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学习是对自己的教育(1)
2014年应邀为新学年的学生写寄语，我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大学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着和勇毅。这是我所理解的大学，这份理解让我豁然，让我知道在开学之初与大家说些什么，那就是：学习是对自己的教育。
浸染在大学校园里，透过学习，你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才能，发现自己的内在品质，发现自己独特的魅力。因为你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你发现了自己，这让你可以从容地走上社会，并有能力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浸染在大学校园里，透过学习，你不断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天赋、才智和精神，让你可以有厚实的基础，去解决未来人生路上所遇到的种种挑战和困难。
浸染在大学校园里，透过学习，你不断挖掘和发现自己的潜能、追求和内在驱动力，让你可以有坚实的基础，去赢取未来人生路上所遇到的种种机会和可能。
学习，正是对自己的教育。所以期待在新的学年里，你为发现自己，培养自己增添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你为提升自己、开拓自己沉淀更大的勇毅和胸怀。你的未来，也许取决于很多要素，但是最核心的、最根本的要素，还是你自己。你的命运由你自己书写，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请好好珍惜在学校的每一天，因为正是这些平常的日子，一个又一个学年，让你教育自己。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新学年开学季，请好好去享受又一个让自己成长的学年吧！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惠特曼
信仰
人们总是会去界定大学的功能，一般认为，大学功能沿革主要有三个划分标志：一是18世纪60年代，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是19世纪80年代，由化学、力学、电磁学等发展引起的科学革命；三是20世纪4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之对应的大学功能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1760年以前，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人才培养，在这个阶段，大学中的知识传承主要是人文知识的传承，特别是宗教文化知识的传承，而知识传承的目的是人才培养。1880年以后，德国洪堡大学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创了大学功能的新境界，不仅有知识传承，还加入了科学研究的元素。1920~1940年，美国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得以极大发挥，大学功能进一步发展出社会服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学功能已经由人才培养拓展到知识传承、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四个功能。20世纪40~60年代，尤其在美国的大学，出现了第五种功能，被称为文化引领作用。所以大学发展到今天，其功能为五个：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
这五个功能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学所要发挥作用的五个部分。尤其是技术主导了社会发展之后，很多大学都会把科学研究作为核心功能，最近十年来中国大学争先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其中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就是科学研究，甚至很多大学把研究看得比教学重，很多老师也是把研究放在第一位，因为评估导向起决定作用，而考核又是以研究为导向的。
不过从我的角度看，无论如何界定大学的功能，我还是坚持培养人是大学最根本的功能，也是核心功能，其他的四个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培养人这个核心功能的支撑或者完善。我坚持这一点，是从教育本身的功能上理解的。教育功能（Educational Functions）是指人类教育活动和教育系统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大学正是个体转向社会化的最后一个受教育阶段，如何让学生在大学阶段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应该是大学的首要功能。
《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汉代教育家董仲舒在其《对贤良策》中，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向汉武帝提出建议：“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虽然我不想这样功利地理解教育，但是我也清楚，教育本身的确就是可以完成个体向社会转化的过程。
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说，个体的社会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学习生存技能、内化社会文化、完善自我观念、学会承担社会角色。我认为，在这四个方面中，大学前教育关注了技能与认知社会的部分，大学教育则更需要注重自我提升与承担社会角色。
自我提升与社会角色担当，需要一个人能够明确做出判断，并界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学教育应该首先是信仰的培养，让学生在大学期间，能够真正培养确信的能力，让人具有内心的稳定性和内在的定力，让每个学生真正懂得如何树立明确的价值判断，而这也是大学教育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部分。
我曾经有机会在不丹向一位上师学习，他在讲授如何理解确信这件事时，用阳光与人做了比喻。太阳把阳光洒在大地，它并没有决定在哪里撒得多一些，在哪里撒得少一些。每个人能够得到的多少阳光，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坐在屋檐下，能够得到的阳光照射的机会就会少，如果我们站在阳光下，阳光就会照耀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不是太阳有偏爱和不公平，而是人自己的选择决定了获得阳光的多寡。
得到什么并不取决于别人，也不取决于你的上师、你的父母、你的朋友，甚至不取决于你所在的环境，而是取决于你自己。在任何情况下，确信给予你帮助的人、与你相关联的人，确信你拥有的一切和所处的环境，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福报。人与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总是认为有差别，因此就会有人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东西，而悲伤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其实这个世界是公平的，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就如太阳洒下的阳光，可以收获多少，却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和我们确信的习惯有关。
佛教确信的最直接体现就是“转世”的观点，在不丹静修之前，我还不能够理解“转世”的真谛。同去的占祥问了一个问题，让我恍然大悟。占祥问的问题是：如何衡量仁波切的水平高低？乌金堪布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奇特，在他的认知里似乎从未想到过这个问题，从来不存在评价上师的观念。我在惊讶乌金堪布如此回应的同时，忽然明白了其中深刻的奥妙。在不丹，人们相信佛法、相信上师、相信轮回，这种确信的心态，可以使人具有敬畏之心、敬仰之心，从而获得安静和圆满。
人需要确立自己内心的信仰。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看，一切都可以质疑和怀疑，正是这种怀疑一切的科学之心，推动着人类借助于技术和科学，了解自然的规律，也满足了人类日益强大的欲望和追求。所以，质疑、不崇拜权威、打破规则，创新及超越已经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我们相信科学是认识世界最为有效的方法，也推崇挑战权威的行为，对于怀疑与质疑的精神持有认同和赞赏之心。科学的确是认识世界的有效方法，但是如何认识心、认识人的本性？如何认知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让心安静且祥和？科学似乎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心，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中的一种就是“确信”，就是信仰与敬畏。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建立转世和轮回的主要论点，是以深刻了解心的连续为基础，是因缘和报应。佛教相信普遍性的因缘法则，认为一切事物都会改变，都有其因缘，因此不相信有一个神圣的造物主，也不相信有生命可以自我创造。相反，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所以，转世和轮回是那样的确定和明确，每位上师都有转世，每个人都有轮回，源于这样的确信，恭敬之心油然而生，由此而产生自然而然的信心，因为前世已经做出了体验。诚如顶果法王所说的：“恭敬心是修行的核心，如果我们心中只存有上师，只感觉热诚的恭敬心，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可以看作是他的加持。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永远的恭敬心来修行，它本身就是祈祷。”
经常有学生给我写邮件，这些怀着梦想、兴奋和激昂走入大学校园的同学，面对的竟然是无助、困惑、迷茫，甚至是颓废。他们内心煎熬、感受孤独；他们获得好的成绩却无法融入现实；他们背负着家庭的负债和对姐妹的负疚，为了让他可以读书，家中姐妹必须放弃读书；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奔波于不同的招聘会场，甚至有些人找不到工作……这些困惑动摇了学生读书的信心。虽然这仅仅是一部分学生的生活写照，但是即使没有这些困境，大部分学生还是无法确定大学生活与未来之间的必然联系，无法界定知识和命运之间的必然联系，更加不能确认的是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
在一次给学生的讲座中，一个学生问我“什么是信仰”。这个疑问就是上述学生困惑的根源。学生连什么是“信仰”这个概念都感觉模糊和不确定了，由此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生活中的困顿与焦躁。我在试着回答学生这个问题，也在澄清自己的认识。信仰就是一个人所认定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具有信仰的时候，他可以很好地接受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情，他可以很明确地以自己的信仰做出判断而不至于迷茫和混乱。信仰至少包括三种类型：人生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在三种信仰中，所历练的都是如何让自己确信并超越困顿。
近3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技术领域，中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在人的精神领域却呈现出一丝丝混沌和焦躁。这是否和大学教育未能完成自己的功能有关系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人活在世上，可以创造无数奇迹，也会遇到很多痛苦与挑战，如何让自己的创造有益于世界，如何让自己遭遇到痛苦和挑战时能够安然处之，这就需要信仰的力量。在幼小的时候，我们不曾迷失和困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信仰父母，确信父母可以给予我们正确的指引；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们也不曾迷失和困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信仰老师，信仰知识，确信老师可以依赖，知识可以依赖，并给予我们正确的理解。上了大学，进入到社会，我们遇到的挑战和痛苦加大，独立承担责任的压力开始让我们困惑，同时因为能力的增强，而在大学里并未拥有确信的能力，我们开始质疑老师、质疑社会，甚至质疑所学到的知识，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对象。压力与质疑导致更大的困顿，加之内心没有建立信仰的力量，迷惑和困顿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因为信仰缺失所产生的恶果又加重了这些痛苦和挑战。我们自身的困顿大部分源于内心信仰的缺失。
曾经有机会轮次在中国几所商学院任教于MBA/EMBA，学生非常热爱学习，但是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商学院读书的学生更愿意评价老师，更关注同学关系网络，他们不是确信回到学校一定要在学习上获得大的突破，相反他们更看重学校是否出名，校友是否有影响力，能否在同学中建立深厚而有价值的关系。所以中国商学院在推介课程时，会以更大的篇幅来推介校友；商学院动用很大资源和精力建校友会、设计各种学生活动。为学生服务并没有什么错误，让我所担心的是其目的。在很多学生的内心中，并不相信管理可以在课堂上学习，也不相信老师有能力提供更多的指引，因为在学生看来，他们自己的管理经验完全超越了老师。
我曾经听过一个国内很有名气的企业家对一位教授说：“您上课什么都不讲就是对学生最大的帮助。”带着这样的心态回到学校读书，能够有多少收获就可想而知了。这个时候，我真的开始怀疑每个商学院所做的课程教学评价是否正确，课程结束后，学生为上课老师做评估，这个分数决定老师是否能够拿到完整的课酬，能否获得绩效考核的成绩，能否继续担任课程的主讲教师，甚至有些学校把这个分数和老师的职称评定挂钩。两种老师能够获得高的分数，一种是学生自己服气和欣赏的老师，一种是讨好学生、让学生用人情来打分数的老师。真正糟糕的是：学生和老师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不再是学习关系，而是交易关系。通过教学使老师与学生各自能力提升的目标，已经被这种莫名的关系伤害了。
真的是因为老师的企业实践能力没有学生强，学生就该认为在老师那里学不到东西吗？事实一定不是这样，学生学到东西与否还是取决于学生自己。我为此专门写过一篇题为“管理学教授可以贡献什么价值？”的文章来阐述这个问题，我觉得管理者回到商学院学习，是获得一个自我反思的空间和时间，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转化和提升的过程，如果学生自己不能转化自己，就无法真正学到东西。我承认老师有局限性，老师对企业实践的问题没有更好的体验和沉淀，但是这不意味着老师不能讲授管理理论，因为科学的方法，深入的研究，依然可以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如果学生愿意信任老师，具有敬畏之心，收获的人一定是学生自己，而不是老师。曾经花时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听中国哲学课程，每位老师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了解到之前未了解的东西，对《易经》的理解，对和谐的理解，对老子、孔子、庄子的理解，也包括对佛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