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3)
路德教的确立和传播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失败后,封建统治者对起义农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反攻倒算。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有10万以上的农民惨遭杀戮。幸存的农民多沦为农奴,重新陷入封建主的奴役之中。中产阶级的革命半途而废,城市特权被诸侯剥夺,不得不向诸侯交纳巨额赔款。更严重的是,工商业的普遍衰落和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阻碍。
从1525年革命中得到好处的只有诸侯。一部分诸侯不仅乘机夺得大量教产,加强了对农民的压榨,而且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利用路德宗教改革的形式,在自己的领地内保持路德教派,建立新教教会,自己成为教会首脑。利用路德新教作为加强政权工具的诸侯被称为新教诸侯。在萨克森选侯和普鲁士的公爵领地内,早在1525年已信仰路德新教,黑森伯爵领地内是1526年信仰路德新教的,接着在不伦瑞克-吕纳堡也流行了路德教。
路德为了建立路德教也广为活动。1527至1529年,路德在萨克森选侯领地内,曾随同新选侯约翰到各地巡视并督促路德教派的牧师开展传教活动,并且不准旧教徒举行礼拜。特别是1529年10月1日至3日,路德在玛尔堡城内同慈温利的公开辩论,影响很大。路德将福音的基本观念归纳为“14条”,这便是路德派新教教义主张的重要根据。路德后期宗教改革活动的特点是加强系统的教理建设和创建与整顿路德宗的教会。他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著述。如《基督教信仰的纲要并说明》是1529年5月发表的。《士马尔卡登信条》(1536年12月)、《论教会会议与教会》(1539年3月)是最有代表性的论著,其中详细阐明了路德派的教理和主张。《桌上谈》和路德译注的全部《圣经》修订本,充分表述了路德对基督教和宗教改革的观点。路德晚年仍然坚持了同罗马教皇的斗争,直至他逝世。
德皇以及天主教诸侯力图在德国全面恢复天主教会的完全统治,因而同新教诸侯展开长期斗争。1529年,德皇查理五世召开帝国议会,重申1521年沃姆斯会议关于反对异端的禁令。在旧教诸侯结成“士瓦本联盟”之后,新教诸侯以萨克森选侯约翰和黑森伯爵菲力普为首,于1530年12月在萨克森境内的士马尔卡登小城聚会抗议并组成对抗性的秘密同盟,即“士马尔卡登同盟”。路德派新教诸侯由于对斯拜尔会议提出抗议,因而被称为“抗议者”。此后,在德国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新、旧教诸侯以及诸侯同皇帝之间的封建混战。新教诸侯最初曾受挫,后来某些天主教诸侯在法国国王的武力支持下,同新教诸侯一道反对德皇,在1552年战败了德皇的军队。经过谈判,1555年9月25日德皇与诸侯签订并颁布“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约规定了诸侯在其领地内有权决定本人及其臣民宗教信仰之权利的“教随国定”原则。新旧教同权平等、路德教的合法地位从此得到确认。至此,路德派新教最后确立了。德国出现两个诸侯集团,北部和东北部属于路德教诸侯集团,南部和西南部属于天主教诸侯集团,德国的封建分裂局面加甚,并长期继续下去。
诸侯提出抗议,故路德教又称抗议教。1531年,他们组成士马卡登同盟,抗击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武装,直到1555年双方才缔结奥格斯堡和约,规定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路德教在德国和天主教有平等地位,标志路德教的确立。
路德的宗教改革虽然不彻底,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民建立廉价教会的要求;路德教会首领的世俗化,也适合一些国家加强王权和使教会民族化的需要。一些北欧国家,自上而下地实行宗教改革,改奉了路德教。1536年,丹麦国王实行宗教改革,剥夺了天主教会的大量地产,大多转归国王所有,国王成为教会的首领。1527年至1544年,瑞典国王也改奉了路德教,没收了天主教会的财产,直接管辖新教会。挪威国王也在同一时期接受了路德教。
路德教的确立和传播,大大缩小了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对罗马教廷是一个沉重打击。
马丁路德的转变与奥格斯堡告白
沃尔姆斯会议以后,革命进一步深入。首先,托马斯·闵采尔站在下层人民一边批判路德,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其次,1522至1523年爆发了骑士暴动。原来路德的宗教改革一开始就得到骑士的支持。胡登曾致书路德,希望为了祖国的自由和解放建立密切联系。胡登知道路德在沃尔姆斯会议上的坚决态度后,曾写信声援,并谴责迫害路德的高级教士。沃尔姆斯会议以后,路德却更深地投入诸侯的怀抱,骑士遂单独举行暴动。骑士暴动没有得到市民或农民的支持,以失败告终。
革命深入以后,路德一再讲道和撰文攻击闵采尔和革命群众。1521年底,维登堡发生学生、市民冲进教堂驱逐神甫事件。一直躲在瓦特堡的路德再也坐不住了,潜回维登堡观察形势。1522年元月,他出版《劝基督徒毋从事叛乱书》,伪装公允,谴责双方,要群众“镇定”,听从“教导”,千万不能乱说,乱想、乱动,并提出上帝禁止暴动的口号。他还不指名地攻击闵采尔“草率从事”、“违反福音”。同年3月,路德在维登堡接连八次讲道,攻击群众“太过火了”、太“激烈”了,号召大家“彼此顺服,携手相助”。他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虽反对赎罪券和教皇,但从来不用暴力。1523年3月,路德发表《论俗世的权力》,公开维护当时的政治制度,号召“缴纳税款,尊敬长官”,“服事政府,帮助政府”。这篇奇文是路德堕落的耻辱柱。
1524年夏,德国南方首先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翌年达到高潮。在滚滚的农民战争洪流面前,路德把一切旧仇忘得干干净净,罗马教廷变成无罪的羔羊。他公然号召市民、贵族、诸侯和教皇团结起来反对起义的农民,堕落为可耻的叛徒。1524年8月闵采尔住在缪尔豪森,路德给市当局写信告密,请求镇压。1525年5月15日,当他获悉闵采尔被俘后立刻致书约翰·吕埃尔说:“我希望知道怎样捉住他、他是怎样表演的,这样可以彻底弄清这个家伙的傲慢无礼。这个可怜的畜牲落到这个下场可怜又可鄙,然而,我们有什么办法!这是上帝的意旨,要使老百姓懂得惧怕。否则,魔鬼会更加肆虐。这种不幸比较可取,这是上帝的审判,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同年5月,路德还发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号召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应该把起义农民戮碎、扼死、刺杀、就像打死疯狗一样。路德仇恨革命达到疯狂的程度。
路德叛变以后,他从事的宗教改革蜕变成诸侯手里的工具。他虽然没有抛弃只靠信仰得救的主张,但对信仰的解释有重大变化。路德不再讲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了,却起劲地攻击自由意志。他一再攻击伊拉斯莫有关自由意志的观点,认为自由意志只能对挤牛奶、盖房子等小事情起作用,以信仰完全无能为力,甚至狂叫“理性是信仰之敌”。1529年10月16日,路德在提交奥格斯堡帝国议会的声明后称“路德告白”中说得更清楚:信仰“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力所能及的,它是神的化工”。此外,他还极力污蔑农民、美化诸侯,甚至力争与天主教会重归于好。1529年,他在一次讲道中说:诸侯虽有宏伟的城堡,穿戴宝石、金项链和丝绒,但非常“忙碌、危险和劳苦”,庄稼汉闭眼不看诸侯之苦,只看到戴貂皮帽子是不对的;其实,“国王和贵族虚有闪光的外表,而臣民才有真正的黄金”,因为诸侯的貂皮帽下思虑和忧愁之多宛如帽上之毛。1530年6月15日,路德把他亲自审定的《奥格斯堡告白》提交议会宣读,系统阐述路德教的理论。告白以给查理五世的信为序,号召基督教各派“宽容、温和与平心静气地”协商,生活在一个教会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基督的臣民和战士”。告白还攻击自由意志和再洗礼派。恩格斯愤怒地斥责《奥格斯堡告白》是一场令人作呕的交易,是改头换面的“市民教会制度的最后定案”,路德的宗教改革蜕变为“庸俗市民阶级性质”的“官方的宗教改革”。马克思指出:“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路德教简化宗教仪式,废除圣象、圣物和十字架,牧师可以结婚,用地方语言做礼拜,实行廉价的教会。路德教会的首脑是诸侯,不受教皇控制。由于诸侯互不统属,德国没有统一的路德教会。德国北部和东北部的诸侯,如萨克森、麦克伦堡、普鲁士、不伦瑞克等改宗路德教,乘机夺取天主教会财产。南部和西南部的诸侯多宗天主教。德国的分裂割据依然如故。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的原则,即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十六世纪时,瑞典、丹麦和挪威也改宗路德教,建立从属于王权的路德派教会,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从此被打破。今天,路德教是新教中最大的一派,在德国、美国和北欧诸国势力很大,拥有信徒约7千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