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1)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

人们都承认中国的现况和未来的情势，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但是我敢于设想，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腐败势力所造成的中国在国际间的耻辱和危险的程度，也没有认识到中国潜在的恢复力量和她的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

我想引证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中国人才能充分知道和完全理解，这些事实的全部意义只有经过详细的描写才能明白。中国天然灾祸的发生，也是由于人为的原因。中国人对于开发广大的国内资源和制止外患，似乎是无能力或者是不愿意这样做；但这也并不是出于中国人的天性，而是由于人为的原因和人工导致的倾向引起的。革新党的存在，正是为了除去和反抗这些原因和倾向。

大家经常忘记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2]占据着的。在对于中国人的行为和性格（这是满族统治者所造成的）作批评的时候，尤其是在估计到内部改良的机会的时候（假设我们革新党人所希望的根本改革政府是可能的话），便应当对于上面所说的事实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一点只是在这里提一提，但是在对于我所要描绘的中国官僚生活的性质加以考虑的时候是值得记住的。

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仅仅只是铁路，或是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是这种输入如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行的话），就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当我引用过去这样腐败的具体事件作为例子，并根据我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为了揭发这种骇人听闻的、几乎难以置信的事情的本质，用一些也许会引起人厌倦的详情细节来写出中国大众和官场的生活的时候，才会明白革新党的言论，对于这种情况是丝毫没有夸张。

由于中国的成文法还算好，同时绝大多数违法的事情都被曲解得符合于死的字眼，因此短时期住在中国的英国官员，既然他们大半只能用那些利于掩盖真实情况的人作为他们的通讯员，对于事情的真象只能得到极不完备的知识，就不足为怪了。的确，知道真象的英国人是有的，但是他们绝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变成中国贪污官僚阶层的成员，象许多我能够指名道姓的说出来的人，他们与中国官僚一模一样，比起来还可能超过。至于我本人，在我决定学医以前，我早就和中国官僚阶层有密切的往还，我的朋友们也曾急于劝我捐个一官半职走入官场，就象在最近十年内我认识的很多人所做的一样，这就足够说明我具备了充分的机会和客观的条件来研究我正在写出的这些题目。

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这已经是常识中的事了。说到这些困难，就是前三种，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即是就产生苦难说，它们本身也只是些次要的原因，这一点还有许多人不很清楚。其实，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

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懒惰和无知也是促进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是，懒惰和无知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首先拿由于黄河泛滥引起的洪水一事来看。有个官叫做河道总督（黄河的管理人），他下面有一大群属员，他们的特定职务就是查看堤防是否适当和坚固，保护和修整两边堤岸，抓紧时间来防止灾难事故。但是实际上这些官吏没有薪金，并且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买来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必然要贪污。当河堤决口不得不修补的时候，就有许多搞钱的方法。这样洪汛水灾的到来，就是他们经常的心愿。他们不但不注意来防止这些可怕的、使得很多省份全部荒芜和数以千计的生命损失的灾难的来临，还有为了他们无情贪欲的需要，在自然灾害来慢了的时候，甚至不惜用人为的方法来造成洪水的灾害。当雨量还不够使河水多得冲决河堤的时候，他们会派遣一些人去损坏河堤，造成“一个不幸事件”，这是十分寻常的事。这就是各色各样谋利的方法中的一个法子。首先，为了修整河堤，他们会收到一笔费用，再从克扣工人的工资，使用比起定额的人数较少的人，骗取金钱。另外，还在材料的价值上作贪污的打算，等等。这样，稻田被破毁了，造成粮食缺乏，就导致了大面积的灾荒。这样，救济费就从政府和慈善人士两方面不断交来，救命钱绝不是用十足的数目到达渴求救济的老百姓手中的。最后，经常用“公务酬劳”的名义来一个提升，藉以奖励这些雇工修补了一段堤岸的官吏们。

从下文就可知道，几乎中国所有的官员都晓得最好是完全不支取他们那少量的薪金，只是让它存在政府里，作为抵销罚薪的用途。这一切事情可能非常难于令人相信，但是在中国，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人民有这样的谣谚：“治河有上计，防洪有绝策，那就是斩了治河官吏的头颅，让黄河自生自灭。”

就中国的灾难原因来说，既不可指责是由于人口过多，也不可说成是自然原因所引起的任何粮食恐慌；那是由于缺点很多与不适当的交通方法，再加上铁路、公路稀少，不完善的、阻塞的水道，更由于在这些上面还有额外地方税（厘金）无限榨取人民的结果。所有这些原因应当首先理解为都是由于贪污所造成，我们官僚生活中的乌烟瘴气犹如死海上的浓雾一样，唯有它那微弱的磷光才把笼罩在阴暗中的北京清廷衬托出来。

现在广西是荒年。过去广西是中国产米粮最多的省份，有些别的省份都从它那里得到支援。现在，这里产大米的田地已经变得不能耕种了。这样，因为租税过高，以致使得农民久已感到除了生产出他们自己实际需要的消费量和应付地方上的直接需要以外，再多产就不合算了。甚至连“自由贸易”，虽然只是局部的，而且是由外面加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目的也被破坏了。因为在外国通商谈判，允许暹罗和安南大米免税进口以前，广东的米是完全由广西供给的。现在外米免税进口，而广西米必须要付出一笔巨额的厘金，它就在市场上站不住了，就造成了肥沃的土地荒芜到成为没有耕种的价值。实际上土产稻米的成本比洋米贱得多，那么，使得广西农民破产流离死亡的就是厘金。饥饿的原因应当也是厘金，不是别的。

再就是有一个地方发生了饥荒，可是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粮食却丰收，这又是常有的事。就因为缺少铁路或适当的道路，饥民就得不到别的地方多余的食物来维持生命。虽然在下面另外一处我还要把这件事加以详细的讨论，但在这里我可以说，妨碍着铁路线应有的发展的，不是象一般人所设想那样，由于群众间有土生土长的迷信，实在的是由于官吏的贪污，以及清朝人怕革命，加上投资不安全，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水道运输和交通上极其良好的天然有利条件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改进，在实际上废置无用呢？这个原因可以从下面一些事情中来推论，下面我亲身经历的事只是一个典型例子吧了。

当我正在广东北江上韶关城里，要乘船到离城三十英里到四十英里的英德去，船费通常大约是五到六两银子（十五到十八先令），但是由于船夫们高明的预见，害怕水警强收贿赂、非法拘禁，无一例外地，全体船夫都不肯搭载我，纵使出到二十两银子（三镑）也是这样。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说明，一切船夫都有依法帮助政府沿河一镇又一镇地同警卫在一起解送囚人的义务，他们也受到等待囚人和押送者随时动身的约束。这种官司，经常是造成讹诈中最令人难于辩解的藉口。警察并不说要钱，他们只是来到港口命令船夫：“候着！因为有个囚犯要带回。”可是终究没有什么囚犯，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除非船夫们为了得着允许开回去，那就要送上足够大的一笔贿赂，否则他们就会一直等候一月还多的时间，直到真有一个囚犯要送时为止。对于这种现象的害怕，是船夫们拒绝我的原因。还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证明：一经我说服他们，我是英德知县的亲信并且可以保证免于水警的勒索时，立即有只船，只要四两银子（十二先令）的微小船费就把我载去了。

有一些已经对海关行了贿赂的商人租用货船（海关下才是河警），他们是免了这种勒索的。但是他们不得不付出极高的关税和贿款，合起来的总负担，能够使一切贸易——对外来的和本地的——完全瘫痪。

依法定来看，税额并不太高，但是一想到同一制品必须要上很多次的税，每个税关都是一个繁杂的贿赂中心时，就不难想象在物品还没有到达消费者面前时，物价是怎样的增长了！在路程很近，例如从佛山到广州（大约十二英里）的两地中间，按规定有一个税关和至少有四个到五个搜查站。这样，除非付足贿款，否则在检查过程中货物会遭到故意的毁坏，而且会被延误拘留和受到难于忍受的指责，使得商人生活非常痛苦，赚钱的生意成为不可能。例如查到一个已经完税的盛着油的瓶子，若是税单上只提到油没有说瓶子，这个业主就要遭到“企图偷运玻璃器具”的责罚，并且认为欺骗海关，受到监禁，直到付足了贿赂为止。

河道商业和内地交通的这种干扰，不仅仅在中国国内带来灾难，就是对欧洲的贸易影响实在也是很大的。目前中国在她的海岸和扬子江通商口岸上多有商业，但这些商业仅仅及于这些口岸附近的狭小地带，外国货很少达到内地。倘若从伦敦到布来顿送货，不只是要上很多次税，而且拖累到这些商人有坐监牢的危险，并且在四五个中间站上还要受到各种非法的敲诈。试想一下，这对于英国贸易效果又是怎样呢？由于内地苛捐杂税制度的实行，对英国在中国商业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广州到韶关距离大约二百哩地运送英国货物的遭遇来看。在进入广州以前，他们要上百分之五十的海关税，从广州出城以前不得不先给广州当局付出一笔厘金，在佛山（出城十二英里）他就必须纳税，再过去约三十里在西南（广东一地名）要上税，以后再过三十里或四十里进入北江的芦苞要纳税，再到达韶关又要纳税（落地税）。除了这五个为了搜集税款而设的正规站外，还有很多个“检查站”，有如上述，这些地方也要逼交贿赂的。自然，货物到达内地后，它的价格显然要超过百分之百，除了生活上绝对需要的工业制造品外，实在就是卖不出去，这也是自然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被看成是英国货物的好市场，设若这些过度的税收和贿赂制度一齐消灭了，这对于英国贸易的利益岂不是更好了吗？

如果说水患和饥荒都是人为的原因，而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疫病也同样可以证明是人为的。近来中国疫病流行，不应当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为普遍。中国气候是很合卫生的，无论如何，对本地人来说是这样，而且在乡村里人民一般地都是很健康的。疫病的发生只是在城镇里，由于这些城镇中完全缺乏卫生组织和官办的防疫组织所引起的。清帝国乡区的每一部分几乎都完全免于疫病流行，有的这些乡村的疫病，是从那些人烟过于稠密、污秽到极点、难以言语形容的污水供应的城市中传入的。

从水的供应的情况来说，很容易了解，官吏贪污对城镇这种不良的卫生条件是唯一的原因。按欧洲人用这个词的意义来讲，可以说在整个清帝国里就没有水的供应。例如在某些事情上比另外的地方较好些的广州和上海。沟内污水直接流入河里，而人民就从这些污水的河里提取他们的饮用水！十年以前广州要修水道，想用清洁的水来供应城市，曾经发起过一个中国人组织的公司，对于这样一个计划，至少应当得到当局的默许，但是官吏们的贪欲并没有因疫病的可怕而放松一点。一个著名的官员，在他允许开工以前要索很大一项贿赂，使得公司无力支付，不得不放弃了这项事业。几年以前广州本地商人又组织了另外一个公司，叫做“肥料公司”，承包市内街道的打扫和清洁工作，把所得的渣子变成肥料。这个计划使得民众非常喜悦，他们召开了行业公会的会议，并且通过他们的代表表示愿意为倡议的清扫工作出资，公司也将要从销售肥料中赚得一笔利润，无疑地，这当是一项兴旺的事业了。但是在这里，官吏又出来干涉并且索取巨额贿赂，这样一来，这项事业又不得不停止了。

为公共卫生服务大于为股东利润服务而兴办的金融和工业企业，尚且还是要因为地方当局的贪污使得流产，纯商务性质的经营必然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就不足为奇了。未来资本家们不愿冒险在这样的国家里把他们的金钱拿来投资，这也就更不足奇了。在这个国家里，财产和生命以及公共卫生同样是为行政当局所漠不关心的，但是这些正是应当受到这些当局的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