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太宗谕大臣直谏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太宗下诏,希望群臣应以炀帝朝政为戒,若事有得失,尽可直谏。
(1)太宗求谏
“贞观之治”的开明性最为人们称赞,这种开明性集中表现在太宗一朝大臣能够直言进谏,而皇帝也能认真听取。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二十余年间谏臣盈庭、进谏成风。进谏不仅仅局限于朝廷众多大臣,还有皇后、妃嫔、太子,乃至平民百姓;而太宗从谏如流,在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中也是前所未有的。
唐太宗即位后不久,就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要求群臣直谏。他说:“人欲自照,须有明镜;君欲知过,必靠忠臣。如果君王自恃英明神勇,臣子也不加以谏诤,国家必然会迅速走上败亡之路。而君失其国,大臣也无法自保。隋炀帝残暴,臣下钳口;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罪恶,以至亡国;虞世基等专门奉迎吹嘘的奸佞臣子随后也被杀死。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望诸公每见朕行事不利于百姓处,千万极言规谏。”太宗还察觉由于自己表情严肃,使百官朝见时无法直言,有碍进谏,于是主动改正。每见人奏事,必和颜悦色,使对方畅所欲言,自己则从谏诤中得知政策的失误、成功所在。
这一年,太宗还一再向侍臣求谏说:“明君用佞臣,国家就无法治理好;良臣侍奉昏君,结果同前边也一样。只有君明臣贤,如鱼得水,四海才能安定。虽然我不是什么明君,但有幸得到诸公的辅佐,恳望能直言极谏,这样天下才能安定。”这时谏议大夫王珪道:“臣闻木从绳则直,君从谏则圣,因此古代圣主必有诤人七人,如果皇帝不听从,则以死谏诤。您拥有大海一样宽广的胸襟,向臣下主动求谏,臣等处不讳之朝,怎敢不竭心尽智。”太宗非常高兴,下令宰相入宫商讨国家大事时,一定要叫谏官随入,参与政事的决策。如果谏官指出朝政得失,太宗总是虚心听取。
九月,太宗让大臣推荐人才,宰相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邸怀道。太宗问此人擅长什么,有什么优点?杜淹答道:“炀帝去江都的决心已定,故意召百官问留居洛阳和到江都哪个为好?大臣惧怕炀帝,当时只有身任吏部主事小官的邸怀道敢说不可去江都。这是臣亲眼目睹的事。”太宗问:“既然你认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自己为何不诤谏?”杜淹答道:“臣当时不居重任,自知炀帝不会纳谏。”太宗又问道:“卿知炀帝不可谏,为什么还要做他的下臣呢?既在其朝为官,又为何不谏?在隋朝为官之时,还可说位卑,后出仕王世充,官高位尊,为何也不谏诤?”杜淹说:“我并不是没有劝谏王世充,但他不听从啊!”太宗道:“世充若贤而纳谏,国家就不会灭亡了;若暴而拒谏,卿怎会免祸?”杜淹沉默不答。太宗这时才转入正题道:“卿今日身为宰相,官高位尊,这样可以直言进谏了吧!”杜淹立即答道:“愿尽死力进谏。”太宗开怀大笑。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向周围的臣下问道:“明君思短而益善,昏君护短而益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掩饰自己的短处而拒绝纳谏,也实在难以进谏。虞世基不敢进言,或许不应深责。古时商纣暴虐,为了保全自己,箕子佯装疯傻,孔子仍称其仁。但炀帝被杀,是否也应当将虞世基处死呢?”杜如晦答道:“天子有谏臣,虽无道不失天下。春秋时代,卫国史鱼因自己不能向当政者直谏排挤奸佞之臣,死后还以尸谏,孔子赞其是直臣。世基怎能因荒淫无道的炀帝不纳谏诤就保持沉默,缄口不谏,与箕子装疯离去事理不同。晋朝时惠帝和贾后要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只会保全自身性命。及赵王伦举兵废贾后,张华被抓获。张华辩解道:‘将废太子日,不是不谏,只是没被采纳。’使者反驳说:‘你居王公高位,太子无罪被废,既然劝谏不去听从,为何不辞官引退。’张华无言以对。遂被斩首。古人道:‘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虞世基居于辅国宰相之位,处应言之位,竟无一言谏诤,诚也该死。”
太宗听罢说道:“您的看法很正确,人君须有忠良辅弼,才能身安国宁。正是因为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炀帝才招致死亡。若君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谏诤,而一味服从,事事赞颂,那么君是昏君,臣为谀臣,君昏臣谀,离国家的灭亡也就为时不远了。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大公无私,相互切磋,以成治道。诸公都应尽力谏诤,大胆指明朕的错误所在,朕决不因直言忤旨,予以斥责。”
(2)大臣触龙鳞
太宗虚心求谏,自然引至大臣敢触龙颜。
一次,由于太宗痛恨官吏多受贿赂,把身边亲信秘密地派去行贿试探。有个衙门小吏接受了一匹绢,太宗一怒之下就要将这人杀掉。民部尚书裴矩谏道:“官吏收受贿赂,罪诚当死,但要是陛下派人故意贿赂才接收的,这是陷人于不法呀,恐不符合‘以德礼教化’的原则。”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召集了五品以上的文武百官,说道:“裴矩能当面谏诤,不奉承阿谀,倘若每件事都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十二月,太宗和宰相王珪闲谈。当时太宗身边有一美女侍奉,据说是李瑗的美姬,李谋反被诛后,被籍没入宫中。太宗手指美女对王珪说:“这是个原有家室的女子,李瑗荒淫无道,为了得到她竟将她的丈夫杀死,暴虐若此,怎么不灭亡呢!”王珪听后问道:“陛下认为李瑗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太宗觉得莫名其妙,反问:“像杀夫夺妻这样的事,卿怎么还问朕对不对呢?”王珪紧接着说:“臣见《管子》书中写道,郭国被齐国灭亡之后,齐桓公到当地问当地父老:‘什么原因导致了郭国的灭亡?’父老皆回答道:‘郭君喜欢善事而痛恨恶事。’桓公说:‘若如你所说,这不正是一个贤明君主的德行,怎会亡国?’父老解释道:‘郭君喜欢善事而不去做,痛恨恶事而又不能放弃,这样举棋犹豫才导致了亡国啊!’陛下一定认为这是对的,才将美人留在自己身边,如果陛下认为不对,就是知恶而不放弃。”太宗听后彻底省悟,连连称赞王珪,随后,便将美人归还给她的亲属。
为使太宗心情欢畅,长孙皇后想替他寻找美女为妃嫔。后访问到郑仁基有女十六七,国色天香,遂向太宗提出,太宗应允。正当送诏使者准备带着写好的诏书出发之际,魏征听说此女已许嫁陆爽,连忙进谏道:“陛下为民父母,应爱抚百姓,为其分忧,乐其所乐。从古至今的各个贤明君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居宫室,则使百姓有房舍;食美味,则使百姓衣食丰足;视妃嫔,则使百姓有妻子之欢。今郑氏女早已成家,陛下娶之,这合乎为民父母之道吗?臣虽听传闻,恐污损圣德,不敢不谏。”
太宗听后非常吃惊,亲写诏书,自我检讨,并令将此女仍嫁原夫。王珪、房玄龄、韦挺等都认为:“郑氏女只许配陆氏,没有明显证据,陛下不用过多地担心。”
此时陆爽也上书道:“我父陆康在世时与郑家,虽常互相来往,并无婚姻之约。外人不知,这真是无稽之谈。”这时太宗颇是疑惑,问魏征:“群臣也许是顺从朕意,陆氏为何也这样说?”魏答道:“在我自己看来,陆爽认为陛下与太上皇一样。太上皇建唐之初,宠幸辛处俭的妻子,当时,辛处俭是东宫太子舍人,太上皇竟然下令把他从东宫外调万年县。因此辛处俭整日心惊胆战,恐怕难保自身。陆爽以为陛下今天只是表面宽容,害怕以后您会降罪于他,所以上书自陈,这也毫不奇怪。”太宗道:“朕言必有信。”
于是下诏道:“我现在知道郑氏之女早有聘礼在身,以前朕要聘娶,源于情况不明。这是朕的错误,也是有关部门的过失。于是立即停止了选郑氏女为妃嫔一事。”
此诏一出,哄动全国,百姓纷纷称道。
这年底,太常少卿祖孝孙受太宗令教宫人音乐,因不称旨意,受到太宗训斥。温彦博、王珪谏道:“像孝孙这样的文人雅士,今却令教宫人音乐,这个作法本来就不妥当,又严加斥责,臣认为更不应该了。”
太宗勃然大怒道:“朕将卿等当做心腹重臣,怎么能为臣子辩护而指责朕,为孝孙诡辩!”彦博惧,连称有罪。但王珪高声道:“您要臣下直言进谏,忠心耿耿,今臣等直言,岂是徇私,可陛下不认真思量,是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太宗听后哑然失色,起身入内。
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日怒斥王珪、温彦博,至今很是后悔,公等千万不要因此事而不敢直言哪!”
正因为太宗要求臣子直谏并虚心听取,才导致各方面人物直言进谏。而正是这种开明的政治风气,使太宗奢侈腐化的倾向才得以纠正,行政效率明显提高,并避免了不少错误。它对“贞观之治”的产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后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