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秀才曾静写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鼓动他反抗清廷。岳钟琪把这件事上奏给雍正皇帝，雍正皇帝于是就下令对这件案子进行严格的审理，受到这件案子株连的人很多，范围很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引出了所谓“吕留良事件”。

曾静，湖南永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生，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后来由于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于是气愤之下开始了读书、教书。从中年起，开始接受吕留良“华夷之别”和封建井田等主张，散布反清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有《知几录》《知新录》（均未刊行），表达了其浓厚的民族意识。雍正继位之后，他就对雍正展开了大肆的攻击，认为雍正犯下了阴谋害死父亲、逼死母亲、杀害兄长、屠杀弟弟、贪恋钱财、饮酒无度、荒淫好色、因本性多疑而诛杀忠臣、喜欢奉承之词而任意妄为等十六条罪状。雍正五年（1727年）曾静派他的弟子张熙到浙江吕留良家访问并寻找书籍，得到吕留良所写的诗文，并受到吕留良诗文的极大影响，曾静反抗清廷的思想更加坚定。雍正六年（1728年）秋，又派张熙送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鼓动他率领军队起义反抗清朝，这就引出了所谓“曾静投书案”。

（1）拦路投书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川陕总督岳钟琪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收到一封信。

岳钟琪让随从把信拿到车里。他把信接过来一看封皮，见上面把自己叫做“天吏元帅”，就感觉到气味有些不对头，他立即命令手下把送书的人交给巡捕看押起来，自己急忙又赶回衙门，把信拆开仔细观看。把信细细读完，岳钟琪不禁大惊失色，浑身直冒冷汗。

这封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所谓“无主游民”，就是不臣服于当局，不承认清帝的统治，那么，这信的内容可想而知！

从后来雍正皇帝编纂的《大义觉迷录》和有关上谕中可看到一些片断。信的第一方面内容，即指出雍正“失德”，是个暴君！

信中指出了雍正的十大罪状，这就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和“好谀任佞”。

谋父当然指的是康熙被雍正毒死的传说，信中认为新皇帝处处与老皇帝“为仇作对，故意过不去”；逼母是指仁奉皇太后之死是受新皇帝逼迫而自杀；弑兄是指因被囚的允死于雍正二年，怀疑是雍正蓄谋杀害；屠弟是指允、允的被杀一事；淫色是传说雍正将废太子的“妃嫔收了做老婆”；诛忠是指年羹尧、隆科多的案子；酗酒，则是社会上传说皇帝喜欢喝酒，带着大臣在圆明园不分白天黑夜地饮酒寻欢作乐，不理政事；贪财的内容更多，如说雍正派人把从四川买来的米，运到江南苏州去卖以赚钱。

这十条罪名，包括了雍正继位及在最初五六年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流传的对雍正进行攻击的观点的总归纳，把雍正描绘成谋朝篡位的伪皇帝、不讲人伦的败类，凶恶残忍，不行仁政。如果所说属实，那雍正当然是暴君。

这封信的第二方面内容是主张“汉族与其他民族统治的区分，比君臣的伦理纲常更重要”，反对满族统治汉族。

按照封建伦常，臣民对君主应该绝对效忠顺从。但是，如果依照一部分汉族人的“夷夏之大防”的思想，对异族的皇帝进行的统治又要坚决反抗。

信里反对清朝入关统治中国，认为它的统治给中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他认为区分汉民族与异族的统治比君臣大义要重要的多。

那位夏靓，也就是曾静，曾在《知新录》中就孔子对管仲的态度作了说明，说“管仲抛弃了自己的主人（国君）去为仇人办事，为什么孔子不但宽恕了他，还称赞他这是仁义的行为呢？就是因为汉族和其他民族统治的区分比君臣的伦理纲常还要重要，这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义’，因此孔圣人称赞管仲的功绩”。因此曾静认为对于已经号令全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应当被赶走杀掉。

“满族侵占中国，属于圣人所讲的必须讨伐而不能宽恕的事情之列，只有杀掉他们才能罢休，只能砍死他们才能罢休。”这就是要挑起民族战争的血雨腥风了。

信中第三方面内容说道：雍正统治以来，“冬夏季节改变了次序，粮食也减少了收成”，旱灾和水灾都很多，湖南、湖北的许多地方，连续几年发生了大水灾。江苏、湖北、四川、广东更是不时传来旱灾、水灾的消息，山体崩塌，河水枯竭，天昏地暗，堆起来的尸体把道路都截断了，老百姓已无法生活下去，“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我们举旗一呼就可以决定局面”，反清的时机成熟了！

看到这样一封信，使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且权高位重的岳钟琪惊恐万分。

岳钟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开始时通过捐钱的形式被任命为同知，后来改任武官，被任命为四川永宁协副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准噶尔部侵犯西藏，岳钟琪跟随都统法喇率军队进攻打箭炉，平定了里塘、巴塘等地。第二年攻打拉萨，打败了策凌敦多布的部队，平定了西藏，岳钟琪因此被提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1723年），出兵征服青海的时候。岳钟琪率领6000人平定了上、下寺东策卜的各个部落，围剿平定了呈库、活尔贾等两个部落。雍正二年（1724年）被封为奋威将军，率领军队进攻叛乱的罗卜藏丹津，仅15天，就杀了38万多人，被封为三等公，任命为甘肃提督。第二年，担任了川陕总督。

川陕总督是个权高位重的职位，因为这里位置险要，向南控制云贵湖，向北影响着冀豫京，是清王朝西北边最后一道屏障，同时也是联络藏疆陇青等地的咽喉之地。

岳钟琪之所以被推向川陕总督的高位，除了岳本人已经做了多年的封疆大吏，文武全才，屡建奇功，不加入科甲朋党一流以外，还有很大的戏剧性。那就是雍正帝认为年羹尧的势力已经恶性膨胀到足以威胁皇权的地步。于是他采取果断措施，将年羹尧及其亲信一举铲除，而把这个位子让岳钟琪来接。

伴君如伴虎，岳钟琪深知他必须对雍正无限忠诚，小心翼翼为清廷卖命，才能保住这来之不易的高官厚禄，他的前任年羹尧就是前车之鉴。

那么，民间的反清力量又为什么会把岳钟琪定为目标，要请他出马当反满的领头人呢？这是因为川陕总督手里握有重兵，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担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也就成了当时受众人瞩目的焦点人物。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认为他是汉族人，所以不能予以很深的信任，甚至有人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要为汉族人报仇，反对清朝对汉族人的统治。民间也流传着岳钟琪与清朝廷关系不和谐的传说，认为他作为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会反对清朝皇帝的残酷统治。曾静给他写信就是出于相信了这种传言。

被民间误当做一面反清旗帜，已成为岳钟琪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所以，这封策反信令岳钟琪大怒不已，他决心亲自来审问上书人张熙。

（2）诱出真相

在岳钟琪严刑逼供下，张熙几次昏死过去，但他也不肯说出实情，只称现在他们的势力遍布六省，只要听到一个命令，大家就会闻风而动，起来响应，推翻清廷。这番话听得岳钟琪浑身冒冷汗，他更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不是擅自做主可以处置的。

万般无奈下的岳钟琪，上了道密折，请求把这个上书人押往北京，让皇帝亲自来审这个案子。

也许是要考验岳钟琪是否对清廷忠心不二，也许是要通过让岳钟琪处理这件案子公开摆明自身的立场，雍正作出批示，要岳钟琪亲自审定此案。

雍正指示岳钟琪：不要直接重刑逼问他来自何方，“应该采取各种方法慢慢地诱导他说出来”。一定要彻底把这件事搞清楚。

岳钟琪和陕西巡抚西琳、按察司硕色三人商量了一番对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九月二十日，岳钟琪偷偷将张熙放了出来，并夸奖他是条硬汉子，拿来好酒好肉，把他当做上宾一样招待。

岳说自己早有反意啦，只不过暗中监视自己的人很多，处境也十分危险，不得已才对他用了刑，目的是为了考验他是不是皇帝派来试探的。

岳钟琪痛哭流涕地把自己的诚意表白了一番之后，又与张对天“盟誓”。并表示要迎聘他的老师，共举义旗，推翻清室，光复汉族人的江山。

张熙相信了岳钟琪做戏表演的这一切，完全解除了戒备之心。他激动地把老师的姓名、住所，以及平常交往、志趣相投的人，全部不剩地告诉了岳钟琪。

秘密一说出，岳钟琪立刻露出朝廷大员的真实面目来，把他重新押回牢中，把案情上报雍正邀功请赏。

雍正帝也为岳钟琪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做法很感动。他称赞岳钟琪是“朕股肱心膂之大臣”“爱卿的这一片忠心，上天和祖宗都能明白的”。

事情就这样被弄明白了。

送信的人叫张熙，字敬卿。指使他的老师“夏靓”即曾静，是湖南永兴人，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当时年近50岁，被人称做“蒲潭先生”。其人不过是个屡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没有考中的乡村老读书人，家境贫寒，平时以授徒勉强糊口。

张熙25岁就跟着曾静读书，因为住在偏僻的乡村，没有什么书供他读，雍正五年（1727年），曾静叫他到外面去购买书籍。当时，理学大儒吕留良评选的20余种八股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图科举进身的读书人无不奉为经典。

吕留良（162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康熙六年改石门县，在今桐乡西南余杭东北）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清军入关时，家道开始败落。顺治十年（1653年）参加科举考试，很快得到了很高的声誉，后结识黄宗羲、黄宗炎、张履祥等人，思想逐步发生变化。康熙五年（1666年），找借口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被除名。后来致力于研究学术、收授门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作“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开博学鸿词科，他坚决拒绝浙江省官员的举荐。康熙十九年（1680年），浙江的地方官想以隐居乡里的贤士向朝廷举荐他，被他严辞拒绝，并剃度做了和尚。他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吕留良生前大讲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其门徒严鸿逵、再传弟子沈再宽等接受了他的思想，并加以传播。由于吕留良的观点大都写于他的日记、诗词、文集中，并没有公开流传，所以在曾静案发生之前，并未被清朝统治者发现。

曾静当然也一向对吕留良极为佩服。所以张熙到了浙江，就往吕家求取吕留良的遗著。他得到了吕留良的门人、子孙后代们的热情接待。吕留良的儿子把父亲遗著《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等饱含民族情绪的文字送给了他。

回到湖南，曾静一见这些书，“开始感到奇怪，接着变为怀疑，再后来相信它是正确的”，终于完全信服。从此曾静开始思考一系列“华夷之辨”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推翻异族统治，贫苦汉族人才有出头之日。

根据当时的社会传闻和自己的一介书生之见，曾静认定只有川陕总督岳钟琪最有可能使自己的抱负得到实现，便决心去策反他。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曾静吩咐张熙、张勘（张熙的堂叔）去做这件在他们看来惊天动地的事情。曾静和张熙都为此事作了必死的准备。

在他们的诗里有“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的句子，他们以战国时剌杀秦王的荆轲来勉励自己。曾静还在身穿的大褂上，写上“曾静死于此”。

张熙当掉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全部家产，作为路费，孤注一掷，全力以赴，以完成这一事业。他们一路风尘仆仆，经贵州到四川，在打听到岳钟琪已驻扎陕西后，又由四川辗转来到陕西，于九月十三日抵达西安。

到西安后，二张打听到，岳钟琪其实是当今最受皇上重用的封疆大吏，他对皇帝也忠心耿耿。二人一听，简直感到从头上凉到脚跟。张勘丢下张熙，独自一个人跑回家去了。而张熙却想反正把家产都已卖完了，退路被截断了，不如豁出性命一试，说不定有可能说服岳钟琪，于是才有了西安拦路上书的那个举动。

事情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而所谓的“六省势力”仅仅是张熙自己吹出的一张经不住一戳的破牛皮。这样看来整个事件不过是几个穷苦失意的汉族读书人头脑的一时简单冲动，是没有任何力量支持的反叛企图。按理说，事情可以很快解决。可是事情很快被复杂化了，它衍化成一个“轰天大案”，并在雍正帝手里，得到了一种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处理方式！

诱供出张熙的秘密后，岳钟琪立即将曾静一案涉及到的湖南、浙江等地十余个“同伙”的住址及吕留良家藏反书等情况，密报雍正。

鼓动掌军封疆大吏造反，当然算得上是一大案。

自从登基以来，每天雍正都处于有人可能要推翻他的紧张气氛之中。以前他挖空心思地用年羹尧取代皇十四弟，现在用岳钟琪取代年羹尧，目的都是为了使作为军事重地的西北边疆牢牢控制在自己亲信手里。所以雍正的首要步骤是安抚岳钟琪，以防他内心有所顾虑，被“逼上梁山”。另一方面，十月间雍正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初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作为钦差急赴湖南，协同巡抚王国栋，扣押了一批乡村读书人。

他们是曾静、刘之珩（原永兴县教谕，曾静好友）、陈立安（刘之珩的学生）、陈达（陈立安之子）、张新华（张熙之父）、张照（张熙之兄）、张勘（曾静的学生、张熙的堂叔）、谯中翼（华容县学诸生，与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谯大谷（谯中翼之子）、曹珏、廖易（都是曾静的学生）等人。陕西宝鸡县贡生毛仪，因张熙在去陕西时路经他家，也被拿下。雍正同时还让浙江总督李卫去查抄已死了的吕留良的家，将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及其一些学生一干人等捉获。经过反复刑讯拷问，证实这不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谋反集团，也不存在什么六省“在我一呼可定”的安排和可能。雍正帝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这才下命将各犯解送北京，关押在刑部大牢进一步审查。

（3）处置曾静案

曾、吕两案一出，立即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由于曾静曾指出雍正有篡位、杀兄、屠弟、贪财、好色等十大罪状，当时社会上也盛传雍正是通过假造诏书得到皇位的。因此，雍正遂想利用曾静一案找出这种传言的根源。湖南巡抚赵弘恩按照皇帝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追查。终于查明，阿其那（允）等人在被发配去戍地的路上，沿途宣传自己是冤枉的，散布胤禛（即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流言，这样雍正就找到允集团是“矫诏得位”舆论的散播者。为此，雍正一面再次宣布允等人的罪过，一面就曾静所指摘他的十大罪状逐条进行批驳澄清，发布了许多上谕，又命主持审理此案的官员杭奕禄对曾静进行“多方劝导”，曾静承认其反清是错误的，并写出了表示忏悔的《归仁录》一书。至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世宗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编辑在一起，在后面附上曾静的口供和忏悔的《归仁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刻版刊行，颁布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使读书士子都通读知晓这件事。如果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同年七月，对此案作出最终裁决。因曾静投书，才使清廷得以查出雍正“矫诏得位”的舆论根源，使百姓得知事情的真相。因此，雍正命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宣讲《大义觉迷录》，然后秘密押送到湖南，在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张熙则由尚书史贻直带往陕西，在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宣讲完后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随传随到。

（4）华夷之辨

雍正对吕留良一案的处理则要复杂些。吕留良主要宣传的思想是“华夷之别”，反对效忠于异族政权，在清初一些具有反满思想的汉族士大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吕留良在私人著述中十分强调对“华夷”的区别。

他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要汉族人必须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不能效忠于异族政权。

借古讽今是读书人惯用的方法，吕留良就借讲述历史道出对清朝的看法，他说：“南宋德年（1275～1276年）以后，天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发生过的，这种情况现在又出现了。”

南宋德二年（1276年）二月，元军攻陷临安，这件事标志着南宋的灭亡。元朝统治了中国，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统治整个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吕留良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幸巨变。

清朝是继元之后的统治全国的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吕留良也把它的出现看作是这种巨大不幸的重演。

他怀念着明朝，在他的书中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缅甸送回国时，“满族人汉族人都对他充满了同情”，向他下跪，处死他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被雷击。这意味着清朝的暴政引起了天怒人怨。

在他的书中，他始终坚持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上，“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不承认清朝政府的合法性，行文中只称之为“彼中”“燕”“北”“清”，而不称“大清”“国朝”“圣朝”。

他始终拒绝为清朝服务，为避免清政府要他当官的多次纠缠，甚至不惜削发为僧。这个立场，加上作为理学家的声望，很快就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连僻处湘乡的曾静也闻其名而向往之，由此便可见一斑。

吕的门人严鸿逵等继承了他的思想，总希望发生一些不利于清廷统治的变故。一日观天象，严曾说几年之内，“在吴越地方的民间会爆发反抗清朝统治的起义”。他总想看满族人的笑话，曾说索伦发生地裂、热河大水淹死民众两万多，有人推荐他纂修《明史》，但他在日记中表示：“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我用生命来抗拒这件事。”

雍正在审案过程中，把矛头重点逐渐指向吕留良及其门徒弟子，因为他深知，要清除反满情绪和批驳华夷之辨，就要找准头号的靶子。

曾静自首时曾交待：所有反动思想全部源于吕留良，自己独居僻乡数十年，看的书少，交往的人也都无知，才中了吕留良的思想流毒，发出这些狂妄的议论。曾静把全部反叛思想都归于吕留良的蛊惑，这点正中雍正帝下怀。

因为和曾静这样的乡村迂儒争论问题，毕竟有失皇帝的身份，且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把吕留良这个名满天下的理学大儒作为靶子，才能批判得更彻底、更有分量。所以尽管吕留良已死去近半个世纪，雍正帝还是掀起了对他的声势浩大的批驳讨伐。

在对吕留良进行的批判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驳倒华夷之辨。

雍正针对当时汉族人反对少数民族做皇帝的观点，提出：不应以民族地域的差别作为区别君主好坏的标准。他说做皇帝，只要是有德之人即可，不一定非得是哪个地方的人或哪个民族的人不可。他举例说，对于中原来讲，虞舜当时是东夷之人，文王当时是西夷之人，并不因此而不能做君主，也没因此损害他们的圣德。因此，他认为清朝皇帝可以同虞舜、文王一样作为汉族人的君主。

雍正还列举了清朝统治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拓疆广土，是中国臣民的幸事。清朝创造了太平盛世，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人口繁衍加快、增多，荒芜的良田得到垦殖。况且，清朝是从逼死明朝皇帝，推翻朱明王朝的“闯贼”手中夺来的天下，这不但不是夺明朝皇位，还为明朝报仇雪耻了呢。清朝的衣冠是天命来主宰中国的形式，“孔雀翎，马蹄袖，是衣冠禽兽”的话，是无知之人的诬蔑。

雍正自豪地说，在历史上南北朝时，君主只能统治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南朝人把北朝人叫做虏，北朝人诋毁南朝人是夷；明朝朱元璋的威德不足以安抚蒙古，才兢兢业业地整顿边防；而如今各族在清朝统治之下和睦相处的事实，说明所谓华夷并无区别。

所以雍正主张不分地域、民族，仁者为王。这一思想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深远的影响。比对手所宣扬的思想，显然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其实早在西汉，儒家的“今文学派”就指出，华夏可能会退回到夷狄落后的程度，而夷狄也可能会前进到华夏文明开化的程度，二者并无绝对的界限。谁是真正的华夏，谁是真的夷狄，不能以地域和血缘来区别，而要看人民实际达到的道德文化进步的水平。

从理论上来看，雍正是对的，也非常雄辩。不过，他从统治者的立场上，避而不谈实际客观存在着的民族压迫，所以这番言论也存在有欠公允的地方。

（5）重惩吕系

雍正对曾静师徒展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仁慈，而对吕留良一案的家人师生却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处理方式。

雍正九年（1731年），正式决定：将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严鸿逵三个已经去世的人掘墓，劈棺戮尸，枭首示众；斩另一子吕毅中、严氏之徒沈在宽二人；吕和严的众孙辈全部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做奴隶；吕家财产全部没收充官，作为浙江工程费用。已死的黄补庵的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被流放二千里；吕氏著作的刻书人车鼎臣、车鼎贲、与吕留良交往的孙克用、收藏吕留良书籍的周敬舆均判斩首，秋后处决；吕氏门人房明畴、金子尚被革去生员的功名；陈祖陶、沈允怀等11人革去教谕；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在任广东连州知州时，曾供奉吕留良牌位，吕案发生时，被革职严审，后死于狱中。

吕家悲惨的遭遇，受到很多人的同情，后来民间就编出了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为亲人报仇、刺杀雍正的传说！但是，对于吕氏著作，雍正也采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处理办法：同年十二月，雍正帝下令内阁不要禁毁吕氏著作。

雍正认为，书无论怎么毁，都不可能做到“彻底不被留传给天下后代人”。所以倒不如像把曾静当“反面教员”一样，把吕氏著作当成是“反面教材”, “来讨论其道德学问的真假”。这样，吕留良的著作除了未刊刻之《备忘录》《日记》、抄藏残稿、信札等外，都没有被焚烧查禁。

同时雍正帝还命令大学士朱轼等人，将吕书《四书讲义》《语录》等进行逐条摘驳，编辑成书，刊印颁发各地学官，与《大义觉迷录》一起向读书人宣讲。

吕氏学派不走运，遭到屠戮，但曾静、张熙师徒也只走运了几年，两颗被雍正暂保下来的头还是被新继位的乾隆皇帝砍了下来。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继位。25岁的新皇帝乾隆目睹了从曾静谋反案到吕留良文字狱的全过程，但很明显他与父亲对这件案子的认识并不一致。雍正帝死后仅仅一个多月，他不顾先皇雍正保留曾、张二人性命的叮嘱，下令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拿解京城，凌迟处死，并将与这两案有关的材料《大义觉迷录》和吕氏著作等书籍一概收回，严禁流传。这样《大义觉迷录》就成了清朝最神秘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