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概述

（一）共产国际诞生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感觉到，俄国工农大众敢于冲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再是孤立无援的。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由此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正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无措的中国先进分子，则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感受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并且很快在实践中得出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欧美革命风暴的掀起以及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对各国革命斗争进行协调和指导。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承担起筹建这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任务。1919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筹备建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会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成立共产国际，并通过列宁所作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章程草案》和《共产国际宣言》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规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组织原则。

共产国际成立后，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也开始密切关注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情况，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并积极支持和推动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

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第一国际，1876年宣布解散。1889年，恩格斯又创建了第二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自动解体。列宁于1919年创建的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即“世界共产党”。莫斯科是共产国际的所在地，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总司令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的最高领袖。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源远流长，友谊深厚，错综复杂。斯大林为了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为了支持蒋介石或毛泽东，为了支持和援助中国革命，曾先后派出大批高级干部来华，主要包括：一是为援助孙中山，推动国民党与苏联结盟，斯大林派来了俄共（布）[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简称]中央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著名革命家外交家越飞，与孙中山一起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国民党与苏联、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是为援助国民党，斯大林帮助其建立了黄埔军校，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加伦将军（布留赫尔元帅）和一批高级将领奉命来华，全力帮助蒋介石运筹帷幄，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三是为援助国民党，联共（布）[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简称]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来中国考察，先后会见了汪精卫、蒋介石和陈独秀，作出了苏联援助国共两党进行国民革命，出师北伐的重大决策；四是为推动中苏合作，斯大林先后派著名外交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和鲍格莫洛夫出任驻华大使，对解决中俄悬案和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努力，在中苏关系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五是为坚定蒋介石抗日的决心，斯大林又给其派来了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将军（后为元帅），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促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深远。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成长、成熟起来的，它从成立之日起就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翌年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而成为其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因共产国际是最高权威，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最后裁决权，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1928年7月前，共产国际主要采取向中国派出全权代表的方式，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被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一方面他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亲临一线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斯大林的“钦差大臣”，常常颐指气使，力图包揽中共中央的全部事务。先后被斯大林派来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有：一是俄国人维经斯基，曾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高级官员。他的来华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开始。在他的推动下，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与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党要人也有广泛交往，在推动国共合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二是荷兰人马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作为列宁的特使来到中国上海，与13名中共代表在望志路106号的李公馆，一同出席了中共一大，他还最先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党内合作的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在国共两党均享有崇高威望。三是俄国人达林，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曾三次奉命来华，在说服苏联改变联合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错误政策，转而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方面，做出了贡献。四是俄国人鲍罗廷，他既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又是派驻中国国民党的代表，还被汪精卫聘为广州国民政府顾问。他因帮助孙中山成功地改组了国民党而赢得尊敬，成为当时所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中权力和影响都最大的人。五是印度人罗易，曾创建墨西哥共产党，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被斯大林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意图挽救中国大革命的命运，却亲眼目睹了中国大革命的惨败。六是俄国人罗明那兹，受斯大林的派遣在血雨腥风和白色恐怖中来到中国，指导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以实现革命策略的转变和前途命运的转折。三大武装起义都与他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但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很快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七是德国人诺伊曼，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5岁时被作为暴动专家随罗明那兹来华。具体指导了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并与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外交官们参加了国民党的白刃战，起义失败后被迫逃回莫斯科。八是俄国人米夫，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他于1930年年底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的身份来到中国，一手操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其得意弟子王明扶上台，致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九是德国人李德，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1933年9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瑞金，直接指挥中央红军。其教条路线的错误指挥，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作为唯一的外国人的他随队参加长征，长征初期继续执行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红军损失惨重。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被撤销了最高军事指挥权。

1928年7月后，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共中央派驻代表，而是由中共中央选派代表驻共产国际。曾担任过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有：一是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7月起任职；二是张国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7月起任职；三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7月起任职；四是余飞，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7月起任职；五是王若飞，1928年7月起任职；六是蔡和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1月起任职；七是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0年4月起任职；八是黄平，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0月起任职；九是王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11月起任职；十是康生，中共临时中央成员，1931年11月起任职；十一是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9月起任职；十二是陈潭秋，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秋起任职；十三是王稼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春起任职；十四是任弼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2月起任职。

中国共产党部分领导人也参与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先后在共产国际任职的中共领袖有：一是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共产国际四大、五大执行委员；二是向忠发，中共中央总书记，共产国际六大执行委员；三是苏兆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产国际六大执行委员；四是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六大执行委员；五是张国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六大执行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共产国际七大执行委员；六是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产国际六大执行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共产国际七大执行委员；七是王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七大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八是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共产国际七大候补执行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九是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七大候补执行委员。

（四）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总体评价

1943年5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举行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旨意，作出了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重大决策：解散共产国际！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共产国际无法召开代表大会。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15日向各国共产党提交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该决定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情况和整个国际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共产党比战前更迫切地要求保留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共产国际这种高度集中的国际组织已难以解决每个国家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甚至已经变成了进一步加强各国工人政党的阻碍。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全世界分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集团，各国间的关系已变得更加复杂，为迅速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只有各个国家的共产党才能承担起这一职责，而共产国际这种高度集中的国际组织是无法胜任的。三是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成熟，加之目前战争过程中曾有若干分部提出解散国际工人运动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这一局面已成不可逆转的事实。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从上述各项考虑出发，提出下列建议：“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

基于上述原因，经过充分讨论，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正式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并于5月15日分别致电各国共产党征求意见。5月21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电报，称共产国际这种集权形式的国际组织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向各支部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中央很快就收到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倡议书的电文，因事关重大，毛泽东主席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的来电后，立即召集高层领导人开会讨论。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并宣布“从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该决定高度评价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保护了被机会主义者所糟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前头的人民先锋队”。决定也肯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认为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形成，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声援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以及六年来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决定还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经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同日晚，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主持，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向大会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倡议书》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主题报告。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特别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功不可没。“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成立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极端巨大的功劳。”“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22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巨大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个革命运动都做了很大的帮助，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取消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领导中心的重大意义和极端重要性，“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美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对于四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和法西斯阵营中的，不论何党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证明这一点”。现在，“因为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了，其变化亦更为迅速”，作为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显然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以实行正确的领导。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毛泽东认为，各国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熟起来了，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地领导本国的革命斗争了，而经过比俄国革命更复杂的三次革命运动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很久以来就已经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因此，各国的革命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领导。同时，各国革命党必须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革命斗争的需要，找到适合自己民族特点和具体条件的革命道路。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毛泽东的报告，阐述了共产国际的作用及其解散的原因与意义，与共产国际在有关决定中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加明确与深刻，统一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思想，鼓舞了大家抗战救国的热情，也表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是得到大家的热烈的拥护的。

5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论共产国际的解散》的社论，论述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日，斯大林在答路透社记者问时，公开表示支持解散共产国际。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在31个支部全部赞成、无一反对的情况下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会后，共产国际发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声明》，正式发布从1943年6月10日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全部解散。从此，存在24年之久的共产国际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