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徐特立
徐特立（1877—1968），原名懋恂，字师陶，湖南长沙人。1919年提倡并亲自参加留法勤工俭学。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央苏区工作，任教育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做教育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七大、八大中央委员。1968年病逝。
徐特立存诗《校中百咏》等。诗中写到“我愿诸生青出兰，人力财力莫摧残”，“社会稀糟人痛恨，学生今日又如何”。（见《新中国的先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诗存》）
警语一
所谓革命精神就是创造性，要懂得世界上的一切都需要创造，要前进就不能坐着等待，就要去创造。而要创造就要克服困难，不能贪图好环境，好条件。
警语二
一分钟一秒钟自满，在这一分一秒间就停止了自己吸收的生命和排泄的生命。只有接受批评才能排泄精神的一切渣滓，只有吸收他人的意见。我才能添加精神上新的滋养品。
家书《给徐乾》
（1944年）
徐乾：
你只是算半布尔塞维克，真正布尔塞维克还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你所亲近的人、所称赞的人都是不好学的。你的见解全部是经验的、凭天性的，在这一方面是比人们好，因此就不能看出自己的缺点，因此前进就受着限制。我时刻感觉到你难接受真正有益于你的批评。由于你的周围的人最大部分比你弱，不知不觉降低自己应有水平。我是全面关心你的，主要的是你的身体和学问，不只是希望你读书，即全不拿书本，只要每日有十分钟与好学的人接近，耳朵中也要听一些。你看书的能力还极弱，我想帮助你找不到机会，是非常奇怪。你的自信力强是对的，过强至于不接受批评，前途是暗淡的。接近一切人，不放弃一切落后的也给帮助，是对的，但还要把自己提高一步，才能提高工作效能。
年轻人限制自己的进步，可惜。
编者注：徐乾，徐特立的儿媳。当时在延安杨家岭生产合作社负责棉花和棉纱的收购工作。
家书《给禹强孙儿》
（1947年2月15日）
禹强孙儿：
去年十一月收到你写的信，信上的字写得很端正，文章也写得很清楚。小孩子要规矩还要活泼，你这样规矩是很好的，但需要唱和跳，需要做学校和家庭中能做的整理清洁工作，念书不要过劳。我家还是穷苦，饮食恐有营养不足，希望节省一切别的用费。你和你的祖母的饮食我很关心，目前时局没有安定，我不能回家，寄钱也困难。时局好转的时候，或者你们到我这里来，或者我回家，到那时再看。
我今年七十一岁，你的祖母已七十岁，你的父母也不在家，都是由于时局不好不能住在一起，希望你对你的祖母多亲近一些。我只能写一空信给你，没有办法寄东西，但时刻记念着你们。完了。
特立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家书《给静涵》
（1949年8月）
静涵吾儿：
七月十五日信收到，二十二年来未得到你信。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探听你因写标语下狱，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又有人告诉我你和夏某到了长沙，抗日初我回家你母也不知道你的下落。我估计你已不在人世了，因为抗战前后我们的党已在南京、上海、汉口公开，但未见你向我党探问，又无家信。忽然接到你的信，也只十数行，你何时与铮吾结婚，你们的职业若何，生活状况若何，是否生有儿女，一字未提。是否你已写信给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是否尚在人世，我不知道，也未见你提及。厚本在一九三八年秋患肠热症，死在医院，至今十一年了你母还不知道，所有亲戚朋友都瞒着她，恐怕她忧郁成神经病。一九二七年笃本之死，你母十年神经昏乱，不能再加刺激。你如写信回家，不宜言及你弟之死。厚本和刘氏女结婚生了一女儿，刘未改嫁，改从夫姓名徐乾，已加入了我党八年，由一家庭妇女成了一知识分子。你妹柏青与卢姓结婚，已男女成群，虽在高小毕业，文字和知识都不及徐乾远甚，不能独立生活。
一九二八年我到上海你正在狱中，我以为你如果不是共产党也是一个革命的群众，今接你的信没有一字谈及，希望你把二十年来的生活、工作、学问写信告我。你们夫妇谅有职业，可不来北平。你是否回家来信未提及，你如有职业不可轻脱离，回家后需要仍能到现在的岗位工作。我已七十四岁，每天还要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生活费公家尽量给我，但时局艰难我不敢多开支，所以我不望你北上。你们夫妇既能在上海大城市生活，谅有谋生之技能，或到长沙或仍在上海均好。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事忙不暇多写，祝你们夫妇进步、健康，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朋友一直加入党为盼。
特立八月
编者注：本信中徐静涵，又名徐守珍，徐特立的女儿。铮吾，名陶铮吾。厚本，即徐厚本，徐特立的儿子。笃本，即徐笃本，徐特立的儿子，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牺牲。刘氏女，指刘萃英，一九四〇年改名徐乾。卢姓，名卢振声。
文章一
一般人都说老者不能求学。年老的人多半在社会上有些权柄，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我今年四十三岁，不觉就到四十四、四十五岁，一混六十岁就来了。到了六十岁，还同四十三岁时一样无学问，这一十七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一十七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六十岁十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
文章二（1938年3月）
（《周南教育》）这杂志是我发起的，文章是我和周南的同事以及学生写的。我自己校对，自己发行，自己筹款。这时我任周南的校长兼教员，每一天上课总是五点钟左右。全校有中学、师范及小学，学生三百余人，公家津贴每年纹银四百两。我和校中一切教员偶是平等薪俸制，每人每月十五元正。当着辛亥革命的前夜，我的文章被反动势力压榨出来了，而学校的困难和家中的苦难，以及建立该校的主人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该校教职员薪俸不足养家等等，都是我写文章的刺激物。我对教育得有一知半解，还是辛亥革命前夜的环境给我的。
编者注：周南，系指周南女校，创办人是朱剑凡。《周南教育》是朱剑凡用自己的薪金做经费创办的教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