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1)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20世纪最辉煌的精神成果，它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反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斗革命具体实践不断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理论来源于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不断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1.萌芽阶段（1921—1927）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就积极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国民党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这些文章集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时期理论探索的成果，因而成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在这个阶段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基本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思考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的纲领，提出了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一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二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统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制定正确的纲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初步结合的重大成果。

第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192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这次会议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迎接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论述了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领导阶级的思想。

第三，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1925年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把工农联盟问题同农民的土地问题联系起来。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于1927年到湖南考察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第四，中国革命的对象和策略。192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1925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共四大则初步提出了统一战线中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思想。[1]

虽然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阶段，理论准备不足，革命经验缺乏，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已经形成，标志着党开始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初步结合，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正确地指导中共制定政策与策略，使党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得到了初步锻炼，但是，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是“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中共作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并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广泛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这种强加于人的近乎包办代替的领导体制，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性的发挥。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威，使处于幼年期的从思想理论素质到实际领导能力都比较弱化的中国共产党更加不甚懂得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愈发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力，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亦步亦趋。当时，“革命运动的兴起，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自五卅运动前后起，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人相继发表文章，就革命的领导者、主力军、对象、性质和前途等重大问题予以论述。特别是毛泽东，集中了党内的正确主张，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初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只是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毛泽东等人的探索刚刚开始，且在党内不占主导地位，但毕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蹒跚起步了。总体而言，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生搬硬套俄国的革命模式，对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反共倾向只强调团结不主张斗争，放弃了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中共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助长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党和革命事业遭受重创，严重地滞缓了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的形成，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处于萌芽状态而没能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2.形成阶段（1927—1935）

大革命失败后，一连串的有关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20世纪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在自身建设、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已经基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已经提出来了，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开始形成了。

在1927－1935年间，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共实行严密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致使从大革命失败中走来的本来就不很成熟不很强健的中国共产党愈发地机械教条，中共中央连续三次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同时，中共党内军内自身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错误思想，比如红军中当时就明显存有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各种错误思想，红四军高层之间意见分歧，林彪还散发一封对红军前途究应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体现了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顶住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强大压力，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开拓创新，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独创性经验和反“围剿”斗争中形成的切实有效的战略方针与战略战术原则，终于艰难地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使毛泽东思想得以初步形成。具体分析：

一是创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促使了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教条主义者盲目推行“国际路线”，而毛泽东则主张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因此一直遭到错误批评和指责，特别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年代里，毛泽东更是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打击。比如，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路线中的正确的富农政策被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苏区中央局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其军事思想也被不点名地批评为“狭隘的经验论”、“游击主义”，因此被变相地实际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领导权。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在红军中实行的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及战略战术原则，被指为“右倾主要危险”、“消极怠工”、“守株待兔”，毛泽东被调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再次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实际上被彻底排挤出了红军最高领导层。毛泽东虽屡遭打击，但仍始终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原则和新的结论。正是在这一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于1928年10月～11月间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1929年12月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30年1月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航向。这主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农村为主要阵地，以农民为主力军，经过长期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中国式的独特革命道路，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既遵循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所提供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经验，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开创了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即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占领农村，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道路。它是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反映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新道路，在斗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已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