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不一样的军校
珠江水浩浩荡荡，从黄埔岛旁流过，日复一日，不休不止。黄埔军校成立后，这滔滔江水每日便在军校岗哨注视下和军校学生整齐划一的跑步声、口号声中，貌似平静地绕过黄埔岛，汇入南洋。
1924年广东的军事形势，如同这江水一样，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却暗流涌动。在孙中山等人看来，广东境内的军阀对军校虎视眈眈，革命环境险恶、局势紧张。加上革命亟需人才，因此黄埔军校的学生没有条件、也来不及安静地接受学制三年的学习。军校只能打破常规，大大缩短学习时间，将原定三年为一期的训练计划改为半年一期。
尽管学习时间大大地打了折扣，但是孙中山的期盼没有打丝毫折扣。孙中山苦苦思索并热切期盼着这个军校能培养一批“在政治上革命”，“能为三民主义奋斗，能为三民主义牺牲”的信徒。如何才能既达到速成目的，又塑造一支敢打敢拼、忠于党国的军队，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最在乎的。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军校确定了“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教学原则。正是这一原则的确立，使黄埔军校成为一所不一样的军校。随着办学经验的积累，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思想学说和理论、军事课与演习实战、政治课与工农运动，都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黄埔军校也因而成为一所与众不同、成绩非凡的军校。
军事教官
学员军事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所军校优劣最好的刻度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始于晚清。晚清时候的海军学堂、陆军学校，便已经开始改习洋操、使用西式武器、聘请洋员教习。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与近代中国的其他军校相比，没有大的不同。晚清洋务运动时候，曾学习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甲午战争后，又学习日本；到了黄埔军校，则转而开始学习苏联。如果非要找出些不同，那便是：清末民初学习西方与日本，就中国而言是国家层面，如国家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国家聘请洋员教习，但对方是个人性质的，大多为钱而来；而黄埔时期，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中方做事的人员不是为国家做事，而是为组织、为信仰做事，苏联的教官是受组织委派而来的，不为钱，而为党国和信仰。这中间的差别，对军队建设的影响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黄埔军校的教官由中方教官和苏联教官组成。中方教官大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像是校长蒋介石、总教官何应钦、训练部主任邓演达、战术教官严重等，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苏联教官则以“苏联顾问团”的名义在黄埔军校中活动，苏联先后派了100余人到达黄埔军校，其中加伦、切列潘诺夫、包和洛夫、波利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军事将领，他们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军需、交通、通讯、卫生、交际等各个教学岗位上。
黄埔军校的中苏教官，各有所长。
中方教官责任心强、熟悉教材、讲课出色，同时又关心学生，深得学生爱戴。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是训练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邓演达以及教官兼学生副总队长严重。
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期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因反对蒋介石，邓演达于1931年被蒋逮捕并秘密杀害于南京。
黄埔时期的邓演达是一位标准的革命军人，这一点是所有黄埔学生的共识。他能时刻做到以身作则，并因此赢得了学生的由衷敬佩。他总是军容整齐，神采奕奕，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标准，堪称军人楷模。他处事公正、要求严格，例如他曾将教育长王柏龄在任内贪污公款的情形报告了校长，要他把亏空填清再行离职。他举手投足中自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因此学生在他面前非常老实。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筒马靴的踏地声音，哪怕同学们闹得正欢，也立刻会变得鸦雀无声，根本不需要他来说话。不仅学生怕他，教官们也怕，政治教官高语罕和邓演达在德国就结识，是老友了。但有一天高语罕早晨起床迟了一点，邓演达就到他的寝室予以当面批评，以后他只要听到邓的脚步声，就不敢睡懒觉了，因为邓对任何人都不讲情面。
邓演达尽管很威严，但他并不是莽夫，反而很细腻，很关爱学生，能待人以诚、感人以理。黄埔学生规定每晚九点钟就寝。有些用功的学生往往在熄灯后偷偷地到讲堂里读书。共产党学生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也是用这个时间。有一次邓演达亲自查夜，恰好碰到共产党小组在开会，邓演达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没有加以干涉，反而劝开会的同学注重身体，不要过多地耽误睡眠时间。[14]
还有两件小事，可以体现出邓演达对学生的关爱。军校为了增强学生体质，每天早上晨曦时，要求学生沿着黄埔岛的路跑十几里。邓演达常常会跟着队伍一起跑。有些刚入校的学生，体质较弱，一开始要跟上队伍确实很困难，虽然能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但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影响接下来的训练。邓演达见此，便对队长说：“长跑要注意兼顾学生的体力，循序渐进，逐步增加运动量，方能增强体质。”尽管训练要求紧，但是能根据实际情况体恤士兵，不拔苗助长，邓演达的做法是一位好教官的表现。
另有一次，当时已是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在操场巡察，遇到了黄埔四期生熊敦。熊敦是江西人，上海晨光大学毕业后慕名投考黄埔军校。他是国家主义者，又是大学生，自视甚高，看见邓演达后，不立定、不敬礼，旁若无人，欲扬长而去。在军队中，见到长官不敬礼是违反军纪的。邓演达将他叫住，问他：“你是军校的学生吗？”“是。”“既是本校学生，见到长官为什么不敬礼？”熊敦的回答逻辑很奇怪：“你信仰三民主义，我信仰国家主义，信仰不同，当然不用敬礼啦。”
对这种违反校纪的行为，最少也可以关三天禁闭。但是邓演达知道熊敦的错误并不是关禁闭或者责罚就能改正的，其根源在于思想和逻辑的问题。于是邓演达经常找熊敦谈话，让他认识到，作为军人就应该遵守纪律，就要服从长官，这和信仰无关。熊敦慢慢被感化，不仅遵守纪律，而且思想渐渐进步，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左派，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15]
在当时的军队中，士兵对长官有一言不合，便会招来拳脚相加。而在这所军校里，长官与士兵之间是一种不一样的关系。
严重（1892—1944），又名严立三，湖北麻城人，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大队总队长、训练部长，被学生称为“黄埔良师”。北伐时，严重担任东路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屡挫强敌，赢得了“北伐名将”的声誉。抗战期间，曾短暂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1944年病逝。
黄埔军校创立之初，严重担任军校一个班的战术教官。他堪称是教官的典范：对教材的掌握非常熟，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步兵操典》某页某行的内容是什么；讲解生动具体，示范动作准确明了、不厌其烦；还善于总结归纳教材内容，并且多有创新。
一期生的学习训练时间极为紧凑。每堂课都要发大量的油印讲义。当时，军校教授部每天要印上万份讲义，字迹模糊、质量低劣在所难免。每次课上，发讲义、校对错讹、学生读一遍之后，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往往教官还没开口讲，下课铃声就已经响了，而下一节的讲义又到了。一期生入校不久后的一天，学生正在自习。刚入校的学生们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学习的紧张感，或写写家书、或整理笔记，甚至还有些悄悄聊聊天、互相认识一下，说着以后多照顾的客套话。这时，一个光头、不带军帽、不束皮带的人，悄悄溜进教室，登上讲台。他就是这个班的战术教官严重。他说：“指挥官必须熟读兵书、精通战术，才能适应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不失时机地做出决定。现在课程多、时间紧，要做到面面顾到势所不能，大家应该把战术摆在第一位”。他扬了扬手中的纸，继续说，“我把一周来战术课的要点，编写成若干道课题，你们要做好”。此后，每一天晚饭后的自习，严重都会到教室，风雨无阻。灯光下，他耐心地讲解、回答学生提问。慢慢地，学生们越来越自觉，教室外的走廊上，站满了邻班的学生，他们抄录严教官的课题，听他的讲解。邻班甚至集体要求与该班到一个教室上自习。[16]
为了便于学生记忆，严重还特意搜集并编写了很多有实用价值的军歌，介绍给学生并教学生唱，这些军歌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利于理解。如《利用地物歌》便将动作要领用歌词表现的清晰明朗：
战斗时，重射击，杀敌第一。
选择地物遮蔽身体，最忌是蚊聚。
留心小排指挥地域不可擅离。
攻击之时切莫占据难超之地，
碍邻兵发扬枪击，要注意。
……
严重不仅自己编写军歌，还鼓励学生们积极编写新军歌。他的这个做法得到了苏联军事顾问的赏识。苏联顾问包和洛夫自己主动学习军歌，还为学生们打节拍，带同学们唱起来。
与中方教官相比，苏联顾问和教官的特点在于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此外，他们掌握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能，熟悉最新式的器械使用。因此，他们不仅给军校的学生，而且也给军校的教官带来了崭新的东西。
苏联顾问特别重视射击和战术演习，因此他们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并执教。他们的课程设计和训练完全按照苏联操典进行。例如射击课上，苏联教官先要教授各位中方教官。他们对待训练的态度非常认真，每次射击时，军事总顾问加伦总要亲临靶场，教授示范。每教一个术科之前，都将各级队长集中起来先学一遍，然后让队长们回各队去教学生。队长们返回各队教授步兵操典和射击时，苏联顾问每次都必亲临现场与靶场，发现教官有做的不好，或者学生有不理解的，他们会立刻现身说法，就地示范。
在教授过程中，苏联教官以其出色的个人军事素质，得到了中方教官和学生的尊重。一次，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到了军事教官钱大钧的训练场上，当时苏联步兵顾问舍瓦尔金正在讲授单兵战术，他们向中方官兵强调单兵战术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官兵们训练中的不足，语气难免较重。何应钦骄气甚重，对苏联教官的姿态感到不满；在场中方官兵中也有人不服气。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舍瓦尔金讲解之后，做起了示范动作。他抄起一支苏式步枪，隐蔽前进、迂回，穿越火力封锁，匍匐、翻滚、跳跃，行进中举枪、射击、弹无虚发，十几个高难度动作，他都做得规范、敏捷、实用性强。在场的教官和学生都不禁鼓起掌来，连何应钦本人也为之叹服。示范之后，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以此为标杆，更加玩命地训练。
苏联顾问为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虽然现在还没有更多材料使这些远道而来传道授业的苏联顾问形象更加丰满，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点燃革命火种的顾问们，毫无疑问怀揣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当他们在黄埔见到这些同样有信仰、有理想、有热血的幼苗时，肯定会悉心培育。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会感到幸福。
军事纪律
光有好的教官还不够，还要有好的课程安排以及好的纪律。
黄埔一期生因为要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三年的课程，所以采取了高强度的教学制度。作为军人，军事教育无疑是第一位的，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为了能确保把军事教育学好，政治课并未列在军校的课程表上，只能在课下学习。
军校的军事教育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指的是基本的军事学识，主要内容是四大教程和“操、范、令”，四大教程指战术、兵器、交通、筑城；操、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术科，即应用性的军事技术，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
1925年秋，军校成立了入伍生部。也就是说，学生入校后要先接受新兵教育，然后再开始分科学习。自黄埔二期始，开始设有步科、炮科、工科、辎重科和宪兵科等不同科目，每科的军事教育重点有所不同。
入伍生的训练就是新兵训练。每天早上起床后，先要做体操，这是从日本学来的，然后要跑步、练习喊口令。起初每次跑步10分钟，以后逐渐增加到一次跑步1小时。只要不是生病，就一定不能落伍，一定要坚持跑够1小时才休息。
术科学习时，每天上午下午出操两次，接受新兵训练，进行徒手教练、持枪教练。首先是班教练，架上瞄准，实弹射击、卧射、跪射、立射，仰射，卧倒，投掷手榴弹，匍匐前进，劈刺、散开、疏散。然后进行排教练、连教练（制式训练及野外演习，学习排长、连长实兵指挥）等。徒手和持枪各个教练，都是新兵入伍后必须学懂学好的基本动作和基本知识。学科学习不是统一进行的，而是根据任务的不同，边用边学，边学边用。如某连要担任卫兵勤务，就学习《卫兵守则》《陆军礼节》；要实弹射击，就学习《射击教范》；要放哨，就学习《步哨守则》《野外勤务》。这种在实践中结合学习的方式，不失为一种高效的学习途径。
入伍期满之后，入伍生就升为军官学生。这时就要开始学习指挥官应该掌握的知识，比如说《战术学》《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经理学》等。这个时候就和在入伍部的时候不同了，学生每天在课堂内学习的时间增加，出操的时间减少。当时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军队中需要大批中下层军官，因此军校的学生大都是扼要学习，往往还没有学完就被派到军队上担任排长、连长等职。
军校里的学科与术科教学，都以讲授实战中的应用为主。为了能给学生们提供最先进、最全面的军事教育，军校中除了课堂讲授外，还有课外的“军事演讲”，由军事教官和苏联顾问定期讲授革命的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在演讲过程中，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发表意见甚至自荐演讲，以达到锻炼学生、教学相长的目的。这种方式也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储备，提高了学生的军事素质。
在近代军队中，有两个口号比较响，一个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另一个是“官兵平等”。不过，这两个口号似乎是矛盾的，并不容易兼顾。而军队中往往更在乎第一条。按理说，在军队中，对上级的命令只能无条件服从，这是战争的残酷性决定的，无可厚非。但是往往有人曲解了这种观点。无条件的服从和执行在训练中、在战争中是必须要做到的。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是官兵平等。近现代中国的很多军队，只有服从，没有平等。黄埔军校却做得特别好：既有严格的纪律，又有官兵的平等。
黄埔军校的纪律很严格，如果违反纪律，轻则挨批评，重则关禁闭。有不少学生在训练场上因为违反有关规则而受罚，其中就包括有“模范军人”之称的黄埔一期生关麟徵。关麟徵的受罚和同班同学陈赓的搞怪有关。尽管军校的训练紧张残酷，但是这些年轻气盛、活泼好动的青年人还是能找到乐趣。有一次队列练习中，活泼好动的陈赓见关麟徵一本正经地站在那里，就想戏弄他一下。因为关麟徵经常会得到教官的表扬，陈赓所以也是有点捣乱的意思。据陈赓后来对人讲：“那一次，我是很卖力气的，舌头向右，鼻子向左，一眼睁一眼闭。”关麟徵一看就乐了，忍了半天还是没憋住，一下笑出声来。当教官闻声注视他们时，陈赓已经站立笔直，一脸严肃，和没事一样。“关麟徵出列！”教官抬手就扇了关麟徵两个耳光。他违反了在队列中“不得擅自言动”的纪律。蒙在鼓里的其他同学悄悄地往这边瞥，教官怒骂：“看什么看！你们看看陈赓，这才是黄埔军人的标准样子。”关麟徵有苦说不出，陈赓反而得到了教官的表扬。[17]
像陈赓这样调皮的学生不止一个，有些学生尽管调皮，却要跟教官讲道理，有时候这也能让他们成功逃避处罚。敢和长官讲道理，说明军校有官兵平等的基础。当时军校每天的操课间歇时，学生们可以在附近散步休息，但是纪律规定不能走远，听到哨响，就要集合，迟到就会受到处罚。一次，四期生贺钺芳和两个同学贪吃，他们在休息的时候，跑到村头小店去吃沙河粉，回来时迟到了。副连长要责罚他们，每人打手心十下。贺钺芳他们几个认为已经意识到错了，表示认错，但是请求免于受罚。副连长很生气，说，“军队有纪律，你们违反纪律不说，还敢抗拒责罚？”坚持要打。贺钺芳反驳说：“以前在私塾读书，为了免于被打手心而逃学，今天入了军校，总不能像私塾老师那样对待我们，请求免责”。双方争执不下，副连长倒也没有用强。后来连长过来了，说暂时不予处罚，晚上自习时候讨论。到了晚上讨论课，曾在旧军队当过兵的胡琏等人说，以前在军队犯了错，挨皮鞭子抽也不敢吭声，现在打手心不算责罚。有同学则说，革命队伍，重在教育，怎么能责罚？双方各执一端，辩论起来。最后，副连长说：“组织纪律，必须遵守。如有违犯，要按情节轻重处罚。”又对贺钺芳说，“念你们是初犯，免于责罚，只进行批评教育”。许多年以后，当时在校的学生都还记得这件事。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这件事的处理让他们感受到黄埔军校与众不同的地方。[18]
这种与众不同是一股新风，说明了两个情况。第一，当时军校的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敢于争取自己的利益。第二，军校给学生们提供自己表达观点的环境，并且尊重他们的表达权利，军校的纪律是人性化的，军校是兼容并包的。
演习和实战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除了日常上课和训练之外，还非常强调演习和实战。这种将学校训练和演习实战结合起来的方法，当时被称为“知行合一”。“术科差不多除了操场基本教练之外，大半都是在野外演习”。“每遇一次战事，他们所学的能够马上用到实际上去”。[19]这是黄埔军校军事教育的突出特点，战场就是课堂，在战争中边学边用、活学活用。每次演习和战役，上自校长、军事总顾问，下至各科教官和顾问，都随队出征，利用战斗间隙教学。术科的许多项目，如距离测量、地形识别、侦探勤务、行军警戒、行军宿营等，都是在演习和实战中完成的。
演习课分为野外作业、战术演练和野营演习3大类。黄埔一期的毕业考试，也是以军事演习的形式进行，演习时间长达一周多。军事演习气氛紧张，有时还会采取实弹演习，几乎与实战无异。
1924年11月，黄埔一期临近毕业之际，军校在黄埔岛对岸的珠村附近10公里区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之所以不在岛上演习，是因为岛上面积太小。但如果离岛太远，又有安全问题。因此，与黄埔岛隔江相望、距离很近的珠村成为最佳地点。这里不仅离岛近，万一发生突变，可以及时应对；而且这里山头很多、地形适宜，利于学生练习术科。
演习情节设定是根据当时广州的地理环境和军事环境假设的。假设以广州市为根据地的“西军”，已占领广州东郊，构筑了坚固工事，与校军组成的“东军”决一死战。东军则在演习区域作战斗搜索前进。当时，为了达到学习和训练的目的，每个学生都对这一带的地形进行了多次测量，目测、步测、器测，反反复复好几遍，做到了“人人心中有数，了如指掌”；[20]同时，对如何突破封锁、如何攻克工事等打法，学生们也是滚瓜烂熟。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一丝不苟的训练态度在半年以后的平定“杨刘之乱”[21]中就得到了回报。
演习中，军校学生军难免与地方百姓有所接触。试想，尽管已经是冬季，演习行军对庄稼造成的损坏不是特别大，但是演习中的枪炮声和喊杀声肯定会惊扰到百姓。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很可能会招致百姓的反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军校做了很多努力。首先是严明纪律，任何人不得扰民。尽管演习时间长达几天，但是黄埔师生自带干粮，晚上统一睡在潘家的大祠堂里。第二是发布通告说明情况。黄埔军校每次演习前，都会贴出告示，预告村民，免出意外。告示不仅有普通话版，还有“粤语”（白话）版，以便村民阅读。第三，军校师生主动为村民做些好事。训练完毕之后，学生们会主动帮村民清扫街道等，这赢得了村民的尊重。第四，军校的主要领导表现得亲民爱民。演习期间，每天早上蒋介石、廖仲恺等都会在村里祠堂的门口训话，训话之后学生军便整队出发，这个时候会有很多村民和小孩子围观，蒋介石总是随身带一包糖果，笑眯眯地分给孩子们。还有总教官何应钦，也会向百姓表示友好。有一次演习时，他在珠村跌死了一匹马，便送给当地的百姓吃。谁料到这匹马太老，即使煮熟了也咬不动，最后百姓们也没吃成，将它做了肥料。这让当地百姓印象深刻，很多年以后，珠村的老年人还笑谈马肉不好吃。
告野外演习区域内的民众书（普通话版节选）
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我们是黄埔的学生军。我们这次到此地来，是因为我们的修业期将满，快要加入前线去与军阀作战了。我们趁着这还未离校的时光，来演习战场的种种动作。只因我们黄埔岛上的地方狭小，不能充分演习，所以只好暂借你们这个地方来实习几天……你们的一草一物，我们不但不来乱动你们的，而且还要尽我们的力量来替你们保护爱惜……不过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听见有大吼“杀！杀！杀！”的呼声，或电光炮的响声，请你们告知一般小孩和不识字的朋友们，千万不用惊怕，这是我们在进行演习。
实战是黄埔军校军事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当时险恶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式。黄埔军校早期第一期至第四期的学生，每期都参加了较大规模的实战。第一期学生参加广州商团之战；第二期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第三期学生参加镇压杨、刘的叛乱；第四期学生参加第二次东征，后来参加了南征和北伐。因此，很多同学还没有领到毕业证，就英勇牺牲了。“每一次战役，无不有黄埔同学的血，每一个战场，无不有黄埔同学的骨。”[22]
与广州商团的战斗发生在1924年10月，即黄埔一期生入校还不到4个月。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黄埔军校开办初期，军械、经费都不充足。恰好8月，广州商团领导、英国买办陈廉伯，秘密从德国购买了一批武器，由挪威军旗的货轮哈佛号运载，驶入虎门。这批军火有步枪近万支，子弹300万发正好可以归军校所用。所以，货轮进入虎门后，军械被军校扣押。陈廉伯与商团自然不满，第二天，就派兵包围了大元帅府及省长公署。军校决定：派第三队、第四队进城保卫大元帅府，第一队、第二队留校守卫被扣军械。但双方此时并无开战打算，都想和平解决。
10月，商团组织商人罢市以示抗议，开枪射击庆祝双十节的游行群众，要挟发还被黄埔军校扣押的武器，并试图联合军阀武力夺取枪支弹药、摧毁黄埔军校。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消灭商团。黄埔军校学生第一次真正走上战场了。10月14日，军校第二队、第四队接到夜晚要在广州市内进行巷战演练的通知。学生军开进广州城的时候，正“大雨如倾”，城内路上积水“二三寸”，但学生队军容严肃、气势高昂，“虽行军于大雨积水之中，但步伐整齐、行阵不乱”。直到深夜开始巷战演习时，才口头宣布正式命令：围剿商团叛变。商团军在广州的商业中心西关进行了顽强抵抗，西关是商团的大本营，街垒密布，防御严密。黄埔学生军与工团军、农团军采用火攻，共同发起冲锋。一天之内就消灭了商团军两个团。
在战斗中，黄埔学生军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军纪严明、作战英勇，得到了百姓的称赞，出色的战斗力也让孙中山等人看到了希望。更为重要的是，黄埔军校缴获了大批枪械，利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原本，黄埔军校处于恶劣环境之中，经费、军械奇缺，甚至“殆将中断”，但是“自商团军剿平后，反促成本校（黄埔军校）之发展”。[23]黄埔军校声威大震。
政治部主任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军校，但却不乏战术素养高、忠诚度高的军队。宋朝有岳飞的岳家军，明朝有戚继光的戚家军，近代也有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些军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最高统帅在位时，这些军队都赫赫有名、战绩卓著；不过一旦这位统帅故去，军队便分崩离析，失去战斗力。也就是说，这些军队都是“私兵”，是某个人的军队。
黄埔军校的最大成功，或者说黄埔军校之所以与其他军校、军队不一样，就在于军校不仅教学生如何扛枪打仗，还教学生为什么扛枪打仗，为谁扛枪，枪口对准谁。这里的“谁”，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指的信仰和主义。军校通过政治教育，引导学生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战，而不是给某人打江山。也就是说，黄埔军校在国内开创了在军队内开展政治教育的先河，这成为黄埔军校的一大特色。
当然，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一手创办，因此军校学员应该全体加入国民党，要信仰三民主义，这样的话，学生的枪应该是为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而扛。如果真是如此，黄埔军校也就成就不了它的伟绩。黄埔军校的不一样与成功，恰恰在于学生不仅可以信仰三民主义，也可以信仰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等其他主义。正是因为这种兼容并包，才能吸引怀揣不同理想的优秀青年入校。尽管这些青年的信仰与理想不同，但是反封建、打倒军阀的追求是一致的。这种同与不同，成为黄埔军校成功的关键。当然，在这种“兼容并包”的局面消失之后，黄埔军校的光彩也就随之消失了。
在军校里注重政治教育，并把政治工作置于与军事工作并重的地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黄埔军校是第一家如此做的。为了开展好政治教育，军校专门成立了政治部，主要的负责人，叫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出生于四川广汉，14岁赴日本留学。他和孙中山、蒋介石关系都很好。曾经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他早年曾热衷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共产党，后来因孙中山反对而退党。1924年1月，他以浙江省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也就在这时，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但是这位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并没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很久。军校刚开学，6月19日，他便提交辞呈，到上海去了。确切地说，他是被骂走的，走得有点委屈，带点悲剧色彩。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左派，赞成国共合作。当时他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他的宣传部内有很多中共党员，因此受到了国民党右派张继、谢持等人的攻击。18日那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会上张继等人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的问题，与戴季陶发生冲突。张继大骂戴季陶是共产党的走狗，称他“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是个十足的反复无常小人”，并且扬起拳头要打他。戴季陶是耍笔杆子的，文化人，骂又骂不过，打也打不过，气得当场大哭。加上他在军校也不顺心，给学生作报告时，学生们老是起哄。于是第二天他就负气出走了。戴季陶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上，还没干出点名堂就辞职了，可以说没有什么作为。
戴季陶出走后，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职就空了出来。蒋介石和廖仲恺让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邵元冲接任，这就是黄埔军校的第二任政治部主任。
邵元冲（1890—1936），浙江绍兴人。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早年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关系密切。1919至1924年奉命出国，考察国民党在海外的党务工作，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邵元冲在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于1924年6月25日接任，干了两个月，8月25日跑回上海娶媳妇，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0月多了，那时他已不太管政治部的事情了。11月，他以孙中山机要秘书的身份，随从孙中山离粤北上。所以说，他在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也仅仅踏踏实实地做了两个月。
不过这两个月，邵元冲倒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作为政治部主任，他是很合格的，他认真负责，也有新想法。上任之后就接连三天召集政治部职员开会，还主动与蒋介石、苏联顾问等探讨，商量政治部的工作到底该如何开展。他组织开设政治讨论班，这是一种启发式教学，在当时很有创意。如他曾主持学生讨论“改造军队的初步办法”，启发学生开拓思路、大胆发言，集思广益，他还让学生提交讨论报告表，并详加批阅。作为政治教官，他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态度也非常端正、尽心尽力。他给学生开设《各国革命史》，主讲美国独立史、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等。他内心里非常想把这门课讲好，知道学生中有些人水平很高，他于是认真备课、广泛阅读参考资料、一遍遍地修订讲义。有时候甚至睡不好觉，“晨三时顷起”，夜里睡得也晚，仔仔细细地准备上课讲义。他的功夫也没有白费，尽管这门课课时不多，但是多年以后，学生们都对此印象深刻。
邵元冲离职后，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的是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刚刚回国不久的周恩来。
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得益于张申府的推荐。
张申府（1893—1986），又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毕业于北大，曾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发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0年底，张申府赴法，在法国他积极发展优秀青年入党。次年，他介绍在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入党。1923年，张申府从欧洲回国，碰到了在苏联考察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借此机缘，加上陈独秀、李大钊的推荐，张申府回国后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还担任蒋介石的英文和德文翻译。
军校筹办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党代表廖仲恺让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列了一份名单，周恩来位列榜首。廖仲恺表示，给周恩来发聘书、寄路费，让他回国。于是，张申府给远在法国的周恩来写信，让他到黄埔任职。1924年7月底，周恩来动身，9月初到达广州，11月，他便在张申府的推荐下，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时间也不长，总共只有4个月。1925年春，他随新成立的教导团参加东征。随后，黄埔军校实行校、军分离，周恩来主要在国民革命第一军中任职，并未再担任过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但是他仍然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身份，通过在军校内工作的中共党员，领导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的任期虽然不长，但在廖仲恺、蒋介石等“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指导下，他努力使军校的政治工作面貌焕然一新。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方向是第一位的，如果方向错了，越努力就错得越远。周恩来到校前，黄埔军校政治教育是以蒋介石编的《曾胡治兵语录》为主，还有不断地向士兵灌输“三民主义”。不过问题是，《曾胡治兵语录》根本无法让学生成为革命军事干部，三民主义也显得没有实效，不利于军人的理解。周恩来认为要向军人“授以政治教育”，就要让学生了解“中国是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要让学生了解“农工商各界之痛苦”，更要知道“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于是他将帝国主义侵华、中国社会现状、社会主义思潮等作为政治工作的要点，使政治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
第二，健全组织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做了政治部主任之后，健全了政治部的机构，在政治部下设指导、秘书、编纂三股，将一些共产党员调到部内任职，并编纂了黄埔第一份报纸《士兵之友》。政治部的实力和地位大大增强，到第四期的时候，政治部已有工作人员80多人。1924年底，军校教导团成立，团、营、连中都设有党代表，与同级长官权力相同，一切命令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周恩来还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工作细则和条例，如《政治部服务细则》《本校政治部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讨论会规则》等，这使得军校的政治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规化。
第三，举办政治训练班和宣传研究班。这一工作是培养各级党代表的需要。周恩来到任时，黄埔一期即将毕业，军校教导团将要成立。一期生中有很多人要到军队去担任党代表。周恩来感到有必要成立“政治训练班”，训练各级见习党代表。教导团成立之后，也举行过政治训练班，培训各级党代表。训练班每周开会一次，学习“党之主义”、“革命环境”等，效果良好，蒋介石也非常满意。[24]
周恩来的努力为军校的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定好了制度，使得军校政治教育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周离职后，又有共产党员熊雄等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军校也有了《政治教育大纲》，政治教育成为黄埔军校的一大特色。
周恩来之后，接任政治部主任的是俄国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卜士奇只是挂名，因为他担负很多其他工作，很少到军校来，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松弛下来，军校的两个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情绪日趋严重，甚至发生了开枪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中共应廖仲恺的要求，派包惠僧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包惠僧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曾参加中共一大。包惠僧在军校政治部主任任上，做得四平八稳，小心谨慎。针对当时学生对立情绪严重的局面，他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他努力安抚军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同时极力与当时军校的教育长钱大钧搞好关系，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安抚工作；第二，把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掌握得很紧，使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的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而他对政治部的工作却基本不干预，人员、课程还是照旧。在包惠僧的竭力维持下，军校在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也没有闹出大的乱子。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也还相安无事，但双方的仇恨却越积越深。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进行，前线急需政治工作人员，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量，包惠僧到前线担任第三师党代表。
随后，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代理了政治部主任。邵力子早年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后参与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代理政治部主任时，也还是共产党员。不过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深。邵力子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每天只是在军校转转，具体事情全都推给政治部副主任熊雄。他处理与军校师生关系的办法是“打哈哈”。邵力子在军校没呆多长时间，北伐战争兴起后，便离开了军校。
黄埔军校的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是熊雄。熊雄原名祖福，早年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就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邵力子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他便主持实际工作。
熊雄主持政治部时期的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时期同为军校政治工作开展最好的时期。他先后邀请了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鲁迅等到军校作报告。与此同时，他孜孜不倦地教导青年要分清敌我，热爱工农，团结群众；要做到不贪钱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抛弃个人功名利禄观念，为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而奋斗牺牲。熊雄还创办《黄埔日刊》，并通过定期举行各种讨论会、组织宣传队、参加民众运动等多种形式，对黄埔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1927年夏，国共合作失败，熊雄被逮捕并秘密杀害，年仅35岁。
党与政治教育
黄埔军校原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初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它的本名可以看出，这是一所党校，是国民党中央成立的学校。
这正是孙中山的本意，他的意图就是把黄埔军校建成一所党校。在黄埔一期入校时，孙中山豪情万丈地说，国民党从此“得到了一个新生命”。很显然，黄埔军校是党的产物。既然如此，那就要听党的话，受党的领导。
黄埔军校受党的领导，通过学校的机构设置就可以看出来。军校设有党代表。1924年5月9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为中国国民党驻校党代表。按党代表制度规定，校长或各行政长官的文书命令，必须经同级党代表的副署才能生效。
如果这样的话，副署权实际上就是决定权。不同意，就不副署，命令就不能生效；同意并副署之后，命令才能生效。
廖仲恺和蒋介石同为孙中山最信任的人。蒋得到孙中山的信任是因为陈炯明兵变时，他在永丰舰上随侍孙中山五十多个日夜。而廖一直是孙中山的革命同志，他负责为孙筹款。陈炯明兵变时，廖因为是孙中山的心腹而遭囚禁。廖是个真正的革命家，不谋求个人私利，因此在黄埔军校，他没有给蒋介石下过绊子。
既然是党校，军校学生就应该是党的人。当时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地考来的，他们的信仰和入学动机各异：有为解救民族国家而来的，有为寻找个人出路而来的，有幻想有朝一日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也有懵懵懂懂被同学老乡拉来的。让他们成为党的人倒不是什么难题，全部吸纳入党就行了。据黄埔一期生、日后的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回忆说，军校第一次上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一堂课下来”，学生们“都成清一色国民党员了”。[25]可以说，当时的军校里，除了苏联顾问和打杂的佣工，全是国民党员。
现在一提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很多人会立刻想到共产党人的作用。实际上，国民党上自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校党代表廖仲恺，下至各位普通教官，都非常重视军校的政治教育。当时，国民党的党政要人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邵元冲、顾孟余、丁维芬等都在军校兼任政治教官。每期学生入校不久，大多数国民党党政要人都会到军校做演讲，除了上面提到的兼职教官，其他的像是甘乃光（专讲《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谭延闿（讲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其工作）、宋子文（讲财政）、孙科（讲肃清吏治）等都曾到校演讲。至于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总教官邓演达，更是经常发表演讲，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
这其中，蒋介石召集全校师生训话最频繁。他的讲话基本上可以归为三个方面，一是鼓励学生立志革命、忠于党国、打倒反革命、实现三民主义；二是讲《曾胡治兵语录》，曾、胡分别是指清末的军事将领曾国藩和胡林翼，蒋介石非常推崇他们，亲自编纂了《曾胡治兵语录》发给学生，并且不时训话，教学生如何带兵治军；三是讲儒家学说、孔孟之道，宣扬亲爱精诚，教学生如何做人做事。蒋介石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推崇古圣先贤，当时他忠于孙中山、拥护革命，也想尽力把军校办好。不过，蒋介石的这些训话，内容基本都是旧式的，没有新东西，也就吸引不了人。在那个激昂的时代，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们早已对传统文化有了抵触情绪；而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官们讲授的近代知识正深深地吸引着他们。所以，蒋介石的政治教育，在军校里市场并不大。但是蒋介石自有别的办法和魅力，能将学生吸引到他的身边。
在军校讲政治课的，除了国民党的军政要人，还有以下几类：一是专任政治教官，这些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如先后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熊雄，政治部副主任鲁易，秘书聂荣臻，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欧阳建修、张秋人、高语罕、周逸群、李合林、杨其纲、安体诚、于树德等。二是当时的一些政治活动家、著名人士应邀到军校作政治演讲，如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苏兆征、刘尔崧、鲁迅等。三是教导团的党代表，团、营、连各级党代表都直接授课，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人的到来，有效地推动了军校政治工作的开展。他们也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周恩来无疑是学生们最喜欢的政治教官。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除了负责政治部工作外，也亲自给学生上课、作报告。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因病逝世。黄埔军校为纪念孙中山，每个星期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大都是周恩来做政治报告。他常讲的是“国内外革命形势分析”。周恩来每次的报告从不空谈高深的理论，却能将高深的理论融会于平实的语言和具体的形势中，因此很有吸引力和鼓动力。当时，学生们听报告都是在大课堂里，坐着长板凳，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有学生回忆说，每逢周恩来的报告，课堂上每个人都听得聚精会神，连咳嗽声都没有。还有就是，平日报告的时候，带队的官长都站在一旁，来来去去，维持秩序。但是周恩来报告的时候，他们都“肃立在一旁静听，一听到底，并无来来回回的走动”。黄埔四期有个学生叫李安定，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当时军校内国共党争比较严重，两党在校内的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互不服气，经常发生冲突。像是李安定这样的学生，平素在共产党员的教官和课程上，都是捣乱的角色。但是他在周恩来的课上，每次必到，到必静听，听后还借学生中笔记记得好的去抄录。可见周恩来的报告确实有魅力，真正的魅力能消弭政见的不同。[26]
在黄埔学生眼里，所有政治教官中唯一能与周恩来相媲美的是恽代英。
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省武进县，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党员。1923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他早年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新文化运动时，曾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他于1926年5月到黄埔军校任主任政治总教官，1927年曾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工作。
恽代英在学生中的威信，首先源于他的文章。绝大多数学生在入校前，都曾在《新青年》上读到过恽代英的文章。他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社会上的“青年导师”。凭借着这种先声夺人的优势，他在学生入校前就得到了他们的爱戴。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穿着朴素，总是穿一件褪色的浅蓝长袍，一双旧皮鞋，手拿一块旧手卷，从外表看，酷似一位教书先生。恽代英在黄埔军校上的课是《社会科学概论》，这是一门富有哲理的课，对有些学生而言，理解起来有难度。但是恽代英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注重联系现实，令人一听不忘。每节课后，恽代英还允许学生口头或书面向他提出疑难问题，他将问题集中整理后，一个个的解答。当时军校里盛传：“怕的是邓演达，爱的是恽代英”。恽代英上课的教室经常挤得满满当当，不得不换成大教室，有时候甚至要到室外。
当时，周恩来、恽代英等人都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军校内活动的，但军校里的党不止国民党一个，还有共产党。直到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前，[27]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一直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共产党人在军校政治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也保障了军校政治教育得以顺利进行。当然，共产党员在进行政治教育的时候，也逐步扩大与健全了共产党在军校内的组织和领导机构。
在当时的军校中，公开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学生非常少。这个时候，中共在军校的活动是秘密的，有很多学生党员彼此间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当时，中共党组织在校内优秀的学生中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黄埔一期的学生中，中共党员占到了十分之一多。军校内的共产党组织经历了中共黄埔直属支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中共党团3个发展阶段。黄埔军校还成立了以党员、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是一个公开的社团，在当时的军校内，大家都知道这是带有浓厚的中共色彩的社团组织。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中共党员在学生中的人数越来越多，比例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左”派师生。同时，周恩来从第一期学生队中选调了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这更大大加强了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力。在1927年之前，虽然民国的右派对中共持有敌视态度，但是整个军校内的氛围还是“兼容并包”的。因此，中共在校内的活动也是安全的。有一天晚上军校熄灯号响后，邓演达带领几位教官查寝，发现有一个宿舍的几位学生在开会，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正在开党会。邓演达了解情况之后，只是说：“要早点休息，保证睡眠”。可见当时的环境是比较轻松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将自己的理论，通过政治教育传授给学生，并且借此影响学生。然而，党与政治教育的密切联系，给军校带来的不仅是政治教育的成功、党军体制的形成，随着两党间不同政见的交冲，军校内部出现了党争，并最终导致了两党的分道扬镳。
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一类是军纪军法教育。政治教育的主要依据是《政治教育大纲》。
在黄埔岛时期的黄埔军校，也就是第一至第五期学生在校时期，所接受的政治教育都是依照《政治教育大纲》实施的。不过，因为各期学生在校时间不同，所以他们所受的政治教育内容也不相同。总体来说，《政治教育大纲》的内容前期较简单，后期较详实。如在1924年时，政治大纲中规定的政治课有8门，分别：帝国主义的解剖、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到了1925年，政治课已经增加到26门，1926年更是达到了40多门。但是基本内容是大体一致的，略有不同的是，后期的课程更注重“学以致用”，和现实联系紧密，相对当时社会具有指导意义。
军纪、军法教育，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军校对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例如有《修学规则》，规定都很详细，诸如学生应当怎样记笔记这种细节都有规定。再如对学生上课姿势的要求：军帽一定要放在课桌的左上方，不抄笔记时双手放置于膝盖上，坐姿挺直，不准有半点歪斜，双目注视教官，抄写笔记时身体不准扭动。还有关于讲堂和自习室的规则、寝室规则，甚至犯错后在禁闭室反省也有《禁闭室规则》。
军校的军纪军法教育，特别强调处理与民众关系的纪律。军校要求学生任何时候都不能侵犯群众利益，这是革命军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军校政治部对民众纪律的要求有三条：第一，“扎营不要懒，莫去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山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旁柴，无钱莫吃便宜菜。”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门。”任何人违反了这三条规则，都会“受纪律制裁”。
周恩来还亲自制定了《革命军之禁令》，规定：凡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纵兵殃民者，一律阵中枪毙；凡强占民房、借势凌人、强迫买卖、借端勒索、夺取禽畜者，一律监禁。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当时也叮嘱官兵严守纪律，说：“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黄埔学生和黄埔军队，在这些政治教育的感召下，体现出新式军队的风采。
军校开展政治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除了通常的课堂授课、请人演讲之外，还有多种形式新颖、效果显著的方式。
小组讨论和社会实践。黄埔一期时，周恩来便建议学生分队成立政治学习小组，每周开小组会一次（自习时间），专门学习由政治部发下的讨论题，并扩大和充实了书报室。而以后几期，不仅有分组讨论，还有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与课堂学习的时间比例高达1：4，由此可见军校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视。
实行政治问答制度。因为课堂时间短、讲解时间少，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军校设立了“政治问题箱”，据载：黄埔军校“政治部除了分组实习外，并设置质问箱。凡学生关于主义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有疑问时，可投函于质问箱。每星期一开箱，检查各质问函件，由主任、教授（即政治教官）分别以书面或口头答复质问者。此种设备目的在于引起学生之研究与兴趣，使讲义不致偏于注入式。”[28]这个制度，黄埔军校在前几期是一直坚持实行的。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张秋人等，每天根据学生的政治提问，归纳整理后公开解难释疑，并将答案编成10万多字的《政治问答集》，供学生学习参考。
订阅和出版刊物。周恩来在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扩充了书报室，订阅了大量进步刊物。每日午饭后40分钟休息时间，会有多达500名学生涌向书报室，将那里挤得满满当当，几无立足之地。军校所订专供青年阅读的进步报刊为数不能算少，可远远不能适应需要。除了订阅刊物，军校还出版大量书刊。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论，并有力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大革命期间，军校及其分校出版的报纸刊物多达20多种，较为出名的报纸有《黄埔日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武汉分校的《革命生活》等；期刊有校政治部的《黄埔潮》《黄埔丛刊》《军事政治丛刊》，校特别党部的《革命军》，入伍生部的《入伍生》《士兵之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国军人》《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等。《黄埔日刊》的日发行量达到5万份。
组织宣传队，在实践中学习革命知识，是军校政治教育的另一种重要教学方式。军校经常派学生深入工厂乡村宣传，并成立了常设的宣传队，由政治部宣传科领导。主要任务是在校内外进行各种宣传活动，通常采取的方式为“讲演、谈话、接洽、散布宣传品或张贴标语，并根据当时的情况，举行各种联欢会或化装讲演。”通过这种宣传队，把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科学的知识”和“革命的观点”，向民众宣传，并练习宣传工作的能力。这样做的结果，“学生也觉得与人民接触之机会，兴致勃勃，比在课堂内听讲更有益处。”
周恩来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还有更为活泼的政治教育方式，那就是剧社。1925年初，周恩来组织学生成立“血花剧社”。这是一个带有浓厚中共色彩的社团，剧社成员都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或左派青年。剧社经常在军校大操场和广州市内戏院演戏，剧目都是剧社自编自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题材，寓政治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此外，学习革命歌曲、编写革命标语，也是活泼有效的政治教育方式。[29]
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并重，使军校的学生在学习到更多知识、文武兼修的同时，深深感到“没有片刻时间是虚度的”，不过这些充满活力的青年人，在忙碌之余也享受着紧张而又欢乐的军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