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的童年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忽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我们对一切都感兴趣，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而且时时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又被各种尘世的扰攘冲散。

——歌德

昔日的胜景

我出生于奥地利君主国，那是一个十分安逸、富有人性的国度。在我看来，千年君主国会永远地昌盛下去。在我的祖国，国会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它代表人民、赋予人民权利的同时，详细规定公民应尽的义务。闪闪发光的奥地利克朗，自由流通于各个角落。每个人都是务实的，也清楚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工作能力。资产阶级可以预知年底收入，公务员也知道自己的晋升日期。每家每户都克勤克俭，时常进行财政预算以防止铺张浪费。一切事务都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像现代人一样，那时的奥地利人们也都把房产视为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婴儿熟睡在摇篮的时候，亲人们已经为他们的将来攒钱了。奥地利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这一切都由高贵的老皇帝掌控着，就算他去世了，也会有新继任者，一切会像往常一样平稳走下去，根本不会发生什么暴力革命。

奥地利公民梦寐以求的是一个太平盛世。对我们来说，和平是一切的根基，社会各阶层也能从中获得益处。起初，有产者为遇到这样一个太平盛世而高兴，后来这想法慢慢渗入普通民众的心里。盛世成就了保险业，公民都为自己的财产、晚年保障等买保险。经过一番挣扎，就连工人和佣人也都有了保险，可谓是保险业的黄金时代啊！

人们对安静习以为常，坚信厄运不会降临。殊不知，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映射着强烈的自负。19世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盛行一时，受过灾难的人们对以前时代的战乱横行、饿殍遍野，嗤之以鼻，战争、饥荒背后是人类的无知和愚蠢；然而现在，所有邪恶和暴虐都已被消灭殆尽。人们相信自己能够沿着康庄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稳定进步”的信仰已经远远超过“圣经”了。繁荣昌盛变得无坚不摧，然而，从一定程度上说，繁荣背后隐匿的是时代的终结。人类翱翔于太空，实现了希腊神话人物伊卡洛斯的梦想；家用电器的普及，不再是贵族府邸的专属；人们喝着爽口的自来水，用燃气灶生火做饭，卫生而又便利；体育锻炼增强了体魄；医疗卫生的条件得到更好地改进。这些验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

与此同时，社会也不断进步，国家赋予公民新的权力，更多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司法变得人性化，贫困——社会的毒瘤——也基本被解决。为了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积极出谋划策。20世纪硕果累累，人们为之自豪，经常错误地认为：十年之后，社会各方面必会提高一大截。有这种想法奇怪，人们不相信世界上有女巫或是幽灵，同样坚信战争不属于欧洲各民族；宽容和谅解是维护和平的两种法宝，先辈们姑且坚信这一点，何况是我们呢？各国、各教派之间必然存在分歧，随着关系的改进，分歧也会渐渐消失，太平盛世将要到来。

文明的堕落

然而，那一代人被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迷雾环绕着，很难分清现实，老以为技术的进步和道德的提升是同步的。接下来发生的种种暴行见证了道德教化的腐化与堕落。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已预言人类文明的软弱性，人类文明不过是一层薄薄的纸张，随时可能被捅破。为了生存下去，我们渐渐摒弃了父辈的信念，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权力的世界，更谈不上什么太平盛世了。

刹那间，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类文明倒退了一千多年，诚然我们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但更多的是对以前轻率态度的否定。尽管太平盛世只是先辈们的幻想，他们却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真实的情况真的很让人失望。但是自打童年时，我耳边回响的就是“太平盛世”的口号，它的影响根深蒂固，不难想象“太平盛世”的幻想依旧萦绕在我的心头，让我难以自拔。尽管我经历了无数的灾难和侮辱，我却不能背弃年轻时代的信仰，我相信一切总会好起来的，于是我强咬着牙、硬着头皮在黑暗里摸索前进，用信念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战争风暴蹂躏着我的祖国，家乡已不复存在，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心灵创伤，久久难以治愈。我也认识到“太平盛世”就如同海市蜃楼一样，只是缥缈虚幻的，根本不切实际。我父母都是有钱的犹太资产阶级；在奥地利，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行的，金钱足以抵御各种灾祸。这种看法实属天真，而我父母却把它视为铜墙铁壁，一座可以抵御一切风暴和灾难的墙壁。作为资产阶级，我的父母也对维也纳文化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然而最终他们得到了什么？只是自我的彻底毁灭吧。在维也纳，有许许多多像我父母一样的犹太家庭，所以接下来我要讲述的，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往事了。

我的犹太双亲

我父亲出生于摩拉维亚，一个养育几代犹太人的弹丸之地。父亲不像传统的犹太人那样压抑、急躁。相反，他性情十分温和、不骄不躁，擅长交际。那时候正处于自由主义时期，父亲热心政治，选出了自己最敬重的国会议员以便表达自己的一点政治主张。当他们从家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很快适应了维也纳的都市生活。时代的繁荣为他们后来事业上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19世纪下半叶，从英国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生产机械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生产价格，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复苏。规模化的工业生产逐渐开始取代旧式落后的手工小作坊。我的祖父和父亲都颇具商业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他们抓住机遇创办了工厂，搞起了工业化生产。借着时代的东风，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他们的工厂逐渐发展成一家规模很大而且很有影响力的企业。

但是，父亲并没有被经济的景气冲昏头脑，在创业过程中，父亲一直恪守“诚信经营、稳打稳扎、小心谨慎”的原则。父亲把他事业上的成功归因于他对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他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有效资本才能建立真正的企业。父亲讨厌投机行为，他绝不做冒险的买卖。事实上，在经济腾飞的时代，通过保守、低调的方法致富将获利更多。尽管父亲成了百万富翁，我们家里的开支仍然很少，其余的钱都用于生产和投资。父亲一直保持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家中的开支从来都是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如果父亲看到一个商人肆无忌惮地挥霍金钱，父亲必把他视为一个靠不住的纨绔子弟。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钢琴弹得很出色，书法清秀，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他务实肯干，一生拒绝接受任何头衔和称号。他自尊自强，从不有求于人，这种自豪感对他来说比任何外表都更为重要。

作为子女，我们都会遗传父亲的某些性格特点，我也不例外。父亲低调、宁静，我亦是如此，虽然这与我的职业——作家——是相矛盾的，因为我的职业要求我必须宣扬自己并让自己抛头露面。但像父亲一样，我有着一种内在自豪感，它督促我拒绝任何形式的奖章和头衔。

我父亲出身寒微，母亲却出生于一个显贵的国际化大家族——布雷陶厄尔家族。母亲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从小就会说意大利语和德语。有时为了不让佣人听懂她们的谈话内容，她们就不说德语而改说意大利语。母亲家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家里的成员都分散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大都市，从事体面的职业，如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医生。每个人都能说好几种语言。在巴黎的姨妈家我亲耳听过他们在餐桌上如何从一种语言自如地切换到另一种语言上。母亲家很注重家族的声誉。每当家族中的较穷的姑娘到了出嫁年龄时，整个布雷陶厄尔家族都会为她凑齐一份丰厚的嫁妆，为了让她可以更好地选择结婚对象，而不用为了钱而屈就成婚。虽然父亲是个成功的大工业家，但母亲从来不允许任何人拿婆家亲戚和娘家亲戚相提并论。这种对出身于“上流”家庭为荣的自豪感，在所有布雷陶厄尔家族的人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

崇尚的美德

有些犹太人靠发家致富而成为“贵族”，这群“贵族”的终极梦想不外乎“金钱”二字，他们评判高雅和低俗的标准仅仅局限于金钱、地位这两个方面，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多么幼稚可笑啊！他们总像查户口似的问东问西，询问各个家庭的财产情况。每次家庭聚会，他们谈论的主题也就是怎样把人分类而论、区别对待。我想说的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来自同一社区，财产、地位等方面的差距也就是近五十年或百年产生的，“贵族”这个火热的词眼不过是部分犹太人故弄玄虚、装模作样的体现。一般人认为，犹太人的终极梦想是发财致富，我为他们感到悲哀，这种想法与犹太人的内在追求完全背道而驰。犹太人崇尚的是精神文明的升华，发财致富是犹太人实现终极理想的过渡性阶段，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犹太人的终极梦想是实现精神文明的升华，追求更高的境界，跻身于文化人行列，各个犹太阶层对知识和文化的崇尚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拟的，这些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例如，在犹太人眼中，《圣经》研究者的社会地位要远远高于富翁。在内心深处，为了避免成为小气、粗鲁的另类，犹太人竭尽全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犹太人追逐财富的想法终结了，出现了一些不愿继承家业的子孙，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鸟类学家罗思柴尔德勋爵、艺术世家华伯、哲学家卡西雷尔、诗人塞松。他们都被一个无意识的相同欲望所驱使，脱离那种只知道不停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通过进入知识阶层，从而摆脱纯粹的犹太人气质，获得普遍的人性。一个名望家族的社会地位在犹太社区不是指这个家族的经济实力，而是指这个家族对一切文化的学习和兼容的程度。后来犹太人中从事文化事业的比重过多，这种对知识的膜拜像以前对物质利益的过度狂热一样，又给犹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文化圣地——维也纳

维也纳，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历史传统源远流长，文化艺术灿烂多彩，不愧为欧洲文化的心脏。几个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者致力于富国安邦，维也纳因此繁荣安定，追求艺术发展的卓越地位。一度统治欧洲的哈布斯堡帝国中，那些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区独立出去的独立，衰落的衰落，唯有维也纳这座千年古都始终安然无恙。罗马人是该城的最早奠基者，他们建城的最初目的是保护拉丁文化、抵御外来侵略。一千多年后，奥斯曼人对西方的袭击，摧毁了罗马人建立的城墙。新建立的维也纳城从此辉煌地屹立在西方世界，为世界的文化艺术发展做出无法比拟的贡献。这里曾经住过尼伯龙根人，培养了音乐界的七颗明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施特劳斯。

作为欧洲的音乐之都和千年古都，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维也纳一直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扮演着“文化大熔炉”的角色。各国家、民族文化不免存在众多的差异，维也纳文化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具有巨大差异的文化，吸收升华为熠熠生辉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国际化的文化氛围使得每个维也纳公民成了世界主义者、超民族主义者。

在维也纳城市外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兼收并蓄的艺术。经历几百年的从内向外的扩大，维也纳城市拥有两百万居民，但也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自然环境。可到了市区，人们又会发现城市的平面发展层次分明；一条环城大道位于要塞围成的旧址上。里面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倾诉着已逝的历史。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上曾出现过贝多芬的身影；海顿曾在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上做客，那时，他的《创世纪》正在那所古老大学进行首次公演；胡浮堡宫曾见证过历代皇帝王，拿破仑曾出现在这里的香布伦宫，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们曾在斯特凡大教堂做礼拜；维也纳大学校园内曾攒动着无数科学名人；维也纳热情地、无私地接待着所有外宾。

生活在这座城市是非常安逸的，巴黎到处充满欢声笑语，维也纳的气氛是那么的轻松愉悦。普通的维也纳民众读晨报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国事或天下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因为剧院在这座城市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的。皇家剧院绝不是单纯的演出地点，而是反映社会现象的一面镜子。观众从演员身上可以看到榜样：怎样打扮，怎样进房间，怎样说话，有情趣的男生的言谈举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舞台不仅仅是娱乐场所，也是一本有声有色的百科全书。就算是总理或者百万富翁行走于维也纳大街，一般人也不会回望；皇家演员行走于街道上时，情况却截然相反。这种几近宗教式的崇拜甚至会涉及他周围的人：索嫩塔尔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的马车夫，都是人们偷偷敬重的体面人物；青年以穿着和演员同款式的服装为骄傲；一位著名演员的生辰或葬礼能够压倒一切政治大事；每位维也纳作家的终极梦想就是能使自己的作品上演于皇家剧院进而享受一生的荣誉。我今天还记得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样一种盛重礼遇。皇家剧院发生的事和每个人都有间接关系，包括毫不相干的人。

在维也纳，闻名全国的女演员是属于全城所有的财富，因此她的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不幸。我清楚地记得，首演过莫扎特《费加罗婚礼》的“老”城堡剧院拆毁之时，维也纳民众都神情严肃地聚集到剧院大厅、涌上舞台，为的是能捡到舞台地板的碎片，以便带回家作为纪念。而当那座被人们称作伯森道尔夫音乐厅的建筑被拆除之时，我们同样激动难过。那座专供室内演奏的小小音乐厅原本是一座不起眼的建筑物，但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它是一块名副其实的圣地，因为著名的音乐家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都在那里举行过音乐会。现在为了给一座现代化建筑让路，它却要被拆掉。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维也纳人曾在那里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时刻。最后一次演出，当贝多芬乐曲的最后旋律渐渐消失时，观众们不肯离去，最后音乐厅的灯熄灭了，我们仍然不愿离开，呆坐在那里好长时间。在维也纳，每拆除一栋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屋，就像是我们身上灵魂的一部分被夺走了一样。

由于上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是一个阶级分明却又十分和睦的城市。社会舆论自始至终受到皇家的制约。因此，皇家城堡不仅是维也纳空间意义上的中心，更是哈布斯堡帝国的文化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堡周围的奥地利、波兰、捷克大贵族府邸是它的第二道围墙。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小贵族、高官、工业家组成的“上流社会”，最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

每个阶级都有自己固定的社交圈子，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除非是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不同阶级平时几乎毫无往来。比如说，在普拉特绿化区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马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彩三次。

维也纳人都有“戏剧癖”，就算是穷光蛋也不例外的，这在其他人看来这类人十分荒唐可笑。同刚毅的邻邦德意志帝国相比，奥地利国民对政治缺乏兴趣，淡漠经济发展，究其原因，是奥地利人过分讲究享受了。

维也纳人民对文化艺术怀有崇敬之情，格外重视文化艺术的发展，鼓励支持艺术家的创作，这使得维也纳成为文化艺术事业的沃土。艺术并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属，当它破除一切障碍渗透到普通民众时，艺术顶峰的时代即将来临。在维也纳，不管你是著名演员、歌唱家还是艺术名人，为了保持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名声，你不仅要全力以赴地提升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更要接受全民监督以便熟知社会需要，不然你面临的必将是社会无情的淘汰和抛弃。维也纳人对艺术的严格要求，对艺术美的追求几乎成为维也纳人的本能。在上流社会里，一个没有艺术追求和欣赏力的人是很容易遭到鄙视的。这种对艺术鉴赏力水准的要求之高在当时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维也纳的犹太人

作为维也纳城市的后来者，犹太人努力地适应维也纳的环境，这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也是他们内心深处迫切的归属感需求。犹太人渴望拥有自己的祖国，渴望消除陌生感，因此，他们会尽力地适应他们所到的任何地方。在民族融合方面，除了15世纪的西班牙，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和奥地利相比。犹太人定居维也纳二百多年了，他们看到的市民虽然厌恶繁文缛节，但内心却追求精神美。在维也纳犹太人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过去皇室和贵族一直是艺术的传统保护人和赞助者。18世纪，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曾让格鲁党来教育女儿，约瑟夫二世曾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过歌剧，利奥波德二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作曲家；但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和费迪南一世对艺术方面的事漠不关心，更可笑的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他80年的执政生涯中只是阅览军队花名册，从未读过一本书。他甚至对音乐流露出强烈的厌恶。同时，大贵族们也放弃了对音乐的赞助。以前，埃斯特哈齐侯爵府曾把海顿留在家里奉为上宾；洛布科维茨侯爵府、金斯基家族、瓦尔德施泰因家族曾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邸首演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图恩曾祈求贝多芬不要把歌剧《菲岱里奥》从歌剧院保留节目中删除。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即使像瓦格纳、约翰·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这样的人，也得不到到贵族们的任何资助。于是，保持交响音乐的原有水平的任务落到了市民阶层的身上。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站出来支持艺术家。在保护维也纳传统文化中，犹太市民站在了最前列。他们钟爱这座城市，觉得只有接纳了维也纳艺术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维也纳人。起初，犹太人在公众生活中影响甚微。尽管犹太人善于经商，富翁不胜枚举，但在皇室面前，私人财产显得微不足道。奥地利王权实行世袭制，贵族手握外交大权。犹太人尊重世袭制传统，从未妄想过进入特权阶层。就拿我父亲生前的一件事做例子吧，经过多年的商业打拼，父亲可以算得上富翁了，但是他一生都不去扎赫尔大饭店就餐。在那个时代，这可是当地最好的饭店，皇室亲王或贵族时常出入于该饭店，父亲之所以不去并不是为了节约，而是出于对传统的敬畏，父亲认为：和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或者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用餐是相当尴尬和不合时宜的。

在维也纳，我们承认人们在地位、财产、民族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是，人们都一致地相信在艺术方面的平等权。无论你是什么阶层的人、什么民族，你都平等地有享受艺术的权利。犹太人思维敏捷、热爱艺术，是新事物的先锋战士。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当地文化的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如果你想在维也纳找到艺术创新方面的知音，你就得求助于犹太资产阶级了。

19世纪末，在艺术创新方面，西班牙犹太人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没落。与之相反，维也纳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异常活跃，这种艺术并不是以犹太人特有的方式出现的，而是融合了奥地利和维也纳所有的艺术元素。在音乐创作方面，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尔和勋柏格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卡尔曼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一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先进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的高度。索嫩塔尔、马克斯·赖因哈德使这座戏剧城市再度傲居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的泰斗使维也纳大学举世闻名。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毋庸置疑地享有崇高的地位。犹太人热爱维也纳，并且觉得能为奥地利效劳不胜荣幸；他们视为奥地利做贡献是自己的使命。我们可以大胆地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奥地利文化中获得新生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犹太人创新的。近几十年，部分人在维也纳实行民族化和地方化，这种企图大大地亵渎了维也纳。维也纳的音乐从来都是把各个民族和语言因素和谐地融合到自身之中，维也纳文化也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综合。在维也纳工作和生活的人们都感觉到自己摆脱了偏见和无知，他们更像是欧洲公民而非奥地利这一个国家的公民。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把欧洲共同理想作为我的最高理想来对待，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座早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就维护着的精神——兼容一切的精神。

祥云背后的阴霾

在古老的奥地利帝国，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而北边的德国人却用藐视的眼光观望着居住在维也纳的人们。德国人所谓的“能干”是欺压其他民族、蹂躏其他民族。“自己生活和让别人生活”曾是维也纳人的基本原则。在我个人看来，它至今仍是一个富有人性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曾经自然地被各个阶级遵循着。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可以和平共处，尽管他们也有互相嘲笑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仇恨——被无情地注入了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之前的奥地利人在互相攻击时也会讲究豪气，那些国会议员虽然在报纸上、国会上指责彼此，但经过西塞罗式的长篇演说之后，依旧会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并且彼此以亲昵的“你”相称。就是反犹太主义政党党魁卢埃格尔当上了维也纳市长的那会儿，他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变化，当时身为一个犹太大学生的我，没有遇到一点儿麻烦和歧视。当年的报纸还没有充斥着国家之间、人民之间和派系之间的仇视，它还没有把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彻底隔离。那时候，人身自由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在今天看起来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的人们把宽容视为一种道德力量，今天宽容却被看成软弱无能的表现。

我出生、长大成人的世纪十分平淡，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货币不会骤然贬值。它阶级分明、有条不紊。机器、汽车、电话、飞机等的新发明并未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节奏，人们的生活十分安逸。当我尽量回忆起童年时代成年人的形象时，我脑海中最清晰的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过早地发胖：我的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们，在他们四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大腹便便。他们庄严从容，举止谈吐十分得体，言谈之间不禁触摸着保养得很好的灰白胡子。白胡子只是庄严的一种外在象征，而一个稳重的男士还是要尽量避免不得体的举止和傲气。我从未见过不到四十岁的爸爸急匆匆地上下于楼梯间。在那个年代，匆忙和慌张是粗俗的表现。

在各种保险的庇护下，奥地利民众的生活相当稳定，稳定安详的世界不会发生什么剧变。就算是发生灾难，这堵由保险构成的墙足以抵挡。英布战争、日俄战争甚至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

那时，如果股票一下下跌了4%或者5%，就被说成是“破产”了，人们刹那间皱起眉头，满怀不安地谈起这场“灾难”。那时候，也有人习惯性地埋怨“高额”税收。事实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民众给国家的一点施舍而已。那时，人们立下详尽的遗嘱以保护子孙后代的遗产，幼稚地认为这样一张看不见的债券就可以永远地保证子孙们的安逸生活。所以，每当我偶然得到一张从前的旧报纸，看到那些关于区议会选举的文章时、每当我回想起为了城堡剧院演出中的小问题而眉飞色舞的议论时，每当我回想起我们青年时代对一些小事进行激烈讨论时，不禁大笑。当时的一切忧虑就是这么一丁点儿！那是一个多么太平的时代呵！我的双亲和爷爷奶奶两代人幸运地遇到了这样的时代，他们平静、顺利地度过了一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要为此而羡慕他们。

他们的生活就像是在天堂里一样，对人间的一切痛苦、对命途多舛懵懵懂懂，然而那些危机和灾难却越来越严重！由于沉浸于宁静、富裕和安逸的生活，他们不知道，生活本身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生活中会不断出现天翻地覆的事。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的他们也很难料到，在晨曦微照之际，明天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蹂躏殆尽。

黑夜里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不过他们也不晓得，人类有多少战胜苦难和逆境的力量。现在的我们正经历着生活的动荡不安，我们与自己的亲人失去了联系，我们既是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却又心甘情愿为之效劳。

我切身感受到的是：安逸已成传说，太平盛世不过是童年的梦想罢了。

阶级关系的对立孕育着新恐惧。就如硬币的正反面一样，我们的命运和世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得不分享着时代的酸甜苦辣。之前，我们的生活圈子是相当有限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圈子亦是超乎自己的想象。与最睿智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一代中的任何人都要更了解现实。不过，了解现实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从中并没有获得益处，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真是十分让人悲伤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