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面光”，走红法租界
上海的租界
提到黄金荣的大亨生涯，就不能不提到上海的租界，因为没有上海的租界，就不会有后来的流氓大亨黄金荣。黄金荣之所以能够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流氓大亨，靠的是三个背景，一个是帮会的背景，一个是国民党的背景，还有一个就是租界的背景。黄金荣攀附上国民党，那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的事情了，当时黄金荣已经六十岁了，而在此之前，他就是凭借自己在帮会界和上海法租界的强大影响力而发迹的。因此，要想很好地审视黄金荣的一生，就必须对中国帮会的情况和近代租界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上海租界的历史。
所谓“租界”，顾名思义，简单的理解也就是租用的地界，而详细讲来，这个词并不像字面含义那样简单，而是专门指国家之间所建立的一种特别的土地使用关系。一般的，两个国家在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就是“租界”。租界的出现虽然是以两个国家之间协商的方式来确定的，但是这种协商一般来讲都不是平等的，因为显而易见，一块土地成为“租界”以后，本国政府也就失去了对该地的管辖权，因此，租界虽然名义上还是本国的领土，但实际上却成了外国人完全占有的地方，这是对于国家主权的严重践踏。而且，与一般的租借方式不同的是，“租界”这种“租”法一般都是不会付给租金的，或者只付给很少量的象征性的“租金”，所谓的“租界”实际上就是以暴力为后盾的一种强行占有。
对中国近代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对“租界”这个词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这个词语是跟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租界也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其他一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也出现过。
1840年，英国以战争的方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场持续两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由此诞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诞生。《南京条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中国要向英国开放通商口岸，这次开放的通商口岸共有五个沿海城市，其中就包括上海。
上海通商之后，便有大量的外国了涌了进来，他们为了在中国建立活动据点，从而为各种侵略活动提供更多的方便，就迫切地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专用地。于是，1845年，中国领土上的第一个“租界”就在上海诞生了。
1845年，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于这年的11月29日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南至洋泾浜（现在的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现在的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现在的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的一块面积约830亩的土地被租借给英国，每亩年租金1500文。显然，这1500文租金不过是为了表示，这块土地英国可是有偿使用的，并不是“白占”。
这就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租界——上海英租界。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还仅仅是在这块土地上居住和从事商业、宗教等方面的活动，而这块土地的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是归清政府掌管的，也就是说，起初的租界还真的就仅仅是“租界”而已。不过，很快问题就出现了。随着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巴富尔以防止华洋纠纷为名，与宫慕久协商后又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而后，规定进一步改得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英国人雇的华人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这样，英租界就逐渐具有了英国人专属领地的意味。
在英国人的带头作用下，1848年，美国人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租界，而第二年法国人也在英美两国租界的南面成立了自己的租界。就这样，上海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现了英、美、法三块租界。从此之后，租界就在中国沿海各地以及几个主要的内陆城市相继出现。据统计，到1911年清政府灭亡前夕，中国共在10个城市出现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7块租界。
在中国这些设有外国租界的城市当中，出现租界最多的是天津，最多时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简直就成了中国的租界博物馆。
随着外国来华人员的增多以及活动范围的扩大，后来租界的性质就很不同于上海英租界刚刚设立时候的情形了。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之后，英国当局不断要求增大权益，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尤其是当发生动乱之际，更是乘机大肆扩张租界的管辖权。例如，1853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上海县城被起义队伍所占领，上海县令袁祖德被杀，道台吴健彰也被逮捕。这样，清政府在上海的统治就陷入了瘫痪，而英、美、法几国则乘中国局面混乱之际得渔人之利。9月9日，英美两国驻上海领事就派兵占领了中国海关，实行所谓的“领事代征制”。为了迫使清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第二年4月4日，英美两国联合出动军队，在泥城（即周泾浜，现在的西藏中路一带）向中国军队发动了攻击，击溃了驻守在那里的由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所率领的清军。泥城之败使得清政府万分惧怕，而法国人也搭便车，一同参与进来。谈判的结果是，中国海关要聘请英美法三国税务司人员各一名，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海关主权为外国殖民者所攫取。这一制度由上海开始，迅速扩及全国，这样，外国殖民者就全面把持了中国的海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中英国人赫德一人掌管中国海关主权的时间就长达50年之久。而就在小刀会起义的第二年，英美法几国联合强迫上海道台接受他们事先就已经单方面拟定好了的《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也就是通常所称的《1854年土地章程》。这个章程对1845年中英之间的《上海土地章程》所做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取消了“华洋分居”的规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在小刀会起义期间，有大量的难民躲入租界避险，这令几国殖民者十分惶恐，他们最为担心的还不是这么多的中国人闯进来会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而是担忧事后清政府会以此为由将租界收回。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清政府根本就没有收回租界的意图，而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允许中国人在租界内居住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在与中国社会的某些上层人员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华洋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利益，当然，这指的是那一小部分的上层社会的中国人而言。殖民者觉得与这些上层中国人进行较多的来往是能够给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另外，他们心中怀有一个阴谋，那就是一旦中国人被允许进入租界，那么租界的人口就会大量增加，这就为日后租界的扩张埋下了伏笔，租界当局也以境内居民复杂为由而要求设立警卫机关和司法机关。由此，租界就几乎完全成了中国域内的“国中之国”。
1845年，上海英租界刚刚设立时的面积是830多亩，当时在上海居住的英国人还很少。据有关记载，租界成立两年之后，在那里居住的外侨也仅有100多人，100多人使用830多亩的土地是绰绰有余了，但是英国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伺机扩大租界的面积。很快，机会就来了。1848年，上海出现了“青浦教案”事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848年3月8日黎明时分，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麦都思、慕维廉和医生雒威林三人乘船到青浦县城去从事传教活动，向群众散发“善书”。不知怎地，有几个看守漕船的山东籍水手在向他们讨取“善书”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一个水手被雒威林用手杖打伤了头部。见有同伴受伤，这些水手的火气就大了起来，回到船上叫了更多的水手来围攻这几个英国人。这几个英国人见势不妙，急忙开溜，但是跑到离县城东门外不到半里路的地方，就被追来的40多个手持撑篙、锄头、棍棒、铁链等器具的漕船水手给截住了。接着，这三个英国人就遭到了一顿猛击。不多时，青浦县县令听到了消息，赶忙派人来制止，这才从愤怒的水手中救出了三个英国人。县令一面派人将三个受伤的英国人送回上海，一面下令捉拿“凶犯”。很快，两名领头的水手就被官兵给带走了。
本来这就是一次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所发生的普通的纠纷罢了，闹事者归案之后，再给予受害一方一定的赔偿也就可以了，但是，富有远见的英国领事阿礼国却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大有文章可做，因为他正可以此为突破口，为英国租界谋求更多的利益。阿礼国马上要求中国政府更大规模地捕捉“凶犯”，同时给予受伤的英国人以更多的超额的赔偿，其要求显然是非常过分的，令中国政府难以接受。于是，阿礼国马上命令英国进入上海的船只停止向中国交纳总关税，同时又派出军舰阻止漕船离港，并且还命副领事乘军舰到南京去要挟两江总督李星沅。这样一来，那些漕船水手也就难免会在心中产生巨大的恐慌。
其实，依据当时中英两国的相关协定，麦都思等三个英国人到青浦来传教属于违约远行，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当时所被允许的英国人在华的活动范围，但是阿礼国对此却一口否认，狡辩说中国应当对此次事件负完全责任。在中国政府严词拒绝其无理要求之后，阿礼国就公然动用武力进行威胁。当时中国政府因为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而非常惧怕英国人的军舰，所以只得被迫屈从。于是，在阿礼国的强压之下，清政府抓获了倪万年、王明付、刘玉发等10名漕船水手，将他们压到了黄浦。在提审前，这些“罪犯”还得一律在江海关前站笼一个月。阿礼国担心清朝官员对他们有所怜惜，所以又要求派英国官员去监视，使得那些水手吃尽了苦头。
“青浦教案”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不仅限于此，英国人乘此机会要挟清政府，将上海英租界扩展到了苏州河以南和周泾浜（现在的西藏中路）以东，面积增加到2820亩，是原来的3倍还多。此外，在此次事件当中，英国军舰公然驶入中国的内河。由此开始，中国的内河航运主权也逐渐丧失。
扩大租界范围的当然并不仅仅是英国，见到英国人扩张租界获得了成功，美国人也就坐不住了。1848年美国最初在上海虹口设立租界之时并没有议定范围，但实际上在英国租界进行扩张的同时，美国也将租界的领地做了大幅度的延展。1863年6月，美国更是自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要求与清政府正式划定上海租界的界线，当然，在划界的过程中，租界的面积较此前增加了不少。这一年的9月，英租界和美租界进行了合并，统称英美租界，又称公共租界，由一个共同的工部局来管理。当时公共租界的总面积是7865亩。1893年，公共租界工部局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强迫上海道台对租界的北界进行了大幅度的延伸，使得公共租界的总面积增加至10606亩。1899年，英美租界又改称为国际公共租界，但是一般仍习称之为公共租界。但是，主要的变化并不是名字的改变，而是更名的同时租界的面积再一次扩大，并且这一次扩张的规模远远超越了前几次。扩张之后，东起杨树浦到周家嘴角，西至静安寺，南至八仙桥，北到上海、宝山两县的交界处，都是公共租界的范围，其总面积达到了33500亩。
与公共租界的情形相似，上海法租界也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扩张过程。1849年上海法租界初设之时，其范围是城河浜（现在的人民路）以北、洋泾浜（现在的延安东路）以南、关帝庙褚家桥（现在的西藏南路附近）和广东潮州会馆（现在的龙潭路附近）以西，面积为986亩。1861年，法国人将其东南界址推进到小东门外的城河地区，面积增加到1124亩。1900年，法国乘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对上海法租界再一次进行了扩张。此后，东起城河浜，西到顾家宅关帝庙（现在的重庆中路和重庆南路北段），南自丁公桥、晏公庙、打铁浜（现在的方浜西路、西门路、顺昌路、太仓路），北至北长浜（现在的延安东路西段和延安中路的东段），都是法租界的属地，面积达到了2135亩。清政府灭亡之后，法租界当局与袁世凯进行政治交易，于1914年又将上海法租界向西推进到徐家汇一带，使得其面积达到了15150亩之多。
上海的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经过几次扩张，后来其总面积达到了48650亩之多，这个数字对于现在的城区面积来说也许很普通，然而对于城市化程度极低的中国近代社会，四万多亩的土地还是相当大的。就当时的上海来讲，两块租界不仅占据了大部分的上海城区，而且其占据的都是上海最为繁华的地区，相形之下，中国政府所控制的南市和闸北两块地界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有人会有疑问，既然外国租界也允许中国人居住和活动，那么租界和华界又有什么实质的差别呢？表面上看来，似乎外国租界的存在对于中国人的正常活动没有多大的影响，可是实际上租界对中国人的伤害却非常大。租界与华界的根本不同就在于，租界当局享有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种种特权。这也就意味着，“租界”尽管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领土，可实际上却成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海外领地，中国人在租界活动，就相当于在外国活动一样，因此称租界为“国中之国”是极为恰当的。
租界对于中国的伤害绝不仅仅是在一个城市占据几千、几万亩的土地那么简单，可以说，租界就是外国殖民者在中国策划种种侵略活动的大本营。
外国租界当局在中国所从事的主要罪恶活动之一就是大规模地走私商品和贩卖毒品。鉴于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已经很低，但是，外国商人依然通过种种的不正当手段来逃避关税，在这一过程中，租界无疑对那些非法的外国商人起到了很强的掩护作用。上海吴淞口外的趸船就是外国商人从事走私活动的基地。进口时，他们先把私货卸到趸船上，然后再将商船开进上海港进行报关，接着再设法把卸到趸船上的私货运到上海；出口时，他们将大量的丝绸、茶叶等商品先用小船偷运到吴淞口的趸船上，商船结关之后，他们再将那些货物运到商船上驶出上海港。此外，他们还通过以多报少、以高报低等方式来偷税漏税。比如说蚕丝，通常是以包为单位来计算关税的，走私的外国商人把原本是两包的蚕丝打成了一包，结果就可以少交一半的关税。此外，有些外国商人还会通过行贿的方式与中国官员进行串通从而偷逃税款。更有甚者，有一些刁钻的外国商人会在进口商品之后以该商品不能脱售为名，将其再运出去。当然，运出去的可就不是原来的商品了，包装一样，可里面的东西却换了，本来里面装的是出口的商品，结果他们却以退货为名逃脱了关税，不仅原本出口的商品不用交税了，他们还会去讨要先前交过的进口商品的关税，可谓一举两得。据统计，1850年在上海从事贸易的所有洋行中，只有区区5家交足了关税。由此可见，当时洋行的走私活动是多么的猖獗。对于这种情况，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得不承认……关于忠实征收中国皇帝在对外贸易上应得的一切海关税饷，条约已无异于废纸。”有人会问，既然外国商人的走私活动如此猖狂，中国政府就视之漠然吗？其实，当时中国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对于洋人都是要敬畏三分的，都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因此明明知道有洋人在犯罪，也是能不管就不管的。
与普通商品的走私相比，对中国危害更大的则是非法的鸦片贸易。尽管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可即便是依据《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各国商人也是不能够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1854年土地章程》也规定，外国商人不准开设包括鸦片烟馆之类的“公店”。可实际的情形却与条约的规定大相径庭，当时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很难找到一个不经营鸦片生意的，因为比起其他货物来，贩卖鸦片的利润要高得多。《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曾揭露说：“在中国的英美商家每一个人都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资力去做毒品这项生意。”而为外国商人的鸦片贸易提供庇护的也正是租界当局。当时鸦片贸易的规模有多大？据记载，仅1848年和1849年两年当中，运送到上海的鸦片总值就达到了2285万银圆，比《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给英国的赔款2100万银圆还要多。由此可见，以租界为保护伞的外国商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相当惊人的，并且鸦片不仅仅掠走了中国人的钱财，还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精神。
而与商品走私和贩卖毒品比起来，以租界为据点的殖民者在中国犯下的另一桩罪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是大规模地掠夺华工。很多人知道广州、汕头、厦门等广东、福建一带是外国人贩运华工相当猖獗的地方，可实际上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活动远不仅仅限于广东和福建，在上海，外国人抢掠华工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上海通商之后，涌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淘金”而来的，其“淘金”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贩卖华工。当时很多外国人口贩子在租界当局的庇护下，以开酒店为幌子，每每见到有合适的中国人前来饮酒用餐，就会在酒菜之中投下蒙汗药，这些中国人也就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了。尤其令人惊骇的是，绑掠中国人的并不全是那些外国人口贩子，还有一些中国人为了钱而受雇于外国人绑架自己的同胞，这就使得受害者的规模扩大了。
那些中国人尽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落入外国人之手的，但此后的遭遇却大致相同，他们会先被关押在“巴腊坑”里。巴腊坑是拘禁奴隶或犯人的场所。那些梦想着到外国当上等工人的中国人落入外国人口贩子的手中之后，所遭受的就是奴隶或者罪犯的待遇。他们被关押一定时间之后，当外国人口贩子觉得掠来的中国人的数量已经够装一船了，就会把他们转运到轮船上。在船中，他们是被锁在密不透风的夹板舱里的，那里的环境根本就不是人所能够忍受得了的，因此，华工在贩运途中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待轮船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尚存活者往往不及一半，而其中还有很多是已经病得很严重的。
当然，以上并不是租界之罪恶的全部，居住在租界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所做的其他坏事还有很多。比如说，趁火打劫就是洋人的拿手好戏，因为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已经相当腐败，各地人民所举行的反清活动非常频繁，每到清政府与反清武装交手之际，也就到了洋人坐收渔利的大好时机。
租界并不仅仅为外国人的做恶提供了庇护之所，因为租界的存在，还使得很多中国人仰仗着洋人的势力而为恶一方，黄金荣就是依托上海法租界的势力而崛起的帮会流氓的杰出代表。可以说，中国的帮会势力之所以在上海会发达到空前的程度，与上海租界的支持和庇护是密不可分的。从后来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租界消失之后，上海的帮会势力就迅速地走向了衰落。
结拜弟兄
早就已经是半个流氓的黄金荣，从捕快职务上退下来之后，很快就跟郑家木桥一带的小瘪三们混得火热。当然，黄金荣做郑家木桥小瘪三的时间并不很长，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进入了法租界巡捕房，当上了堂堂正正的便衣探员，不过，即便是离开了这块是非混杂之地，黄金荣此后却一直都跟这块地方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身在衙门，却又与流氓为伍，是脚跨两界，黑白通吃。黄金荣实际上是一个很精明的人，若不然，他日后也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黄金荣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精明，在他混迹于郑家木桥一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表现。当时在郑家木桥一带混饭吃的大小流氓简直数以千计，同样是流氓，他们之间却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黄金荣就是流氓当中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跟普通的流氓比起来，黄金荣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有着“远大的志向”。黄金荣当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瘪三，可是他却藏有“远大的志向”。有句俗话叫做“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当然是鼓励人们应当树立正面的远大志向，只要有了这种坚定的意志，做事就一定能够成功。其实，不仅做好事如此，做坏事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一门心思要做一件坏事，那最后也是肯定能做成的，对于黄金荣来说就是如此。黄金荣想做的是什么呢？他想当一个流氓，当然，绝不是瘪三一类的小流氓，而是能够一呼百应的流氓头领。黄金荣不仅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而且还会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从而取得最后的成功。
黄金荣不满足于只当一个小流氓，但他也知道，摆脱这种小瘪三的身份，不是依靠天上掉馅饼所能够实现的，而必须依靠自己切实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黄金荣意识到，想要成为一个大流氓，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只做流氓，还要使自己具备另一种更为堂皇的身份，比如说，当一个巡捕，而这也正是黄金荣当时汲汲以求的，他正想着如何能够到洋人手下去做事，如何能够进入租界的巡捕房当差。那样一来，他可就神气多了，他在衙门里可以是巡捕里的流氓，而出了衙门则可以成为流氓中的巡捕。一想到这里，黄金荣心里就美得不得了，甚至做梦的时候想到了这事都会乐醒。可是，梦做得美，并不代表现实情况就好，进入租界巡捕房并非一件易事，他必须得耐心地等待时机。在这等待期间，他就得暂时完全跟郑家木桥的小瘪三为伍。
混的时间一长，黄金荣对郑家木桥一带的小瘪三们方方面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这为他以后当上巡捕在此地办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期间，黄金荣了解到，在那里混迹的小瘪三是分很多层次的，要想控制住这些小瘪三，就必须控制住他们的头领人物才可以。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个实力，可是一旦他具备了那样的实力，也就是他在郑家木桥称王称霸、大显身手的时候了。黄金荣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开始在郑家木桥办案之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收买当地小瘪三中的头领人物。经过一番认真调查，黄金荣最后看中了两个最为得力的人手，接着就跟他们结为拜把兄弟，这两个人就是丁顺华与程子卿。按照年龄，黄金荣为老大，丁顺华为老二，程子卿为老三。三人结成流氓集团之后，很快就成为“郑家木桥小瘪三”中的霸主。
丁顺华，原本是上海南汇地区的农民，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不仅长得身强力壮，更重要的是练得一身好功夫，三四个健壮的人一起上也不是他的对手。然而，当初丁顺华走的还是正路，他做着朴实的小生意，但是，他每日摇着柴船到洋泾浜来做生意的时候却屡屡遭到“郑家木桥小瘪三”的勒索。起初的时候，丁顺华不想惹他们，可是没有料到，自己的“绥靖”政策使得那些小瘪三变得肆无忌惮，以为他丁顺华是个软货。有一次，丁顺华在郑家木桥再次遭到一伙小瘪三的打劫，丁顺华忍无可忍，情急之下，抡圆了拳头，几下子就把那帮“小瘪三”打得哭爹喊娘。这下，小瘪三可知道丁顺华的厉害了。但是，打劫丁顺华的不仅仅是几个无能的小瘪三而已，他们的背后有着一个庞大的团伙，丁顺华身手虽好，怎奈好虎架不住群狼，当他下一次出现在郑家木桥的时候，上一次吃了亏的几个小瘪三找来了更多的瘪三，而且还特地请来了几个瘪三中的高手。这下子，可轮到丁顺华吃亏了，而更重要的是，以后只要他还在郑家木桥做生意，就免不了要受到这群小瘪三的骚扰和纠缠，这让丁顺华非常恼火。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丁顺华的命运，这个人就是程子卿。
程子卿，生于1882年，小黄金荣14岁，江苏镇江人，因皮肤黝黑，得了一个绰号“黑皮子卿”。程子卿早时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因为家贫而辍学，去米店当学徒。程子卿长得很瘦，但是力气却大得很，扛着一二百斤重的两袋米，一口气就能走上十多里路。然而，尽管程子卿力气很大，在米店做学徒也很卖力，可是他却很快发现，当学徒的那一丁点儿的收入连起码的温饱都难以保证，因此，他干脆离开米店，跑到上海来闯码头。当时上海的码头中最热闹的一处就是郑家木桥，所以他就看中了郑家木桥的繁华，打算到那里去谋生。
来到郑家木桥之后，程子卿偶然遇到丁顺华，两个人的年纪差不多，处境也很相似，不仅都很贫穷，程子卿初来之时也时常受到那些小瘪三的盘剥，另外，两人还都有那么一把子力气，因而彼此大有惺惺相惜之感，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程子卿和丁顺华交上朋友之后，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摆脱那些小瘪三的欺侮。丁顺华打算采取躲的办法，可是程子卿认为那种办法太软弱了，而且他觉得，即使到了别的地方，也未免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他建议“以暴制暴”。丁顺华开始还有所顾虑，可是程子卿的意志很坚定，他耐心地给丁顺华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形势，他明确指出，像他俩这样的穷人，如果走普通的道路谋生，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莫如顺势而行，不做弱者，而成为强者。最终，丁顺华为程子卿所说服，两人又联合了各自的一些朋友，仗着他们不凡的本领，合力将郑家木桥一带的小瘪三们逐一摆平，不久之后，就发展壮大为“郑家木桥小瘪三”中的首领人物。这时，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受人欺侮的境地，反而变成了欺压他人的恶霸。在丁顺华和程子卿的带领下，数以千计的小瘪三敲诈勒索，偷盗抢劫，无恶不作。当时，来此地贩运各种农产品的零散农民，都要给他们交上一笔“买路钱”才可以通行，而洋泾浜两岸的那些商家们，也要向他们交纳一笔数额可观的“保护费”方可平安无事。勒索之外，抢劫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还给抢劫活动立下了很多名目，诸如“抛顶宫”、“剥猪猡”、“剥田鸡”、“背娘舅”等等，这些名目听起来十分新奇，可是它们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是什么呢？“抛顶宫”，指的就是抢劫路人的高级呢帽；“剥猪猡”，指的就是抢剥路人的衣服；“剥田鸡”，指的就是抢剥小孩的绒线衣；“背娘舅”，指的就是用绳套住被害人脖颈后，再背到角落里，待其昏迷即抢剥其衣服……如此种种，手法繁多，可见这些小瘪三对于抢劫活动之精熟。
郑家木桥一带的治安本来就不怎么好，现在又冒出了以丁顺华、程子卿为首的更富组织性的势力强大的流氓团伙，更搅得当地的老百姓和过往客商不得安宁。法租界的巡捕房三天两头就会接到报案，但面对这一桥跨两界的特殊情况，巡捕们所能做的也无过于耸耸肩、摊摊手，他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可是事情也不尽然，流氓的嚣张对于巡捕来说也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有的巡捕就能够很好地做到让流氓的势力为己所用，黄金荣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那么，黄金荣是如何进入法租界巡捕房的呢？
“郑家木桥小瘪三”
“小瘪三”这个词很多人都不陌生，它是上海土语中最具代表性的粗口之一，指的是那些生活在城市底层、没有正当职业而以乞讨或偷窃为生的游民和乞丐，是一个带有明显的鄙视色彩的词语。那么，“郑家木桥小瘪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当今的上海，已经没有“郑家木桥”这座桥了，不过，在一个世纪之前，那可是上海妇孺皆知的一座桥。
上海的延安东路原来是一条比较宽阔的河流，它是黄浦江的支流，叫做洋泾浜。洋泾浜向西经过周泾浜与苏州河相连，往东则汇入黄浦江。洋泾浜是因为通向洋泾港而得名的，早期以黄浦江为界分为东、西两段，浦西的部分称为西洋泾浜，浦东的部分称为东洋泾浜，但是后来东洋泾浜逐渐淤塞，不再是一条河了，洋泾浜也就不必再分东西，原来的西洋泾浜就被称为洋泾浜了。郑家木桥就是当年上海洋泾浜上的主要桥梁之一，其位置就在当今的延安东路和福建中路以及福建南路的交口一带。
郑家木桥是由美国传教士建造的。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受惨败，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依据《南京条约》，上海成为对外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之一。此后，便有大批的外国人涌入上海，英、美、法这几个国家更是在上海开辟了租界，使得中国出现了“国中之国”。洋泾浜就是当时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的分界线。洋泾浜的两岸各有一条小路，南面的叫孔子路，北面的叫松江路。洋泾浜并不算很长，但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交通繁忙，所以这条河流上面当时共建有9座桥梁，自黄浦江边数起，依次是：外洋泾桥（又称头洋泾桥，位于今外滩延安东路路口）、二洋泾桥（位于今四川南路路口）、三洋泾桥（位于今江西中路路口）、三茅阁桥（得名于当地的一座三茅阁道观，位于今福建南路路口）、带钩桥（位于今山东南路路口），接下来的一座就是郑家木桥，然后是东新桥（位于今浙江南路路口）、西新桥（法国人习惯称之为“八里桥”，而中国人则习惯称之为“八仙桥”，位于今云南南路路口），最后一座是北八仙桥（位于今云南南路以西）。最初，这9座桥中除了外洋泾桥是钢骨水泥构造之外，其他的8座都是木桥。
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牟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化，而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传播西方的宗教，因此，当时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来华。1848年4月，美国传教士泰勒和秦右受美国基督教监理会的派遣，各自携带妻子来到上海进行传教。途经香港时，秦右因为妻子生病留下来，泰勒夫妇先期抵达上海。泰勒到上海的任务是进行传教，而想要传教，必须要有相应的设施才能够正常地开展一些宗教活动，因此，泰勒抵达上海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找一块地皮来建造教堂。初来上海的泰勒人生地不熟，经过四处寻访，好不容易才在今广东路和福建中路一带购得了一块地皮，经过两年的建设，1850年，教堂落成，取名福音堂。福音堂的前面，正对着洋泾浜上的一座桥，人称“陈家木桥”，因为上海话里“陈”和“郑”同音，后来以讹传讹，“陈家木桥”就变成了“郑家木桥”。
清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由于郑家木桥距离上海县城不远，附近街巷民房众多，适合掩护军队迂回包抄，因此，清军时常跨过木桥，向小刀会义军据守的县城发起进攻。一位叫郏爱比的美国传教士曾目睹了双方在郑家木桥附近交战的场景，他有过这样的记述：“一队清军过桥后……县城里的义军迅速吹响警号，随即就放炮反击。双方势均力敌，不分胜负。不知是何缘故，双方后来开始谈判，不少清军兵勇还打算投奔义军，大约有五500左右在桥和城墙之间混乱地来来去去。这时，突然天降大雨，众人纷纷躲避。待雨止后，有的清兵回营了，但大多数人则进城加入了小刀会。一场激烈的交锋就这样结束了，只有两人受伤。”这是一次看起来很滑稽的战斗，但是不管在这一战斗中双方的战术如何，该事例至少说明当时的郑家木桥乃兵家必争之地。正因如此，郑家木桥在非常时期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军事意义。大约半年之后，英国领事为了阻止战火蔓延到租界，下令拆除了包括郑家木桥在内的洋泾浜上的各座桥梁。后来，起义被镇压，上海又恢复了和平的环境。这时，桥梁被拆除的弊端马上就显露了出来，那就是南北交通为洋泾浜所阻隔。对于福音堂来说，它建成之后自然是要招徕各地的信徒的，但是南市老城的信徒到福音堂做礼拜的时候需要经过洋泾浜，没有桥梁是很不方便的，因此，泰勒又组织在郑家木桥原址上修建了一座长10米、宽4米的新的木桥，并且将其命名为泰勒氏桥，不过，中国人却依然习惯称之为郑家木桥。
1914年，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同出资实施洋泾浜填浜筑路工程，洋泾浜作为河流就在地图上消失了，而郑家木桥连同浜上的其他桥梁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桥虽然不在了，“郑家木桥”作为地名却被保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郑家木桥又是怎么跟“小瘪三”挂上钩的呢？这是由郑家木桥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郑家木桥所在的洋泾浜是当时英租界（后来的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线，而郑家木桥往南又是中国政府管辖的地界，这样，郑家木桥也就成了英租界、法租界和所谓的华界这三方交汇的特殊地带。当时，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之间是壁垒森严的，其基本特点就是在各自的管辖区内分别享有独立的主权，英租界和法租界之内发生的事情，中国政府是不能进行干涉的，而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也是互不干涉的，中国的巡捕或者警察是没有权力到英租界、法租界去抓人的，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方也不能跨界办案，如果有特别的需要，必须得事先做好沟通、办好手续才可以。这样一来，郑家木桥这个三方的交汇处就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犯罪的温床。流氓窃贼利用两个租界以及华界之间各自为政的空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抢劫盗窃，大到货箱皮包，小到女子佩戴的耳环发簪。一时之间，郑家木桥成了上海滩上的一块著名的“祸地”和“匪窝”。而郑家木桥作为三方交汇地的这一特点不仅给犯罪活动带来了便利，也同样吸引着各地商贾，当时的洋泾浜上，各种运货的船只你来我往，非常热闹，岸上也是商号林立。很多不检点的商人在做完生意的闲暇就想消遣消遣，他们消遣的场所无非妓院、赌场和燕子窝（也就是吸食鸦片的地方），因此，时间一长，那里就变成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云集之处，其中就包括为数众多的流氓。清末的时候，因为抢占地盘和争夺生意，盘踞在小南门高巷头以黄姓（绰号“破烂污”）为首的一帮流氓与在陆家浜以朱姓（绰号“长脚”）为头目的一伙流氓曾发生火并，结果两败俱伤。其后，两伙的残存者一起涌入郑家木桥一带，坑蒙拐骗，聚众闹事，使得郑家木桥更因流氓活动猖獗而闻名，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将“郑家木桥”与“小瘪三”习惯性地联系在一起，诞生了“郑家木桥小瘪三”这一历史性的名词。
其实，“郑家木桥小瘪三”之所以闻名，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一些后来驰名海内的大流氓就是在那一带成长起来的。早年混迹于郑家木桥的所有小瘪三当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后来成为流氓大亨的黄金荣。
达官贵人曹启民
原来，黄金荣在上海县衙门做事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重要人物——曹显民，他是法国驻上海副领事兼法租界总监华尔兹的翻译官。曹显民的祖父曹开云曾在清朝咸丰和同治年间做过松太道的盐运使，曹显民及其兄弟曹启民就凭借祖先的福荫，年轻时期得以赴法留学，在巴黎的一所天主教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回国后，曹显民和曹启民兄弟就在上海法租界的天主教堂里做事。
当时，华尔兹不仅是驻上海副领事和租界总监，同时还是天主教在上海的主教，身份非常显赫，而给他担任翻译官的曹显民也因此身价倍增，同时，在曹显民的提携之下，他的弟弟曹启民在上海也是八面威风。
此前，黄金荣只与曹显民认识，而并不认识曹启民，因此，他去向曹显民求助是更为便利的，但不巧的是，曹显民那段时间去了法国，他无法与曹显民取得联络，所以，只有想办法去找曹启民帮忙了。那么，他是怎样接近曹启民的呢？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黄金荣发现了这样一个奥秘：曹启民当时住在上海旧城里面，每天去法租界做事，老北门都是他的必经之地，依照中国的传统规矩，过城门时“文官住轿，武官下马”，当时曹启民虽然乘坐的不是轿子，而是马车，但也同样得在过城门之前从车中走出来，过了城门，再进入车中。曹启民在车中的时候，黄金荣当然不便过去打招呼，可是他在过城门下车之际却是一个接近他的好机会。
这天，当曹启民的马车走到城门口时，突然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恭恭敬敬地为曹启民把车门打开，待过了城门，曹启民回到车中的时候，他又小心翼翼地将车门关上，然后非常谦谨地躬身而退。其后，接连几天都是如此，曹启民每次过城门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为他开关车门的年轻人。这样一来，曹启民当然不能不对这个年轻人予以注意。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就是当时还是一个小流氓的黄金荣。
一来二去，黄金荣与曹启民变得熟识起来。经过攀谈，曹启民了解到，原来这个年轻人还是自己哥哥曹显民的朋友，而黄金荣又对曹启民竭尽奉承、巴结之能事，因此两人的关系很快就变得非常亲密了。
在与黄金荣交谈的过程中，曹启民自然会问到黄金荣当前的职业，黄金荣便借此机会说了自己此时无业可依，想请曹启民帮助疏通疏通，在法租界寻个差事的打算。曹启民当时对于黄金荣非常有好感，又仗着黄金荣与他哥哥曹显民之间的旧交情，因此对于黄金荣的请求满口答应下来。因为黄金荣此前曾做过捕快，所以到法租界来做事，去巡捕房是最恰当的了，而这也恰恰符合黄金荣的心意。但是，将黄金荣安排到巡捕房也要寻一个合宜的时机才可以，令黄金荣欣喜的是，没过多久，机会就来了。
上海租界的巡捕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上海租界巡捕的状况，因为黄金荣几乎一生都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任职，所以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黄金荣的人生经历。
出现在上海的第一个租界是英租界。英租界刚刚设立的时候并没有巡捕，而只是根据《上海土地章程》的规定，英国人可以在租界雇佣更夫。更夫所做的事情大家都熟悉，就是夜间的时候里里外外照看一下宅院，没事巡逻，有事报警。最初的更夫只有几个人，因为当时英租界一共也没有多少外国人居住。这些更夫由一个更长带领，更长的人选由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共同确定，而由英国领事来管辖。这也表明租界最初设立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享有很多主权的。1848年，随着英国租界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更夫的数量也增加到20人，更长也增加了1个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53年，该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有大批中国人涌入租界避难，为了维持治安，英租界当局从香港请来了8名欧洲籍的警察，这就是租界出现警卫力量的开端。一年之后，殖民者在与中国政府签订《上海英法美租界地皮章程》时有意将更夫与警察的身份混淆在一起，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租界的警备力量。由此，原来只管打更的更夫就变成了配备武装的警察。而同一年的“租地人会议”进一步规定，要筹款15000元来建设租界的巡捕房。从此开始，中国政府就失去了对租界的警卫管辖权。
租界最初的巡捕除了原来的几个中国籍的更夫外，都是来自欧洲本籍的。据记载，欧洲巡捕最初的人数是30人，后来1862年由于太平军东征，其人数增加至164人，到1870年又回落至112人。因为欧洲本籍的警力有限，所以租界当局就考虑招收外籍的巡捕，当然，首先考虑的就是中国人，此外，还有来自印度、日本等地的巡捕。1865年，英美公共租界首次招募华人巡捕，此后，华人巡捕的数量逐渐增加。到1882年，公共租界华捕的数量达到了182人，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激增至571人。到1909年则已经达到了1149人，同时，印度籍的巡捕也已达到了数百人之多。进入20世纪之后，上海租界的日本侨民越来越多，所以公共租界又逐渐地招收了一些日本人来做巡捕。到1934年，任职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日本巡捕也达到了256人之多。据1930年的统计，公共租界的警卫人员共有4879人，其中华人占的比重最大，有3477人。而到了1937年上海沦陷前夕，公共租界全部13个巡捕房的工作人员更是达到了6452人。
以上是英美公共租界巡捕人数的变动情况，与之相应，上海法租界的巡捕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至多的发展过程。1856年，法租界成立了第一个巡捕房，当时仅有3个欧洲巡捕，其费用是由上海道台来支付的。第二年3月，因为上海道台拒绝继续支付法租界巡捕的佣金，法租界被迫将巡捕房取消。可是法国人觉得还是有设立巡捕房之必要的，于是在同一年12月又恢复了巡捕房的设置，并且巡捕的人数也增加到了12人，当然，其佣金是由法国人自行给付的。1869年，法租界巡捕房开始招收华人巡捕，后来又招收了一部分安南巡捕。1915年，法租界共有法国巡捕60人，安南巡捕200人，华人巡捕250人，其规模与公共租界比起来是小得多了。
我们都知道，黄金荣一方面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一方面却又与黑势力为伍，在黄金荣的身上，警与匪两种身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黄金荣并非特例，他代表的是当时上海租界特别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普遍状况。其实，早在黄金荣入职法租界巡捕房之前，那些欧洲巡捕以及早期的华捕、印捕就已经开始与上海的流氓势力勾结在一起了。若不是这样，像黄金荣这等角色也是很难进入巡捕房的，他们之所以肯招黄金荣进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黄金荣与黑势力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黄金荣就可以充当法租界当局与上海黑势力之间进行联络的中间人角色，从而为租界当局攫取更多的利益。
那么，上海租界的巡捕们到底是怎样跟流氓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呢？本来，近代上海社会的犯罪现象就很严重，这正需要租界建立一支强大的警卫力量，可是租界的巡捕人数越增越多，而租界的治安状况却一直未见好转。因为，租界巡捕本身就是脚跨黑白两道的，他们既是“猫”，更是“大老鼠”。如果说混迹在社会上的那些瘪三是小流氓，那么租界的那些巡捕则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大流氓，黄金荣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既是租界巡捕房的领导人物，更是流氓队伍中的一个大头领。
租界的警卫队伍为什么会这么腐败呢？其实原因也不难想见，那就是这些人对于利益的追逐，而且当时的环境又缺乏对他们种种不轨行为的约束，所以就导致了这些巡捕为非作歹，肆无忌惮，比流氓还流氓。当时的租界市民普遍慨叹：“西牢及捕房之私刑，巡捕包探之敲诈，真是人间地狱。”用“人间地狱”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租界巡捕的卑劣行径，可见租界巡捕房的黑暗。那些租界巡捕，特别是外籍的巡捕，对中国市民极尽欺压之能事，其作恶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诸如盗窃、抢劫、敲诈、强奸、走私、贩毒等罪行，租界的巡捕们是无所不涉，可以这样说，当时租界的每一种犯罪类型中都可以找到巡捕的身影。
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
黄金荣央求曹启民之后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再一次公开招考华人巡捕，黄金荣闻讯立即报名投考。巡捕房所谓的“招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因为它所考查的并不是投考者的真实本领，而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背景，只要你在法租界有熟人，或者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势力，那就好办得多了。黄金荣刚好具备这样有利的条件，他既有曹启民这样的贵人为他进言，又有着一定的黑社会背景，所以很顺利地就被录取为三等华捕。捕房此次招考共录取20名华捕，后来改组成侦缉队，人称“二十股党”，因为曹启民的推荐，黄金荣做了“二十股党”的领班。
就这样，黄金荣成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便衣探员。因为便衣探员管的事情多而杂，方方面面的情况都需要了解，所以人们给这个职务起了个形象的别名，叫做“包打听”。黄金荣当上“包打听”之后，就被派在十六铺码头一带管理治安，在这里他地熟人熟，很快就因为破案有功而升了官。
就是在这个时候，黄金荣开始与丁顺华和程子卿相识。因为黄金荣当时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员，郑家木桥一带的治安工作正在他的负责范围之内，所以他很快就注意到了“郑家木桥小瘪三”中的头领人物——丁顺华和程子卿。然而，黄金荣想要做的，并不是如何打压丁顺华和程子卿的势力，而是想要借助他们的势力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他的意图是很好地利用丁顺华和程子卿的流氓势力，使得自己一方面在流氓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巡捕房也能够因为有弟兄在外而更加威风。那么，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收服丁顺华和程子卿。当然，丁顺华和程子卿身为匪首，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不过，黄金荣自有办法，因为他自己也是混混出身，深谙“小瘪三”那一套营生手段。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黄金荣决定采取“黑吃黑”的办法来收服丁顺华和程子卿。
黄金荣一连三日身着便衣，到郑家木桥一带仔细观察那些小瘪三的一举一动。经过这样的观察，再加上以往的经验，黄金荣很快就掌握了他们的出没规律和作案手法。这一天，黄金荣带着几名便衣巡捕，以突袭的方式抓获了一伙正要实施抢劫的小瘪三。正当他们要将这几个小瘪三扭送到巡捕房之时，丁顺华和程子卿气势汹汹地赶来救场，起初他们还以为是伙外的人来骚扰，但是黄金荣马上出示了法租界巡捕房的证件。“郑家木桥小瘪三”虽然猖狂，但是对于租界的警方他们还是不敢招惹的，因此只得给黄金荣赔上笑脸，请黄金荣多多关照。黄金荣见初步目的已经达到，便悄悄地约他们到三牌楼茶馆去“吃讲茶”。什么叫做“吃讲茶”？这是旧时上海黑社会的一种“切口”，也就是行话，指的是有争执的双方到茶馆里通过商谈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来到三牌楼茶馆，一番客套之后，黄金荣便拿出了自己盘算已久的方案——丁顺华和程子卿约束手下的小瘪三，停止抢劫活动，对从郊区和外埠来的船只收取“管理费”，这笔“管理费”一分为二，一半孝敬给黄金荣，再由他分给巡捕们享用；另一半留给程子卿、丁顺华以及他们的手下。如果能够这样，黄金荣就可以保证法租界巡捕房不会再来干涉他们的行动。这其实是一个让几方都得益的方案，在法租界方面，是缓解了治安问题；在百姓方面，是此后可以减轻来自小瘪三们的骚扰；对丁顺华和程子卿以及他们手下的小瘪三们来说，可以免于受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办；而这个方案最大的收益者当然还是黄金荣本人。通过这一手，他不仅因为治安有功而提升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地位，为自己日后的高升奠定了基础，而且又结交了丁顺华和程子卿这两个流氓头子，使得自己在黑社会中的势力大为提升，另外，他还能够持续地得到大笔的孝敬费，不愁腰包会空下来。
黄金荣的这个方案令丁顺华和程子卿二人也感到很满意，虽说这可能减少了一部分他们抢劫的收入，但是如果租界巡捕房真的动了脾气，他们的日子也是很不好过的，因此，他们对黄金荣的这个办法马上接纳。接下来，三个人越谈越投机，走出茶楼之后就直接去了酒楼，相谈甚欢之余，三人共会于关帝庙，结为生死弟兄。
焚香燃烛之后，黄金荣、丁顺华、程子卿三人就结为拜把兄弟，按年龄来算，黄金荣最大，丁顺华次之，程子卿最小。此后，江湖上就有了“黄老大”、“丁老二”、“程老三”这几个称呼。
三人结拜为兄弟之后，丁顺华、程子卿因为有了黄金荣这个靠山，就更是雄霸一方了，黄金荣也因为这件事做得漂亮，在黑社会与巡捕房两方面都讨好，正式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脚跨两界的巡捕兼流氓的显赫生涯。黄金荣晚年在“自述悔过书”中提到：“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其实，这既是黄金荣罪恶生活的开始，也可以说是黄金荣发迹的开端。此后，黄金荣一方面与丁顺华和程子卿称霸郑家木桥一带，欺行霸市，聚赌狎妓，不但当地的商贾、摊贩畏之如虎，洋泾浜一带的其他流氓帮派也都服从于他们；另一方面又依靠手下的流氓充当眼线，为自己办案提供便利，甚至指使喽啰假造事端再加以平息，从而不断扩大其影响，取得法国主人的信任。正因如此黄金荣后来被法租界当局誉为“法租界的治安长城”。
在黄金荣的关照下，程子卿在1905年也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做事，担任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政治组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负责收集国内政治情报和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这个政治组扩编为政治部，其主任就是程子卿。实际上，程子卿也并非一个全恶之人，他在法租界利用自身职务上的便利，有时也为进步人士及国民党左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然而，程子卿的这些明显带有“左倾”色彩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不满，他们开始对程子卿进行恐吓。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过七次匿名的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这些人给程子卿送上带有子弹的信决非仅仅是恐吓而已，对于其中的危险，程子卿是知道的，但是，在黑道上混迹多年的程子卿决不同于一般的小瘪三，他不是让人吓吓就会趴在地上站不起来的，更加之他的特殊身份，因此一方面加强了自身的防范，一方面却仍未断绝与左翼人士的来往。这样一来，那些对他不满的人可就动了真格，他们再一次给程子卿送上了子弹，只不过这一次可不是夹在信中的——一天晚上，程子卿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经过时突然遭遇枪击，只是因为子弹打偏才躲过一劫。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都会派人护送，这种情形前后持续了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程子卿才得以恢复平安的生活。1943年7月，汪伪政府“收回”法租界后，62岁的程子卿从此退休。1956年，75岁的程子卿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的家中。
进入大自鸣钟巡捕房
再来说黄金荣。其实，在“耍鬼”立功之外，黄金荣之所以能够收到法租界当局的信任和重视，在很多程度上还是因为他办起事来特别卖力认真，当然，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的过程中，黄金荣也不是一直都顺风顺水的，他也遇到过一些风浪，甚至还一度被赶出过巡捕房，那是黄金荣刚刚进入巡捕房不久的一次圣诞节。圣诞节可是西方最为盛大的节日，按照规矩，巡捕房的各色人等都要去总巡克莱梅的办公室里拜年。那天，黄金荣的表现很与众不同，因为别人为了表示工作清廉，都穿着非常朴素，可是黄金荣却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显得非常气派。结果，就因为这身新衣服，黄金荣引来了克莱梅总巡的强烈不满，而更为严重的是，黄金荣对于克莱梅总巡的批评意见不仅不表示接受，反而还当面顶撞了总巡先生。这下，总巡可就发火了，一怒之下，将黄金荣赶出了法租界巡捕房。
黄金荣就这样离开了法租界巡捕房。但是，黄金荣在离开巡捕房之后又颇感后悔，他觉得自己真不该因为一时的鲁莽和气盛而得罪了总巡。要知道，他在法租界巡捕房虽然只是一个最底层的探员，但是对他个人来讲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因此就想着要怎样才能重返巡捕房。他可以去给总巡赔礼道歉，但是黄金荣总觉着这不妥，一则克莱梅未必肯理他，再则那样做未免也太轻贱了，这让高傲的黄金荣难以接受。那么，又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黄金荣忽然想到，他不是有丁顺华、程子卿这样的好兄弟吗？他们手下不是有着一干很得力的喽啰吗？他在法租界巡捕房之所以受重视，不也正是因为他对这些人有控制的办法吗？如此一想，黄金荣就有了主意，他何不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让法租界巡捕房主动请他回去呢？
在黄金荣离开巡捕房的一段时间中，法租界接连爆出了几件巨案。几家富商被强盗抢劫，绑了肉票，震惊了上海滩。法国巡捕房责令号称“西探一号”副总巡石维耶限期侦破。因案子难破，石维耶心中甚是烦恼。
这时，巡捕房就有很多人提出要请黄金荣回来，说只有那样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的治安难题，当然，其中不免暗藏着黄金荣安排的说客。不过，这种说法在巡捕房领导那里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渐渐地，石维耶副总巡就有了请黄金荣回来工作的打算。恰巧，这天石维耶在天香楼茶馆里，偶然遇到了以前跟随黄金荣给巡捕房担任过探员的临时助手徐福生，于是他就趁机让徐福生帮忙请黄金荣出山。徐福生当时已经是黄金荣手下的一个小喽啰，他知道黄金荣盼着巡捕房有人请他回去呢，因此，他听到了这个消息顿时喜出望外，立即就飞快地跑去找黄金荣。
不大一会儿的工夫，徐福生就已经来到了黄金荣的身边，只见他跌跌撞撞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黄，黄先生，有好消息！法租界巡捕房来人了，石维耶副总巡请你马上去一趟，说是要请你回巡捕房的。”
黄金荣刚刚赢了不少的钱，这会儿正全神贯注地投入在赌局当中，因此并没有听清刚才徐福生说的话，于是，他忙问道：“福生，你说的是什么事？不要着急，慢慢讲。”
“我在天香楼遇见了‘西探一号’，他亲口对我说要请你出山呢！”
黄金荣被冷落了一阵子，虽然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闲悠悠的，但是毕竟不如在巡捕房那般威风，他正等待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现在有了消息，正合他意。
其实，这全都是黄金荣一手导演的，他一方面让手下的那些弟兄们在这段时间里集中闹事，一方面又贿赂巡捕房的熟人散布口风说只有请黄金荣回来才能摆平局面。现在，巡捕房果然上套了，他的意图马上就要得逞了。
黄金荣向徐福生问道：“这是真的？”
“确实是真的！‘西探一号’请你过去！”徐福生答道。
“好！他现在哪儿？”黄金荣接着问道。
“他就在天香楼等你！”徐福生回答。
黄金荣听到这里，一跃而起，将桌上的麻将一推，桌面上的钱也没有顾得收起来，虽然一向吝啬，这次却大方地说道：“弟兄们，这些钱你们分了！”
然后，他一把拉起徐福生的手，说道：“走，去见见他！”
黄金荣毕竟是吃过捕快这碗饭的，相当狡诈精明，他知道，自己在石维耶的面前可不能表现出那般欣喜若狂的样子来。因此，黄金荣开始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等他踏进天香楼茶馆的门槛，心情已冷静了许多。他不卑不亢地向石维耶打招呼，两手一拱：“石维耶先生，久违了！”
这时，石维耶已是打定主意要他回去，于是迫不及待地问道：“黄先生何时动身跟我走？”
黄金荣却故意装作不懂他的意思，问道：“石维耶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我到哪里去？”
石维耶指指徐福生，急切地说：“徐先生没告诉黄先生？我想请先生出山，协助巡捕房破案！”
黄金荣眉头一皱，沉思了片刻，然后，慢慢地吐出一句话：“石维耶先生且稍候，金荣明天再给你答复！”
石维耶见黄金荣如此刁难，心中大为不悦，然而，为了缓解当前的难堪局面，他此时也只好委曲求全，于是，他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明天我等你的回音。”
为了表示诚意，“西探一号” 石维耶第二天亲自登门造访，来到黄金荣的家中请他出山。于是，黄金荣这次相当体面地重返法租界巡捕房。
因为巡捕房需要黄金荣回去稳定局面，所以就给他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让他任意选择自己任职的巡捕房的地点。原来，上海法租界在大自鸣钟、蒿山路、喜钟路、贝当路、徐家汇、芦家湾等地设有多个巡捕房，而以大自鸣钟巡捕房为最大。这个大自鸣钟巡捕房正式的名称是法租界北区巡捕房，之所以被称为“大自鸣钟巡捕房”，是因为那里装有上海的第一台大自鸣钟。1865年，法租界公董局在原福州会馆旧址上建造了一座三层大楼，楼的中间有一座高高的钟楼，里面就装着一台大型的自鸣钟。这台大自鸣钟与外滩江海关大楼的大自鸣钟和跑马厅彩票楼的大自鸣钟鼎足而立，被称为“上海滩三大自鸣钟”。另外，这座楼前还矗立着法租界巡捕房前总巡麦兰的铜像，因此大自鸣钟巡捕房有时也被叫做“麦兰巡捕房”。大自鸣钟巡捕房因为规模大，涉及的事务也就更多，职权也就更大，并且在这里当差对于日后的晋升也是有好处的。这样，黄金荣当然会选择到规模最大的大自鸣钟巡捕房任职了。
返回法租界巡捕房之后，因为前一段时间里那些重要的案子大都是黄金荣派人制造的，所以他一回来，跟那边的弟兄打个招呼，法租界当然也就马上太平了起来。这让法租界当局觉得，黄金荣确实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才，因此对他也就更加倚重了。而有了法国人做靠山，黄金荣的底气也就更足了，他在巡捕房做事可以更加随便一些，可以不穿制服，办案时可以不带手铐，甚至也可以不到巡捕房去办公，常到法大马路的聚宝茶楼吃茶。这样优哉游哉地混到了下午时分，才到巡捕房的固定位子去坐一坐，而一旁的人则要非常恭敬地向他问候，同时向他打探一些消息，交换一些情报。黄金荣控制着众多的流氓、小瘪三，他们活动于各处，消息的来源非常广泛，黄金荣给他们一些好处，就会从他们那里换回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在这一点上，巡捕房中是无人能及的。所以，每当破案的时候，黄金荣往往都是功劳最大的一个。就这样，黄金荣在法租界巡捕房过着非常舒坦的日子。逐渐地，他与“郑家木桥小瘪三”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而与流氓大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黄金荣这一次重返法租界巡捕房，一干就是三十几年，再没有离开过，因此可以说，尽管黄金荣以流氓大亨闻名，但是几乎终其一生，黄金荣的正式职业都是巡捕房的工作人员。
四明公所的纠纷
提起“四明公所”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会感到陌生，而说起“宁波会馆”来，大家可就熟悉得多了，其实，“宁波会馆”正是“四明公所”的俗称。所谓“四明”，乃是宁波的别称。历史上的宁波府治内，有会稽山兀然而立，其主峰之上，四穴昭然，形同窗户，透阳通明，所以称作“四明”。
清代康熙年间，随着海禁的部分解除，上海的沙船业迅速发展起来。沙船指的是一种平底、方头、方艄的海船，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船型，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主要的海船种类，它的突出优点是特别适宜在水薄而沙多的浅滩航道上航行，也正因此被称为沙船。在沙船业的带动下，上海的商业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及至乾隆、嘉庆年间，上海已是船舶云集、商贾辐凑的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吸引着大批外地人来此谋生。宁波因地理位置靠近上海，且地少人多，劳动力过剩，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大批的宁波人旅居于上海，从事着各种行当。随着宁波人在上海越聚越多，这些旅沪宁波人就产生了创建同乡会的想法，从而可以令同乡之间能够进行更好的联络和提供更多的扶助。乾隆末年，钱随、费元圭、潘凤占等宁波绅商采取“一文善愿”的方式以积累资金，开始为宁波同乡会的创建奠定经济基础。所谓的“一文善愿”，即规定：“凡旅沪宁波同乡，每人每天捐一文钱，以三百文为一愿。”这一倡议提出之后立即得到在沪宁波同乡的广泛响应，他们纷纷慷慨解囊。这样，经过几年时间的积累，1797年，终于得以在上海县城西北二十五保四图的地方（现在上海八仙桥以东、人民路以西、淮海路以南的小北门一带）购买了一块面积达30多亩的土地，正式开始了宁波同乡会馆的建设。1803年，“建正殿五楹，廊庑必备，崇祀关帝，公所规模始具”，而“四明公所”的门额也就在这一年正式挂出。此后，1809年，四明公所又购买了附近的一些土地，“建丙舍三十楹，又推广义冢，并从宁波风俗，建一土地祠，奉祀土地”。
1844年，四明公所迎来一件大好事，在这一年，蓝蔚雯出任上海县令。为什么说这对寓居上海的宁波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呢？因为蓝蔚雯是定海人，定海现今在行政区划上属于舟山，但在当时，定海可是属于宁波府管辖的区域，所以，蓝蔚雯也是宁波人的一员。与上海县令有着这样的同乡关系，上海的宁波人做起事来腰板可就更硬了。四明公所的董事谢心、庄巨、方椿等人更是紧紧地抓住了这样的好机会，恳请县令蓝蔚雯将四明公所划入官方领属之下，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公所免于税课，从而大大地减轻经济上的负担。蓝蔚雯这个人是很看重同乡情谊的，平时在公事之余，只要路过四明公所，他都要进来详细地询问一下宁波同乡在上海的各方面情况，因而这一次，面对同乡提出的这个并不令他感到很为难的要求，他欣然同意了，为此还亲自撰写了《四明公所义冢碑》一文来表达自己的乡梓之情。
四明公所的创立为在上海生活的宁波人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可是好景不长，继1845年和1848年英美两国先后在上海设立租界之后，1849年，法国也在上海设立了租界，其范围是城河浜（今人民路）以北、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南、关帝庙褚家桥（今西藏南路附近）以东和广东潮州会馆（今龙潭路附近）以西，面积为986亩，而四明公所也被划进法租界的范围之内。法租界虽然同意四明公所继续享有免交赋税的特权，可是对四明公所在辖地内修建墓地一事却甚为反感，他们认为“这些坟墓是传染疾病的巢穴”，并表示将不惜任何代价消灭这些坟墓。于是，围绕这一问题，法租界当局与四明公所之间展开了长期的纠纷。初时，法国人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刚刚立足，在对待四明公所问题上没有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可是，1861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之后，法租界规模得到了扩大，其势力也进一步增强，他们更加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面对四明公所对租界当局旨意的抵抗，他们不再有耐性了。1863年，他们明确提出要在四明公所的墓地上修筑马路。此讯一出，立即激起了居住于上海的全体宁波人的强烈抗议，在宁波人不肯示弱的强大声威面前，法租界害怕事情闹得过于严重而将这个提议搁置下来，但是他们清除四明公所墓地乃至将整个四明公所都从租界领地中驱逐出去的想法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弥。1873年，法租界当局再一次公布计划：在四明公所的墓地上修筑公路。旅沪宁波人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致信于法租界公董局，信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像这样筑路，势必使车马通行于死者之尸骨上，致使亡人的阴灵不得安宁，此乃亵渎之事。”中国人有这样的观念实属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在法租界当局看来，如果不毁掉四明公所的坟墓，在其上面修筑公路，那么就是对于他们的亵渎，是对于法国人尊严的亵渎。因此，尽管宁波人提出愿意承担因为修改线路而多花费的资金，可是法租界公董局却表示：“我们对中国人敬奉祖先的观念自当表示敬意，但不能抛弃欧洲人讲究卫生的习惯！”这一次，法国人不肯再次毫无所获地收回成命，他们坚持己意，定要动工毁坟。一时间，法租界与四明公所双方的矛盾呈白热化趋势。
法租界终究不肯做出让步，双方一直僵持了数月之久。1874年5月3日，就在法租界即将破土动工之时，数以千百计的宁波人以及支持四明公所的祖国同胞，齐集到法租界路政管理所负责人的住所进行强烈的抗议。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个负责人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他不是要与抗议的众人进行商谈，而是冷酷地举起了手枪，随着一声枪响，楼下的一名中国人当场殒命。面对同胞的牺牲，群情激愤的中国人烧毁了该负责人的住宅，而法租界公董局则立即派出大批的巡捕前来镇压，越聚越多的中国人在气急之下将法租界公董局团团围住，法租界一方见此情形，又将法国军舰上的水兵调来控制局面。在这场法租界自设立以来与中国人所产生的最为严重的冲突中，有7名中国人被打死，受伤者则难以计数。这就是近代上海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
尽管法租界态度十分强硬，可是在中国人团结统一的坚强意志面前，他们最后又一次选择了退让，放弃了在四明公所墓地上筑路的计划。其后，1878年7月17日，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与中方签订的《四明公所公立仪单》中，法方同意：“此后法租界内四明公所房屋冢地，永归宁波董事经管，免其迁移。凡冢地之内，永不得筑路。”这是法租界对四明公所享有保留墓地权利的正式承认，至此，法租界与四明公所围绕墓地问题所产生的长达二十几年的纠纷总算告一段落。
但是问题并没有真的就此结束，之所以将其称作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也就意味着血案还有第二次。在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之间发生第一次流血冲突时，黄金荣年仅7岁，而且当时他尚在苏州居住，因此这一次事件与他并无任何干系。但是在其后的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黄金荣可就跟它有关系了。
1897年，法租界公董局旧事重提，再次向四明公所提出平毁墓地的要求，这当然会遭到公所董事的强烈反对，事情一时又搁置下来。然而法租界一方并没有真正地退让，第二年5月，法国领事白藻泰向上海道台蔡和甫提出照会，上面说道：“此地为贵国租予法国，即应归法国管理。且中外公例，地方不便之事，官厅可以改革。四明公所义冢逼近居民，人鬼杂处，易生疠疫，于我侨民实属不便。希道台阁下急速处理此事，一领事翘首以待。”
当时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可谓处处都表现得俯首低眉，对洋大人的旨意是万万不敢违抗的，蔡和甫在接到白藻泰的这份照会之后，立即将四明公所的董事们召集到官府中，严令他们马上将在墓地中寄放的棺椁运送回宁波原籍，不得有丝毫的怠慢。面对道台的责令，四明公所的董事们感到倍加为难，严信厚、叶澄衷等会所的代表人物赶紧出面与法租界公董局进行严正交涉，可是几次下来，均是无功而返。就在公所这边对此感到十分焦灼的同时，法租界那边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时间进入1898年7月中旬，白藻泰公然指使法国军队将修筑于二十年前的公所墓地周边的围墙强行拆毁，法租界这一次的矛头并没有仅仅指向墓地，而是同时指向了公所，他们欲将整个四明公所从租界范围内清除出去。一时间，四明公所面临着空前的危局。
面对咄咄逼人的法国军队，上海的宁波人没有示弱，他们立即组织起来，采取了大规模罢市和罢工的方式来抵抗法国人的暴行。要知道，在上海这块地方，宁波人决非一股可以小觑的力量，经过快速而有效的联络，在工人领袖沈洪赉的带领下，有30万宁波同胞参与到这场对法斗争当中。随着大批宁波人从各行各业的岗位上的撤离，上海一下子就仿佛陷入了半瘫痪的状态，遍及各个阶层的有序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扰乱了，尤其是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近千家店铺全部停止营业这一举动，使得繁华的大上海顿时变得寂静萧条下来。
然而，看到宁波人的团结斗争，白藻泰不但没有后退，反而更进了一步。他觉得，面对这些气焰嚣张的中国人，用软的方式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于是，白藻泰果敢地决定，调动法国水兵登岸，镇压抗议的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也命令法租界总巡克莱梅率领全体巡捕出动，协助打击暴乱分子，黄金荣正是法租界巡捕房中的一员。
接到上级的命令，黄金荣陷入了两难之中，一方面，显然，法国主子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因为他不能丢掉这个饭碗；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同胞们施以暴力，也是他不愿做的。且不说他怀有多么深厚的民族情感，如果他参与到这场对旅沪宁波人的镇压活动当中，那么以后他在上海还怎么做人呢，在众多的宁波同胞面前，他又怎么抬得起头来呢？
正在黄金荣感到万分为难之际，他收到了一封便函，邀他当晚到六国饭店进行会面，而其署名是“和德”。来函之人是谁？他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亨虞洽卿。
“阿德哥”虞洽卿
虞洽卿正是宁波镇海人氏，尽管当时他还远没有像后来那般大红大紫，可是在这场四明公所与法租界的严重冲突中，虞洽卿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他在四明公所事件中的突出表现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美誉，为他日后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虞洽卿这个人。
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人们习称之为“阿德哥”。阿德哥生于1867年，长黄金荣一岁。虞洽卿出生的时候，家境很殷实，他的父亲虞万丰本来是一个手艺不错的裁缝，生意很红火，可是后来却不幸走上了邪路，沉溺于花街柳巷之间，再也不肯正经做事情了。这样，时间一长，虞家也就坐吃山空了。虞洽卿的父亲在过早地葬送了自己性命的同时，也把虞家原本厚实的家业给败坏得所剩无几了。父亲虞万丰去世的时候，虞洽卿刚刚6岁，此后他就与母亲、姐姐和3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家境的贫寒不仅使虞洽卿生活上很苦，而且也让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幸好村里同族有一个好心的塾师虞民世，他见虞洽卿生得聪明伶俐，觉得是个读书的材料，于是就免费将虞洽卿收为学生。可尽管虞洽卿可以不花学费，他还是不能像别的孩子去正常地读书的，因为他身为家中的长子，要肩负起经济的重担。每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虞洽卿就要赶个大早出门，到海滩去拾一些蛤蜊来卖些钱。当时拾蛤蜊的人很多，如果他去得不够早的话，蛤蜊就被别人拾去了。当然，虞洽卿不仅仅要拾蛤蜊，其他能够做的，他也都会尽量多做一些。尽管赚取的收入很有限，但是这些劳动却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因此，只有等天下雨不能出门干活的时候，虞洽卿才能去老先生虞民世的塾馆读书。虞民世见虞洽卿平日里的劳动非常繁重，下雨的日子不但不休息一下，还辛辛苦苦地赶来读书，因此深受感动，在教授方面对虞洽卿格外照顾。经过他的认真教导，再加上虞洽卿的聪敏，尽管虞洽卿用来读书的时间比别的孩子少，可是他的学业却比别的孩子长进得都快。
虞洽卿的童年就是以这样艰苦的方式度过的。1881年，虞洽卿已经15岁了，早已经出了私塾，可以全心力地为家务而操劳了，当然，那个时候他的家境依然很贫苦。这时，族叔虞庆尧见他们母子可怜，就帮助虞洽卿，送他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学生意。就这样，虞洽卿第一次离开了宁波家乡，也第一次来到了很快成为中国最大都市的上海。
据说虞洽卿刚到上海正赶上雨天，而且这雨一下起来很多天都没有停，他从家里出来穿的是一双布鞋，布鞋是怕水的，他怕布鞋沾了水被弄坏，而且这双布鞋是母亲为他精心缝制的，他舍不得在雨天穿。可是不穿这双布鞋，虞洽卿当时又没有别的鞋可穿，也没有钱买，因此虞洽卿连日里都光着一双脚在泥里走路，于是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做“赤脚”。虞洽卿的这段经历多年之后仍被人们广泛地谈论着，不过，那时的虞洽卿已经远远不再是初来上海时的那个穷小子了，而成了闻名上海滩的商人大鳄。不过，因为那段重要的经历，“赤脚”这个绰号却一直保存了下来，当然，人们此时出于对他的景仰，在“赤脚”后面又加上了两个字，由此，虞洽卿就成了一位“赤脚财神”。
虞洽卿从“赤脚”到“财神”的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他很精明、很强干，可是真正想要创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在瑞康颜料行，虞洽卿一做就是12年。这12年当中，虞洽卿没有一天是虚度的，充分体现了一个杰出的企业家辛苦拼搏的可敬的创业精神。鉴于工作非常出色，虞洽卿逐渐在商界树立起了自己的名声，因此也就不免有人过来“挖墙脚”。一次，上海最大的一家颜料行的老板舒三泰就动了“挖墙脚”的念头，派人来找虞洽卿，给他提出了远比在瑞康颜料行的收入丰厚得多的条件。舒三泰认为，商人都是趋利的，没有人不爱钱，商人尤其视钱财为生命，因此，只要给虞洽卿开出足够优厚的条件，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大洋却第一次失了灵——他遭到了虞洽卿的婉言回绝。第一次遭到拒绝，他还以为虞洽卿是想卖个关子，于是不久之后又派人去请虞洽卿商谈此事，并且说只要他能够来自己这里工作，就可以随便开条件。但是，虞洽卿根本就不在乎钱的多少，他很有礼貌同时又十分坚决地回绝了舒三泰，使得舒三泰从此断了这个念想。此事一传开，别人自然也不会再来自找没趣，挖瑞康颜料行的墙脚了。
虞洽卿的这种做法体现了他远高于一般商人的远见卓识，他知道，对于商人来讲，钱财当然十分重要，但是，虞洽卿同时也知道，商人的眼中绝不应当只有钱财，眼中只有钱财的商人绝对是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商人，而在一流商人的眼中，一定会在钱财之外还看到更多，其中，信誉就是最为根本的一项。中国人早就说，人无信而不立。对于一个商人来说，一旦失去了信誉，也就意味着断了自己的财路，以后的日子也就很难继续过下去了。虞洽卿深谙此理，因此他绝不会因为一时的利益而抛弃对他有恩的老板。昔日，一贫如洗的他初来上海，是奚汇如收留了他，如今，他如果就此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而离开奚汇如，不要说奚汇如会很伤心，就是旁人也会对他大加指责，说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一旦树立了这种名声，他日后还怎么在商界混下去呢？当然，结果未必会那样严重，俗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过，虞洽卿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因此自己不能就此离开奚汇如，离开瑞康颜料行。后来的事实证明，虞洽卿的这种做法是极为正确的，这不仅使他从此更为奚汇如所器重，也更为世人所称誉，为他此后驰骋天下奠定了非常好的声誉基础。
虞洽卿对于奚汇如的忠诚，也得到了奚汇如的回报。奚汇如只有一个女儿，自幼娇生惯养，视为掌上明珠，而奚汇如如此喜欢这个女儿，不仅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女儿，更因为这个女儿生得异常漂亮可人。虞洽卿在瑞康待得久了，就与奚汇如的女儿产生了情愫，彼此开始悄悄地来往。后来，虞洽卿托舒三泰向奚汇如提亲。奚汇如虽然一直非常欣赏虞洽卿，但是对于自己独生女儿的婚事他还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关乎着女儿一生的幸福，权衡再三，奚汇如才决定让虞洽卿做他的上门女婿，如此一来，虞洽卿就由瑞康颜料行的伙计变成了主人。尽管如此，虞洽卿心中也非常清楚，他将来是不会继承瑞康颜料行这份产业的，显然，奚汇如的这份家业将来是要交给自己的儿子继承的。所以，虞洽卿认为，瑞康颜料行终究不是自己的长久寄托之所，自己必须另外谋求新的生路。其实，经过多年的扩张，瑞康颜料行当时的经营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了，虞洽卿即使不是瑞康的主人，作为奚家女婿的身份也算得上是半个主人，在瑞康享有很高的管理权。可以说，在瑞康颜料行继续工作，虞洽卿不仅能够做到衣食无忧，而且还会过得比较富裕。实际上，虞洽卿想要离开瑞康颜料行，并不是因为生存问题，而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心志高远又能力超凡的虞洽卿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经营一家颜料行，而此时已经是奚汇如女婿的虞洽卿完全不必有太多的顾虑，他可以放心地去闯荡一片完全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了。
这样，虞洽卿一面将自己在瑞康颜料行的权力逐步地转移给奚汇如的儿子，一面开始放眼天下，寻求自己新的去处。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察，虞洽卿确立了这样的认识，那就是当时最有实力、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是洋行买办。但是，洋行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得去的，要进洋行，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会英语，二要交纳一笔不菲的担保金。那笔担保金他现在出得起，可是英语却是半点儿都不懂。为了成就当洋行买办的愿望，虞洽卿抓紧时间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英语培训班从零开始刻苦学习英语。经过一番勤学苦练，他终于学得一口纯正的英语，与洋人交谈得心应手。
这天，虞洽卿在街头碰见了一个洋人，这个人站在街边嘟嘟嚷嚷地说着一口外语，旁边围观的人都不懂他在说啥，只有虞洽卿知道他在说着什么。
原来这个洋人日前收到一份通知，是他失散多年的父母所在地的法院寄给他的。父亲已死，母亲已病危，通知他赶回去继承遗产。不料坐黄包车时，由于心急如焚，把通知书丢失在车上，因此母亲住地、法院名称乃至联系人等，他一概没记住。这个洋人当时反复说的就是，那笔遗产可值几万英磅啊。几万英镑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时候，几万英镑绝对称得上一笔巨款了，只要继承了这笔遗产，一个人即使一辈子不赚钱都够花的了。
虞洽卿听到了他的难处，就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过来安慰他，答应两天之内一定帮他找到通知书，洋人见他如此说，甚是感激。经过交谈，虞洽卿得知，这个洋人凯斯普诺，是英国的世袭贵族，在英国驻沪领事馆供职，同时还在租界工商局兼职，是英美公共租界当局的头面人物。虞洽卿闻听大喜，他立即把他得力的心腹助手洪雪帆召来，舒三泰也前来帮忙，分头去各黄包车行摸情况，第二天就把那份丢失的通知书给找到了。从此，他们两人成了好朋友。不久，由凯斯普诺给他当担保人，虞洽卿进入了德国商人开办的鲁麟洋行。开始的时候，虞洽卿仅仅是鲁麟洋行中的“跑楼”（也就是非正式的代理买办），但是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他很快由“跑楼”升为正式的买办。
所谓“买办”，一般指的就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对于中国来说，买办就是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买办”具有强烈的负面色彩，因为似乎一提到“买办”，就跟卖国联系在一起，以为做买办就是给外国人充当狗腿子来榨取中国人的钱财。
的确，有一些买办做了很多对不起民族和国家的事情，但是买办这个职业本身并不是天然地就与卖国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买办都是具有明确的爱国情感的，他们不仅没有成为洋人的狗腿子来压榨中国人，反倒还会利用自己的精明来想方设法地去赚洋人的钱。虞洽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爱国买办，甚至可以这样说，虞洽卿当买办就是想打洋人的主意、赚洋人的钱，而他操纵洋人的手段简直堪称一绝。例如，有这样一件事：那时，颜料生意本大利微，市场逐渐萎缩，鲁麟洋行却逆流而上，想通过贷款进口的方式，趁此机会垄断上海的颜料业。虞洽卿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抢先一步，将当时上海各洋行库存的颜料全部吃进，同时又大肆宣扬颜料业不景气的情形。为了迷惑视听，他还特意让人当众将一桶劣质颜料倾倒进阴沟里，结果，鲁麟洋行的100吨颜料到港之后，存押半年也无人问津，最后只得以极低廉的价格转手给虞洽卿。虞洽卿立即又利用自己在颜料业的强大影响，开始传播颜料价格即将大涨的消息，这就使得当时上海的各个颜料行疯狂地进货。那时颜料的货源已经全部掌控在虞洽卿的手中，价格当然也全由他说的算，他在让鲁麟洋行严重亏损的同时，自己净赚了几十万银圆，以至于人们将他称作“颜料业的经营之神”。
继鲁麟洋行之后，虞洽卿又先后在华俄道胜银行与荷兰银行供职，但是，成为一个大买办也绝不是虞洽卿的终极目标，他心中有着更为远大的理想。虞洽卿在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过程中所迈出的重要一步——1908年，他组织旅沪宁波商人在上海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 四明银行的成立是虞洽卿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四明银行总行设在江西路34号。总董事为周晋镰，而实际初期负责人就是虞洽卿。四明银行集中了旅沪宁波人中著名工商业者的投资，是我国创办最早的一家民族资本大银行，它和浙江兴业银行一起成为浙江财界强有力的金融机构。四明银行开业不久，即被奏准享有钞票发行权。发行额为20万元，以后又逐年增多，主要流通在上海、汉口、宁波、温州、舟山等沿海、沿江城市。1910年，四明银行先后在汉口、宁波两地设立分行。1921年9月，四明银行又自建行屋，迁至北京路240号，并且陆续在南京、重庆、成都、西安设立了分行，在上海南京路、南市、西区、林森路以及苏州、杭州、绍兴、兰州、郑州设立了支行，在宝鸡、平凉设立了办事处，成为上海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虽然四明银行从创办的开始就有宁波帮工商业和钱业做坚强的后盾，日益壮大，但也受到外资银行的倾轧，一遇风潮，外资银行就拿四明银行印发的钞票来挤兑银圆，造成很大压力。而四明银行每次与外资银行挤兑风潮斗争中，都能够屹立不动，最终渡过难关，这与宁波同乡的团结互助以及虞洽卿的奔走是分不开的。当挤兑风潮来临时，虞洽卿就发动宁波同乡予以大力支持，凡宁波人开设的各大商店、钱庄、银号，都代为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特别是钱庄，在挤兑风最猛烈时，许多宁波人开的钱庄就挂出承兑四明银行钞票的牌子。这样，才使风潮得以平息，使四明银行得以站稳脚跟。因此，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很受人们的欢迎，成为和中国银行、通商银行并列的大家最受信任的银行。可见，虞洽卿对四明银行的创设和发展有着极大的贡献。因此，他和四明银行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虞洽卿有所求，四明银行必有所应，无论是虞洽卿资助辛亥革命中的上海起义、南京战役，还是经营航运业，都得到了四明银行的大力资助。
虞洽卿的事业，虽然规模巨大，但是他背负的债务也是相当可观的，他一开始经营航运业，就遭到外资的打击和压制。宁绍轮开航时，票价只有外轮的一半，即5角，并且表示永不涨价。可是这样，不但没有盈余，反而只有亏损。不过此举却得到了宁绍乘客的拥护，顾客都愿意乘坐宁绍轮，使得外轮生意清淡。为压垮宁绍轮，抢回独占沪甬航线的利益，外轮降低票价，把原来的1元降至3角，另赠送毛巾、肥皂等，以吸引顾客，招揽生意。为同外轮抗争，宁绍轮又把票价从5角降至3角，这当然使得宁绍公司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困境，每年亏折都在万两白银以上。以后，虞洽卿独资经营三北轮船公司，又遭到外资轮船公司的联合压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轮因战事所需，纷纷归国，一时货多船少，才使虞洽卿的航运业得以正常发展，积累了一些资本。不幸，在开办宁兴轮船公司时，又受了外国资本家的骗，花了150万元向美资大业公司购买的两艘船，不合用，只好以30万元的价钱卖掉，损失了一大笔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外轮卷土重来，三北公司受到外资的打击更大，几濒破产，最严重时，三北公司的全部资财只值所欠债额的4/10。面对如此危难境遇，有人劝虞洽卿把三北公司卖给外商，以偿债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在帝国主义的侵凌之下，虞洽卿的航运业虽长期惨淡经营，但他仍能同外国轮船公司展开坚持不懈的斗争，这和四明银行对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四明银行就是他坚强的后盾。三北公司大多数船只的买进，都是向四明银行进行抵押借款，一般先用5～10万元买进一艘旧船，经过修理、油漆、焕然一新，之后以20万元向四明银行做抵押借款，再去买进旧船，这样，才使虞洽卿的航运业得以日益发展壮大，不仅没有被外轮压垮，相反，他的船只还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他的债也越欠越多。截止1936年底，虞洽卿向各处的借款，连本带息，一度高达500万元。到1937年，抗战开始，71岁的虞洽卿还是欠下一身的债，而四明银行是他最大的债主，共达300万元。所以，虞洽卿又得到了“借债大王”的绰号。
四明公所事件中的黄金荣
虞洽卿非常感念父老乡亲，按照母亲的要求，他在家乡开办了医院、学校，还修建了一条家乡通往宁波的铁路。此外，他在上海对同乡也每每都会提供慷慨的帮助。当年，蒋介石落难之时，他让蒋介石到上海交易所去避难，又把蒋介石的住处安排在自己的花园公馆里，还把蒋介石介绍给了黄金荣，使得黄金荣成为蒋介石的“老头子”。此后，他又积极协助蒋介石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当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虞洽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到了蒋介石的回报。其实，蒋介石当年落魄上海之时尚没有什么名望，虞洽卿之所以如此大力帮助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蒋介石是他的宁波同乡。从扶助蒋介石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虞洽卿是极为注重乡党情谊的，也正因为如此，在1897年法租界四明公所危机中，时年三十一岁的虞洽卿能够挺身而出，带领同乡反抗法国人的强暴行动。在为自己赢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他也强有力地捍卫了中国人，特别是宁波人的尊严。
虞洽卿是宁波同乡进行罢工、罢市的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而他在这次冲突中所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与黄金荣进行联络。
黄金荣的父亲是余姚人，而余姚亦属宁波，因此，从祖籍上来论，他和虞洽卿也算是同乡。二人此前曾谋过面，虽然谈不上深交，却也称得上是朋友。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身为宁波人的虞洽卿来找他这位在法租界当差的同乡，黄金荣当然明白对方的来意。他为在发生这种大事的时候有人能够想到他而高兴，同时也为此感到忧虑，因为他深知，这个忙他是不能不帮，可帮起来却又很麻烦的。
当晚，黄金荣如约来到六国饭店，而虞洽卿似乎已经等候多时了。寒暄之后，虞洽卿很快就陈说了自己的请求，那就是恳请黄金荣在此次事件中一定要帮助宁波人，帮助浙江人，帮助中国人。黄金荣尽管在洋衙门里当差，可他毕竟是中国人，对于这样的请求，他是不合宜表示否定的，可是他一边在嘴上爽快地应承着，一边却在脸上露出了难色。对于黄金荣的处境，虞洽卿也很理解，他声明，此事的确有为难之处，但还是希望黄金荣能够见机行事，尽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又对黄金荣详细地讲说了此次事件当中的利害，劝说黄金荣切不可走错路。虞洽卿说的那些，其实黄金荣自己也未尝不知道，他原本就没打算在这一回给法国主子卖命，如今听得虞洽卿一说，索性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让虞洽卿和宁波同胞们放心，自己一定不会做有背良心之事，无论如何，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宁波人。
两人畅谈了许久，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黄金荣一手接着上司的命令，一手接着朋友的托付，到底是哪一只手上的分量更重一些呢？他已经做好了消极执行镇压命令的准备，可是第二天的情景究竟会怎样，他的心里也是没有底的，而一想到法国军队那冷冰冰的枪口，他不禁为同胞捏了一把汗。
真正的冲突发生在1897年7月17日，这一天，荷枪实弹的法国水兵齐集到四明公所的前面，与前来抗议的中国群众两相对峙，而与法国水兵相配合的，还有法租界巡捕房的武装力量，其中也包括黄金荣带领的一支。事先，黄金荣已经吩咐过手下的弟兄，向他们慷慨激昂地陈述了一番民族大义，义愤填膺地告诉他们，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可是，在法国租界一方，黄金荣毕竟只能算个小角色，他在这场冲突当中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中国人的伤害。
在冷森森的枪口的威胁面前，怒火冲天的宁波人没有退却，而法国军队的枪支也不是摆设，在必要的时刻，它们是要真的派上用场的。在如此不均衡的较量当中，吃苦的当然只能是中国人，枪声响起之时，也是中国同胞血溅上海之日，在这一天的激烈对抗中，有17个中国人失去了生命，受伤的人则数以千百计。这是上海自外国租界开创以来所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国际冲突。面对这样的不幸结局，黄金荣也感到很无奈，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自己已经尽力了，他没有做对不起中国同胞的事情，他的双手没有沾上中国人的鲜血，在中国人面前，他是抬得起头的。
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留下了17条中国人的尸体，而环绕他们周围的，则是百千个同胞的热血。法国人罪恶昭彰的举动立即惊动了上海各界，中法关系一时陷入了僵局，而驻在上海的英、美等国的领事则出面调停，提请双方各自做出让步，从而达成和解。
眼看着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上海道台蔡和甫为了找到解决这场乱子的办法，命令书办查阅有关四明公所的案卷。结果，书办找到了一张于1878年贴出的有关四明公所的告示，该告示由当时的上海道台褚心斋和法国总领事联名出示，其内容（部分）如下：
大清国署江南海关监督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褚、大法国驻扎福州领事调署上海总领事李，为立据……今后法国租界内四名公所房屋冢地，永归宁波董事经管，免其迁移。凡冢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屋种植，致损葬棺，由本总领事转饬公董局，令巡抚随时照料，以全善而效和好。
蔡和甫看到这个旧告示后，如获至宝，赶紧让书办抄写了一份副本带在身上，急匆匆前去拜访法国领事白藻泰。
当时，由于在上海的宁波人乃至浙江人的全面抵制，法租界内停电、停水、工人佣人罢工、商人罢市，甚至连粪便也无人处理，整个租界臭气熏天，法国人叫苦不迭。因此，法国人此时也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看到蔡和甫拿来的告示后，也便不再强硬，顺势作出了让步，同意将四明公所交还给宁波人。不过，法国人也不甘心，向蔡和甫提出今后四明公所内不得再掩埋新尸，旧坟也要陆续迁出，同时，蔡和甫还要将八仙桥附近的一块土地划给法租界。急于平息事端的蔡和甫立即同意了法国人的要求。
在各方的斡旋之下，8月10日，上海道台与法国租界当局达成协议，协议中承认了四明公所在法国租界的存有权。至此，中法双方围绕着四明公所发生的第二次激烈冲突又告一段落了。尽管看起来似乎法国人都服输了，而中国人则两次都取得了胜利，然而，这种胜利却是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况且，这是中国人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与外国人争夺土地使用权，如此说来，中国人所得到的所谓“胜利”就显得有些荒唐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四明公所算是又一次保住了，与此同时，有两个人也在这场风波中捞到了很大的实惠，这两个人就是血案发生前夕进行过会谈的虞洽卿和黄金荣。此事过后，虞洽卿因为在此次斗争中的出色表现而在宁波同乡中乃至在整个上海都名声大噪，由一个不甚知名的商界新秀一跃而成为数得着的海上名人，而黄金荣则借此在中国同胞面前，特别是在势力强大的宁波人中间树立了良好的名声，这为其日后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然而，这仅仅是当时的公众所了解的事情的一面，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黄金荣在此次事件中完全充当了一个大好人的角色，可实际上，他背地里干的一些勾当就很为人所不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