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帝王末路 金玉满堂莫能守(3)

由于崔文升原是郑贵妃的亲信内侍，此事传出之后，朝堂间议论纷纷，都指责其所开药物与医理不符，怀疑是受到郑贵妃的指使，故意用泻药来谋害光宗。有大臣上书指出：医生本来应该“有余者泻，不足者补”，光宗的症状显然是体虚，应以滋补为主，却反而用“相伐之剂”，显然是另有隐情。

虽然光宗就此停药不服，但身体显然已经垮了下来。八月二十九日，他在病榻前召见大臣时，已经拉着皇太子的手有托孤之意，并叮嘱大臣们要抓紧为自己筹备寿宫事宜，显然他自己已经感觉不对，要开始预备后事了。

也就是在这一天，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请求向皇帝进奉能治百病的“仙丹”。据李可灼的说法，“仙丹”是得到道士传授的“仙方”炼制而成的，吃下去就可以治愈皇帝的病。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首辅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在场的大臣们也心存疑问，但是光宗此时已经是到了垂死的地步，对仙丹抱了最后一线希望，他让李可灼速速进药，并把此药称为“红丸”。

光宗服用“红丸”之后，感觉还不错，“暖润舒畅，思进饮膳”，乐意吃东西了，这自然是好事，大臣们都庆幸不已。

但当天下午，光宗怕药力不够，又催促再进一丸药。此时，御医们都认为不合适，但是皇帝频繁催促，无奈之下，李可灼只好又再进一枚红丸。谁也没有料到，次日五更，光宗却突然驾崩，连遗言也未曾留下，一时间，宫廷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受到怀疑的就是崔文升和进红丸的李可灼。大臣杨涟认为，在此之前宫廷内外传言说皇帝纵欲，实际上是崔文升用来掩盖他用药害死光宗的借口，皇帝就是被崔文升下药毒死的。杨涟的说法得到了当时的御史左光斗等人的支持。这些正直的大臣认为崔文升的罪比李可灼还要大，因为他懂得医药，是有意用药加害光宗，进而又指出幕后主使人是郑贵妃，要求严惩崔文升等人。

但是，对崔文升的指控很不顺利，一直到明熹宗天启二年，中间几经反复。原因是，除了杨涟、左光斗等人外，朝中大臣大多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当时担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方从哲，认为是他同意李可灼给皇帝用药的，因此最有罪的应该是方从哲。这实际上掺杂了很浓重的权力倾轧因素。

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和方从哲本人的处置不当也有关。最初，对李可灼进红丸导致皇帝死亡应该被治死罪，大多数大臣都同意，但是方从哲却不同意，反而下令让李可灼以疾病引退，并送给他很多钱财。这样，其他敌对的官员就抓住了把柄，纷纷引经据典，认为方从哲同意李可灼进药，虽无害君之心，却有狱君之实，要求首先处置方从哲，以泄神人之愤。

一开始，新帝熹宗还为方从哲开脱，但是，在晚明时期，朝廷之中朋党互相倾轧非常厉害。既然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攻击机会，方从哲的政敌自然不会放过，于是形成了一个攻击方从哲的群体。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人也支持处置方从哲，名士高攀龙就力主惩罚方从哲，并称其为“贼臣”。结果，方从哲想逃脱罪责，慌忙上书请求退休。即便这样，声讨他、要求严办他的书文仍然很多，方从哲只好一面竭力为自己辩护，一面自请削职为民，远离中原。

直到后来，内阁大学士韩扩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写在给熹宗的奏疏中，指出服不服红丸，都是光宗一人决定的，确实与方从哲无关，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他的奏折报上后，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下来。不久熹宗颁下圣旨，“将李可灼削官流戍边疆，崔文升逐出北京，发往南京安置”。其实这都是很轻的处罚。特别是崔文升，至魏忠贤掌权后，因为受其赏识，又被重用提拔为总督兼管河道。只是在大臣们的连连上折抨击下，熹宗才最终判决崔文升被杖一百，然后发往明孝陵作杂役守卫。虽然舆论多指光宗遭受郑贵妃等人的暗算，但毕竟只是猜疑而已，谁也没有确切的证据。

纵观光宗自登基后这一个月的身体情况，真可谓“内忧外患”。既要为朝政烦心，又要为郑贵妃进献的美女劳体，身体已虚弱不堪，却又接连服食大黄与红丸，大黄为寒凉之物，“红丸”为大热之物，二者同时用于光宗纵欲过度的身体，后果可想而知。

光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没当皇帝之时他处处小心，当了皇帝没几天又抱憾而终；生前他命运坎坷，死后陵寝也是采用当年景泰帝的废陵，命运对帝王竟也如此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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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明末三大案”之一——“梃击案”。这一年，太子朱常洛33岁。

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此事一出，举朝惊骇。

万历帝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官员共审，使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事情牵连郑贵妃，朝议汹汹。

《明史·郑贵妃传》记载：郑贵妃闻知后，对万历帝哭泣。万历帝说：“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于是，郑贵妃找到皇太子朱常洛。史书记载，郑贵妃号啕大哭，诉说事情的原委，请求太子宽恕。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他决定亲自来处理这个事。万历皇帝在慈宁宫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谕处理此案，因为都是他们家里头的事情，而且牵扯到郑贵妃，万历皇帝也不想深究此事，禁止株连，就是不要牵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愿意得罪他父皇，也不愿意得罪郑贵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最后决定把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结这桩大案。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宷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皇帝将他削职为民。“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移宫案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朱常洛即位，郑贵妃怕朱常洛对她报复，连忙想法讨好朱常洛。朱常洛当太子时，身边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号称东李西李。朱常洛特别宠爱西李，郑贵妃就首先拉拢西李，出面提议立西李为皇后，西李则提议封她为皇太后以作为报答。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自己为皇后。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

朱由校由于其父泰昌帝朱常洛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皇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之上，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死，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竟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己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燝问太子何在，太监们都不答话。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李选侍答应了。可王安刚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杨涟、刘一燝等见到朱由校即叩首山呼万岁，并上前将太监斥退，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来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决定在本月六日举行登基大典。

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又提出凡大臣章奏，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朝臣们强烈反对。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迁居仁寿宫内的哕鸾宫，遭李选侍拒绝。西李仗着自己把朱由校从小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只得离开。李选侍又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然后再令朱由校即位，亦遭大臣们的拒绝，矛盾日渐激化。

至九月初五日，眼看朱由校御乾清宫登基大典日期迫近，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内阁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李选侍万般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哕鸾宫。九月六日，朱由校御奉天门，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至此，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终于落空。

李选侍虽已“移宫”，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反对移宫的官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朱由校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传，指出“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至此，“移宫”风波才算结束。

明光宗的庆陵

庆陵，位于明十三陵中的长陵西北1.5公里，献陵西北约0.5公里，北京昌平天寿山陵内黄山寺二岭南麓，是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和皇后郭氏、王氏、刘氏的合葬陵寝。

庆陵原是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为自己修建的陵墓，朱祁钰是明宣宗的儿子、明英宗的弟弟。土木之变后，明英宗被俘，由朱祁钰监国，后被立为皇帝，年号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一年之后，英宗被放回，闲居南宫。

景泰八年，朱祁钰得了一场大病。武清侯石亨等人趁机发动夺门之变，将景泰帝软禁在西内，重新立英宗为帝。不久，景泰帝忧愤而死。英宗废朱祁钰为王，同时将景泰帝在天寿山已经开始施工的陵寝废弃，把景泰帝按亲王的规格葬在了北京西山，未入十三陵。

谁知一百多年过去了，在这块陵寝的遗址上，又建立起了明光宗朱常洛的庆陵。当时由于光宗死得突然，加之国力空虚，光宗的父亲明神宗尚未下葬，更无暇为光宗建陵。于是，建陵的时候也来不及选吉壤、卜寿陵，只得采用了景泰帝的寿陵陵址。《明史·熹宗本纪》载：“九月壬寅，葬贞皇帝于庆陵。”

第三节 七窍流血为哪般——雍正皇帝暴卒案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七窍流血，猝然而亡。

人物小档案：

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清圣祖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至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庙号世宗。

胤禛是康熙帝的第四子，《清史稿·世宗本纪》说他“有异征，天表魁伟，举止端凝”，即外表魁梧，举止稳重。他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钩心斗角极为激烈。当时的太子胤礽两立两废，争夺储位斗争虽转入暗处但更加激烈。皇八子胤禩因争夺意图过于明显而被康熙斥责疏远。胤禛表面不问时事，沉迷释教道教，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暗中却与年羹尧、隆科多交往，加强自己的势力集团，同时向父亲表现孝顺，且在治理黄河水患上取得自明初至清初最杰出的政绩成就，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死，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即指雍亲王（其即位前的封号），“正”即正统、名正，表示其正当即位。

与他的父皇康熙帝一样，雍正帝勤于政事。他宵衣旰食，夙夜忧勤，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批阅奏折，按照今日事今日毕的原则办事。后人收集他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他整顿吏治、发展农业，经过13年的励精图治，使清朝各方面在康熙时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康熙末年，国库亏空严重，只有800万两左右；而雍正末年，国库银两就增至6000余万两，上升了近十倍，为“康乾盛世”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在圆明园猝然去世。雍正帝死得十分突然，无论是他的皇后皇子，还是身边最得宠的大臣都没有丝毫心理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