的自荐信去体会。虽然高分和漂亮的履历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学生只有这两点，往往会被拒绝。而拒绝的原因大概会有“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闪光点”，“不是一位团队建设者”或者“与大众雷同”。
其中有一位学生疯狂地参与课外活动，并提交了8封推荐信，最后众人判他“猛过头了”。我在接受招生办培训时了解到，成功的申请者大概有两类：要么是“全能冠军”，要么是“偏才”。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得足够“偏”，比如说学生的音乐打动了整个耶鲁大学的音乐系或者是获得某项全国大奖的理科生。
实际上，大部分学生还是要争取做“全能型”的申请者，这点与丁克·斯托弗（Dink Stover）在耶鲁的年代就大不相同了。布鲁斯特校长的革新确实让偏才型人才取代了当年老一套大学预备学校式人脉推动的录取方式，而现在的大学提倡招募各路“神仙”：年轻的记者，极具潜力的天文学家，未来的大使或者是语言天才。成功被录取的学生履历上的10项课外活动并非代表了10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其中3、4、5项体现了对某一个领域的专注：数学、艺术或者学生会组织。你必须能够拿得出一两样绝活，同时你必须在其他方面也有卓越表现。
总的来说，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你可能早就对自己对科学和数学不感兴趣心知肚明，但是你还是要修微积分，为的就是提高你的课程难度，并且你还要尽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高中平均成绩和在学校的排名。你有可能是一位对诗歌或者计算机编程有着执着热爱的“异类”，但是你还是需要会吹一种乐器、参加体育活动并且最好是创建一个俱乐部，还要马不停蹄地去赶场。
总而言之，你必须要顾及方方面面，取得全A的成绩，争取领导职位，积累更多的课外活动，这样你就可以将自己打造成一位“超人”。
这种变味的大学录取机制以及它的制订者已经让人难以看清楚它们原来的样子。这种名校残酷的录取标准和追逐名校的疯狂，已经不是由外在的力量所能驱使的了，比如经济全球化或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所能驱使的；其背后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为了疯狂竞赛而竞赛。个人履历的竞赛，就如同两国之间的核武器竞赛。没有一个国家需要20000颗核弹，除非另外一个国家拥有19000颗核弹。没有人需要11项课外活动，除非另外一位学生参加了10项课外活动，那么其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超越他人。我们的孩子的发展就如同长颈鹿的头颈变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畸形。这代人在20年后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游戏规则已经不仅局限于最顶尖的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或者8所常春藤盟校。借用安德鲁·海克（Andrew Hacker）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Claudia Dreifus）在《高等教育》上所用的词汇，“12所黄金院校”包含了8所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杜克、威廉姆斯和艾姆赫斯特。最极端的竞争、最靓丽的履历、最惨不忍睹的录取率，将永远在这几所大学里上演。
从我过去多年的全美旅行和交流中发现，这种疯狂在更大范围的大学里广泛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可能没有八九项课外活动，但是他们起码也有六七项。我曾接触过来自密西西比大学荣誉学院的学生，他们可能没有修过七八门AP课，但是他们也完成了五六门。即使这些院校学生的抱负、天资、痴狂症以及家长的经济背景可能比顶级院校的稍逊色一些，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与前者大同小异。
每年被哈佛拒绝掉的33000名学生照样会进入到其他大学。到了2012年，65所大学院校的录取率已低于33%，再加上另外二三十所录取率差不多的学校和一些略高于这个录取线的学校（比如女子学校，本来申请的人数就会少一些），那么大概总计有100所高校是属于精英梯队的。事实上，这也仅仅是个保守的估测。有一些不知名的区域性质的文理学院，也见证了类似的问题。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估计，全美每年大概有10%～15%的高中毕业生卷入了为争取名校席位的竞赛中，也就是40万大军，这是个系统性问题。下一章节我将剖析这群人的成长历程——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学校以及他们作为“优秀的绵羊”的内心世界。
第3章「天才」背后的「魔鬼」式训练
用“杞人忧天”来描述百姓家庭的心态可能有过分的嫌疑，但是普通大众确实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担忧。社会流动性停滞不前，竞争已经全球化，中产阶层艰难生存，资本阶层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年轻人眼里，对未来的憧憬要比在过去任何时间看起来都更令人胆寒。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学文凭被无数人奉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虽然也有人会怀疑，但是大部分人普遍认同一种观点：大学的名气越响亮，教学质量越高。在这样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环境之下，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赢家之一。
美国大学录取的狂风暴雨一直在进行中，这股狂潮席卷全球接近50年，而并非只有7年（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因此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种疯狂的本质。这个游戏的主题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中产阶层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甚至也不是上中产阶层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实质上，这是资本阶层家庭确认自己在这个阶层里具体排位的游戏。法洛斯先生所估测的10%～15%的高中生人群竞争一流大学，他们并不是高收入人群的前10%～15%，其中有一部分人群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特别是移民家庭。在2012年，家庭收入排在前15%的起点为117000美金。
生活在富裕小城镇上的家庭或大城市里的富有人群在竞争一流大学时，他们的游戏规则不再是能否进入一流大学，而是进入哪一所一流大学，比如说到底是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塔夫斯大学，而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之间的对比（因为后者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本来，一位聪慧的学生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当上了医生，在布鲁明顿或者戴顿这样的小地方安居乐业，过上一种稳定的生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前面提到的两类家庭来讲，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生活状态。一位母亲曾经给我写信，痛斥自己周边的环境染上了“富裕城镇的资源浪费”以及“对功名上瘾”等疾病。另外一位来自波士顿附近小镇上的母亲也有类似感叹：“身边的压力如此之大，真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