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去打仗”(1)

让我从阿瑟·韦利的“去打仗”一词说起。19世纪40年代，英军顺利攻破海防，打开中国的门户，失败的创伤铭刻在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心头。1911年清政府覆灭后不久，“鸦片战争”被指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成为中国史书上最重要的标记。这一历史定性不仅映射了中国的新现实，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人民不忘鸦片战争带来的遗恨、愤懑和反责的强烈愿望。多种语言、几百部历史书籍专门论述了这一主题。鉴于历史学家反复细致地描述过战况，这里无需赘述。本书仅限于关注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某些影响。

历史上，英国征服了印度大片领土，但并不试图在中国如法炮制。英印交战时日甚长，从普拉西之役（1）到印度兵变，至少持续100年之久，随后英国又镇压当地起义，战胜了威胁西北边境的敌人。与中国的战争不需要那么旷日持久，主要是从1840年到1860年，因为当时英国早已荣登世界头号强国宝座，而清帝国日渐式微。英国人很快得偿所愿了。此外，英国也有许多竞争者，先有法俄，后有德日，一旦发现战争有利于它们，它们便愿意参战或者干脆反客为主。很快，形势变得明朗，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对英国而言日益重要。英国人想在华经商，而不要土地。如果清军维持国泰民安，贸易就能繁荣。中国不可能对英国人本身构成军事威胁。英军只需定期巡逻长江沿岸，在香港、新加坡等军事基地保持战备即可。

英国人的确给了中国统治精英最深刻的教训：外敌能从南边和东边严重威胁中国疆域，甚至从海上征服。16—18世纪，欧洲列强开始武力骚扰中国沿海，但是明清官员却不想也不愿从中吸取教训。几百年来，中国统治阶层都以为，只要他们想建立海军（至少从宋朝〔960—1276〕开始），（2）就能建成一支强悍的海军。15世纪上半叶，明朝（1368—1644）第三位皇帝永乐大帝（1402—1424）踌躇满志，果真派遣海军远征，经东南亚和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海岸。永乐大帝和明朝继任的皇帝有能力击退倭寇的骚扰，打击侵袭中国东南沿海城镇的武装走私集团。16世纪中叶，在疏于海防120年之后，仍有可能重建一支强大海军，抵御倭寇和中国海盗。17世纪初，中国的武装商团，尤其是郑成功（当时海运界尊称其为“国姓爷”）领导的商贾舰队，已建立了本区域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控制着中国沿海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3）

但是清政府（1644—1911）重组帝国海军，最终于1684年摧毁了郑成功在台湾的根据地。平定台湾之后，清廷设法严控乃至禁绝所有对外贸易，确保今后不必再与那样的商业敌人打交道。其后直到19世纪早期的100多年里，这一政策都很成功。清政府尚未意识到，当他们的军队对自己旧有的作战方式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时，他们未来敌人的军事技术正在突飞猛进。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北疆防御一直极受重视。15世纪30年代后，蒙古敌军再次威胁国门，明朝军事重心从海上转向大陆。清朝统治者本身是中原地区的征服者，对北方边境防守薄弱的后果自然更加敏感。他们细读中国历史，得出结论：强敌不可能从海上征服中国。即使在1793年马噶尔尼勋爵使团访华，公开展示自傲和底气之后，清朝沿海地区的官僚仍没有将早就得到的强大英国海军的情报，准确如实地汇报给乾隆皇帝。（4）1841年，英战舰沿珠江攻入广州，清朝政府才大梦初醒，意识到中国落后了。

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家中的民族主义者大多严厉斥责清廷无能，无暇防备中英战争。大量史料揭露官员之昏庸腐败，不是谏言误导皇帝，就是低估敌军。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不惧英国人，没收洋商鸦片烟，是唯一一位为史家称颂的高官。清军中低层军官率军在沿海简陋的工事中英勇抗击来犯之敌，亦时获称道。反响最热烈的当属广州外围三元里村民的抗英斗争。所有这些当时鲜有人知，后被史学家们深挖之后，才广为人知。（5）19世纪40年代初，清廷深陷平定内乱的泥潭，当时根本无暇评估沿海地区遭袭带来的巨大损失。至1851年，清王朝面临自17世纪以来最大的威胁——太平天国运动，所有的一切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太平军横扫中国中部和南部，定都南京——帝国的第二首都。之后的30年中，华北、西北和西南等多地接连爆发叛乱，清军疲于征战。（6）

在清廷看来，夺取所有这些陆战的胜利在情理之中。在叛乱最危险的时期，驻沪英军确实曾及时相助，击退长江三角洲一带诸县的太平天国叛军。不过参加关键战役的主力，却是清朝学者型官僚曾国藩（1811—1872）及其影响下的地方乡绅将领率领的血性忠勇的团练（称为“湘勇”）。这些军队先后在北方平捻，击败云南（缅甸边境）和新疆（中国突厥）的穆斯林叛军。（7）因此，尽管清朝官府无法制止中英关系在19世纪50年代继续恶化，清军也没能阻止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洗劫颐和园，但清政府仍将灾难视为局部挫败，期望战败只是暂时的。有了陆战的相对胜利，海战的痛苦落败似乎微不足道。

1844年，魏源（1794—1856）的《海国图志》一书出版。该书是当时最早研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军实力的著作，也是当时研究得最深入的。作者认为，如果中国想要抵御外敌入侵，朝廷必须学习西方海军技术，利用西方技术培训中国海军。（8）但这一警示被当成泛泛的逆言，20年中无人理会。事实上，清朝方面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是如何认识中英军事实力强弱的问题，直到晚清都无人出来作全面研究。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30—40年代，其时距离清朝崩溃已很长时间。几个史学家通过英国档案记录，找到了关于中国军事防御弱点的详细论述，包括现代海军的匮乏。清政府和中华民国的政治领导人都没意识到，整个19世纪对海军力量性质的认识有一个根本性的空白，这才是真正的缺失。这种缺失竟然延续逾一个世纪。

1949年后出版的历史著述中，有大量关于鸦片战争和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爱国事迹研究，（9）许多关于林则徐的溢美传记都述及他的过失，但着重描写他在决定开战前对敌情的努力研究，他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的勇气以及他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境地。有学者试图研究那些意识到中国有难，但谏言被当作耳旁风的文人学士。也有一些文章描写广东和上海郊外普通百姓英勇抗击强敌的事迹。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茅海建的专著《天朝的崩溃》出版。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但不受欢迎的结论：那一代清朝高官，包括钦差大臣林则徐，对沿海防御和海战，或者英军的船坚炮利，没有做足功课。清政府低估了英军。否则，他们应该知道中国无力挑战英国，在没有充分准备之前，也就不会那么主动地挑起鸦片战争了。真正的教训与英勇、爱国甚至技术无关，而应该是对清朝建立必要防御所需的准备工作重新作出全面评估，这是一种包含对海军的新认知的反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海域活动的所有英国战舰作了最全面的研究，非此前中国任何同类专著可比。（10）

19世纪60年代，“去打仗”一词对中国人意味着迎接外敌四面进攻和殊死抵抗；对英国人来说，意思刚好相反，不再与中国交战，而是帮助中国人维持内部治安，从而能独力抵御其他外敌入侵。清廷聘请了若干英国顾问，用现代武器装备和训练八旗营，但仅限于陆军的现代化。曾国藩等清朝军事家意识到，海军实力不足是军事防御的一大劣势。他和他的最有创造思想的属下很快制订计划，着手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希望英国施以援手，弥补海军弱势。

左宗棠（1812—1885）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晚清“中兴”的著名将领之一。他对治国当务之急表露出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他力促兴建大型造船厂，建造现代军火库，创办海军学校。另一方面，他被迫大力镇压西北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叛军，为此不惜牺牲海军的发展，贷款筹措军费。左宗棠辩解称，中国陆上之敌投靠沙俄或英属印度，图谋中国陆地领土，而海上之敌仅仅是为了获得贸易特权。为左宗棠说一句公道话，清廷原本就从未致力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虽然沈葆桢（1820—1879）于1867—1874年间在福州马尾建立了海军，开了一个好头。同样有意思的是，左宗棠对英国人不满，他本来指望他们帮忙，英国人却不够积极配合。左宗棠提到，罗伯特·赫德爵士（1835—1911）只要求建商船队，威妥玛爵士（1818—1895）对帮助训练海军人员一事含糊其词。（11）失望之余，左宗棠不再信任英国顾问，转而向法国海军军官寻求帮助，以建立造船设施。

沈葆桢却认为英人精于航海之术，遂聘请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军军官做顾问，帮助训练福州船政局的早期学员。他很精明地选送得意门生留洋英伦。他非常清楚日本人也是向英国学习如何训练海军与造船的。虽然英法教官合训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不过，当时有一个英国人研究福州船政局20年的发展史后，作出如下评论：“福州建有一所很好的海军学校。这样的学校应建四所。”1884年，福建水师即将被法国舰队彻底摧毁，这所学校却被认为是“中国学校的典范……李鸿章创设天津水师学堂，建立北洋舰队，他最为倚赖的便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学员”。（12）不过当时，中国的海军培训中心不仅有多个，而且除了前面提到的法国军事支援外，德、美两国也自告奋勇。清朝官员一直对过多依赖英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戒心，统一调度海军建设的努力因之受损。（13）

关于19世纪后期的东亚局势，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同为英国训练的两拨学生（中国海军和日本海军），哪一拨学得更好？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名义上有四支海军舰队，即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水师。北洋水师负责北方，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各负责其省。这四支水师共有100多艘各型舰艇，总排水量8万吨。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中方参战主力是北洋舰队。双方交战几星期，孰强孰弱，自见分晓。中日海军主力在山东沿海和辽东半岛海域一带决战，北洋舰队遭受灭顶之灾。（14）

中国海军船厂和训练出了什么问题？严复（1854—1921）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来担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一职。1918年，严复回忆罗伯特·赫德爵士在19世纪80年代说过的一番话，暗示了问题的答案。原话是这样的：

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15）

甚至中国人自己都忘记了，中国曾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能造出远洋巨舰，抵御敌人的进攻。中国史学家往往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慈禧太后（1835—1908），认为她肆意挥霍，海军拨款不足。即便这是失败的唯一解释，也只能证实清廷无力适应由海军战力组成的新世界。事实上，明清政府忽视海军力量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当然不会意识到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力量是当务之急。

英国人继续支持海军的规划和重建工作。1900年之后，清朝舰队的军旗亮相于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基本恢复了往日风貌。但在那时，中国海军已经没有本钱吹嘘，去充当英美日等国强大海军的对手，只堪巡逻河流和沿海之用。1900年，义和团运动激怒八国联军派兵解除北京公使馆之围，随后的许多事件足以说明清帝国根本无力战争。不要说海军已覆没，陆军都很少能抵抗。清廷不可能没注意到，旅居在西方殖民地的中国人捐资，支持外国军队解围北京使馆区。显然，他们不再认同清政府，而赞同西方国家不断达成的共识：中华文明已经颓废，无可挽回地式微了。（16）

中国统治者病急乱投医。1900年后，他们选派官员去以前曾鄙视的敌国日本深造。为什么选送官员去日本？自19世纪60年代起，许多英美学者，包括通晓中文的传教士，帮助翻译了大批科学、地理、军事、政治及法律文献，供官员、军官和技术人员阅读，并为学生去欧美深造提供预备。不幸的是，当时的人竟认为读几本代表性书籍足矣。只要这几本书可供研究，清朝官吏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为什么这类书本的修订版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为什么新书的系统性翻译没有跟上？原因是复杂的。在讲述传教和教育的第四章，我会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在这里，我将着重关注为了学习如何打现代战争，清廷转向日本而不是向英国学习所带来的直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