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优秀的绵羊（2）
当然，任何现象都是有例外的。那些纯粹的追寻者、思考者，甚至是“怪才”，他们不管学校和周边人群的想法如何，他们就是以最纯粹的方式去追求并获得教育的真谛。但是往往是以这种心态求学的人，在现在的大学里显得另类。一位耶鲁学生说：“耶鲁并不能够善待探索者。”另外一位学生说，她的一位朋友因为耶鲁非常令人窒息，因此选择了转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学生表达的遗憾：这种窒息是来自与周边人的强烈反差——当你身边的人并不在乎出卖自己的灵魂时，你却要去关注并滋养自己的灵魂，这几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我所列举的案例往往与耶鲁大学有关，原因并非是我有意针对该所高校，而是因为我过去的教学经历大部分时间都在耶鲁。如果读者认为我在批判耶鲁，那就误解我了。事实上，我认为相比较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那种血淋淋的职业化教育，以及相比较于反理智型的院校，如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耶鲁排在这些综合性质的顶尖大学前面，它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上是最优秀的。这里暂且不与文理学院比较。如果耶鲁在这个群体里已经算是最优秀的，那么这个最优秀的也是够糟糕的了。我所说的可能令人惊悚，但绝非危言耸听。
倘若说我在过去的几年里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这些名校大学生在迈入大学之前，既不是一群温顺的绵羊，也不是一帮无畏的机器人，更不是一些极少数的极端愤青。绝大多数学生如同他们的师哥师姐一样，处于中间地带，十分理想化并带有一份孩子般的纯真，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并试图追寻其中的奥秘。恰恰还是这群学生，同时又不得不与进入名校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相抗争。
19世纪美国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曾经说过，所有的教育体系都会教出有着自己特点的人才。如果你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那么你从小就学会了去争取并珍惜那些能够衡量你在每个阶段向精英迈进的指标，比如成绩以及奖杯。获得这些你将会被认可并得到赞美，你的父母将为你沾沾自喜，你的老师将颜面有光，但你的对手将咬牙切齿。当然，顶尖大学的录取将会是最具分量的，最能彻底地向世界展示，你已经成为精英的一分子。当我们认为顶尖大学的录取终于给自己的奋斗画上句号时，其实这才是这场游戏的序幕。在进入大学之后，游戏愈演愈烈。这次游戏中的筹码是GPA、优等生联谊会、富布莱尔奖学金、医学院入学考试、哈佛法学院、高盛等等。这些游戏的筹码不仅仅代表了你的命运，也代表了你的身份，可能更代表了你的价值观。这些筹码就是你和你的价值。
这场游戏的最终信条就是资质至上。每个人的课外活动无节制的忙碌，忽视学习和探索，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为自己的简历加分，生命就是不断地积累证书，就是不断地竞争。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曾经建议：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一个活动，那么一个高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入门门槛。
多纳特在个人的哈佛回忆录《特权》（Privilege）一书中提到，学术上的偷工减料普遍存在，知识分子们不再为了学习而学习。以前学生或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学术领域自由探索，随心选择并尝试一些专业之外的选修课，他们可能在这个自由的探索过程中偶遇自己喜欢甚至热爱的新鲜事物。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魅力所在。但是现在不同了。如今的学生必须要取得一个认证，因此双学位盛行。一个偶然机会，我遇见了一位同时修4个专业的学生，他以此为豪，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资质至上的心态限制了人对教育的理解，使人们把教育的价值用短期的回报率或实用性的狭隘目光来衡量。因此，在众多的顶尖学校里，经济学成了众人皆爱的专业。
1995年，在排名前10的综合性大学以及文理学院中，经济学专业是其中30%的学校最受欢迎的专业。到了2013年，经济学专业已经成了8～14所顶尖高校人气最旺的专业，特别是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教育关注度不同的文理学院，排名前10的文理学院中的4所——威廉姆斯，米德伯理，波莫纳学院以及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经济学也独占鳌头，很有可能在阿姆赫斯特、索思摩学院、卡尔顿大学和卫斯理也是如此。不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文理学院，在各自排名前20的学校里，经济学在其中的26所（共40所）里都是最受人追捧的专业，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类似和一致啊。
与此同时，金融和咨询不约而同地也成了最受人追捧的职业选择。2007年的哈佛毕业生，在所有已经落实全职工作的大四学生中，从事金融和咨询者占了一半。随即而来的金融风暴虽然短暂地影响了第二年的招聘和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仍有将近一半的哈佛毕业生选择了这两个行业，超过一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生以及超过1/3的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同样也是如此。2011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中，仅仅从事金融行业的毕业生就高达36%。
相比较而言，耶鲁大学2010年的毕业生中，只有25%的学生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虽然“只有”25%，听起来是一个相对较低的百分比，但是耶鲁的一位大三学生——玛丽娜·齐根（Marina Keegan）就此写了一篇公开论文，严重质疑在耶鲁这么一个如此多元的校园里，为何还是有如此高比例的人选择了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关系到毕业之后的发展，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我对大一学生进行一次科学并可靠的调研时，问他们对毕业之后的计划和憧憬，没有一个人谈到咨询或者投行。
那么根源何在？为什么如此多的名校毕业生最终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行业？这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仅仅是欲望吗？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人的成长之路，你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迎接挑战，因为克服种种困难才能够出人头地，才让人觉得有安全感，才让人觉得有价值。比如说在高中期间，这群优秀的学生都以进入最顶尖的名校为共同的目标，也经历了种种类似的挑战。当进入大学之后，目标就不那么明确了。方向多重，道路多样。
申请大学，如齐根所说，有一张统一的申请表格，但是成为音乐家是没有表格可言的。一个人如何成为一名企业家、一名政治家或一名剧作家？如果想在国会，硅谷或者《纽约时报》工作，那又如何去争取呢？还有哪些工作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工作怎么找。因为没有统一的表格，没有统一的挑战去克服，当毕业在即，不难想象有那么多学生四处奔波，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追逐。
你将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这些名校年轻人肯定听说过，他们的选择是无限的。他们对这种说法司空见惯。当然，一旦你做出选择，那么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我的一位耶鲁学生，在毕业多年之后给我发了一篇原创文章，标题是《潜在可能性的自我矛盾》（The paradox of potential）。耶鲁的学生，如同干细胞，在决定成为什么之前，事业的选择是无限的。但是一旦决定了，那么无限就转变成了有限。“我和我的朋友并非去尝试过上千种职业道路，游遍了世界各地，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我们都是抱着从众心理，在一条久经测试过的职业道路上，步步谨慎，步步为营，确保自己能够在几年之后有所收获。同时还是能做回干细胞，与大家一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顶尖的咨询公司完全利用了这种心态。首先，它们每年会空降到顶尖学府的校园，鼓励多数人来申请，但最后只招聘少部分人，整个过程让人觉得竞争门槛很高。这些工作经历不仅仅能够为你的个人简历增色，同时在你从事咨询工作之后，还是照样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这样的机会简直太吸引人了。咨询性质的工作本身极其类似于大学：深刻的研究分析，各类信息的融合，清晰有效的沟通。完成这类工作并不要求经济学背景，甚至咨询公司经常会招聘一些人文学科的学生，只要你聪慧、勤奋并精力充沛。当然，我们不能不提，这样的工作会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
我的一位学生曾经告诉我：
耶鲁毕业生和同等级学校的毕业生总是觉得，如果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挣不到10万美金的年薪，那么自己的名校文凭就等于浪费了。很多常春藤盟校毕业的学生都有这种心态，他们认为哈佛、耶鲁以及同等的学校的文凭，就应该获得认可，咨询类工作完美地满足了这种心态。从我身边加入咨询行业的同学和朋友中我了解到，他们加入咨询公司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能做”。极少数人有了这样的机会，还有勇气做出其他的选择。
相比咨询工作，投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另外一位学生说道：“华尔街对大学生的心态了如指掌。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是一群极其聪明，但是又完全缺乏方向感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拥有最强的大脑和无可挑剔的敬业精神，但是严重缺乏对自己的洞察力。”大学毕业之后倘若选择法学院，虽然需要再等几年才能兑现经济上的高回报，但是法学院对学生的吸引力类似于咨询或者投行。华尔街、咨询公司和法学院如果都被归纳为营利系列的话，那么“为美国而教”就是非营利系列中认可度最高的代表。虽然该组织跟华尔街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对大学毕业生的意义是一样的：紧锣密鼓的招聘会，高门槛的筛选机制，清晰的职业发展道路，短暂的时间投入，个人简历炫目的光环。完成“为美国而教”之后，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加入贝恩咨询公司或者摩根士丹利。因此“为美国而教”其实是在非营利系列中的投行或者咨询公司。
在这几个选择中，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这些职业本身并没有问题。虽然在表面上这些工作的背后是丰厚的收入，也因此让我们错误地认为，名校生受钱所驱使才选择了这些工作，但是学生选择这些职业的最根本动机并非个人欲望，而是一种行为惯性，是在大学之前以及大学期间所形成的生活、做事和思考的惯性。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并没有了解自己内在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对这些年轻人来讲，最大的疑问是：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有哪些工作是值得去做的。
这些优秀的学生在求学期间一直被灌输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思想，被教育要拥有“只要想做，都能做到”的信心，但是最后，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从事一些极其类似的事情。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在他们的眼前消失，如教会、军队、政治、教学，甚至连基础科学的学术研究也不再受关注。如果做个横向对比，我承认，现在的年轻人作为一个群体确实比几十年前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参与度，他们更关心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并愿意为之投入精力。我也承认，现在的年轻人更具有创新或者创造的激情。就算这些年轻人在离开大学时，能够保有对将来的憧憬或者奋斗目标，但是，当他们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去实现那些憧憬的时候，往往还是受制于“三驾马车”：财富、资历和声誉。至少在最顶尖高校出来的学生正是如此。
我在耶鲁的所见所闻，在美国的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每个人看起来都极其正常，每个人看起来又高度一致；没有披头士，没有“小混混”，没有艺术学校类型的学生或者文艺青年，没有女汉子形象的女同性恋者，也没有穿着卡西基的黑人学生。极客看起来不再是那么极客范儿，时尚的也不再那么时尚。每个人的穿着似乎在时刻准备着去工作面试。我很想告诉这些学生，你们都很年轻，为什么不闯一闯呢？
表面上我们在呼吁“多元化”，但现实就是香草味，只不过是挑出了32种不同口味的香草而已。我并不是惋惜那个已经消逝的学生运动年代，那时大学曾经被公认是一个尝试和挖掘不同自我的舞台，但是如今的大学生似乎都在向一个方向靠拢，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模仿中上阶层的白领。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写信总结耶鲁：“不论耶鲁的大一新生有多么多元，耶鲁的毕业生都严重同质化。”
每个人都从事同样的事，是因为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这种现象就如同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描述的“三文鱼赛跑”或一位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生所说的“生产线的运输带”。这背后的驱动因素就是“三角欲”：当你观察到众人都在追逐同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判断它肯定是有价值的。作家迈克尔·路易斯（Michael Lewis）把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称为从众心理——法不责众。这里的“法”是自然界的法，因此大家都会觉得安全。
所有决定动机的关键在于安全感。剥开“安全感”这件外衣，你看到的是应得利益。方向感的缺失以及不想失去机会，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恐惧。在精英学生光鲜亮丽的外衣之下，是一双“害怕失败”的魔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精英学生，通过了目前竞争白热化的大学选拔，被名校录取，他们的人生简历上只有成功。因此他们最恐惧的是，将来自己不成功。他们无法从失败的恐惧感中挣脱出来。他们一直被不成功的可能性套上枷锁，害怕失败，这种心理从他们的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将来不成功时就已经播下了种子。对于精英学生来讲，失败，哪怕是短暂的失败，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定。
当你的生活中没有被给予犯错空间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错误任何机会。这一切使得人对风险极力回避，这也是为什么精英教育阻碍个人成长的一大原因。
前任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Harry R.Lewis）曾经写道：“由于学生们都不愿意去上一门自己没有把握取得优秀成绩的课程，因此大家无法拓展并超越自己已经熟悉的领域。大学教育的本意是提供机会给年轻人去尝试和探索，让其发现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内在的新的能力，但是因为学生们都不甘落后于他人，而且每个人都要保证自己多才多艺，因此大学教育的本意已经荡然无存。当波莫纳学院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她很想有机会去深入思考自己现在所学，但又对没有时间很无奈的时候，我建议她是否考虑放弃争取全A成绩的念头，这样便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她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似乎在责怪我试图向她灌输某种邪恶的想法。”
由于面临大学之后的人生选择，这赋予了大四那年某种特殊的意义。学生们在求学时期步步为营、做事谨慎，面对毕业后的生活他们更加求稳，因此很大部分学生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你是否记得我的一位学生曾经说过，在众人做出相似的决定之时，能做出一个不同的选择绝非易事。许多学生向我讲述，在大四那年备受来自同伴的压力，说服自己追求不一样的生活价值，要经历一番挣扎，自己往往会被认为很另类。人们经常告诉他们，放弃那些稳当的机会是不可思议的，而他们自己所追寻的虚无飘缈的“另类”追求将是不会持久的，甚至从刚开始就不应该有那样的想法。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毕业而远去，尽管有一部分学生或是出于理想或是无奈，在做出决定之后，不再回头，持之以恒地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更多的学生则会长期深陷于那种选择的迷茫和压力之中。我身边就有不少聪慧的年轻人，不愿意屈就于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但同时也一直没找到自己的挚爱。其中有一位不仅深陷焦虑和恐惧，也深陷对成功的渴望。他们并不是不想追求卓越，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同伴的压力：他们总是在对比和观察之前的同学都在从事什么伟大的职业，如果自己不能继续取得名誉或利益的话，那么自己将会是一个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