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去贸易”(1)

在上一章最后，我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海军力量衰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崛起的画面。这并不意味着英联邦对华关系已是日薄西山。双边军事交流可以这样说，贸易方面绝非如此。相反，在英联邦的其他地方（澳大利亚等国）、大英帝国的残余殖民地，像香港地区、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外加以英语为母语的北美新经济强国，对华贸易有了新的开端。英国商人和官员在亚太地区留下了各种经济体系和组织，准备推进和继续全球化使命。问题是中国如何应对。

让我先对比两份史料。首先，中国大陆人与英国岛民的生活迥然不同。难怪两国发展了不同的贸易方法。但从地理位置、对政治状况的反应及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有些中国人跟其他欧洲人颇为接近。比如，我在以前的著述中，曾将生活在福建东南部的闽南人（也可以包括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东人）与16—17世纪的荷兰人、葡萄牙人加以比较。几百年中，他们的命运都是身处大陆一隅，心向海洋。荷葡两国统治者以海军为后盾，向海外派出商人，从而摆脱了陆地邻国的控制。然而，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官员抱持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观，闽粤两地有事业心的商人受到重重阻碍，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积极向海外发展。（1）

不过，闽粤人还是发展了海运经商之道，并在需要时向帝国当局奉献航海天赋。但是，天朝统治者对这些技能并不重视。官方态度的冷淡，并没有阻碍闽粤人利用本地经验与荷葡商人保持贸易往来。而这些来到中国沿海的外商，同前者一样，也是大陆边缘的居民，历经艰难，成为海洋的主人，从而克服了陆地上的不利条件。几个世纪之前的10世纪，闽粤人分别建立了独立的闽国（909—945）和南汉（917—971），在远洋贸易上一试身手。他们的贸易穿越南海，深达印度洋，经商之术足堪匹敌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明王朝（1368—1644）统一全国后，推行大陆型贸易政策，远洋贸易遂告终止。（2）新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以中国市场之广大，外国君主商人必定垂涎，因此不让本国沿海商贾出海，而让外商前来中国并承担所有风险，有利于王朝长治久安，经贸官员也可谋取更多私利。惹事之徒，无论国籍，皆为利来，假使钳制住经商行为，江山社稷岂非安稳常驻？

第二份史料跟当下有关，有关各方在是否接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辩论中，将中国描述为最后有待开垦的市场处女地。当时，美国国会最终克服强大的道德和政治阻力，投票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让我想起人们总说中国有“四万万名顾客”。以此为题的著作大约在1937年才出版，但对于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来言，至少再早100年，人们就已将中国看作一块巨大的商业处女地了。（3）既然中国的现有人口是以前的三倍（13亿），开发这块最后处女地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号召力。从作出开放中国市场的决定，往前回溯到欧洲商贾叩响中国市场之门的几百年，毫不奇怪，中国沿海民众期盼从海上贸易获利，而中国历朝政府则认为贸易关乎大局，不可交由商人处办。提醒各位，从葡萄牙人到华经商，到发生鸦片战争，历经320多年，西方人才强力打开中国市场。1949年，中国市场再次关闭，距离上一次对外开放100年有余。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市场再次敞开，其间又是20多年。中国贸易之争持续几百年，我们应当明了，争论焦点无非权力和安全，为了江山社稷稳定，再度关闭对外贸易也是小事一桩。出于同样的原因，1978年之后，中国市场又被小心翼翼地开放，贯穿20世纪90年代；有时，又仍像英国人早在19世纪就领教过并为此深感不快的人为控制的贸易体系。当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新的一页翻开了。不过，中国经济开放程度要达到某些企业的要求，恐怕尚需时日。

有了对这些背景知识的了解，我们再来看“贸易”。“贸易”诉求比“战争”准备始终更关乎英国的利益。这就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英国背负对华发动近代一轮轮战争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档案记载英国曾极力阻止任何抑制其对华贸易的战争。中国人深知这两点。这种反差形象符合中国需要，因为需要一个象征，去统一易于陷入分裂的国民，同时需要一个激励，去让华商利用自身长期积累的商业手段和网络，以和平方式压倒英国同行。华商当然明白他们与英国的商业传统可以有多少的共通之处。跟战争不同，中英两国在商业领域是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的。而中国官僚阶层震惊于海外商企创造的巨大财富，这促使其重新审视华商地位不高的问题，重新定义华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如今，华商已经跻身世界亿万富翁企业家之列。许多成功人士社会地位高，广受钦佩。他们的从政之路已极大改善，时常受到国内外政界领导人的垂询。很难相信，不久前华商还被当权者鄙视。几百年来，他们的经商行为受限，不被允许迈入政治殿堂。这一情势在20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家阶层如今在政治上确立的地位在千禧年伊始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一度落入皇权、廷臣和士大夫的股掌，现在许多人成为权力系统的基本部分。经过千百年徒劳争取社会地位之后，进入20世纪，华商跟当政者的关系开始发生改变。许多商人仍白手起家，但更多的人受教育程度提高，接受了各种正式培训。社会日益期待他们扮演公众角色，其中一些角色为他们在新千年成为权力结构的伙伴铺平了道路。

那么，我为什么先写战争篇，而非贸易篇？毕竟，中英交战前双边贸易至少持续了两个世纪。18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和他们经办的东印度公司就没东西教给中国人吗？在那以后，英商难道落伍了吗？如果华商早点学到英商做派，也许就不会干戈相向了。答案是简单的，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直到19世纪末，中国人才承认英式贸易值得一学。甚至今天，仍有很多人争辩说学习不应是单向的。中国人谙熟经商，对现代商界有诸多贡献。（4）

如今，就战争而言，中国不得不学习英国的军事传统，并将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向操英语的美国人学习更多的军事技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在贸易方面，华商认为自己丝毫不落下风，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吃苦耐劳，未经官方准许跑到东南亚各地经商的商人。前面提到英商在海外设厂创造大量物质财富，令中国官员垂涎三尺。由于这些官员把那种贸易视作东印度公司之类的主宰性的垄断企业干的事，他们更加坚信，最好的方式是通过一手操控的华商，以相同的手法垄断所有的对外贸易。对于华商来说，东印度公司受到英国海军的保护，这是官方撑腰之重要性的一大证明。而中国朝廷感到新鲜的是，这些外国统治者会为了本国商人不惜开战，以确保贸易顺利进行。官僚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5）英国强用武力敲开中国之门，仅仅为了表达站在英商一边的自由贸易理想，而不是为了贩卖鸦片给中国人，为统治阶级赚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中国史学家迄今仍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

英国人一直坚持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捍卫倡导开放性贸易权利的进步新思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是一部英国如何跟欧洲劲敌竞争的历史，尤其是在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荷兰赶走盘踞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人之后，其势头一发不可收拾。针对西欧复杂的政治形势，国家支持的贸易开始兴起。伦敦商人在英国政治中崛起，促使国家支持使用武装的贸易船只。尽管这一开始貌似国家批准的海盗行为，令统治者和商人皆大发其财，但武装商船最终受到管制，只作防御之用。因此，在英国人看来，英船运送物资到中国海岸，并非一种突然动用海军的证据，而是一种寻找正常贸易权利的证明。（6）倘若这迫使中国统治者作出必要的经济政策设计，以保证英商的生计，这也算一种进步。

如果审视当今中国企业家如何利用其四通八达的关系网络，我们可以说在全球开设贸易公司的英国模式跟中国的商业模式毫无关联。的确，中国的商业之根历史悠久。在华商的记忆深处，他们是被朝廷官员鄙弃的阶层，不得不靠一己之力谋生。如果说传统上朝廷允许经商行为，那也仅仅是因为一定限度的贸易是必需的，一旦商业无益江山社稷，官方就有权出手限制。与此同时，华商会被当政的精英阶层加以利用，用于国防、慈善和税收目的。对外贸易上尤其如此，历朝历代皇帝一直都想将贸易权捏在手心。（7）在对外贸易中，中国的当政者认为他们是在与外国政府的代理人打交道。因此，他们认为，为了国家安全，由朝廷决定贸易的限度，实属情理之中。陆地上，诸多部落王国跟中国接壤。一直以来他们都想把贸易规模扩展至中国朝廷能接受的范围之外，最终中国朝廷出兵将其驱逐。在中国沿海地区也是如此。

换言之，中国朝廷一贯认为外国君主想进行贸易，凡外洋夷船均受其统治者委派。因此，贸易是国君之间的事，只消以国事处之即可。中国人建立了一个朝贡体系，君王按等级高低排列，皇帝位列诸君之首。外国君主按照距离远近、国土大小和财富多少、是否符合中国的外交和防务需要来排定座次。（8）

如此一来，对于中国君主来说，英国东印度公司跟以前的商贾并无两样，其代理人享受英王代表的礼遇。让这些代理人跟中国私家商贩直接交易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若将他们视为伦敦商队代表，他们的地位就会更低。公行（操办由朝廷建立的贸易体系的团体）的一批广州商人被指定在严密的官方监督下与夷商交易。（9）当马噶尔尼勋爵接受英王的派遣使华，朝廷揣测他是想提高贸易地位，提升朝贡制度之下英国的权利。最新研究表明，清朝皇帝并非反对商人，反而有着通过内贸增加税收、发展国内经济的现实考虑。但这个想法没有扩展到对外贸易。乾隆皇帝不能接受外贸体系的改变，令两国私家商贩自由交易，而只让海关官员从事管理。他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外国君主会把保护商人利益视为一种政策甚至原则问题。中国人最不明白的是为了贸易，为了商人，一个国家会不惜发动战争。（10）

如果认为中国缺乏强大的海上贸易传统，就大错特错了。但这种贸易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为使两国商人从事自由贸易，中国人需要有更加独立的海事活动。为了评价中方对外贸的态度改变到了什么程度，审视英方如何促成了这种变化，这里需要讨论一个全景的画面。

前文已指出中国如何在海上受制于这个大陆型帝国的朝贡体系。这个体系由同心圆构成，天子的领土居中，周围是封建领主和诸侯，外面是边域的小部落族长，再接着是想跟中国保持联系，并随时准备向皇帝进贡的更远的外邦统治者。当中国的海岸线达到上至辽东半岛，下至东京湾（11）（即北部湾）的整个长度时，朝廷将这一套体系加以延伸，将意欲遣船朝觐和开展贸易的外邦君主纳入其中。（12）因此，同一套体系被用来管理与邻邦的海陆关系。

实践中存在差别，特别是在这一点上：从海上来的商人偶尔会制造麻烦，但对朝廷不构成真正威胁，这已成为时人所接受的观念。海防比陆路边防容易守卫，外国商船属于小型船只，贸易舰队运送的货物和商贾多于战士或水兵，这一切都无力动摇皇帝的宝座。在这个体系之中，海上中国是帝国疆域中致力于海防、外交关系和商人管控的部分。所涉人员主要包括官僚、军官、精选的商人和外商。在第一个千禧年，海上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到了宋元之际，其重要性变得突出。此时，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使得蒙古人的元朝能横扫亚洲海域，向东入侵日本（1274、1281），向南征服印度支那沿海（1283—1287），还远征爪哇（1292—1293）。（13）尽管以失败告终，但这激励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更大的海洋事业中。这个事业往往与穆斯林商人合伙——由于元朝皇帝将蒙古和平（14）推行至全国，吸引了穆斯林商人通过水路和陆路来到中国。其高潮见于15世纪初（1405—1433），舰队统帅郑和七下西洋，定期访问东南亚及南亚南部沿海王国的君主，至少有四次下西洋抵达西亚的红海港口和东非海岸。在远洋的鼎盛时期，郑和率领的舰队由27000余人组成，其中有62艘大海船，几百艘中小船只。海军力量的这种壮观的展示带来的影响多为象征性和政治性的，并未指向增进中国在该区域贸易的目标。（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