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绘画（1）
在中国，院墙里的绘画，僵滞已久；官办的画展，煞有介事；社会上的“当代艺术”倒是活力充沛花样多，而其中可以称作“绘画”者，日见稀少了。至于世界上的绘画，情形怎样呢？在美术界的纷纷“研讨”与“论文”中，另存一个由我们枉自假想的“世界”在：有说是绘画回归了，有道是绘画死亡了，究竟怎样呢——我热爱绘画，一如既往，却是没有兴致相随众人谈绘画，只为在画圈边上混，又在学院教画画，回国后免不了时常给人叫过去，逢场作戏，议论如下。
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1]
问得好！好问题！但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在一块挖了小洞的鹅蛋形调色板上，排列油腻的七彩，将左手大拇指插进洞眼端稳了，右手捏紧油画笔，调开颜料，向一块绷平的白布点戳涂抹——不知道起于何时，因为什么缘故，中国人画起油画来？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起于何时，因为什么缘故，中国人忽然踮起脚尖跳芭蕾，揸开十指弹钢琴，正襟危坐聆听交响乐？……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人手一只“傻瓜”照相机，中国人开了成千上万家电影院，家家户户搁着至少一台电视机，在电视机边上，很可能还放着各种各样的录音机、功放器、喇叭、碟盘、录像机、VCD……为什么？
在中国古典绘画中，我看见中国男子世世代代将头发蓄长，盘起，卷拢，可是在民国的老照片老电影里，中国男子的头发统统在齐耳处剪短，向两边分开梳，并穿上西装，打起领带——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女子也不像古版绣像画里那样乌发高耸，而是任其披散，或烫起发卷？为什么她们毫不在意露出胳膊、小腿，甚至一部分大腿，并脚蹬高跟鞋？很久以前——多久？五十或七十年前——中国女子就流行用三角形内裤勒紧腰腿，扣拢胸罩，还穿上紧贴皮肉的透明丝袜：林黛玉或王昭君也穿着同样的内衣吗？据我所知，欧洲到19世纪才发明现代样式的女用内衣，于是中国女子跟进，穿上，为什么？对了，如今许多中国的都市新娘流行披“婚纱”，袒露胸肩，显然希望所有人欣赏自己的乳沟与光脊梁，她们一定会坚持与新郎官到照相馆合拍收费昂贵的西式结婚照，在照片上，打着领结的丈夫们经常会做出这样的姿势：一条腿曲跪着，捧着新娘的手，凑过脸去，做出无限忠诚的模样，正像一位西方的绅士：为什么？难道他们疯了吗？
咖啡、香槟、啤酒、威士忌、葡萄酒、可口可乐……为什么中国人将这些杂色的饮料灌进喉咙？为什么中国人也用刀叉撮拢生菜，用叉尖戳取牛肉？为什么中国的少男少女喜欢吃巧克力奶油冰激淋，一边吃一边在街上走，有的还将头发染成红色或金黄色？为什么中国的幼儿强拉父母带他们走进麦当劳肯德基吃炸薯条汉堡包，而且在门口与肯德基老爷爷的高大塑料模型拍照合影？
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摩天大楼里办公，住进叫作“洋房”、“公寓”的石质或水泥房子里？为什么把这些公寓称作“罗马花园”或“巴黎风情”？为什么要在公寓外的草坪上竖起仿制的西方裸女的雕塑？为什么所有住进公寓的中国人都要在客厅里放一圈沙发，将腰背屁股深深陷进去？为什么花很多钱装置马桶、盥洗台、空调、澡缸与喷洒热水的龙头，并按说明书指引在澡缸热水中放置生发泡沫的皂液，像电影里的美国佬一样全身泡进去，只露出脑袋，然后咧嘴欢笑？
起于何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骑着自行车充塞街头？为什么今日中国白领最得意的事是给自己买回小轿车，以致北京二环三环路上的日常风景与主要情节，是堵车或抢道？（对了，警察！为什么中国的警察与军人全都穿着西式制服？前年，当国庆节北京警察更换黑色美式警服时，我亲眼看见一位孩子脸小警察被这身新警服累得坐倒在马路边上。）当然，中国人早已乘坐“空中客车”出差或旅行，早已拥有自己的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巡洋舰、炮艇、鱼雷艇，早已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氢弹，我们自己制造的火箭与卫星早已在太空巡弋了几万万公里，我还看见中国制造的飞弹导弹，又大又长，由配备几十上百只超级橡皮车轮的巨型军车托护着，在天安门广场缓缓移动，给观礼台上密密麻麻的贵宾看……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问：我们为什么放弃了剑、戟、棍、棒、长矛、利箭、弓弩、刀斧、匕首，以及古代武将一身亮闪闪的盔甲和护心镜？
还有，还有，还有——起于何时，因为什么缘故，中国人玩起乒乓球、台球、篮球、足球、水球、高尔夫球？为什么中国人要去游泳、跳水、拳击、举重、滑冰、冲浪？为什么中国运动员苦着脸高频率扭动胯骨在划定的跑道上竞走、狂奔？为什么好端端的小伙子小姑娘在双杠单杠或吊环上将他们的身体拼命折叠抛掷，在千钧一发之际忽然翻滚落地，双腿立定，赶紧挺胸翘臀平举双臂，向全场迅速做出若无其事、洋洋得意、惊魂甫定、万般侥幸的表情？为什么所有中国人无师自通，叉开两指做出“V”字形状代表胜利？又是为了什么，中国人在踢进或被人踢进一球之后，立刻会有数千万倍中国人在大街上狂叫疯笑，或在电视机前捶胸顿足，甚至砸烂电视机？
我还没说完——为什么我们使用电脑、上网、发“伊妹儿”？此刻，电脑显示贵刊规定的字数快要到了，可是越来越多的“为什么”接踵而来：为什么我们道别时要说“拜拜”？为什么几乎所有招牌或文本都要标明拼音字母？为什么一个学生的外语考试还差几分就被校方断然拒绝？为什么中国所有大学生政治考试的试题是背诵那位德国籍犹太人马克思先生的伟大言论？为什么阴阳四时通行公元年份？为什么中国的度量系统通用欧美标准？为什么国家出版法明文规定中国境内出版物一般不许印制中文繁体字？……
没有答案。没人问一句“为什么”。现在，忽然像是被人一把摁倒，我必须回答“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一个令人多么寒碜尴尬的问题啊！两年前，有位京城的国画理论家就隔着桌子正言厉色逼视我，质问过这句话（当然，他也穿一身西装），我好比受一记当头棒喝，哑口无言：是啊，我是中国人，我虚掷三十多年的性命画油画——我猜，恐怕没有哪位水墨画家会遇到同样的质问吧——但此刻我愿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
我不知道！
2002年4月27日
注释：
[1]注释：本篇文字应《美术观察》编辑部专题稿约所写，发表在该刊2002年第6期。
常识与记忆
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人文讲堂讲演
诸位同学、诸位老师：
今天有荣幸被请到贵校出席百年校庆，我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此前不知道南京有一所大学叫作“东南大学”，更想不到她有百年历史。待我收到贵校的邀请函，才知道这就是南京工学院的前身。
现在我被贵校请来当嘉宾，并没有这份资格，我只是个喜欢画画的人。不错，我正在担任所谓绘画博士生的导师，是一名所谓责任教授，但是我要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什么叫作“美术博士生”，我也不知道什么人有资格教这样的博士生。当我每年审看博士生报考表格时，我发现自己既不具备报考的学历，更不具备国家规定的种种条条框框。说到学历，除了二十多年前在中央美院上过两年所谓研究生课程，我的文化程度只是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那年，“文革”爆发，我的两年初中全是下工厂，去农村，或者观看老师被批斗，根本不上课。到了十六岁，我就和千万名知青给塞进火车，送到农村种地去，一去就是八年——我常常说：所谓“知识青年”的意思，就是指没有知识的青年。
所以要说知识，在座诸位比我多，要说学历，在座诸位更比我高。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贵校邀请函明明白白印着“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人文大讲堂”。“人文”这样大的话题，我当不起：没有足够的知识，“人文”从何谈起？而我竟被请到我所不知道的大学讲“人文”，说明我连“常识”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代人的“文化常识”与“历史记忆”，很早就被切断了。
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叫作“常识与记忆”。
我给大家讲一件小事情。去年，我受命给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画一幅大画叫作“国学研究院”，画面上的主角是七十年前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五位前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为了收集素材，我去清华大学校史馆询问研究院故址在哪里，馆员都说不知道。我急了，于是在校园内王国维自沉碑周围特意先后询问十几位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师或职员，结果呢，不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本校有过这样一所研究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清，并复述“国学研究院”这几个字——
“什么？‘博学研究院’？”他们一脸茫然，掉头走开。
我自己知道么？在给清华大学叫来帮忙教书前，我仅听说过以上五位老先生的名字，要不是那幅创作，我也不知道清华大学有过这么一所“国学研究院”，问了人，才知道早在1952年，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就给全部砍掉了，那一年，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
一晃五十年过去，国家忽然想起“人文传统”、“国学研究”这些字眼，忽然要来纪念“国学研究院”，忽然要来做今天这样的“人文大讲堂”——所以不但是我，连国家也常常失去记忆的。
还好，总算又记得了。回头我要问问“东南大学”的校名，是怎样在贵校历史中失去记忆，又恢复记忆的。
当然，有些事情最好忘记，不说为好，可是我的记忆力偏偏不坏，居然记得。是什么事情呢？说来有趣，当校方领导陪我参观清华大学校园时，我忽然发现一幢主楼似曾相识，仿佛多年前在电视里看到过，我问：这里是不是1966年万人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现场？回答说，正是这里。接着，领导指着著名的刻有“清华园”三字的校门石牌坊，说这座起于清朝末年的牌坊在“文革”初期被砸毁，是红卫兵喝令当时被批倒的学者教授们动手砸毁的，然后在那里竖立了一座毛主席雕像，直到“文革”结束，才仿照老清华的模样重新建起来。现在那里天天有游人争先恐后拍照留念，其实那座“清华园”牌坊是假的，年龄只有二十几岁。
这就是我的记忆。这是“人文”的记忆么？不是，可是大家不要小看这记忆：就是在这样的记忆中，我们几代人失去了常识与记忆。
今天，全国院校，全国的教育，大谈“人文”——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个民族忽然要来大谈“人文”，不是好事情，正相反，它说明人文状况出现了大问题。面对这样的大问题，以我的看法，咱们先别奢谈所谓“人文”，我们要紧的是先来恢复常识和记忆。
可是我们失去的常识和记忆太多了，从何说起？今天，我们还是从绘画说起吧。
但是绘画的范围很广，话题很多，在座诸位不一定都是绘画专业的同学，那么，我就以“美术馆”为话题说说看，因为美术馆开放给所有人。
二十年前，我为什么去到纽约？不是为了移民、发财，而是为了到西方开眼界，看看油画经典的原作。当我走进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画看也看不过来，可是没想到就在那里，我从此开始了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启蒙，认清了我们民族从上古到清末的艺术家谱：在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伦敦与台北故宫，我所看到的中国艺术经典，竟是我在中国大陆所能看到的上百倍，而且十之八九是精品。
那么，中国大陆的艺术珍品和大量文物还剩多少？放在哪里？仅以北京为例，据故宫古典书画文物鉴定家单国强先生说，故宫所藏书画约有九万多件，他任职三十多年来，仅只看过其中的三分之一，而1949年迄今，故宫展出的书画总量不超过一万件。照此说法，中国人不出国境，就应该看得到大量炎黄祖宗的艺术品，从美术馆得到美术的常识，由美术史牵连文化的记忆。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财，缺乏太多设备，更主要的原因，我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面。要好好清理国宝，以今日世界的高水准永久陈列，还不知道要过多久。
单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齐白石老先生。齐先生去世后，他的手稿、草图和晚年的精品，全都捐献北京画院，几个月前，我有幸亲眼看到这批珍贵的文物，总有上千份吧，居然还像半个世纪前那样，以最简陋的方式，就像我们家里收拾早年的信札账单那样，折叠着，放在旧信封或破烂的塑料袋里。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没有这笔闲钱，也没有心思好好整理，装裱，展示，还幸亏靠着画院保护着，珍藏着，动也不敢动。
中国只有一个齐白石，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可是与他差不多年龄上下的西方画家，譬如长寿的毕加索，在法国西班牙两国不知有多少纪念馆，故居，美术馆，专门陈列他的每张纸片，早死的凡·高，则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公园里占有一座面积很大的个人美术馆，朝拜者每天络绎不绝。凡·高生前冷落，死后享受世界声誉，然而齐先生生前就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可是今天，人民还是没有地方去看一眼人民艺术家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