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谏第五
本篇导读
本篇列举了一些太宗虚怀纳谏的具体事迹，说明至高无上的皇帝，能够接受谏诤、改进政务的难能可贵。大臣们从忠君爱君的立场出发，希望唐太宗“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而太宗也基本做到了这点。
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语
，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也，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珪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曰：『安有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善，遽令以美人还其亲族。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闲坐聊天，当时有一个美人在旁边服侍，她原来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庐江王谋反败露后，她被籍没入宫。唐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无道，残杀了她的丈夫而把她占为己有。他暴虐到如此程度，怎么会不灭亡呢？”王珪离座而起，说：“陛下以为庐江王李瑗这样占有她是对呢，还是不对呢？”唐太宗说：“哪里有杀了人而夺取他的妻子的道理，你还问我这种事是对还是不对，究竟是为什么啊？”王珪回答说：“我读《管子》之书，其中说：当年齐桓公到郭国去，问那里的父老长者道：‘郭国为什么会被我国所灭亡？’父老回答说：‘因为郭国的国君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齐桓公说：‘照你这么说来，他倒是一位贤君啊，怎么会灭亡呢？’父老回答说：‘并不是这样，郭国国君虽然喜欢善人但是并不能任用为善之人，虽然厌恶恶人又不能去除作恶之徒，所以亡国。’现在这个妇人还在陛下身边，所以我怀疑陛下的心意，认为庐江王占有这位美人是对的，陛下如果以为这件事是错的，那就是所谓知道邪恶而不能去除了。”唐太宗听了后非常高兴，称赞他讲得好极了，马上命令把这个美人归还给她的亲族。
赏析与点评
“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善其善，恶其恶”往往是古代明主贤君的典范，然而民间智慧，则从实际角度出发，要求更高一些，所谓“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讲求实际效果，不流于理想，脱离现实，否则终会导致亡国丧邦，此即“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的由来。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以备巡狩
。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陛下智周万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应？志之所欲，何事不从？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借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将贻之万叶，及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神祇不可以亲恃。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始，可以永固。』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征发士卒修缮洛阳的乾元殿，以备出巡时使用。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说：“陛下所考虑的遍及万事万物，包括天下四海统统在内。凡是命令下去要做的，什么地方不回应？心里所希望要干的，什么事情不顺当？然而我暗暗地在想：秦始皇统一天下做皇帝，凭借周王朝的余威，继承六国的盛业，要把江山传至万世，哪里知道到他的儿子就国破身亡了，实在是因为放纵自己的贪欲，干了许多逆天害人的坏事啊。由此可知天下不可以单凭武力征服，神灵不可以依赖。只应当弘扬勤俭节约精神，减轻赋税杂役，始终谨慎如一，江山社稷才可以永远牢固。”
赏析与点评
“令之所行，何往不应？志之所欲，何事不从？”——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古代社会内，皇权是无所制约的。可以说，皇令的颁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必须服从响应；皇帝所做的事，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可见皇权的绝对性、强制性。其实这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皇天下观是同出一辙的。
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
，尝有台使至州境，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岂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瓶、金碗各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译文
贞观三年，李大亮任凉州都督，曾有一位朝廷的使者到达凉州，看见当地有极好的猎鹰，就委婉地示意李大亮进献朝廷。李大亮秘密地向唐太宗上表说：“陛下已经很久没有打猎了，而使者却来索要猎鹰。如果这是陛下的意思，就大大违背了昔日的旨意；如果是使者自作主张，那就是使者用非其人了。”太宗回信说：“因你兼有文武才略，胸怀坚定的志向，所以委任你为重要地方的长官，担当重任。近来，你在凉州镇守，声名业绩远远传扬，想到你的忠诚勤政，睡梦中也难忘。使者让你献鹰，你终究没有曲意顺从，而且援引古事论述今事，从遥远的地方进献忠直之言，展示至诚之心，非常恳切周到。我看了你的奏章，赞许感叹之情，难以抑止。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忧虑！你应该坚守这样的忠诚，始终如一。《诗经》说：‘安于你的职位，喜好正直的人，神明听到这些，必定赐你大福。’古人说，一句良言的价值，等于千镒黄金。你所说的话，非常可贵。现赐你金壶瓶、金碗各一个，虽然没有千镒黄金那么重，但都是我自己用的东西。你立志正直，竭尽臣节，完全为公，担任官职，总很称职，如今以大任相委，表明我的重托。你在办完公事的闲暇时间，应多看一些古代典籍。现在同时赐给你一部荀悦写的《汉纪》，这部书叙事简明扼要，议论深刻广博，全面阐述了治国的根本和君臣的大义。现在把它赐给你，你要加以阅读研究。”
赏析与点评
“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俚语云“人在做，天在看”，《诗经》这句话亦有此味道。民间智慧认为只要我们恪尽职守，从正途做好自己分内之事，皇天是听到、看到的，最终定赐你大福。这种劝善观念，正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底蕴和内容之一。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
，太宗以为讪谤。侍中魏征进言曰：『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云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曰：『非公无能道此者。』令赐德参帛二十段。
译文
贞观八年，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唐太宗，太宗认为他有意毁谤。侍中魏征进言道：“过去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可以为之痛哭流涕的事有一件，可以为之叹息不休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言事，往往言辞激切动人。如果讲得不激切，就不能打动皇帝的心；言辞激切就有点儿像讪谤了，希望陛下能仔细考虑他的建议是否可行。”唐太宗说：“不是你就不能讲出这样的一番道理。”于是下令赏赐皇甫德参布帛二十段。
赏析与点评
“激切即似讪谤”——言辞激昂真切，容易令听者误以为是诽谤、恶意攻击。所以，两者仅一线之差，往往视乎言者与听者的态度来决定。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魏征提醒太宗，要细心听取，不要意气先行，否则谁人敢进谏呢？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长孙无忌等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不得有隐，宜以次言朕过失。』长孙无忌、唐俭等皆曰
：『陛下圣化道致太平，以臣观之，不见其失。』黄门侍郎刘洎对曰：『陛下拨乱创业，实功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有人上书，辞理不称者，或对面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太宗曰：『此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译文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于帝王，往往都是顺从而不愿提出相反的意见，用甜言蜜语来博得君王的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得隐讳己见，要依次指出我的过失来。”长孙无忌、唐俭等人都说：“陛下圣治教化导致天下太平，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回答说：“陛下拨乱创业，确实功高万古，真像长孙无忌等人所说的那样。然而近来有人上书言事时，遇到言辞不当的人，往往会当面责问不休，使得上书言事的人羞愧而退。这样恐怕不是在奖励进言者吧。”唐太宗说：“这话讲得对啊，应当听你的话改正。”
赏析与点评
“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就如注释所言，为人臣子者若只识做“应声虫”，从不提相反意见，更以美好动听的言辞来逢迎、取悦君主。这便是贞观君臣所痛斥的群小、佞臣。其实这就是今天西方俚语所云的“Yes Man”（好好先生）。而太宗亦明白此道，故而主动要求臣下进谏、发言、提意见，不要为求博取自己欢心，而以花言巧语取悦君主。
直谏（附）
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文德皇后访求得之，请备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书已出，策使未发。魏征闻其已许嫁陆氏，方遽进而言曰：『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臣传闻虽或未的，然恐亏损圣德，情不敢隐。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
译文
贞观二年，隋朝的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方十六七岁，是个容貌极为美丽的绝代佳人，当时没有谁能比得上她。文德皇后寻访后，请求太宗留她在后宫作为嫔妃。于是太宗便聘她为充华。诏书已经发出，但册封的使者尚未动身。魏征听说这名女子早已许配给陆家，就急忙进谏说：“陛下身为百姓的父母，爱抚百姓，就应该忧百姓所忧的事，乐百姓所乐的事。自古以来有道的君主，都是以百姓的心愿为自己的心愿的。所以君主身居楼台馆阁，就要让百姓也有房屋可以安身；君主食肥美的食物，就要让百姓不受饥饿的威胁；君主看到妃嫔宫女，就要想到百姓也有婚配成家的欢乐。这才是做君主的正常道理。如今郑家的女儿早已许配别人，陛下聘娶她时，竟不加考虑，也不曾询问。这件事如果传遍天下，哪里是君主为民父母的作为？虽然我听到的只是传闻，不一定确实，但唯恐损害陛下的名誉和圣德，所以不敢隐瞒。君主的一举一动都有史官记录，希望陛下要特别留心考虑。”太宗听了魏征的话，非常吃惊，亲自写诏书答复他，深深地自我责备，于是停止派遣册封的使者，下令将郑氏女送还给她的旧夫。
赏析与点评
“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近世则称之为“同理心”。君主享用丰富物资的同时，须确保百姓亦有安稳的生活，不虞匮乏。这亦是体现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具体例子。
贞观三年，诏关中免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
。寻有敕：已役已纳，并遣输了，明年总为准折。给事中魏征上书谏曰：『臣伏见八月九日诏书，率土皆给复一年。老幼相欢，或歌且舞。又闻有敕，丁巳配役，即令役满折造，余物亦遣输了，待至明年总为准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诚平分万姓，均同己子。但下民难与图始，日用不知，皆以国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窃闻，天之所辅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伏愿少览臣言，详释利害。冒昧之罪。臣所甘心。』
译文
贞观三年，太宗下诏：关中免除两年租税，关东免除一年赋税徭役。不久又有文书说：已抽调服役的壮士仍遣发服役，已缴纳的租税，仍献纳完毕，明年再合计作为依据折算。给事中魏征上书说：“我看到八月九日的诏书，全国都免除赋税徭役一年，老人幼童相互欢庆，全都载歌载舞。现在又听到有文书说，成年男子已调配服役的，就令他们服役期满后折算租税，其余物资也交纳完毕，等到明年合计起来作为依据折算。百姓之中，有的感到失望。这种做法实在百姓看成一样，都和自己的儿子相同。但愚昧的人很难在开头与他们商量事情，他们每天用度不够，都认为是国家追悔前言、反复无常造成的。我私下听说这样的话，上天辅佐的是仁慈的人，百姓帮助的是守信义的人。现在陛下刚刚继承帝位，亿万百姓在观望你的德行。才发出庄重的圣旨，就又变圣旨的话，这会使全国上下产生疑心，认为陛下像春夏秋冬失去秩序那样不守信义。纵使国家有亟须解救的危难，也一定不能这样做，何况凭着泰山一般安稳的局面而随便做出这种事！替陛下想出这办法的人，在财利上有一些好处，在德义上却大大有限。我的确智慧浅薄、才识短缺，但私自为陛下惋惜。但愿陛下稍微浏览一下我的奏章，仔细选择有益的事去做。冒昧上书的罪，我甘心承受。”
赏析与点评
“天之所辅者仁，人之所助者信。”——“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是传统民间敬天、畏天思想的反映。而善人的准则，又似乎可以从这两句中找到答案。善者，仁与信。所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最佳解释，便是“天之所辅者仁，人之所助者信”。
贞观六年，匈奴克平
，远夷入贡，符瑞日至，年谷频登。岳牧等屡请封禅，群臣等又称述功德，以为『时不可失，天不可违，今行之，臣等犹谓其晚。』惟魏征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隐。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不厚耶？』曰：『德厚矣。』『华夏未理耶？』曰：『理矣。』『年谷不登耶？』曰：『登矣。』『然则何为不可？』对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怀惠。德厚矣，泽未旁流。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而罻罗犹密。积岁丰稔，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太宗称善，于是乃止。
译文
贞观六年，战胜平定了匈奴，远方的异族来朝贡称臣，吉祥征兆一天天的出现，五谷连年丰收，地方州府长官多次请求太宗封禅，群臣等又称颂太宗的功德，认为“时机不可错过，上天的旨意不可违抗，现在举行封禅大典，我们还认为已经太晚了”。只有魏征认为不行。太宗说：“我希望你直接切实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要有所隐讳、保留。我的功绩不够高吗？”魏征回应说：“功绩高。”太宗说：“德行不厚吗？”魏征回应说：“德行厚。”太宗说：“华夏还没有治理好吗？”魏征回应说：“治理好了。”太宗说：“每年五谷不丰收吗？”魏征回应说：“丰收了。”太宗说：“那么，为何不能封禅？”魏征回答说：“陛下的功绩虽高，但百姓心中还未记住你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厚，恩泽还没有遍施于人。华夏虽然安定，还不足以负担起举行祭告天地大礼的费用支出。遥远的外族虽仰慕，还没有更多的东西来满足要求。吉祥征兆虽然出现，但大小刑网还满布天下。连续几年虽获丰收，但粮仓还是空虚。这就是我暗自认为不可举行封禅的原因……”太宗称道这话说得好，于是停止封禅。
赏析与点评
“功高矣，民未怀惠。德厚矣，泽未旁流。”——君主的功高德厚与否，应取决于百姓心中有没有记挂着君主的恩惠，百姓有没有实际感受到君主的福泽。而不是以君主的丰硕政绩、个人品德等来衡量的。所以，个人的成就与修养，不是自己说了便是，是需要别人以至社会整体所认同的。太宗是否功高、是否德厚，就交由历史来做判断罢。
贞观七年，蜀王妃父杨誉在省竞婢
，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问，未及与夺。其子为千牛，于殿庭陈诉，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国亲，故生节目，不肯决断，淹历岁年。』太宗闻之，大怒曰：『知是我之亲戚，故作如此艰难。』即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征进曰：『城狐社鼠皆微物，为其有所凭恃，故除之犹不易。况世家贵戚，旧号难理。汉、晋以来，不能禁御；武德之中，已多骄纵；陛下登极，方始萧然。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将无所及。自古能禁断此事，惟陛下一人。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臣窃思度，未见其可。』太宗曰：『诚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辄禁不言，颇是专擅，虽不合重罪，宜少加惩肃。』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译文
贞观七年，蜀王李愔妃子的父亲杨誉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将他拘留并审问，还没来得及处理。杨誉的儿子是千牛卫武官，在殿廷上诉述说：“五品以上的官员，不是犯反叛罪的不应拘留，因为我父亲是皇亲国戚，薛仁方就故意节外生枝，不肯决断，拖延时日。”太宗听了很生气地说：“明知是我的亲戚，还故意如此刁难！”当即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杖，并免去他所担任的官职。魏征进谏说：“城墙下的狐狸和神社中的老鼠，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动物，因为它们有所依仗，要除掉它们还真不容易。何况世家贵戚历来就号称难以管理。汉、晋以来就不能控制禁止；武德年间很多皇亲国戚骄横放纵；陛下登基后他们才开始有所收敛。薛仁方既然担当主管官员，能为国家执法，怎能对他随便施加刑罚，以达到外戚挟私报复的目的呢？如果这个先例一开，以后各种事端都会接踵而来，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自古以来能禁止外戚骄纵的只有陛下一人。防备意外，是治国的常识。怎么能在河水尚未泛滥的时候，就想自己毁掉堤防呢？我私下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先前我没有仔细考虑。但是薛仁方妄自拘留人而不申报，也很是专权，虽算不上是重罪，也应稍加惩罚。”于是下令打了薛仁方二十杖，免予解职处分。
赏析与点评
“城狐社鼠皆微物，为其有所凭恃，故除之犹不易。”——社会上鼠窃狗偷之辈，本该容易清除，然而其背后往往有权贵恶势力的荫庇，鼠窃们仗势凌人，要肃清这些小人物就变得困难复杂了。为政者亦然，魏征指出要打击真正为恶者，是一件绝不轻省的事情，尤以皇亲国戚、官僚权贵，则更难上加难。希望太宗能以身作则，从他做起，惩处违法犯罪的皇亲国戚。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
：『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征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 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译文
贞观九年（六三五），从北蕃回来的人向朝廷报告：“突厥境内下大雪，人民饥饿，羊马一并死亡。那里的唐人，都逃进山林当强盗，人心混乱，形势险恶。”太宗对侍臣说：“观察古代国君，推行仁义，任用贤良，就天下大治；推行暴政，任用奸邪，就失败。突厥信任的人，我和你们都是看到的，大概没有忠良正直可取的人。颉利又不关心百姓，为所欲为。我从人情事理来看他，又怎么能长久呢？”魏征陈述说：“过去魏文侯问李克，诸侯中谁先灭亡？李克回答说：‘吴国先亡。’魏文侯说：‘什么原因？’李克说：“吴国几战几胜。几胜之后，君主必然骄傲，几战之后，百姓必然疲乏困苦，不灭亡还等什么？’颉利适逢隋朝末年中原丧乱，就依仗他人马多，侵入内地，至今尚未停止，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原因。”太宗认为这话很对。
赏析与点评
“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表面上，军事强国往往屡战屡胜，所向无敌，何等风光。然而仔细一想，这正是其步向灭亡的原因，战场上多番得利，会令国君变得自满轻敌，而频繁地发动战争，更会使国民疲乏丧命，国力自然折损。国君轻敌，国力折损，亡国已经是指日可待了。放诸现今世界，两千多年前李克的判断仍然相当有见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纳綷德军和日军的败亡，正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所致。
贞观十年
，太宗谓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政理太平，称为圣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弱冠交游，惟柴绍、窦诞，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以此而言，复不由染，何也？』魏征曰：『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万民之命，理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但经云：「放郑声，远佞人。」近习之间，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译文
贞观十年（六三六），太宗对侍臣说：“太子的辅导老师，自古以来就难于选取。周成王幼年继位，用周公旦、召公奭为太保、太傅，左右都是贤人，足够用来增长仁义，政治达到太平，被称为圣明君主。到秦朝的胡亥，始皇宠爱他，赵高做他的老师。赵高教以刑法。到胡亥篡位为帝后，就诛功臣、杀亲戚，残酷暴烈不止，很快就灭亡了。由此说来，人的善恶的确由亲近的人那里学来。我二十岁时交游的人，只有柴绍、窦诞等，他们不是有三种长处的人。到后来我居此帝位，治理天下，虽然赶不上尧、舜的圣明，大约也避免了孙皓、高纬的残暴。从这说来，又不是由亲近的人那里学来，是什么原因呢？”魏征说：“中等智慧的人，可以与他做善事，可以与他做恶事。然而上等智慧的人，自然不会受其影响。陛下从上天那儿接受使命，平定盗贼制造的大乱，拯救万民的性命，治国达到太平，难道柴绍、窦诞这些人能够贬损陛下的德行？但经典上说：‘抛弃淫靡的音乐，疏远奸邪的人。’亲信的人之间，尤其应该特别谨慎。”太宗说：“好。”
赏析与点评
“人之善恶，诚由近习。”——孔子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等，正是“人之善恶，诚由近习”的最佳注脚。人的为善为恶，往往受教导者、同侪、友辈的影响最深。年幼的周成王与秦二世的性格表现，估计相距不会太远，然而两人善恶、成败的最终差距如斯之远，不能不谓受到周公、赵高的诱导和影响所致。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魏征曰：『比来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对曰：『若恩威所加，远夷朝贡，比于贞观之始，不可等级而言。若德义潜通，民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亦甚远。』太宗曰：『远夷来服，应由德义所加，往前功业，何因益大？』征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义为心，旋以海内无虞，渐加骄奢自溢。所以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为异？』征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僶勉听受
，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
译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魏征说：“近来我所做的事的得失及政治教化，比以前如何？”魏征回答说：“如果就恩泽声威所能达到，远处的外族前来朝贡的情况来说，与贞观初年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果从德义与百姓心灵相通，民心高兴诚服来说，比贞观初年又相差很远。”太宗说：“远方外族来归服，应当是由于施与德义，过去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魏征说：“过去天下未安定，常把德义铭记在心，不久，因国内平安无事，逐渐增加骄奢自满的情绪。所以，功业虽然盛大，德义始终赶不上贞观初年。”太宗又说：“所做的事比以前有哪些不同？”魏征说：“贞观初年，担心别人不进言，引导大家规谏。三年以后，见有人进谏，能高兴采纳听从。最近一两年来，不喜欢别人劝谏，虽然努力听取和接受，而内心始终不高兴，确实有为难的样子。”
赏析与点评
“德义潜通，民心悦服。”——在上位者，若能与百姓同心同德，道德行为上不必要强求一致，不搞形式主义，平民百姓自然会心悦诚服，治世亦自然出现。魏征认为贞观初年的成就，正是建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