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理论创新，是我党兴旺发达的不遏动力

回顾中国共产党80周年的风雨历程，无疑是一部值得中国共产党人骄傲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程向世人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握时代的主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分析中国的具体实践，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把握革命的正确方向，在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将自己建设成为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奋战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成为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崇高品格和自我牺牲精神，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无比强大的力量，使建立新中国的理想成为现实。充分的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们党在自己80年历程中，其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一个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地下党，成为了拥有6000多万党员掌握着13亿多人口前途和命运的执政党。总结原因，除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客观必然性之外，在主观上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了以正确理论为指导，并且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党建的理论。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坚持理论创新，也是我党兴旺发达的不遏动力。

一、毛泽东思想填补了马列主义空白

从某种意义上看，党的80年历史，也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

政治上的坚定性不仅来源于理论上的成熟性，也来源于理论上的创新性。建党之初，我党把马列主义写在了党的旗帜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她有能力接受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并形成新的认识，新的判断，新的理论。要勇于承认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缺口”和“空白”，因此，要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科学的态度进行理论创新。

所谓“缺口”和“空白”实际上指的是真理的相对性。任何一代伟人和领袖，都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认识，发现真理，不可能终极真理。马克思当年提出了“多国共同胜利论”却留下了无法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缺口”和“空白”；列宁创造的“一国胜利论”则填补了这一个“空白”和“缺口”，但又留下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缺口”和“空白”；正是在这个“缺口”和“空白”上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理论有《矛盾论》、《实践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以及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同样，毛泽东同志尚未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留下的理论“缺口”和“空白”则是由邓小平同志来填补的，由此，才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二、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执政理论上进行创新，确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生产力，解决10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确地评价毛主席；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初稿后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执笔经四次修改加上了“唯一”两字，经胡耀邦批准在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7000字，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

1978年11月24日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同志作检讨。1978年12月18日—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工作重点转移，停止阶级斗争口号；1982年80%农民实行包干到户，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土崩瓦解。

1979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提出深圳、珠海办特区，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79年7月15日中央批转。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88岁视察南方讲话：解决姓“社”姓“资”问题，这是“六四”风波后，国家政治走向的重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战胜“两个凡是”为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个人崇拜；

1992邓小平南行讲话，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为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冲破计划经济崇拜；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联合国下半旗志哀；“20世纪罕见的杰出人物”、“世界公认的世界级领袖”“邓小平的影响超时代、超国家”“邓小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把1/4的人口的国家带进了一个新时代，并使经济排在第九位（现在综合国力排在第七位），世界注意的重点转向亚太地区。

1997年江泽民“五二九”讲话，解除姓“公”姓“私”的疑惑，为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所有制崇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在党的理论建设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和“以德治国”的新理念，是填补了我党理论建设的“空白”和“缺口”，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理论。

人们说：“是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使人们富起来，江泽民使国家强大起来”。

三、江泽民“三个代表”是党建理论的创新，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句话内涵丰富，涵盖着江泽民同志一系列重要思想，凝聚着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是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加强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我们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党的建设理论的伟大发展，掀开了新世纪党建的新篇章。新世纪党的建设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针，把党建设成为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党。

邓小平同志在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 “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他念念不忘的是党的建设。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当然最紧要的是把注意力放在党的建设上。要建设，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的提出，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正像十五大时，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而没有别的理论。现在也只有“三个代表”的思想，才能解决党的建设和发展的问题。而没有其他的思想。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刘吉在回答香港《大公报》记者关于应该如何理解“三个代表”的问题时表示，对“三个代表”认识现在有三种错误：一种是自由派认为江泽民不提工人阶级先锋队提“三个代表”是要改变共产党性质了。这当然是错误的，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梦想。另一种是“左派”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内容毛泽东在不同情况下都讲过了，江泽民只是把它们集中起来概括而已。“左派”的特点是在空泛的“继承与发展”下，把什么都拉回到毛泽东名下。这也是错误的。第三种是把“三个代表”泛化。什么工作都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变成一种政治表态。什么事一泛化，其意义、其功能也就自然消失，成为一项空头帽子了。最近在报上有一则报道，说是要以“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养殖甲鱼，真叫人哭笑不得。“三个代表”是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学说。

以“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党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党的路线、方针、重大决策，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以“三个代表”来检验，总之，要在政治上体现“三个代表”。二是党要从组织上体现“三个代表”。党员的条件、选拔党的干部都要体现“三个代表”的思想。政治上的“代表”要靠组织上的“代表”来保证。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时代特点和潮流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他非常关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关注知识时代的到来。“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与他的这些关注分不开的。贯彻“三个代表”思想，要高度关注知识分子问题，重新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得出相应的科学结论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首先掌握现代技术的阶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而，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载体。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掌握先进文化的载体。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脑力劳动者越来越成为劳动的主体。现在经济发达国家中，“蓝领”的体力劳动者已下降到10%左右，乃至更少，这是历史大趋势。中国共产党必须改革，以充分反映这一历史的转折。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实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知识化。党和政府已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意在造就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逐步形成社会的主体。毫无疑问，党必须从政治上代表知识分子，从组织上首先实现知识分子化，才能担当得起21世纪的历史使命。仅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对于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具有何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党是共产党，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同时，我们又要清醒看到，我们在今天21世纪，以至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为之而奋斗的东西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今天还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经验就是如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也叫共产党，最高奋斗目标也是实现共产主义，但现实目标则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最高理想仍然是共产主义，但现实的纲领是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要在现时代条件下真正做到“三个代表”，那就要横下一条心，在很长时期内就干一件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有一条极深刻的道理、就是正确处理最高理想、最高纲领与实现理想，现实纲领的区别与联系。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刻理解十五大提出重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本身就是党的先进性的一个表现。

除了上述那种把共产党理解为急于实现所谓共产主义的想法和做法之外，还有一个把工人阶级政党理解为只有工人阶级出身的成员才能入党的问题。老实说，这种理解，在党的历史上就有过，最先尖锐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面对今天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转折和变化，我们中国共产党，认真领会和掌握这个思想建党和两套纲领的成功历史经验，实在具有极关紧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今天和今后，我们仍然要吸收农民及其他社会群众、社会阶层中的一切先进分子加入党的队伍，使党成为新的伟大革命熔炉。“三个代表”的思想将会作为党的十六大主题思想填补党的理论“空白”和“缺口”，载入党的史册。

江泽民同志在理论创新方面，既“三个代表”之后，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新理念。今年1月10日他向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发表讲话，在强调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要深入研究和宣传“三个代表”的同时，首次提出“以德治国”。北京理论界人士认为这是江泽民同志的又一理论创新。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内涵是什么？为何在这个时候提出？有何用意？

（一）强调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

江泽民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始终注意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法律的特点是强调法制和法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教育和自律。法律运用强制手段着力约束人的行为，道德通过教育的手段着力约束人的动机。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合法性；而道德要求人的行为动机高尚、善良。二者互相补充，不可分割。法律与道德在实施中相互支撑。道德的实施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法律的实施则主要依国家的强制力。二者殊途同归。目标都是促进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理念，是中共高层吸收一些专家的意见，经多次召开讨论形成的共识。主要是针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讲职业道德和商业信用，一味追逐私利，损坏国家声誉，也令个人前途毁于一旦的状况而发的，旨在形成“道德市场经济”，抑制“缺德市场经济”，加快现代化步伐。法制与道德是调节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两个基本规范。二者的功用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其作用的手段、性质又有不同。法制是通过制裁违法行为和违法的人，以保证社会秩序得到遵守，道德是通过教育来使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法制依靠的是强制，道德依靠的则是自觉；法的制裁作用于犯罪之后，道德的教育则作用于人们行为之前，防患于未然；法制的作用于人们的行为，道德则作用于人们的思想。

（二）古代有德治与法治之争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过一场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大争论。这场争论在广阔的领域里展开，延续了数百年。那时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基础，法家则主张“不务德而务法”，厉行法治，完全忽视道德教化。在当时列强争霸的形势下，各国君主多采用法家政策，儒家德治的主张没有得到采纳。结果，虽然取得一时富国强兵之效，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却不能持久，秦王朝不过十五年夭折。

汉代汲取秦朝早亡的教训，转而接受儒家德教为主的主张。之后的历代王朝都把道德教化当做治国的根本要务，从而形成了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这种传统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中国取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不过，古代的“德治”过分强调了道德教化，忽视了法制，甚至认为治乱全赖于在位者的道德修养，导致“人治”。

江泽民同志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国”是要强调在坚持法制建设的同时，坚持道德建设，二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以免重蹈先秦时期务法不务德和汉代之后过分强调道德教化的覆辙。

（三）坚持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这些年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着忽视道德的建设的情况。如有的以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可以用法来调节，而道德是软弱的，已失去了作用；有的认为守法就是道德；不必另外提出道德问题；有的甚至认为提倡道德会妨碍经济发展。这些看法不利于道德建设，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全发展。

事实上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说明，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必须与健全的道德相配合。市场的竞争规则，法制规范，必须相应的商业道德、行政道德作为思想基础。没有信用就不会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没有大公无私的行政道德就不会有健全的法制。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坑蒙拐骗、抢劫走私、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等丑恶现象，无疑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但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社会上流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等现象生动说明了只有法的规范制裁，没有道德的配合．一些人总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漏洞，钻法制的空子。就是说．没有良好的道德风气作基础，法制再严，打击再有力，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歪风邪气。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论和“以德治国”论都是创新学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号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后，特别加了“要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一句，这显示中共将十六大时把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视为理论创新，正式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可以肯定“以德治国”的新理念也将会出现十六大的主题报告中。

在当今创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我们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中国社会跨越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国内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和收入分配方式多样化，就更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有机结合，用“三个代表”理论武装干部群众，化理论为理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激情，化理论为力量，才能推动现代化建设上新台阶。

四、坚持创新，立足现实，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保证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政治上理想信念不能丢

理想信念是人的思想和行动总开关，是灵魂是方向。理想信念一旦动摇就必然会失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失去健康向上的工作和生活态度。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1）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保证任务完成。

（2）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3）坚持民主集中制。

（4）密切联系群众。

（5）抓好党员的教育管理。

做到“三信”：信仰、信念，信心。

进行“三德”教育：公德、职业道德、个人美德。

（6）规范管理，从制度入手，落实监督制度．从严治党。

（二）思想上宗旨观念不能忘

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党员是党的细胞，党员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四个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勇挑重担或为核心）；桥梁作用（上传下达，沟通纽带）；保护作用（维护公共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做“五种人”：群众贴心人；改革创新的领路人；严于律己群众公认的明白人；乐于奉献的老实人；坚持真理和群众利益的维护人。

（三）经济上不义之财不能取

要做到不贪不占。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拿的不拿，不该要的不要。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四）组织人事上任人唯亲不能搞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领导干部如果只重用那些和自己亲近的人、不廉洁的人，就会败坏风气、滋生腐败，就会丧失民心。

（五）纪律上法纪观念不能淡

凡是讲纪律、讲法制，要立党为公，坚持原则，时刻按纪律和规章办，不能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做到慎独、慎微、慎欲、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六）管理上监督教育不能松

各级党组织切实强化管理意识。每个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自觉接受党组织严格管理和监督意识。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

（七）生活上权色交易不能做

权色交易必然发展到权钱交易，可以说，凡是搞权色交易的人，就势必出现经济问题。不难发现，一些腐败分子背后无不“站”着一个或几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有了不同寻常的女人，就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就需要有不同寻常的开支，而要维持不同寻常的开支，就必须采取不同寻常的手段贪污挪用公款，索贿受贿。

（八）人际关系上“拉拉扯扯”, “酒肉朋友”不能行。

要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做事。不搞两面三刀，不搞阳奉阴违，不拨弄是非，不拉山头和宗派。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干。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要加强党性锻炼，加强自我修养。

200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