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欧关系艰难岁月（1）
如果说历史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均势，就没有和平。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没有驻足的停息之地，历史的暗流仍在深处涌动。
在我整个外交生涯中，最为艰难的时期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阶段。
自文艺复兴后，欧洲曾是西方历史光芒的汇聚焦点，工业革命更带来生产力的飞跃；思想的传播、文明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为人类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博弈不断，连年爆发冲突和战争。20世纪上半叶，历史上两次最大规模的杀戮都发生在这里。“二战”结束后，英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已为美国所取代，美苏分治欧洲的格局逐步形成。欧洲的历史海洋似乎宁静下来，过去的世仇实现和解，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反映了欧洲乃至人类对避免战争寻求和平的渴望。正如基辛格博士在他《白宫岁月》回忆录中所说，如果说历史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均势，就没有和平。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没有驻足的停息之地，历史的暗流仍在深处涌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狂风大作，巨浪翻腾，欧洲的均势再次被打破。法国总统密特朗哀叹说，欧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这一新纪元“将不乏冲突、斗争和误解”。
历史上，伴随欧洲文明进步和生产飞跃的，却是欧洲列强轮番在世界各地进行空前野蛮的扩张和疯狂的掠夺。其间也给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带来漫漫长夜和深重的苦难。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说：“黑暗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光明，遭西方列强凌辱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同欧洲的关系也掀开新的一页。然而，中欧关系的历史长河不会总是风平浪静的，不时也会出现汹涌的波涛和旋涡。不过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形所不同的是，被波涛掀翻、被旋涡卷进去的将不再是中国，因为中国这时早已不再是虚弱的一方。
1964年，就在我国同欧洲大国之间的隔绝之窗刚刚打开一条缝隙之际，我进入了外交部，其后长期从事与西欧有关的外交工作。80年代后期，我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1990年和1991年先后开始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副部长，分管欧洲和港澳事务。
从封锁禁运到建交高潮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西欧国家追随美国推行孤立我国的政策，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同我国建交的只有瑞典、丹麦、芬兰、瑞士和挪威等几个国家。在西欧大国中，英国从1954年同我国建立半建交的代办级关系，十年后法国同我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西欧同我国相互隔绝的局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被打破。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为了摆脱困境、扭转同苏联争霸中的被动状况而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西欧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出现了一阵同中国建交的高潮。同我国建交的有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冰岛、马耳他、希腊、联邦德国和西班牙，英国和荷兰同我国的外交关系也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欧洲共同体同我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70年代末，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加入同我国建交的行列。至此，除梵蒂冈以外的所有西欧国家全都同我国建交，我国对西欧工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这段时间，正是我国十年“文革”后期。“文革”动乱结束，拨乱反正，国家由乱到治，此时也正是我国内外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时期。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对我国战略调整做了最具权威性的阐述。
邓小平同志谈我国战略调整和对欧政策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分别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卡拉汉、丹麦首相施吕道和欧共体主席德洛尔。这三次会见，我都有幸在场陪同。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事先不需要外交部提供谈话参考要点，我们只报送一般性资料。邓小平会见外宾前也不听我们汇报。我们等邓小平同志抵达落座后，有时只把来宾抵华后的一些新情况简要做个汇报。邓小平同志坐在沙发上沉思不语，对会见，他早已胸有成竹。
过去，鉴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所带来的危险，我国提出“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论断，为此进行了各方面的部署。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受毛主席委托，对国际形势进行了长时间反复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熊向晖和姚广对此进行了记录。研究的结论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国或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很小。这一判断极为重要，为毛主席所采纳。
长期以来，我国国内工作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由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中的大多数矛盾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我国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转折。这就是当时的背景。
邓小平同志会见这三位外宾时，进一步具体地介绍了我国国内工作重点和对外战略的全面调整。
英国工党党魁、前首相卡拉汉于1980年5月中旬访华。我们向他表示，我们邀请他三次，这次终于成行，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卡拉汉说，英国有句老话，晚做比不做好。
邓小平同卡拉汉做了长谈。他介绍了我国经济政策和远景设想。他说，我们提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在20年内使人民收入大体上增加3倍，变成小康之家。邓小平又说，在20年内大体上要增长3倍，这不容易。卡拉汉赞扬邓小平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后来，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构思。第一步是80年代以1980年为基数，使经济总量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经济总量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是在21世纪上半叶，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前两步发展目标已经提前实现。198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980年的2倍，提前3年完成了第一个翻番的目标。1995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980年的4.3倍，提前5年完成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进入21世纪，我国正在持续稳健地向第三步目标迈进。
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评论说，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像邓小平先生那样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做出如此准确的预测。
会见后，卡拉汉向中方陪同人员高度评价邓小平，认为邓小平先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卡拉汉还说，通过这次访问，使他深信，中国需要和平，有和平的愿望。他将以极其关切的态度注视着中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从此，卡拉汉成为我国人民的一位好朋友。
1986年3月2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丹麦首相施吕道时说，中国过去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有个观点，即战争不可避免。但是经过七八年的观察，我们改变了这个观点。我们现在的观点是：战争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问题在于和平的力量，一切不愿意战争的力量要发展起来。现在中国考虑的是国内搞建设，国际上搞和平。中国要取得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不行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们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政策，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是我们应该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于1986年7月初访华。
欧洲共同体成立于1958年，最初只有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六国。1973年初吸收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扩大到九国。至1986年初又接受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为成员，增至十二国。欧共体十二国的人口为3.21亿，面积为225.5万平方公里。1985年共同体十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2185亿美元，对外贸易13105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左右。欧共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欧共体包括欧洲煤钢联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我国早于1975年5月就同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立关系，并于同年9月在欧共体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设立中国驻欧共体使团。1983年11月，我国同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也建立了关系，从而实现同欧共体的全面建交。
雅克·德洛尔原为法国社会党人，80年代前期曾任法国财经部长，1985年初出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欧共体委员会是欧共体执行机构，其权限近年来有所扩大，地位亦有提高。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不仅可以参加欧共体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而且可以代表欧共体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雅克·德洛尔担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时间很长，直到1995年。
德洛尔这次访华是他出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后第一次来我国访问。
邓小平会见德洛尔时说，近几年来，中国改变了对国际政治的一些看法和观点，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希望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来搞建设。
邓小平着重向德洛尔阐述了我国对欧洲的看法和政策。他表示，我们多年的信念是希望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因为有一个联合强大而又执行独立政策的欧洲，和平就有希望。我们认为，欧洲肯定不希望绑在别人的战车上。因此，欧洲的发展强大就是和平力量的发展和强大。我们同欧洲的共同点很多，最大的共同点是彼此都希望和平，都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这就是我们双方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
德洛尔说，欧共体的目标是使欧洲实现完全的独立。由于世界上存在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使欧洲客观上处于依赖和独立自主这两者之间。
德洛尔强调说，他不赞成美国的立场，也批评苏联的态度。他对中国的情况和所从事的事业十分重视。因为中国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他希望中国同欧共体的关系能成为南北平等有效合作的典范。
邓小平赞同德洛尔关于发展中国与欧共体关系的观点。他强调说，中国同欧共体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发展，并概括两点依据说，欧洲在政治观点上同我们接近，在向我国技术转让方面态度比美、日开放。
吴学谦国务委员兼外长同德洛尔会谈时，介绍了我国对外政策调整，指出，我国不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美、苏发展关系。欧洲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不仅欧洲国家和人民需要和平，而且它们有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力量。
德洛尔阐述了欧共体内外政策。他说，欧共体最近通过修改《罗马条约》，决心逐步实现经济、政治和外交的一体化，并有朝一日在防务上也实现一体化。欧共体十二国当时最关心的是推动美、苏对话，对苏保持一定的警惕性；不同意美国推行战略防御计划这一咄咄逼人的行动，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欧共体认为，欧美应该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美国不应该把欧洲看作是二等伙伴。欧共体还认为，如建立起公正、有效的国际秩序，就可以减少冲突并使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邓小平同德洛尔谈了我国同欧洲发展关系的战略考虑，概括提出了发展同欧洲关系的两条依据。这次谈话至今已相隔约30年，其间国际格局和中欧双方的情况也已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这篇谈话的基本精神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德洛尔谈话态度坦诚，西欧领导人很少有像德洛尔这样直接向我方表达对欧美关系和美苏垄断世界事务的看法。他还毫不隐晦地说出欧洲联合的长远目标，使我们清楚地了解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战略意图，这有助于增进中欧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对中欧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鉴于同欧共体关系的重要性，我国早在1975年就已在布鲁塞尔设立了驻欧共体使团。
德洛尔这次向中方提出希望在北京设立欧共体代表处，我方当即表示欢迎。1988年，欧共体委员会代表团在北京开始办公。
正如邓小平同志阐述的对欧战略考虑，我国高度重视同西欧的关系。鉴于我国当时同美苏两霸关系的状况，我国把发展同西欧关系放在外交全局中十分重要的位置。
自美国总统尼克松70年代初访华开启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漫长而曲折，直到1979年1月才实现中美建交。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双方经过艰苦谈判于1982年达成《八一七公报》，两国关系才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但摩擦和麻烦依然不断，台湾问题仍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中苏经过70年代的严重对抗，80年代初，我国向苏联提出消除“三大障碍”，要求苏联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但苏联在解决“三大障碍”问题上迟迟不松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