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南明弘光政权

（1）弘光政权建立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农民军占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南京。四月初一，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翰林院詹事姜日广等官员在南京公告天下，号召大家声援支持皇帝。后来，史可法亲自到浦口监督将帅布兵。

当时，明在中原的潞王、周王、桂王、福王、鲁王等纷纷逃到南方。国必有君，南京的群臣要求立新君。凤阳总督马士英拥有兵权，有大将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人的支持，大有实力，力主拥立福王朱由崧。高弘图、姜日广、史可法等人认为福王威德不足，主张拥立相对贤明的潞王朱常。朱由崧是神宗之孙、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常洵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死于李自成之手。农民军攻下洛阳后，朱由崧流落到安徽，后来又逃至淮安。朱常是穆宗之孙、神宗弟之子。两派各拥福、潞二王，相持不下，最后，由于马士英以军队为王牌，终于占了上风。四月三十日，福王到达南京，五月三日开始掌管国事，十五日正式登基称帝，定第二年为弘光元年（1645年）。随后，他任命马士英、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等为大学士。弘光政权作为南明的第一个朝廷就此建立。它的实权控制在马士英等人手中。马士英以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处理事务，其他大学士根本无权插手。不久德高望重的史可法不得不离开朝廷，去扬州督领军队。

弘光政权拥有东南的半壁江山、近百万的军队。军队主要分成两部，一是所谓“江北四镇”，即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总兵，他们分别领兵集聚在江淮之间，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保卫南京。二是左良玉、左梦庚父子统率的军队，驻扎在武汉附近。除此之外，地方上也有军队待命。

史可法像

大顺军为抗清向西收缩兵力，弘光政权建立后，先后收复了宿迁、归德、开封、汝宁等地。南明在七月至八月时的控制范围是当时几个政权中最大的，包括黄河下游以南，今京广线黄河长江间段以东、武昌上游的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资源也为几个政权之首，但其腐朽糜烂也是首屈一指。以福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笙歌达旦，在此危难存亡的时刻只顾欢愉享乐。福王在还是世子时就荒淫无道，此时在马士英等人的教唆下更是兴营造、配春方、选淑女，肆意横行，忙得不亦乐乎。执政的马、阮集团则卖官鬻爵，鱼肉乡里，贪污受贿。福王即位时，答应要减免军事税收，去掉漕粮中各种附加费用，取消崇祯十四年（1641年）后各项积欠钱粮等，然而都未能付诸实践。相反，到五月底命令三饷必须交齐，不能拖欠。十二月又接行税契法，实际上是加税，民田中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只发一张弘光元年（1645年）的契约单。总之，是想尽办法搜刮民脂，害得百姓无以生存。

这样，弘光政权危机四伏，各种冲突日益尖锐。缙绅权贵地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越来越激烈。马、阮上台后，大翻阉党的旧账，甚至企图利用福王对万历、天启年间“三案”的宿仇，重颁《三朝要典》，清查东林党人的老账，重新评估当初清除魏忠贤党羽的个案。阮大钺还造了正续《蝗蝻录》《蝇蚋录》，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辅助的各大臣为“蝇”“蚋”，又作“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黑名单，搜集东林、复社人士以及南渡之初主张拥立潞王者总共一千左右的人，而以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为首，企图把他们全部消灭。非阉党的马士英不像阮大钺那样走极端，但出于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的需要，对东林旧臣及其他擅长议论朝政的人士也狠狠打击。由于崇祯时的朝臣大多数是东林党人，许多人在李自成进京时投奔大顺，于是马、阮之流便在南京大兴“顺案”，和东林派执行的“逆案”相对应。先杀了“降顺”后又逃回的周钟、光时亨，再借故杀了周钟之兄周镳，以及复社著名人士雷祚，因此而受牵连被治罪的不计其数。

面对马、阮势力的大举行动，反马、阮的官僚也加快步伐。他们除了攻击“逆案”，还抓住“南渡三疑案”不放。所谓“南渡三疑案”即僧大悲冒充崇祯帝案、“童妃案”和“伪太子案”。当时关于童妃与太子真伪的问题本来就流言纷纷，东林党人针对此事显然是对马、阮泄愤。最后，左良玉拥兵在手且倾向东林党人，便借口保护太子起兵东下“清君侧”。于是朝廷中的党争演变成内战，而弘光政权原本动摇不定，经不住内部争斗，在一片混乱中逐渐消亡。

（2）“联虏剿寇”与“先西后东”

清军在明朝国内矛盾重重，局势一片混乱中入关，赢得了从北到南的地主阶级一致热烈欢迎。弘光政权的将领刘泽清写信给吴三桂，信中说：“我在南京探听消息时，曾经有过言论，要约同清军入关，一起消灭闯贼，现在您的所作所为，和我最初的主张不谋而合。”看来，即使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弘光政权也会引的。吴三桂立了大“功”，弘光朝廷自然要称他为“古今第一人”了。因此弘光朝廷封他为蓟国公，赐诰书表彰他“气壮山河、功与天齐”，甚至明知其不会效忠弘光政权之后，还要在自己军费不支的情况下运米十万石送给吴三桂军。这不是仅仅摆给外人看的表面姿态，当时弘光政权在内部也奉吴三桂为表率。正如户部侍郎贺世寿所说：“今天应该加强治化，首先要严整纲纪而赏罚分明。如果吴三桂浴血奋战，说他有功还可以，如果他只是嘴上效忠，又有什么值得学习呢？”因此，举朝上下充满了对吴三桂的赞誉之词。

因为弘光政权要臣民都向吴三桂学习，于是清军所到之处情况便有了变化：像吴三桂、冯铨等彻底叛明的军阀占大半，即使那些仍然忠于南明的官僚也承担“抚东之命”，辅清、明共灭闯贼。他们既为明臣，又听从于清政权，接受两朝的任命，用双方年号，与北京、南京间都有章奏来往回复，一时出现了“天有二日”“一山容二虎”的怪事。例如明官僚凌甲申五月在临清“起义”后，清廷授他兵科给事中，南明授他山东巡按，他一面率领清军，迫害山东农民军，并按清命安抚河南，同时又向弘光政权“禀报等待回复”“出示称顺治元年，然于南京亦发疏不绝”。原明真定知府丘茂华既做了清廷的保定巡抚事，帮助清朝攻打山西的李自成军，又上书弘光帝“说自己会保住忠臣的名节”。原明兵部主事叶廷秀在崇祯时直言进谏，受杖责而告老还乡，家居濮州。弘光政权任命他为光禄寺少卿，号称“忠诚之士”，可是他还当了清廷治下的河南道监察御史，曾经作为乡宦请清军镇压濮州附近的农民军。类似情况还有张缙彦、韩昭宣等人，都尽忠于明、清二主，“暗通南北”“但知清、明为一家，不知其间有区别；但知清、明之共谋灭闯，不觉其为两国也”。这样持续了半年的时间。弘光朝自号忠臣史可法，也给多尔衮写信表示，要顶礼膜拜感谢清之恩德，不仅要知恩图报，而且对此恩惠铭记不忘。

此时，南明还没出现反清派。弘光政权的基本策略是北和清联手，向西共灭闯，力图恢复明朝国势。史可法等人据此向清廷连续上书，请求联合出击，征讨李自成军，共同消灭农民叛乱。当时弘光政权内部一致认为，要“联合清廷灭闯贼”，必须放弃部分利益，于是大家讨价还价：有人认为要“以两淮为界”，有人则认为“当界河间”，有人认为弘光应该当儿皇帝，尊清帝为父，有人则觉得清主年幼，可以做明皇的叔叔。最后，弘光政权终于同意当侄子，于是在七月下旬派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出使北京，要求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两朝合力，齐心杀逆贼”。然而清廷却根本不承认，把送来的礼物收下后只说：“不必多说了，我们很快会出兵江南。”使团在北京饱受凌辱，首席使臣左懋第和马绍愉等被扣押，只有陈洪范被放回，因为他已投降清廷为内应。

清廷完全看透了弘光政权的软弱无能，所以如此强硬。初入关时，清朝对自己能否一举夺得全国的统治权毫无信心，抱着能得多少算多少的心态，对南明的态度非常谨慎。但是，由于入关后进展十分顺利，清廷愈发相信自身的力量，而弘光政权却消极颓废，于是清廷很快蛮横无比。为清朝效力的汉族官僚，除了几个人如凌等力劝清廷专心“剿贼 ”而对南方“不要轻举妄动”之外，绝大多数为了讨新君的欢心，对平定江南显得比新主子更热情，积极筹备，鼓吹早“定东南之局”，进一步促使清廷坚决出兵江南。因此七月间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便一改以前的客气谨慎，霸气十足地命令南明改弦易辙，归降清朝，南明妄想联清灭闯的国策彻底失败了。

弘光朝廷对多尔衮扣押使臣的霸道十分愤慨，却又无可奈何。当时有人建议再次遣使要求做儿皇帝，朱由崧说：“再派人去要求，只会被拒而取辱罢了。”于是此事作罢。可见他们对议和已绝望。即使如此，弘光政权还不打算反清。当时的朝中，声色犬马、不务政事的朱由崧和搜刮民脂、党同伐异的马、阮之流称为苟且派，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一些正直人士可称为激进派。求和无望之后，后一派中有人提出“先东（指东部的清朝）后西（指西部的大顺）”的建议，认为不能因为清军战胜“闯贼”而幸以为喜，实际上清朝比大顺更可怕，主张军事上主攻东线。早在七月间，同时在明、清做官的凌得知清廷即将南征，便密报南京，要求弘光“名为西讨，实作东防”。到了八月，吏部侍郎黄道周更明确指出“先理山左而后可复山右”“复燕京而后可都钟陵”“先靖河淮而后可定江汉”的“先东后西”战略。同年冬天，清廷集中全力向西攻打大顺政权，与南明相邻的东部地区兵力虚弱，御史沈宸荃、总督王永吉以及王铎、黄道周等人一起递奏折，要求本着“先攻清虏，再灭闯贼”的原则，利用清军西攻的空隙进军山东，以便扩地自强，最后打到北京。他们反对出师攻闯，认为必定打不赢，会损失惨重。何况清军一旦占据了西北，“再集中兵力袭击江南”，南明有灭顶之灾。因此“乘现在有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不在此时抓住机会攻打，他日犯我江北，就追悔莫及了”。的确，在当时的形势下，乘机出击清朝，才能挽救南明不被灭亡。

黄道周像

然而这种“先东后西”论一直没有得到弘光朝廷的重视。马、阮之流的苟且派自不待言，即使在激进派中绝大多数也是“先西后东”论者，其中陈邦彦就是持这种论调的典型代表。史可法尤其强调这种对农民军的蔑视和偏激的观点。北使受辱后，他清楚地知道议和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但他因此得出的结论不是立即反清，却是“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按他的推论，清朝的威胁，在于南明复仇的军队还没到陕北，征讨闯贼的诏书也没下到燕齐之地，清朝越僭妄为，扣留我们的使臣，逼临进犯我边境，所以南明应该全力攻打李自成，尤其在清廷对我们寻衅之时，要不然，清廷施仁政，而我方却大失民心，我恐怕恢复旧朝兴盛无望，要想偏安于此也是很难的。

于是，弘光政权还没从“联虏剿寇”的美梦中醒来，又弹起了“先西后东”的高调。当清军全力以赴西攻大顺军的三个月（顺治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中，弘光君臣根本不去防范清朝，也不做准备，只是为李自成军的失败而欢欣雀跃，为不能协助清军、让他独占“仁义”之功而唉声叹气。直到清军摧毁了西北大顺政权，解除后院之忧，向东调兵，于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向南明猛攻时，史可法还在为“十月受命，未及向西发兵”而耿耿于怀。面对欲置南明于死地的清朝大军，他还想着“我们的大敌是李自成而不是清，现在这样的局势，绝非我最初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