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对艺术的新理解
从此之后，位于布利街的这座大房子有了新的秩序。凡·莱茵在大房间的角落铺了一张小床，雇了一位女仆专职做清洁工作，她将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装硫酸的瓶子和盛满松脂的盆子搬到了左边的小屋，散发着强烈新鲜树脂气味的油画也移到了楼上的画室，将泥煤火改为木柴火，虽然它的价格要贵了不少，但主人的收入完全能够承受这点额外的开销。
保姆基尔蒂仍然住在这座房子里，但她一直刻意地回避着我。主人允许她每天三次抱孩子来看母亲，每当这个时候，她都用罗马射手紧盯猎物般的眼神凶狠地扫视我，如果眼神能够将我杀死的话，只怕我早就像圣徒赛巴斯蒂安那样悲惨地送了命。无论她多么讨厌和痛恨我，我都将以医生的神圣职责为责任，尽可能地去延长病人的生命，其他都不是我该介意和关心的事情。
病人需要规律的生活和安稳的睡眠，现在她终于能够拥有这原本并不奢侈的东西了。她摆脱了那个令她无法得到片刻安宁的泼妇保姆，而凡·莱茵也耐心地日夜守护在她身旁，但这厄运即将到来前的短暂温馨却显得那么悲凉而无奈。
我听说他接了一笔订单，是为城市自卫队新建俱乐部画一幅大型油画，但我没见他画过任何画稿。我曾问他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他说没有，之前画过一部分，现在可以等一等。对于这幅画能否如期完成他毫不介意，现在对他最重要的是他妻子的病情能否好转。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床边和妻子低声交谈，这似乎是让她安然入睡的最好办法。每次交谈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后，她便闭起眼睛安静地躺着，脸上浮现出自然的微笑，看上去是那么优美恬静，仿佛只是个二十岁的少女。然而她不久后将离开人世，这的确让人感到难以置信。遗憾的是当时的医术尚未能达到治愈这种疾病的程度，当这个冬天过后，我就知道这是萨丝佳在人世的最后一年了。对于这件事我感到十分羞愧，在为萨丝佳诊治的期间我因为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而完全忘记了凡·莱茵家的苦难，在多年以后我也一度无法摆脱对自己良心的谴责。或许人类都是复杂的交织体，当自身遇到麻烦时，便会把邻居的苦难忘得一干二净。
那件事发生在我为萨丝佳诊治的同年冬天，它的危险程度严重威胁到了我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地步，是的，它的确相当危险，在许久以后我为了这件事而不得不流亡国外将近十二年之久。在当时荷兰医师公会有一个惯例，凡是会员都必须为医科学生和只懂得简单医理的庸医乃至对医学感兴趣的理发师讲授解剖学。现在我又被通知要在明年的三至五月再次讲授解剖学入门。我上次讲解这门课程的时候是在1636年的夏天，由于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全身心地进行药物研究，对此难免有些生疏，需要对记忆进行一下恢复和整理，所以我决定去医师公会的解剖厅看看。
八年来解剖厅都设在圣安桑奈城门楼上，下面则是当地的贩肉市场，这种设置给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抨击医生的机会，他们借此尖锐地嘲讽说医生和屠夫是多么相近的行业。自从上次讲课以后，我再没有来到过这里。所以当我进入大厅后，惊奇地发现其中一边的墙壁上被一幅硕大的油画占据，画面上是站在学生们中间的尼古拉·彼埃德松医生。他自从请画家画完这幅肖像之后，在政坛有了很大的发展，曾经两度或三度被选为本市市长。我听说他现在已经改名叫“丢尔普”，据说是他根据自己在基齐尔渠畔自家房屋正面上雕刻的一株大山慈姑而起的。
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我发现在这幅画上有其他画作所不具备的东西。在这里我必须再次坦诚地说，绘画艺术是我所不擅长的。小时候我也想学习画画，且自认为我对绘画是有一定天赋的，曾经迫切地希望用线条、曲线、色彩等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广泛地选取绘画题材，比如我家女仆雅考巴乃至被鲸鱼吐出的赃物等。但我父亲是个有着狭隘宗教观念的人，他坚信应该让年轻人去做他们最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不该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于是我父亲决定，我必须去做一名音乐家。
他不考虑我是否具备音乐家所应该具备的敏锐听觉，也不管我是否具有提琴家所必需的灵活手指，他只是告诉我他“决定了”，而在我幼年的那个时代，对于父亲的决定，儿子能做的只有服从，这是不容置疑的。于是我从六岁到十四岁期间每星期都要去马索·斯塔卡托先生的音乐室学习两次。
马索·斯塔卡托先生据说曾做过伊斯特皇室已故的马贵斯·埃考尔二世陛下的议院盛典琴师和音乐家。如果这个矮小的意大利人所说的是实话，那他应该已经将近一百岁了。因为我在一本建筑艺术史中偶然发现，埃考尔是生活在十六世纪前半期的人。这种掺杂着虚荣心的小小谎言是可以被谅解的，因为斯塔卡托先生是我所遇到的人中最风趣的。
他对拉小提琴、次低音提琴和低音提琴的技巧都非常娴熟，而且是一位非凡的翼琴弹奏家，这种乐器的魅力比起提琴来更加让人着迷。因为在我们那个气候潮湿的地方，提琴的音色有时就像一个被丈夫宠坏的妻子般喜怒无常。
在我幼年时代有一个传统，所有音乐教师都是顽皮的学生们捉弄的对象，他们以把这些可怜虫的生活搞得疲惫不堪，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因为他们认为艺术家不能像一般教师那样使用教鞭去对学生的屁股进行教育，那是有损艺术家尊严的事情。而斯塔卡托先生也小心地严格遵守着这条规矩，他从不在教学中体罚学生。直到有一天，他为自己置备了一张用钢条做成的弓！天啊！现在想起那张又细又长的钢弓我依然不寒而栗。每当我稍不留神对音节的把控出现错误时，他便用那张钢弓痛击我的手指，并伴以矫揉造作的声音说：“B是降音号，而你居然拉成了升音！”我总觉得无论是拉了升音或降音，那张恐怖的钢弓总会在我的手指关节处猛地来上一下。相比起来这些还算是比较轻的惩罚，一旦他发现我的左手没有按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么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击打便会准确无误地抽打在我手指上。“缩回去，把你的手稍微缩回去一点，哦！我的孩子，快缩回去一点，再缩一点点！崩崩崩！”
这属于一种斯塔卡托式的奇怪教学方法，虽然很怪异，但对我的“音乐艺术”也起到了一些效果。虽然我没有什么音乐天赋，却也掌握了欧兰多·第·拉索和阿卡德尔特的一些较简单的曲子，并且拉得像模像样。只是我的演奏仅仅限于书本层面上的东西，它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如果我那执拗的父亲能让我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我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画家，但现在我已年满四十，还是一个毫无激情的提琴演奏者，而对于我所热衷的绘画艺术，依然是个毫无希望的门外汉。
我见过很多幅画作，我们的城市里就充满了绘画。这里的港口异常拥挤，交易所附近的每条街道都像是繁华的大集市。每个早上你都能看到各国的乐师在水闸上演奏，有土耳其人、德国人、英国人、瑞典人、法国人，甚至万里之外的印度人，他们人数众多，丝毫不比荷兰人少。在我看到这样的情景时不禁觉得世界上的河流已不再注入北极，而是把所有的船只都送到了阿姆斯特丹港口，船上的香料、丝绸、精油、艺术品等都从五大洲七大洋汇聚而来，这个城市仿佛要被财富所撑破，就像一个布袋里装了过多的粮食般马上就要溢满而出了。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些令人羡慕的财富和幸福之所以源源不断地降临在这里，是因为上帝特别眷顾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是上帝当之无愧的宠儿。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得宠呢？我无法理解，我并不觉得在和善、慷慨、谦逊这些美德上我们比周边的其他邻邦做得更好，而拥有那些美德才应该是打动主宰万物的上帝所必需的条件。
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虽然长久以来我一直把这种意见深深埋藏于心底。对于目前的繁荣我们应该把它归功于荷兰特殊的地理位置，只是这独特的地理位置，曾让我们在很多年前仅仅为了生存而长期艰苦地奋战。一些体质较弱的妇女和儿童熬不住漫长的饥饿、穷困以及对亲人的牵挂而死去。甚至一些老人和儿童因为种种原因随时有可能被绞死、烧死，或者被处以磔刑。那些身强体健的人熬过了灾难，在敌人被驱逐出境后立刻恢复了力量和热情，旺盛的精力导致他们在看到地图时便会因激素分泌过剩而兴奋得发狂。这个小小的国家再也容纳不下他们，他们四处出击，已经成功地迫使西班牙国王屈膝求饶。而我们的那些邻居们也正为自己的事情感到焦头烂额。英国的老国王查理正疲于应付会唱圣歌的“反叛者”克伦威尔；法国的路易斯软弱无能，他的母亲和母亲的“亲密朋友”也毫不足道，只能作为酒馆里谈笑的猥琐话题供人消遣；瑞典和丹麦人正在愚蠢地争吵；德国和地中海那些小小的统治者更是滑稽可笑，够不上任何麻烦。这些都保障了通往波罗的海沿岸粮田的航路畅通无阻，如果任何人敢于试图干涉我国的“正当贸易”，他们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时，我们的同胞们仅仅为了展示自己的强壮，证明自己是怎样的英雄好汉，而要去万里之外扯中国皇帝的发辫、烧土耳其皇帝的胡须、到印度的宝塔里喝啤酒、去同弗吉尼亚酋长的女儿谈情说爱、在卡利库特神圣的祠堂里永不灭熄的佛灯上点烟斗。这些下流、危险、残暴的事情本应让他们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但却使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欧洲各国通用的金币，这让他们更加野蛮无理叫嚣跋扈，肆无忌惮地继续做这种“令人愉快”的消遣。
十几二十年后这些人年岁大了，无力再做这类“愉快的消遣”时，便会退出这种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事业，摇身一变成为体面的人物，在阿姆斯特丹最繁华的地区为自己买一所大房子。提到房子我不得不提及我们那“贤明的市长”，他们掠夺每一位市民的财富，专门做这种不动产的投机买卖，似乎整个城市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无论盗窃多少社会财富都无须向任何人负责。再说这些大房子里的“富人们”。他们乐于像邻居炫耀自己是多么地富有，在他们看来如果拥有整袋的金币而没人知道是多么悲哀的事情。于是他们在大房子里摆满了重达一吨的古雅法国椅子，只有骡子才拉得动的西班牙箱子，以及一排排的绘画，一排又一排！
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些画作所表达的究竟是什么，也从不曾真正注意过它们。只是因为那些有身份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公爵，英国、法国的贵族，以及旧日的修道院院长家里都用绘画来装饰自己的住宅，所以他们也必须挂这些绘画来彰显自己。于是，无论我走到何处，无论我的病人是伏尔德斯街的一个普通屠夫，或者是住在希伦渠畔阔绰地区的一个印度富商，我总是身处琳琅满目的彩色油画包围之中。这些画作参差不齐，有些无疑是低劣的，当然大多数还是不错的，因为美术家公会一直都坚持最高的标准要求会员，任何人都需要通过很多年的刻苦学习才有希望取得画家的资格。
在遇到伦勃朗之前，我对于绘画艺术的形式和表达方式知之甚少，只是凭借直觉和感官来评价哪些是我所喜欢的，哪些是我不喜欢的，我把这种感觉定义为“当然”。我看到一个男人或女人的肖像画，就认为这“当然”还是那个男人和女人，只不过是亚麻仁油和各种颜料画成的，并不是血肉组成的。装裱在金黄色画框里的风景画，和我从窗前看到的同一风景“当然”并无任何差异。用画笔画的羊排和死鱼，“当然”还是那块羊排和死鱼。虽然看起来十分新鲜，但依然还是死的。
而在认识伦勃朗后，我突然发现画出的东西是可以有灵魂存在的。虽然我不喜欢用“灵魂”这个词来表达，因为对于我这个无神论者来说它有浓厚的神学气息，但却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表达方式能贴切地描绘出我的感觉，所以我只能使用这个词了。我突然发现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就是用植物油在麻布上绘成的画作，突然有了生命的特质后，所难以形容的那种感觉，它真的让我无法形容，因为这对于一名医生所认知的那种生、死分明的界限来讲实在是难以表达。在这里我需要强调，对于这种认识的转变我完全是通过和伦勃朗的谈话和对他家墙上琳琅满目、风格各异的绘画仔细地观看之后，才豁然开朗的。
而第一次对绘画的“灵魂”有所感悟，始于那天早上我来到医师公会，站在忙于进行解剖教学的尼古拉·丢尔普和我的六七个同行的肖像画面前的时候。尼古拉·丢尔普是我初到阿姆斯特丹时便认识的，画上的其他几位是和我在学生时期有着愉快友情的朋友，我们曾一起上过数百次解剖课。那时候有一种时尚，每当一些较有名气的同行剖开绞刑台或贫民收容所里某位不幸的牺牲者时，一定要请画家将过程画下来。这种时尚还引出过一个令全城作为笑谈的故事。一位虚有其名的老医生同一位年轻人发生了激烈的业务争论，之后他请了一位画家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画，他贿赂画家让他将自己的一位学生画成他所“憎恨”的那个争论者，从而来体现他在医学界的地位。而那个年轻人知道后本着礼尚往来的“美德”，赠给医师公会一幅大型油画，在这幅画上这个年轻人专注的解剖着一具令人作呕的尸体，而这具尸体正是那个在前一幅画上令他丢丑的老教授。
我之前所见过的那些“解剖学课”绘画，仅仅是作为对往事的记录而已。它们旨在告诉看者：“在某一天的某个房间里，某个医生由某某几个医生围在中间，解剖了某个人的尸体，发现人脑的前中枢回旋介乎于后中枢回旋和最高前中枢回旋之间，或者剖开了腹部，断定病人死于多年来由于滥饮所导致的肝病。
然而伦勃朗为尼古拉·丢尔普所做的这幅画却并非如此，完全另当别论。这幅画绝非仅仅讲述一个枯燥的故事，它具有让无形的思想变成有形表现的神奇特质，这种思想在画中形成主导，以致同这种思想所关联的无谓故事形成陪衬，就像人类初次聆听伟大先知降临人世垂训众生戒律时，用来记录原话的那张无关紧要的羊皮纸。
画上体现出的尼古拉·丢尔普不再是当时最富庶的城市里大名鼎鼎时运亨通的医师、不是他那富庶的父亲引以为傲的儿子、不是连续四次出任最高社会官职的聪明政治家、不是著名的解剖学家和曾将当时整个药物学界组织起来的才能不凡的行政长官。他蜕变成了一位具有强烈求知欲旨在探索自然密码的神圣使者，仿佛是终将摆脱大多数疾病痛苦的超凡化身。
他周围的那些人，也不再是索然无趣呆板凝重的医生面孔，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提高在医学界的地位而学习，也不是以多收取医药费为妻子置办几件参加聚会时穿的丝绸衣服为目的。他们的眼神若有所思地掠过横陈在面前的尸体看向远处。那些眼睛所看的不再仅仅是一条臂膀的筋络，他们所注视的是隐藏在一切生物体内的秘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却又不断尝试解开的秘密。
我试图让自己的理解清晰透彻，可我似乎无法完美地做到这一点。有一天晚上我和伦勃朗坐在他的铜版画室里闲谈，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解释，但也没能如愿。我告诉他我看到了那幅画，在对他说起这个事情时我相当注意说话方式和修辞手法。我对他大谈艺术和艺术的使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曾经在一个酒馆里见到过某位画家和雕刻家这么畅谈过，最后有个人为他们付了酒钱。
他听后觉得还算有趣，但也并未觉得非常有趣或令人惊奇。
“医生，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华的人，你给我看过的那些小画稿都很不错。你虽然没有到艺术学校去学习过，但和很多人比起来你很有天赋。你在绘画上的诸多优点都是那些可怜的人一辈子也无法学到的，无论他们付出多大的努力。但你现在虽然已经四十岁了，或者更大些，但还没有真正懂得那些有才华的人最初就明白的那个道理。”
我好奇地问：“那么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很简单，除了事物内在的精神领域外，世上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是指人类不灭的灵魂而言？还是指古往今来事物的不灭灵魂而言？桌、椅、猫、狗、船只、房屋等不灭的灵魂？”
“是的。”
“书本和剪刀、花朵和云彩的不灭灵魂？”
“是的。”
我无声地沉默了一阵。抬起头望向伦勃朗时发现他粗壮的双肩劳累地低垂着，目光中尽是疲惫之色。我依然想对这个话题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全世界有多少人能懂得这个道理呢？”
他无奈地笑了笑，失望地摊开双手慢慢回答我说：“每一百个人中有三个或四个吧。至多四个，特殊的情况下或许是五个。”
我继续追问：“其余的人呢？”
伦勃朗的眼神中透过一丝我无法理解的惆怅说道：“其余的人不会懂得我们所谈到的这些，但他们会报复。”
我很惊奇：“怎样报复？”
“他们会让我们饿死。”
谈话进行到这里已经到了我所不能理解的程度，我想该是告别的时候了。
我站起身和他握手道别：“晚安。”
“晚安，医生，谢谢你，明天下午两点半或者三点，如果你有空希望你来一次，我有件东西想给你看看。”他一边说一边将我送出客厅外。
漆黑的夜晚，雨下个不停。与这里相隔不远，犹太法学博士的房间里还点着灯。麦纳赛·本·伊兹列尔还在他的印刷机上印东西。他是个博学的才子，据说他用金子印出了几本自己的著作，多么单纯可爱的人啊，一时间我很想进去看看他在做些什么。这时教堂的钟楼上响起了当、当、当的钟声。我回想起伦勃朗说的那个道理，真的可以写成一本书，我们所遗忘的内在精神、时钟的内在精神。伴随着钟声出生、死亡、幸福、痛苦、疾病、健康、希望与失望。
这是一个适合睡觉的天气，我把身上的斗篷用力紧了紧，快速向家的方向走去。转过一个弯，一家酒店的门开开合合，进出着各式各样的醉汉。醇香的美酒让这些人醉眼蒙眬，说出的酒话却也显得有些哲理。
一个醉汉用手圈住另外一个醉汉的脖子贴近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告诉你，现在我要谈的事物原本是怎样便是怎样，绝不会是另外的样子，你懂不懂？一个人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不可能会是其他样，你明白吗？”
另一个人附和着：“当然，约翰，我当然懂。”
那醉醺醺的“哲学家”愉快地说：“那很好，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赞同我的说法，认为事情是原本的样子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话，我就会敲打你这愚笨的脑袋，懂吗？”
我没有再继续听他们的谈话，快步走回了家，而当我打开门时，雨还在一直下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