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艺术论（12）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希望注意甚深地以对毕海尔的话〔之故〕了，凡那些，于我所正在拥护的历史理论，是有最接近的关系的。倘若在事实上，游戏比劳动古，又倘若在事实上，艺术比有用的对象的生产古，则历史的唯物论底解释，至少在《资本论》的作者所给与的那形式上，该将禁不起事实的批判，我的一切论议，因此也就非下文似的改正不可，就是，我应该不讲艺术依附于经济，而讲经济依附于艺术了。但是，毕海尔是对的么？

最初，先来检讨就游戏而言的事，关于艺术，则到后来再说罢。

据斯宾塞，则游戏的为主的特殊底的特征，是对于维持生活所必要的历程，直接地是并不加以作用的那事情。游戏者的活动，并不追求一定的功利底的目的。诚然，由游戏所致的运动的诸器官的练习，于正在游戏的个人有益，一样地于全种族，到底也是有益的。然而，练习也不被追求功利底的目的的活动所排除。问题并不在练习上，乃在功利底的活动，于练习和由此所获的满足之外，还引向什么实际的目的——譬如得到食料的目的——的达成，而游戏却相反，欠缺着这样的目的的事。猫捕鼠时，它于练习它的诸器官而得的满足之外，还收到美味的食物，但当同是这猫在追逐滚在地板上的线团时，他却除了由游戏所致的满足而外，一无所得。然而，倘若这是如此的，那么，这样的无目的的活动，怎么会发生了的呢？

对于这个，斯宾塞怎样地回答，是大都知道的。在下等动物，有机体的全力，尽被支出于维持生活所必要的行为的实现。下等动物，是只知道功利底的活动的。但在动物底阶段的较高的阶段，事态就早不如此。在这里，全部的力，不被功利底的活动所并吞。作为较好的营养的结果，在有机体中，蓄积着正在寻求出路的一种力的余剩，而动物游戏的时候，——即正是在依照这要求。游戏者，是人工底的力的练习。[5]

这样的，是游戏的起源。但那内容，是怎样的呢？倘以为动物之于游戏，是在练习自己的力的，则为什么或种动物，将这用或种特定的这模样地，而别的动物——不是这模样地，来练习的呢，为什么在种类不同的动物之间，特有不同的游戏的呢？

据斯宾塞的话，则肉食动物分明示给我们，它们的游戏，是由模拟狩猎和模拟争斗而成的。那全体，除了“追蹑获物的戏曲底扮演，即在欠缺那现实底的满足之际的，破坏底本能的观念底的满足之外，什么”也没有。[6]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动物的游戏，为借其佐助而它们的生活得以维持的活动所规定的意思。那么，什么先于什么呢，游戏——先于功利底的活动，还是功利底的活动——先于游戏呢？功利底的活动先于游戏，前者更“古”于后者，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们在人们中，又看见什么？儿童的“游戏”玩傀儡，扮主客，以及其他——是成年者的活动的戏曲底扮演。[7]然而成年者在自己的活动上，又在追求着怎样的目的呢？最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追求着功利底的目的的。这就是在人类中，也是追求功利底的目的的活动，换言之，即维持个人和社会全体的生活所必要的活动，先于游戏，且又规定其内容的意思。象这样的，便是从斯宾塞的关于游戏之所说，论理底地生发出来的结论。

这论理底的结论，和威廉·洪德对于同一对象的见解，是全然一致的。

“游戏是劳动的孩子，——有名的心理、生理学者说。——这是自明的事，在时间底地先行的认真的勤劳的任何形式中，没有本身的模型的那样游戏，是任何形态也不存在的。盖生活底必然性，是强制劳动的，而人在劳动中，逐渐领会了将自己之力的实际底的行使，看作满足的事。”[8]

游戏，是由于要将力的实际底行使所得的满足，再来经验一回的冲动而产生的。所以力的蓄积愈大，游戏冲动就也愈大，但不消说，这以外，是在一样的条件之下的。比相信这个更容易的事，再也没有了。

在这里，也和在各处相同，我将举了例子，来证明而且说明自己的思想。[9]

如大家所知道，野蛮人在自己们的跳舞中，往往再现各种动物的运动。借什么来说明这事呢？除了要将狩猎之际，由力的行使所得的满足，再来经验一回的冲动以外，更无什么东西了。看看遏斯吉摩的狩猎海豹罢，他爬近它去，他象海豹的昂着头照样地，竭力抬了头，他模仿它一切的举动，待到悄悄地接近了它们之后，才下狙击的决心，[10]模仿动物的态度的事，是这样地成着狩猎的最本质底的部分的。所以狩猎者发生欲望，要再来经验狩猎中由力的行使所得的满足的时候，则重复模仿动物的态度，于是遂创造了自己的独创底的狩猎人的跳舞，是不足为异的。然而当此之际，跳舞即游戏的性质，是被什么所规定的呢？是被认真的勤劳，即狩猎的性质所规定的。游戏是劳动的孩子，后者时间底地一定不得不较前者先行。

别的例。望·覃·斯泰南在巴西的一个种族那里，曾经见了用震撼底的演剧手段，来描写负伤了的战士之死的跳舞。[11]你以为怎样，这之际，什么先于什么呢，战争先于跳舞，还是跳舞先于战争呢？我想，是最初有了战争，后来才发生了描写战争的各种光景的跳舞，最初有了由在战场上受伤的他的战友之死，惹起于野蛮人的内部的印象，而后来乃发现将这印象，由跳舞来再现的冲动，倘若我是对的，——但我自信是对的，——则我在这里，也有十足的根据来说，追求功利底的目的的活动，古于游戏，所以游戏是它的孩子。

毕海尔会说，战争和狩猎，在原始人，都是娱乐，即游戏，而不是劳动，也未可料的。但是，说这样的话者，乃是玩弄言词的人。在低级的狩猎种族所站的那发展阶级上，为了维持狩猎人的生存，又为了他的自卫，狩猎和战争都是必要不可缺的活动。那两者之一，都全然在追求一定的功利底的目的，所以将两者和正以欠缺这样的目的为特色的游戏看作一律，是惟有太甚而且几乎是意识底的用语的滥用，这才可能。不独此也，野蛮生活的研究者，还说是野蛮人决不为了单单的满足而行狩猎云。[12]

但是，来举关于我在拥护的见解之正确，早没有什么疑惑的余地的第三个例子罢。

在先，我将社会底劳动在和狩猎一同，也在从事农业的原始民族的生活上的重大的意义，加以指摘了。现在我希望你注意于南明大瑙的土人种族之一——排戈皤斯族那里，行着社会底的开垦的事。在他们那里，男女都从事于农业。种稻之日，男人们和女人们从早晨聚在一处，开手工作。男人们走在先头，并且跳舞着将铁的踏锹插入地里去。此后跟着女人们，将稻种抛入男人们所挖的洼中，于是用土盖在那上面。一切这些，都做得认真而且隆重的。[13]

在这里，我们看见游戏（跳舞）和劳动的综合。然而这综合，并没有遮蔽了现象间的真关系。倘若你并不以为排戈皤斯族太初为了娱乐，将自己的踏锹插入地里去，播上稻种，到后来才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来动手开垦土地，则你就不得不承认当此之际，劳动古于游戏，游戏之在排戈皤斯族那里，是由施行播种的那特殊的条件所产出了的。游戏——是时间底地比它先行的劳动的孩子呀。

请你注意在一样的时会，跳舞这事本身，乃是劳动者的动作的单纯的再现的事罢。我引用毕海尔自己，来作这的证明罢，他在自己的著作“Arbeit und Rhythmus”（劳动和韵律）里，这样地在说，“原始民族的许多跳舞，那本身不过是一定的生产底行为的意识底的模仿。所以当这模仿底描写之际，劳动是必然底地应该先行于跳舞的。”[14]我完全不解毕海尔为什么到后来会断定了游戏更古于劳动。

大概可以并无一切夸张地说，“Arbeit und Rhythmus”是用了那全内容，将我正在分析的毕海尔关于游戏和艺术之对于劳动的见解，完全地而且出色地推翻了。为什么毕海尔自己，没有觉到这分明的矛盾的呢，只好出惊。

想来他是被近时锡闪大学的教授凯尔·格罗斯[15]所贡献于学界的那游戏说，引进胡涂里去了的。所以知道格罗斯的学说，在我们也不为无益罢。

据格罗斯的意见，则以游戏为过剩之力的发现的见解，未必能由事实来实证的。小狗互相游戏，直到完全疲劳，而在并非力的过剩，不过恢复了略足再来游戏的力的分量的最短的休息之后，便又游戏起来。我们的孩子们也一样，即使他们，譬如因长时间的散步而非常疲乏了，但游戏一开始，他们就立刻忘掉了疲劳。他们并不以长时间的休息和过剩的力的蓄积为必要，“是本能使他们，倘若形象底地来表现，则不但杯子洋溢的时候，即使其中几乎只有一滴的时候，也省悟到活动的。”[16]力的过剩，不是游戏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的条件，）而仅是于它极幸福的条件罢了。

然而即使那并不这样的，斯宾塞说（格罗斯称之为希勒垒尔·斯宾塞说）也还是不够的罢。它想给我们说明游戏的生理学底意义，但将那生物学底意义，却没有说明。然而它的这意义，是极广大的。游戏，尤其是年青的动物的游戏，全有一定的生物学底目的。无论在人类，在动物，年青的个体的游戏，乃是有益于个别底的个体或全种族的性质的练习。[17]游戏使年青的动物准备，以向它未来的生活活动。然而正因为那是准备年青的动物以向它未来的活动的，所以那就较这活动为先行，而且也因此格罗斯不想承认游戏是劳动的孩子，他反而说，劳动是游戏的孩子了。[18]

如你所见，这和我们在毕海尔那里所遇见的，是完全一样的见解。所以我所已经讲过的关于劳动之对于游戏的真的关系之处，也全部适合于他的。然而格罗斯是从别一面接近问题去的，他首先并不以成年者而以儿童为问题。假使我们也如格罗斯一样，从这观点来观察它，那么，问题之显现于我们者，是怎样的情形呢？

再举例罢。耶尔说，[19]澳洲的土人的孩子，常作战争游戏。而且这样的游戏，很为成年者所奖励，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使未来的战士的机敏会发达起来的。我们于北美的印地安，也见到一样的例子，在他们那里，有时是几百个儿童，在有经验的战士的指挥之下，参加着这种的游戏。据凯忒林的话，则这种游戏，是成为印地安的养育体系的实质底的一肢体的。[20]现在，在我们之前，有着格罗斯之所谓年青的个体向于未来的生活活动之准备的分明的际会了。但这际会，是肯定他的所说的么？也是的，而也并不！我所举的原始民族的“养育体系”，是显示着在个人的生活上，则战争的游戏，先行于向战争的现实底的参加。[21]所以格罗斯便是对的了，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游戏确是古于功利底的活动。然而为什么在上述的民族那里，设定了战争游戏占着那么大的地位这样的养育体系的呢？为的什么，是明明白白的，就因为在他们那里，得到从孩子时候起，就惯于各种军事底训练的，准备很好的战士，是极为必要的缘故，这意思，便是从社会（氏族）的观点来看，事态即显了全然别种的趣旨，在最初——有真的战争和因此而造成的好战士的要求，其次——有为了使这要求得以满足的战争的游戏，换了话说，便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功利底的活动，古于游戏的。

别的例子。澳洲的女土人在跳舞里面，从中描写着她从地里掘起食用植物的根来的处所。[22]她的女儿看见这跳舞，于是照着儿童所特有的向模仿的冲动，她就再现自己的母亲的举动。[23]她在还未到真去从事于食料之采取的年龄，做着这。所以在她的生活上，掘根的游戏（跳舞）是较现实的掘根为先行，在她，游戏是较古于劳动。但在社会的生活上，则现实底的掘根，不消说，就先行于成年者的跳舞和在儿童的游戏上的这历程的再现了。因此之故，在社会的生活上，是劳动古于游戏的。[24]想来这是全然明白的。但倘若这是全然明白的事，则剩在我们这里的，只有向自己这样地问，经济学者和一般从事于社会科学的人们，应该从怎样的观点，来观察劳动对于游戏的关系的问题呢？我以为当此之际，回答也是明白的。从事于社会科学的人们，将这问题——发生于这科学的圈内的别的一切问题也一样，——从社会的观点以外来观察，是不行的。不行的理由，就因为仗了站在社会的观点上，我们才能够较容易地发见在个人的生活中，游戏先于劳动而出现的原因的缘故，倘若我们不出个人的观点以上，那么，我们对于他的生活中为什么游戏先于劳动而出现的事，他为什么做着正是特定的这，而非这以外的东西的游戏的事，将都不能懂得了。

在生物学上，这事也一样地对，但将“社会”的概念，在那里，换为“种族”（严密地说——种）的概念，是必要的。倘若游戏是在尽准备年青的个体向未来的生活底任务之职的，那就明明白白，在最初，种的发展在他面前设定了要求一定的活动的一定的任务，其次，作为这任务的现存的结果，而现出和这任务所要求的诸特质相应的，在诸个体的淘汰和幼年少年期上的养育来。在这里，游戏也不出于劳动的孩子，不出于功利底的活动的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