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乾隆初政
即位之后,乾隆想继承祖、父之业,在巩固和发展清帝国方面再成就一番事业。他当时25岁,年富力强,精力过人。随父参政多年,具有着较为丰富的治政经验。政治上的成熟,使他既不需要“辅政”,也不需要“拥戴”,就基本上掌握了治政大权。因此,在即位之后,他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其施政方针,以其勃勃的雄心、过人的胆识,强化皇权、团结宗室、整饬吏治、清理积弊,又停止捐纳百官,重视开垦荒地和农桑,淘汰僧尼,在执政的头几年里,他把清帝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其政绩用礼亲王昭的话说是“万民欢悦,颂声如雷”,虽过于夸张,但初政的政绩,确实为“乾隆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乾隆时代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以宽代严
雍正帝刚刚去世,乾隆就建立起了以他为核心,以鄂尔泰、张廷玉为辅佐的最高统治集团。当月即发布了雍正帝的一份遗诏,大意是说,施政的宽与严,要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从前人心浅薄,官吏营私,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现在皆知儆戒了,这样,过去严敬的条例就可改得宽松一些。当初由宽改严者,也只是一时之计,待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情恢复从前的约章。这份遗诏,实际上是在乾隆皇帝的指导下后来起草的,目的是阐述他的治国指导思想。随后,乾隆帝不断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其治政思想和主张。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初九,这位登上帝座才30多天的新君,便下谕给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总理事务王大臣,讲述以宽代严之事。
在这道谕旨中,乾隆帝主要讲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肯定了皇祖康熙帝以宽治国方针的正确,认为这项方针使得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举国上下一片欢乐景象。二是说明皇父雍正帝主严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怕因为政策过宽而出现弊政,因而整饬纲纪,澄清吏治,目的还是为了“惠爱”赤子。究其用心,与康熙帝的宽大方针并不矛盾。第三点最为重要,是下达这一谕旨的主要目的之所在,即正式宣布以宽治国,详细论证现在主宽的必要性,说主宽是因时制定,是以柔济刚,相辅相成,与先皇之政并不冲突,要求总理事务王大臣认真体会其“宽大居心”和“用宽之意”,严明振作,使其能“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
所宝惟贤印及印文 清
他认为康熙、雍正两朝统治政策宽严不一。康熙朝以宽大为治,宽有余而严不足,造成朝臣奉行不力,人们心性乖张,官吏不知公事,奸人不畏法度。雍正朝严猛为尚,严有余而宽不足,致使政令繁苛,人们遇事紧张,每一件事都严令苛责,官吏人人自危,政治空气极为紧张。有鉴于此,乾隆皇帝提出了他的治政指导思想,即以“执中两用”为准则,“宽严互济,交相为用”。他认为,为政之道,要不拘束于常法,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即所谓“损益随时”;要恩威并施,柔中有刚,刚柔相济,即所谓“宽猛两用”。
乾隆上台之后,面临着的是皇父雍正帝留下的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局面,为了缓和这种极不正常的时局,乾隆对雍正的政策作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和调整,首先是全面纠正前朝弊政,清理政治积案。
雍正生前,信奉佛道,热衷于巫术,特别是到了晚年,对佛道的信仰已经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在宫内豢养了一大批道士,跟随其左右,并责成专人为他炼长生不老的金丹妙药。乾隆则认为这些道士都是骗子,十分痛恨,他即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道士巫师们驱逐出宫,遣回原籍,痛骂为雍正帝烧炼丹药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实为“市井无赖之徒”。并警告被驱逐出宫的道士们,不许在外随意议论、传播宫中事情,如有发现“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对全国各地的僧道,乾隆也加以全面限制。下令严格审查僧人身份,毁禁僧人著述,禁止各地擅造寺院等。乾隆的举措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同,特别是在宫中,反应尤其强烈,因为那些道士因雍正帝的宠信而飞扬拔扈,胡作非为,以宗教迷信干扰政务,宫中大员们敢怒而不敢言,早已对这些道士恨之入骨。
清除僧道之后,乾隆即刻着手解决宗室内部的纷争问题。雍正帝继位,是经过与其众多兄弟进行一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激烈角逐,使用各种手段而得到的。他在争夺皇位过程中和继承皇位之后,对他的竞争对手——皇兄皇弟及宗室异己,进行了无情的排斥和严厉的打击,或终身监禁,或削爵夺藩,或抄家流放,兄弟反目,家庭惨变,宗室内部矛盾重重。如何处理好皇族家政,对乾隆来说也是一次严峻考验。他在即位一个多月之后,接连下达了数道关于处理宗室内部问题的谕旨。十月初八,在第一道谕旨中就提出允、允已获罪而死,但将他们的子孙摒弃于宗牒之外,处理过重。初十,下令宗人府查清因罪而革退的宗室,分赐红带、紫带,载入《玉牒》。事过两天,许多被禁锢的王公宗室被释放,不久又将侥幸活了下来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犯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宽释回家,并赐给他们爵位。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乾隆结束了这场十几年来悬而未决的公案,紧密地团结了宗室力量,增强了皇族内部的向心力,彻底解除了皇帝的“内顾”之忧。
在处理雍正遗案中,除曾静、张熙投书案进行了从严从重处理,其余大多数进行了宽大的处置。
雍正在位时间虽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就是在这十几年里,政治斗争接连不断,大案要案接踵而至。在历次斗争的风浪里,无辜的受害者大有人在。为此,乾隆帝从纠正政治冤狱入手,以便树立自己新的形象和威信,争取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缩小敌对阵营。对那些在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被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的文武官员视情况进行起用,释放在各起文字狱案中的涉嫌人员等。即使是一些非冤假错案,乾隆帝也采取了宽大的办法予以处理,如释放因贻误军机而被判死刑的名将傅尔丹、岳钟琪;赦免因诽谤程朱而发配军台的御史谢济世;还有许多亏空钱粮、侵吞公款的官员,也多被免予追赔或处分。他的这些举措,同雍正的刻苛严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世人面前树立了一个宽厚仁君的良好形象。
在团结了宗室、减少了敌对势力、皇帝大权基本掌握在手之后,乾隆帝便以充沛的精力和大干事业的雄心壮志,开始了新政策的实施,这时全面处理国家政务摆到了乾隆皇帝的议事日程上来。
(2)勤于朝政
乾隆帝在处理完雍正的后事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全国政务的处理上。他常常五更上朝,召见大臣,批阅奏章,详细了解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大小事情。他在勤政殿房间亲书《尚书·无逸》一篇用来经常提醒和督促自己。
在选用人才的同时,乾隆皇帝对已有的官僚体系进行整肃,雷厉风行地惩办了一批贪污腐化、欺压百姓、滥用权力、不干实事的贪官污吏,使清初的吏治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
为了进一步对各级官员加强了解与控制,乾隆元年开始陆续调各地提镇、各省藩臬来京引见,乾隆三年(1738年)下半年以后,引见范围又扩大到了副将、参将、道府官员及部分知县。通过这些方式,乾隆帝很快掌握了全国文武官员的基本情况。
乾隆皇帝下达了许多表明自己爱抚百姓的谕旨,宣布自己即位以来,便“以爱养百姓为心”,为了“加意培养元元”“爱养黎元”“加惠元元”“爱养民生”,而日夜操劳,励精图治,革弊兴利。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如此地“爱养百姓”,这是夸夸其谈的陈词滥调,抑或是一种实情的反映?仔细分析他的一道重要谕旨,便可了解清楚。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二十五日,刚即帝位22天的乾隆皇帝,给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总理事务王大臣,下了一道类似政纲的十分重要的长谕。
在这道诏谕中,乾隆谈到了四个问题。第一,“本固邦宁”。他着重指出,自己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兢兢业业,“时廑本固邦宁之至虑”,时时刻刻考虑本固邦宁之事。
第二,“恒产恒心”。乾隆帝认为,要想作到“本固邦宁”,就必须使人民进行稳定的生产,因为恒产与“恒心”是“相为维系”的,有了恒产,才能产生恒心,百姓不愁吃穿,“饱食暖衣”,仓有余粮,才能“知礼义”“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这样,民心顺,四海宁,“太平有象”,反之如果民贫如洗,饥寒交迫,哪怕酷刑滥杀,民亦将起而反抗,天下就很难太平了。
第三,“生齿日繁”“民用难充”。乾隆帝非常清醒地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民间现状非常严峻,在谕中着重指出,满汉人民“生齿日繁”“地不加广”,人多地少,因而“民用难充”“民产难制”。
第四,“勤政爱民”。乾隆帝认为,要想解决困难,使民有恒产恒心,达到“本固邦宁”,君主必须勤理国政,为民兴利,内外官员必须善体帝心,实现君之志愿,讲求利民富民之法,不得欺压百姓盘剥人民,“民生以厚己生”。
这道谕旨,是乾隆执政期间的重要施政纲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确在努力这样做,勤理国政,“爱养百姓”,兴利除弊,以图达到民有恒产恒心,本固邦宁。他在乾隆四年(1739年)四月十二日谕告群臣说:“朕自即位四年以来,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这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登基四年来施政的自我总结,在以后的执政时间里,他也是这样自勉自责和努力的。
乾隆帝还视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时期和地方,不定期、不定量地进行积欠的蠲免和赈恤灾民。乾隆帝登位之初即谕令:将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各省民欠钱粮全部豁免,同时又豁免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旗退地亩租银及入官地亩租银租粮等。对于各地发生的水旱虫灾,乾隆帝还多次向老百姓发放粮款予以赈济,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人民群众因灾造成生活困难的程度,如在灾区推行以工代赈、免除灾区商人米粮、开仓平粜、设立粥厂、兴办普济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
农业是国家之根本,以乾隆的观点来看,国富有赖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民安有赖于农民生活的稳定。乾隆登基以后,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得到了不少好处。
乾隆在当上皇帝的初期施政的短短几年里,其治政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既符合实际,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又深得民心。他一上台便以“与民休息”“为政务实”的精神,从中央到地方,从宗室到民间,全方位地对各种政务进行了综合治理,取得了辉煌的政绩,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