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革命运动(1)
1924年至1927年7月，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这场大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全国人民共同抵御列强侵略、军阀压迫的结果。“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组织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大革命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革命的新局面迅速形成。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
1.中共三大
中国民主革命面临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共产党多次与孙中山商讨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推动两党合作的实现，孙中山也在辛亥革命后极为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持民主主义立场。但是几经挫折后，孙中山认识到中国革命更需要改弦更张，于是开始重视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基本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张国焘等30多人，代表全党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以实现国共合作。与会代表分为两派，就共产党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是否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国民党组织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大会最后决定，在坚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帮助中国的资产阶级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统一战线。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等的决议。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中共三大确定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使革命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建立，有利于共产党更广泛地组织各阶级，加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时也有利于国共两党共同促进，推动国民党的革新。但由于共产党对当时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加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大会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不仅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且认为国民党应处于“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农民土地问题和建立革命军队问题也缺乏足够的重视。
2.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建立
中共三大以后，各级组织贯彻大会决议，教育党员解除加入国民党的疑虑，同时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贯彻“三大”的精神，号召全体党员积极进行国民运动，加快国共合作的进行。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宣言》首先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明确提出实行三民主义，中国的出路是进行国民革命。其次，《宣言》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谭平山、林伯渠分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农民部部长。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建。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就为革命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
3.开创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局面
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以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国民党的队伍迅速扩大。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迅速聚集，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开始形成。
（1）黄埔军校建立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讨伐北洋军阀，迫切需要建立革命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于1924年5月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孙中山兼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黄埔军校是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之一，于本部共办七期，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为国共两党高级将领。黄埔军校是一所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式军校的革命的、新型的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工作干部。
（2）群众运动蓬勃发展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共公开组织和领导工农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共广东区委积极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斗争。1924年7月，爆发了广州沙面工人的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当局颁布的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新警律”。同时，农民运动以广东为中心得到初步发展。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农民部，共产党员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广东的东江、北江和西江等地的农民，在斗争中不仅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而且建立了农民自卫武装，与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主持，为各地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中共中央重视学生运动的开展。在党、团组织的共同指导下，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有所发展。
4.中共四大
为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促进全国革命高涨，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等20人，代表党员99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对党在当时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阐述和回答，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肯定了中央扩大会议对党内右倾错误的批评。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还总结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确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基本方针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及工农联盟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会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但是大会并没有对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同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这对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大革命高潮兴起
1.全国掀起反帝风暴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震惊中外，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四大以后，由于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工人运动开始兴起高潮。1925年2月起，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四五月间，帝国主义开始对罢工工人展开报复，声言“用关厂来饿死中国工人”。同年5月14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中国工人。15日傍晚，五六百人照常上夜班，与资本家在工厂门口对峙，日本资本家指示打手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多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上午，上海各校学生2000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各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声援工人斗争，被逮捕100多人。数千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巡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群众16人，重伤十余人，造成“五卅惨案”。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革命大风暴。北京、天津、武汉、南京、长沙、南昌等许多城市也积极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先后举行集会游行、罢工、罢课和罢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全国反帝斗争高潮。
2.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了利用有利的革命形势，消灭广州周围的军阀武装和市内的反动势力，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东征，讨伐陈炯明。3月，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助理，占领了海丰、潮州、汕头、梅县等地。6月，在外追击陈炯明残部的东征军回师平定了在广州的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的武装叛乱。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将所辖各系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援助下，东征军迅速歼灭了陈炯明残部，接着又取得了南征消灭军阀邓本殷的胜利。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从而为举行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3.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
在中国革命发展到高潮时期，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都趋于明显。但革命斗争的发展与国共合作的实践，特别是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和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激烈斗争，把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在积累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开始思考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权和前途等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探索，从而把党对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