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专题(2)

这代人痛恨复辟王朝、流亡贵族、皇权及教会拥戴者对大革命的攻击。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发现并将大革命定义为一场带来了自由平等团结的运动。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开始革命的试验，并避免重犯诸如暴力、恐怖统治以及极权专制等影响了革命声誉的错误。这个时代中有诸如阿道夫·梯也尔、弗朗索瓦·米涅、夏尔·德·雷米萨等一批在皇室复辟后活跃在巴黎的自由派记者。在梯也尔和米涅撰写的关于大革命的历史中，他们将大革命描述为自由对奴役的胜利、秩序对暴政的胜利。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在1830年7月得以实现。1830年7月的这场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阶级对于国家的管理。而与此同时，同时代中的另一批人却宣扬1830年的这场革命是对一场本该只依附于共和体制的民主革命的绑架挟持。这批人的父辈中，有在1792——1795年的国民公会中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建立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国民代表，有亲身参与大革命的革命派，还有拿破仑时期的将军或官员。比如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他的父亲因对皇室大逆被流放至布鲁塞尔，最终在1829年死在了布鲁塞尔。奥古斯特·布朗基，他的父亲在他的家乡尼斯于1793年成为法国领地时，被推选为国民公会的代表。还有从神学院毕业的校长弗朗索瓦·拉斯帕伊，虽然他并非成长于革命家庭，但他却在拿破仑的百日政权时期成为一名煽动民意支持革命的公众人物。他们将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及马拉等雅各宾党人作为自己的革命行为模板。他们用马拉的革命报纸《人民之友》来命名他们于1830年7月30日成立的社团。当社团在来年被解散后，他们又用“人民权利组织”来命名新的社团。虽然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于1845年辞世，但他的同仁们成功地组织策划了1848年的革命。他们宣扬1848年的这场革命通过选区集会保证了人民参与制定宪法的自由，通过确立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彰显了公平，通过派别间的融合避免了暴力。但在现实面前，他们同样无法避免暴力或沦于极权。1848年6月，巴黎东区的无产阶级发动暴乱寻求社会平等政治平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韦尼亚克的弟弟欧仁，一位职业军人，被委以军事全权以镇压暴乱。然后在1851年，经过普选产生的总统——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通过发动修宪政变重新确立了极权。隔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因此，无论他们的身份是1830年的革命者还是1848年的革命者，180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经历了双重的打击。此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流亡或远离政治。

1800年前后出生的这代人在宗教问题上也争执不休。其中的一部分人惊恐于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权期间重现的革命趋势，随继成为天主教会及皇室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中包括亚尔斯本堂神父和费利西泰·拉梅内。虽然这两人都是在1800年前出生，但他们都是出于对拿破仑百日政权的恐慌及反对于1815年加入天主教会成为神父，并立即开始了重建法国民众天主教信仰的传教工作。而同时代人中的自由派，因为他们所支持的政权一步步滑向专制极权的泥潭，也开始变得极端反对教士参与政治、并希望能摧毁天主教会与皇权的同盟者。这个目标在1830年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拉梅内断言与绝对皇权的联盟并不是保护宗教的最佳方式，与自由的同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宗教。他带领他的学生及一批志同道合之士试图寻找一种宗教与自由共存的方式，但这一努力不久随着教皇的反对而夭折。但于这个时代尾端出生的弗雷德里克·奥扎南，在1848年开始重新尝试寻找宗教与民主共存的形式。从文化层面或政治层面分析，出生于1800年前后的这代人是浪漫主义的一代。维克多·雨果和大仲马都是革命派子弟，他们的父亲同为军事将领。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也被传言为塔列朗的私生子。他们的作品都面向新的受众，以新的手法探索关于爱、自由、暴力的主题。在军人子弟中同样也包括一些杰出的女性。例如德尔菲娜·盖伊（她的母亲通过革命时期的1792年《离婚法》与她身为拿破仑时期军官的父亲离婚）和乔治·桑（她的父亲是缪拉将军的副官，在她四岁时辞世）。她们及同时期的其他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于1816年实施的禁止离婚的法令，并通过新闻活动及文学创作为女性寻求更大的公共空间。德尔菲娜·盖伊（婚后名为德尔菲娜·德·吉拉尔丹）支持1830年的革命，乔治·桑也投身于1848年的共和事业。但关于法国的国际地位，这代人都对法国1814——1815年间的战败感到极端失望，并对政府未能重塑拿破仑时期法国的辉煌感到不满。儒勒·米什莱和埃德加·基内等同时代的一批人一直希望能够重塑法兰西的荣光，并让法国再次成为这暗淡的现实世界中自由与文明的明灯。

因为1848年的暴动与镇压，以及随后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及专制，在183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人并没有多少机会产生对革命的错觉。与或相信君主立宪或为共和吸引的上一代人不同，1830年左右出生的这代人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也不再执迷于某种特定的政府形式，他们变得更加务实。这代人是建设者而不再是梦想家。自1848年后，以男性公民普选权为形式的平等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既成事实，路易－拿破仑并没有取消而是恢复了这种平等。相反，因为同时期有一种普遍的忧虑，认为将自由设为唯一根本的目的会使自由本身慢慢沦为暴力，因此真正受到攻击而处于危险境地的是自由，或者说有秩序的自由。这代人中如埃米尔·奥利维耶等一批人服务于法兰西第二帝国。他们试图使帝国变得更加自由化，在1870年第二帝国崩溃前确立的宪法也使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另一批人得益于第二帝国的崩溃，得以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者。他们建立议会政体，以期同时避免帝国的极权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这批人的领袖包括莱昂·甘必大、茹费理、奥古斯特·舒勒－科斯特纳和朱丽叶·亚当（他是甘必大政治生涯发端的沙龙的主持人）。当然，并非同时代中的所有人都是选择中间路线的务实者。同时代中的另一阵营从1848及1851年的事件中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他们来说，法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六月起义中对于自由及经济保障的诉求以及拿破仑三世在1851年的政变，恰恰表明了资产阶级会不惜使用暴力手段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本质。此阵营中的一批人追随蒲鲁东的脚步将全部精力投入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另一批人却信奉布朗基自第二帝国监狱中传播的雅各宾派革命哲学，或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通过第一国际的一系列会议渐为人们熟悉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这个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儒勒·瓦莱斯、亨利·罗什福尔和路易斯·米歇尔，他们希望通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完成1848年六月起义未竟的事业。

183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在其他领域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反对权力的过度中央集权化。尽管认同巴黎的政治决议中央化，但是他们非常希望行政职能能够被分配到各省级单位，各省又能够对于市镇管理者的任命向地方长官及市议会提供意见。虽然他们这一代人在第二帝国时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在第三共和国治下事态正发生显著的变化。因为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恢复了教会的政治影响力，这代人希望能够降低教会的这种政治影响。同时他们也特别希望能够阻止教会在国民教育领域日益显著的影响力。但这代人对于教会的反对，更多的是植根于科学主义及对科学的信仰，而非似他们的前辈一般单纯地去除旧习、打破偶像崇拜。他们树立了一种新的以对社会秩序的敬畏为根基的世俗道德观念，以取代在公立学校中的以对地狱的恐惧为基础的宗教道德教育。欧内斯特·勒南写就了非常学术化的《耶稣传》。这本书将耶稣的一生设定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而去除了很多神话性的因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教育大臣费里法也将宗教仪式与宗教教育从公立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去除。因为教会的影响力在女性教育领域最为显著，故而183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特意设立了针对女性的公立教育。而同一时期，以玛丽亚·德雷姆为首的女权主义者也在为女性寻求公民权利，并成功地在1884年重新为妇女争取到离婚权。在艺术领域，183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艺术家更趋向于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亲历了梦想在赤裸粗暴的政治与军事力量面前的无力后，龚古尔兄弟、福楼拜和小仲马等一批作家决定将全部的精力献给对现实生活更精准的描述。在绘画领域，继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之后，出现了一批以马奈为中心的印象派画家，他们将创作的注意力转向了现实生活，而不再是以描述历史与传奇为绘画的中心。在国际关系领域，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战败，在国民中引起了最沉重的苦痛。普法战争的失败是这代人成年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人们在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后，开始对国家定位进行深刻的反思。欧内斯特·勒南、弗斯特尔·德·库朗日和恩斯特·拉维斯都在战后对重新定义法国、恢复国家自觉意识、重塑民族自信方面做出了贡献。[5]

在1860年前后出生的第四代人在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运动期间还只是少年，所以这两个事件对于他们的影响远没有其对他们父辈的影响深远。这代人在第三共和国的早期，当保皇派、拿破仑复辟派及大规模群众性革命对现有政权已不具备颠覆性的威胁时，进入成年阶段登上历史舞台。至十九世纪80年代，许多保皇党人及拿破仑党人已归顺共和，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也投身于民主事业进程。这一切的起因是1897——1899年间的德雷福斯事件。此事件重新引发了共和派与反对共和者、天主教会与反教会者之间固有的矛盾，同时，它也引发了反犹者与支持犹太者、革命主义爱国者与保守国家主义者间的新矛盾。在1860年前后出生的这代人，从此事件中认识到这些矛盾已经背离了正常的争论范畴，政府需要通过平和的绥靖政策使各派别间的矛盾得以驱散缓和。人们需要建立一个走中间路线的共和以吸纳中和各派别的代表及声音。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所谓“美好年代”时期，这代人中的政治中右派和中左派构成了政府中的中坚力量。在中右派中有雷蒙·普安卡雷、路易·巴尔东和约瑟夫·卡约等人。在中左派有如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等曾在短时间内为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原社会主义者，也有如亚历山大·米勒兰和勒内·维维亚尼等从未真正信奉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让·饶勒斯并无在政府中的实权，但他却成功使其所在政党的中心从革命化的阶级斗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这个时代的人试图在多个领域使共和国重新焕发活力。在政府职权划分方面，尽管183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做出了一定的改革，但自1800年以来桎梏法国发展的行政中央集权化依然存在。这代人希望对此作出改变。洛林的巴雷斯、普罗旺斯的夏尔·莫拉斯以及朗格多克的让·夏尔·布伦，都是呼吁地区自治的活动家中的代表人物。在宗教领域，这代人努力平息由“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关于宗教的争斗。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政教分离的谈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马天主教廷与法国世俗政府间的既有协议规定法国的天主教会从政府处获取资助，而作为回报，法国的天主教会需听命于法国的世俗政府。以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为代表的一批人成功废除了这项协议。因此，教会可以再次以独立自由的组织形式存在，人们也再次可同时以天主教徒及共和主义者两种身份存在。这代人中也产生了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中既包括La Fronde报的编辑玛格丽特·杜兰德，也有如让娜·施玛尔和马德莱娜·佩尔蒂埃一样的律师和医生。让娜·施玛尔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已婚妇女自由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而马德莱娜·佩尔蒂埃则作为医生发起保护女性控制生育及堕胎权利的运动。在文化领域，这代人是象征主义的一代。他们的描述对象与他们父辈所极力描述的现实生活保持了距离。他们试图从原始艺术、神话或传说中寻求达致完美精神层面的灵感。这一类艺术家的代表人物包括兰波、马拉美及其追随者纪德、瓦雷里、普鲁斯特，毕沙罗及其追随者瑟拉和西尼亚克，高更及其追随者维亚尔和莫里斯·丹尼，以及音乐家德彪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