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西谛书话》序

叶圣陶

能见到振铎的遗作重新编集出版，在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事，他遇难已经二十三年了，其间又经过势将毁灭文化的十年浩劫。可是让我给《西谛书话》作序，其实并不适宜。对于旧书，我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了，没法把这部集子向读者作个简要的介绍，而一篇合格的序文至少得做到这一点才成。在老朋友中间，最后一位适宜作这篇序文的是调孚，可惜他在一个月前也谢世了！

振铎喜欢旧书，几乎成了癖好，用他习惯的话来说，“喜欢得弗得了”。二十年代中期，好些朋友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振铎那时刚领会喝绍兴酒的滋味，“喜欢得弗得了”，下班之后常常拉朋友去四马路的酒店喝酒，被拉的总少不了伯祥和我。四马路中段是旧书铺集中的地方，振铎经过书铺门口，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踅了进去。伯祥倒无所谓，也跟进去翻翻。我对旧书不感兴趣，心里就有些不高兴：硬拉我来喝酒，却把我撇在书铺门前。可是看他兴冲冲地捧着旧书出来，连声说又找到了什么抄本什么刻本，“非常之好”，“好得弗得了”，我受他那“弗得了”的高兴的感染，也就跟着他高兴起来。

喜欢逛旧书铺的朋友有好几位，他们搜求的目标并不相同。伯祥不太讲究版本，他找的是对研究文史有实用价值的书。振铎讲究版本，好像跟一般藏书家又不尽相同。他注重书版的款式和字体，尤其注重图版——藏书家注重图版的较少，振铎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就书的类别而言，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做宝贝。宝贝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往往在书铺里翻了一通，结果一无所得。他稍稍有些生气，喃喃地说：“可恶之极，一本书也没有！”满架满柜的书，在他看来都不成其为书。经朋友们说穿，他并不辩解，只是不好意思地一笑而已。他的性格总是像孩子那样直率，像孩子那样天真。

我跟振铎相识之后，在一块儿的日子多，较长的分别只有两回。一回是大革命之后，为了避开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的凶焰，他去欧洲旅行。这部集子里有他在巴黎的几段日记，可以见到他怎样孜孜不倦地搜寻流落在海外的古籍。一回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去四川，他留在上海，八年间书信来往极少，只听说他生活很困苦，还是在大批收买旧书。胜利后回到上海，我跟他又得常常见面，可是在那大变动的年月里，许多事情够大家忙的，哪还有剪烛西窗的闲情逸致。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

（原载1981年12月10日《文汇月刊》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