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陆澄录(3)

注释

[1]槁木死灰：语出《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这是一种不究竟的用功方法，心中漆黑一片，类似于非想非非想的状态。

[2]何思何虑：语出《周易·系辞》：“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意为不借助意识的造作，才能与道相合。

译文

一天，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做功夫。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可偏执一端。人在刚开始学习时没有定力，心猿意马，而且其心中所思所想的大多是私欲方面的事。因此，要先教他静坐，借以止息思虑。久而久之，一直等他的心逐渐安定下来。但若一味悬空守静，像槁木死灰一般，也没有什么用，此时必须教他做省察克治的功夫。这种功夫需绵绵密密不能间断，好比铲除盗贼，要有彻底清除的决心。没事的时候，将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深入地省察克治，一定要将病根拔去，使它永不复发，才算痛快。就好比猫捉老鼠，眼睛一边盯着，耳朵还一边听着，只要有一丝私心杂念生起，就将其摒弃，态度坚决，不能姑息迁就给它方便，更不能窝藏它，也不能网开一面让它逃走，这才是真功夫。只有这样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等到心中没有私欲可除，自然可以轻轻松松地端坐拱手。虽然《易经》里也说‘何思何虑’，但这不是初学的人该干的事情，初学者必须思考省察克治的功夫，这就是思诚，只保持一个天理在心中，等到它完全纯正，便是‘何思何虑’了。”

浩然正气，连鬼都怕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1]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2]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3]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注释

[1]集义：意思是经常积累善心善行。语出《论语·公孙丑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这是孟子解释浩然正气特征的一段话。

[2]子莘：马明衡，字子莘，福建莆田人，官至御史，王阳明最早的福建弟子。

[3]子思：孔子的孙子，相传为曾子的学生，《中庸》的作者。

译文

陆澄问：“有人夜里怕鬼，怎么办？”

先生说：“只是因为平时不经常积累善心善行而心中有所愧疚，所以才会怕鬼。如果平素的行为合乎神明，心中坦荡光明，哪里会怕鬼呢？”

子莘说：“正直的鬼不可怕，但邪恶的鬼不管好人坏人都会伤害，所以难免会有些害怕。”

先生说：“邪鬼怎能迷惑正直的人？有怕这个念头，就说明人心不正。之所以有被鬼迷惑的，并不是鬼迷惑了人，是人自己的心迷惑了自己。例如，人好色，就是被色鬼迷惑；贪财，就是被贪财鬼迷惑；不该怒而怒，就是被怒鬼迷惑；不该怕而怕，就是被怕鬼迷惑。”

“定是心的本体，也就是天理。动与静，只是天理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形式。”

陆澄向先生请教《大学》、《中庸》两书的异同。

先生说：“子思总结概括了《大学》一书的宗旨，写了《中庸》的第一章。”

正名很重要

问：“孔子正名[1]。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2]。’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注释

[1]正名：使名分恰当。语出《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孔子认为，为政治国必须先有恰当的名分，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格遵守伦理、尊卑、等级的秩序。

[2]废辄立郢：春秋时卫国的一段史事，朱熹《论语集注》引胡氏语：“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过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

[3]“君君”句：语出《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为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都要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这样天下才能太平。

译文

陆澄问：“孔子主张端正名分。朱熹在集注中说孔子是‘要对上报告天子，对下告诉诸侯，废除公子辄而拥立公子郢’。这种说法对吗？”

先生说：“恐怕不是这样。哪有一个人对待我恭敬有礼，让我帮助治理国家，我一掌权就先去废掉他，这恐怕不符合人情天理。孔子既然肯帮助辄治理国家，一定是辄放心地把国家委托给他，悉心听从他的教导。孔子的品德高尚，心灵至诚，想必是已经感化了卫辄，使他知道没有父亲就不能算做一个真正的人，因此，卫辄必定痛哭奔走，亲自去迎接父亲回来。父子之爱出自人的天性，卫辄能悔悟过错、痛改前非，如此真切，蒯聩哪能不被彻底感动？蒯聩回来以后，卫辄会将国家交给父亲，并请求父亲杀了他以弥补自己的罪过。而蒯聩已经被儿子的行为感化，又有孔子在中间诚恳调解，当然决不会接受治理国家的担子，仍然会让辄继续治理国家，大臣和百姓也一定会让辄继续做国君。卫辄于是自己揭露了自己的罪行，请示天子，昭告诸侯，一定要将卫国还给父亲。蒯聩与众大臣百姓们也都赞赏辄的忏悔和仁孝的美德，也请示天子，昭告诸侯，一定要卫辄继续担任国君。于是上上下下一致要求卫辄继续做他们的国君。卫辄迫不得已，于是像后世太上皇制度一样，率领众大臣和全国百姓尊奉父亲为太公，使其养尊处优，然后，卫辄才重新做了卫国的国君。这样国君、大臣、父亲、儿子都恪守自己的身份，名正言顺，从此天下就好治理了。孔子说的使名分恰当，大概就是这样吧！”

忧患之日正是用功之时

澄在鸿胪寺[1]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2]。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3]，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4]，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注释

[1]鸿胪寺：掌管赞导相礼的衙门。王阳明于正德九年（1514）升任南京鸿胪寺卿，许多弟子随他前往。仓居，在衙舍居住。

[2]有所忧患不得其正：语出《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3]毁不灭性：意思是孝子哀伤但以不能伤害性命为限。语出《孝经·丧亲》：

“孝子之丧亲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

[4]体用一源：语出《伊川易传·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问。”意为体与用同出于一个源头，即易，它们虽然有或者显著或者微妙的差异，却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译文

陆澄跟随先生在南京鸿胪寺官衙居住，突然接到家信，说他的儿子病危，陆澄心里极为担忧郁闷，几乎不能承受。

先生说：“此时正适宜做功夫，如果放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又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要在这种时候磨炼自己。父亲关爱儿子，自然是人间至情，但是天理也应该中正适度，超过这个度就表明心中有了私欲。人在这时多认为按照天理应当忧伤，于是就一味悲伤不能自拔，而不知道自己已经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一般来说，七情一旦发作，往往过分的多，不足的很少。但其实只要稍稍有点过分，便不是心的本体，必须进行调节直到适中为止。比如父母去世，作为人子难道不想一下子哭死，才能化解心中的悲痛？然而圣人说过：‘毁不灭性。’这并不是圣人非要强人所难，而是因为天理本体自然有个限度，凡事不能超过这个限度。人一旦真正认识了心体，自然会明白不能有分毫增减。”

先生说：“不能说常人都有‘未发之中’的状态。因为‘体用一源’，有什么样的体就有什么样的用，有‘未发之中’，就有‘发而皆中节之和’。现在的人没有做到‘发而皆中节’，就可以知道那是因为他‘未发之中’的状态还没能完全得到。”

有事无事常养气

“《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1]六字，《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2]

“‘夜气’[3]是就常人说。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气翕聚[4]发生处。圣人则不消说‘夜气’。”

澄问“操存舍亡”[5]章。

曰：“‘出入无时，莫知其向’，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无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谓‘腔子’[6]，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

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向邪？”

注释

[1]初九，潜龙勿用：《易经》乾卦的初九爻爻辞，象征阳刚正气（以龙代表之）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因其势尚弱，宜潜伏蓄势，不宜主动发挥作用。初九，指乾卦从下数第一爻，亦称初画。易经中用九代表阳爻，用六代表阴爻。

[2]辞、象、变、占：《易经·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象，即用卦爻等符号比拟自然界和社会的形态与变化。

[3]夜气：人在夜里，经过休养之后，产生清明和善的心气。语出《孟子·告子上》：“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

[4]翕聚（xījù）：会聚。如宋朝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余行天下，凡通都会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带溪，气象回合。”

[5]操存舍亡：语出《孟子·告子上》：“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欤？’”操，指保持人的善良本心。乡，通“向”，即方向。

[6]腔子：指胸腔。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心要在腔子里。”

译文

先生说：“《易经》乾卦的初九爻爻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其卦象是初九爻，其变化是出现新爻，其占卜用的是卦辞和爻辞。”

先生说：“‘夜气’是就普通人来说的。学者如果能在本心做功夫，不论白天有没有事情，心中都有清明和善的心气积聚。圣人因此不需要讲求‘夜气’。”

陆澄向先生请教《孟子》中“操存舍亡”一章。

先生说：“‘出入无时，莫知其向’，这虽然是就普通人的心而言，学者也应该知道心的本体原本就是如此，这样操存功夫才不会有毛病。不能随便说出就是亡，入就是存。如果论及心的本体，原本是无所谓出和入的。如果论及出入，那么思维运用就是出，然而人的主宰明明就在心里，哪里会有出？既然没有出，哪里会有入？程颐所说的‘心腔’，也只是天理而已。虽然一天到晚应酬不止，也不会超出天理，就是在心腔里。如果超出天理，就是所谓的放，就是所谓的亡。”

先生又说：“心的出和入只是运动和静止而已，运动和静止无常，哪里会有方向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