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成年人的必玩游戏——职业与社会化
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分工、交换与人类社会的进化
社会生产分工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专业化。现代社会就好比一台机器，这台机器上有许多的部件，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如果这些部件被我们看做成千上万个行业的话，那么在职场中生存的每一个人就是更加细小的一个一个零件。不同的人组成一个行业，不同的行业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良好地运转。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分工，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能够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这样全社会就在这种互相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分工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就好比生产流水线的发明提高了生产效率一样，每一个都只专注于一项特定的工作，就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到极致，效率自然提高了。
社会生产分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从原始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也是一个社会生产分工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同时社会生产分工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社会生产分工，就没有交换，市场经济也就无从谈起。社会生产分工的优势就是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能够提供优质高效劳动产品的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高利润和高价值。社会生产分工最根本的体现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我们提到社会生产分工就要说到“三次社会大分工”。这一概念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这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东大陆原始社会后期，即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商人阶级的出现。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因为人类在早期的征服自然过程中，有些部落学会驯养动物以取得乳、肉等生活资料，随着较大规模畜群的形成，这些部落就主要从事畜牧业，使自己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成为游牧部落。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同于其他部落，而且数量较多，从而促进了交换的发展，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放牧一群牲畜只需要少数人，于是，个体劳动代替了共同劳动，相应地出现了私有制，家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男子从事的畜牧业成为谋生的主要手段，男子在家庭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后来，农业和手工业也有所发展，谷物成为人类的食物，出现了织布机和青铜器，人们开始掌握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一切部门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于是战俘不再被杀掉，而被吸收为劳动力，成为奴隶。这样，就零散地出现了奴隶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结果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源于生产工具的进步。铁制工具的使用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使手工业向多样化发展。如此多样化的活动已经不能由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交换的发展，使贵金属成为占优势的货币商品。在社会上一旦出现了货币财富，它便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和重要的生活目的，一些人会想方设法积累财富。在剩余产品逐渐增多的情况下，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还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本质组成部分。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交换的商人阶级，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交换发展的需要产生了金属货币，货币借贷、利息和高利贷也相继出现。土地私有权被牢固地确立起来，土地完全成为私人财产，它可以世袭、抵押以至出卖。现在除了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这是随着新分工产生的新的阶级划分。财富更加集中，奴隶人数增多，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由于有了阶级对立，于是产生了国家。
经历了这三次社会大分工，人类社会终于走出了蒙昧野蛮的时代，开始进入文明社会。而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在这第三次大分工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各种职业不断出现，使得全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相应的社会生产效率也不断提高。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几千年间，人类社会基本处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社会生产分工并不细致，而且变化非常缓慢。而在200年前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变迁加速导致了社会生产分工不断细化，直至今日新的职业依然不断出现。
对于社会生产分工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在恩格斯之后对于社会生产分工研究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就是法国的涂尔干，涂尔干的名著《社会生产分工论》把社会生产分工与社会形成以及社会变迁作了深入的分析。涂尔干在书中重点回答了社会秩序何以成为可能，他强调劳动分工不止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涂尔干认为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彼此依赖，关键就在于社会生产分工的存在；而且现代社会随着分工越来越细，这种依赖将更加深刻，表面上看现代社会个人更加自由，不像传统社会那样被家族或其他团体所束缚，但实际上细化的社会生产分工把每个人都拴在了一张大网上，每个人更加不能离开别人而独立存在。
社会生产分工导致了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每个人都要靠他人的工作来满足个人需求，这种需求隐藏在社会制度中，而这个制度化的过程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不同的人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是交换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这种交换总是有赖于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也使得相应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能够有效地组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最终形成了社会的规范，使得社会能够有秩序地存在下去。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不断发展，那么社会规范也同样会发展。
涂尔干说过：“如果社会中所有的个体都能完全遵循私人利益并且依此制定合约，那么社会就能运行，如果共同利益将彼此拉近，但那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个人利益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持续不变的。”这种个人之间由于利益相关而制定的合约，不断扩大就会形成社会规范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涂尔干还将社会生产分工分为三种类型，即过快的分工、强制的分工、缺少协作的分工。
（1）过快的分工是指不同工作的职能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可能会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而导致冲突的加剧。
（2）当某种转变产生时，社会整体在个人能力及其被限定的活动方式之间的和谐状态被打乱了，只有一种强制力量还能把这些功能维系起来，这就是强制的分工。
（3）缺少协作的分工是因为分工并不能使每个人的活力都被激发出来，各种职业功能之间或多或少地缺少共同协作，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松散和混乱的状态。只有分工增强活力，能使每个成员都忙忙碌碌的前提下，才能充分显示分工的整合作用。
社会生产分工在经济活动上的确提高了全社会的生产效率，使得物质财富能快速增加。但是社会生产分工在道德层面产生的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更重要。分工在两人或者多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团结感，这种团结感扩大成为社会团结的一种力量，这才是社会生产分工的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说社会的凝聚是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社会生产分工来维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也是由分工决定的。一个社会需要秩序和稳定就必须进行分工，特别是当这个社会人口众多而且物质财富非常丰富时，分工使每个人都成为不可缺少的社会组成部分，这种彼此依赖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人的成长没止境——职业生涯中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
社会化是一个人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社会化让一个人把社会价值标准、角色技能等事项内化为自己自觉的一种行为方式，只有经历了社会化，一个人才有了社会交往的基础。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在家庭中的初始社会化、在学校中的预期社会化使一个人初步具备了社会生活的能力，那么在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之后，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就开始了，而这个过程将伴随一个人一生。
继续社会化指个体经历儿童社会化和青年社会化后，社会化还不完全，特别是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面前，还须不间断地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于从青年期至生命的终结。当一个人走出学校进入职场，就标志着他正式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开始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正式的社会成员。
在整个成年期，一个人所经历的就是继续社会化。当在家庭和学校中接受的初级社会化完成后，一个人已经发展出关于自我的形象，但仍然有许多新的角色需要学习，每个人不但可以选择而且还可以重新定义或创造某种角色。在长达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会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出现自我认同的问题。比如常说的“中年危机”，就是因为角色失位导致的对自己成就的价值感到怀疑，如果一个人不能对自己产生自我认同，就会进入“中年危机”。如果不能通过继续社会化的调整顺利地渡过这一阶段，那么这个人今后的人生可能会陷入一片灰暗当中，而成功渡过这一时期的人会发现此后的成人生活是一生中最为快慰的时期。
继续社会化的原因在于，随着社会成员自身及环境的变化，他以往在基本社会化中所学到的知识已不够用，从而需要学习新的知识。这里又有两种情况：第一，在人的发展阶段中需要扮演新的角色，从而需要学习与这些角色相适应的技能、知识和规范。比如，人要结婚、组成家庭、为人父母、赡养父母、自己进入老年，对于这些人生发展不同阶段所需要的知识，基本社会化并未解决，因而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继续社会化。第二，在扮演同一社会角色时需要不断学习。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变化，社会对不同角色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这也要求社会成员不断学习，适应这种变化，实际上这是角色内学习。比如，技术人员必须学习新技术、熟悉新的职业规范，以面对知识技术老化的问题；老年人要面对老年期所遇到的各种变化，包括生理上的变化、家庭结构方面的变化，学习新的知识，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现实生活。
我们可以通俗地认为继续社会化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继续社会化所要学习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生活方面的知识、职业活动方面的知识、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识等。一般说来，社会学更加关注与人的角色转变相关的继续社会化，即当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角色发生重要变化时他们的学习和适应过程。比如，人到中年时他们怎样经营自己及家庭的生活，步入老年时人们又是怎样去适应生活、打发时间；体制变化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也要发生变化，他们怎样去应对；一个人换了工作岗位，他怎样去尽快适应新岗位的要求，做好工作。这些都是继续社会化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发现，继续社会化是在基本社会化的基础上，人们为了适应生活的变化充实自己的过程，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过程。
在职业生涯中除了需要不断地进行继续社会化外，很多人都会遇到再社会化的问题。所谓再社会化，是指个人原来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模式与社会环境的要求不协调，甚至发生了冲突，必须断然改变，形成对他本人来说是完全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模式。我们人格的形成、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大部分是建立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未发生变化的价值观和那时确立的自我认同之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有意忘掉以前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接受或产生新价值观与行为。比如，人们从一个社会转移到另一个社会，如移民外国，被新的文化同化就会产生再社会化。再社会化一般有两种方式：
（1）主动的再社会化。通常称之为自觉改造，即个人主动地自觉地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2）强制的再社会化。通常称之为强迫改造，对违法犯罪者判刑或实施劳动教养，就属于这种方式。
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确再社会化与继续社会化之间的区别：
（1）再社会化是抛弃原先形成的社会化，形成新的社会化；继续社会化则是在原先社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高，使之更加完善。
（2）再社会化的方向和内容与原先的不一致，而继续社会化的基本方向和内容则与原先的相一致。
（3）再社会化过程是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模式向另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模式的基本的、急剧的、迅速的改变，不适应感很强烈；而继续社会化过程是逐渐的、部分的变化，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对于成年人的继续社会化与再社会化有两个重要的途径：工作单位和大众传媒。
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是绝大多数成年人的主要生活内容，职场中人每天都有大量时间要在工作单位度过，因此工作单位是成人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工作单位中一个人的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通常是以职业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为主，其内容包括：进行认知学习，掌握从事该工作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并及时根据工作环境的变化进行知识和技能的补充与更新；学会处理工作单位中的种种人际关系，维持正常的社会交往等。一个人除了能在工作单位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他人的影响和自觉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学习这样的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方式外，另一个在工作单位中促进成人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有效的方式是各种教育培训。现在所倡导的终身学习主要就是指通过职业生涯中的各种培训来实现个人价值的不断提升，而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途径。
除了工作单位对继续社会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对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是指社会组织为在社会成员之间传送信息、互通情报所用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计算机网络等各种通信手段。
大众传媒主要通过新闻报道、舆论宣传和生活娱乐等方式作用于成人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它平等地向所有成人开放，而不受成人年龄、职业和性别等条件的制约；大众传媒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成人可以根据自己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安排，灵活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成为大众传媒的受众；另外，大众传媒能使成人成为学习的主体，自主选择具体传媒方式和传媒内容等，从而真正实现成人自主学习。由于大众传媒具有的这种开放性、广泛性、灵活性和自主性，使其被认为是成人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有效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大众传媒必将为成人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或主动与否，成年人都在进行着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只要我们还生活在社会中，这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掌握主动权，自觉地进行自己的继续社会化与再社会化过程，不断地提升自己，实现人生的价值。
寻找自己的梦想——职业流动
职业是成年人的游戏，每一个人除非由于不可抗力失去了劳动的能力或者主观上不愿意，都会在成年以后参与到整个社会分工的体系中，作为社会这台大机器的一个部件来工作。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不仅是一种谋生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一个人只有在职业场中接受洗礼，才能在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但是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并非一成不变，不论是初入职场时为找到合适的职业而进行不断的尝试，还是从业多年后由于新的契机而对职业作出新的调整，我们所从事的职业都会随着自身条件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社会分工追求高效率，这种职业上的流动正是把每个人都放到最适合他、最能发挥他的能力的位置上。职业流动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寻求一种平衡，让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
职业流动通常指的是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之间的变动，是劳动者放弃旧的职业角色而又获得新的职业角色的过程。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形式之一。职业流动不同于劳动者的区域流动和职务变动，但又与劳动者的区域流动和职务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往往是相伴发生的。
首先，职业流动是劳动者在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的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是职业角色的变动，这种变动会对劳动者的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和性质发生影响。区域或单位流动是劳动者在不同地区或单位之间的流动，其结果是对不同地区或单位劳动者的人数比例发生影响。职业流动往往伴随着劳动者在区域间的流动，区域流动也往往伴随着职业流动。但职业流动并不一定引起区域流动，区域流动也不一定与职业流动相连。比如在同一公司内部的处在不同城市的子公司之间进行岗位调换，职业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但区域上实现了流动。
其次，职务变动主要指管理职位层级的变动。职务变动可能带来职业流动，也可能不引起职业流动。职务变动能不能带来一次职业流动，最主要的是看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例如，一个商场的营业员被任命为一个柜台的班组长，因工作性质和内容没有发生变化，就不是职业流动；如果他被任命为部门经理就可以说是一次职业流动，因为他从一线业务员的角色变为公司管理和经营者的角色。
人们往往把区域流动和职务变动与职业流动等同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样才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职业流动的性质，把握职业流动的行为。
国内一项针对青年人职业流动的研究指出：跳槽对青年白领尤其是在企业工作的白领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研究发现，没有跳槽的青年白领占研究调查总数的40.8%，换过工作的为59.2%，而有跳槽经历的青年白领，平均工作时间9.75年，换过3.86份工作。在每一个工作单位最长的平均工作时间为3.3年，最短的为6.39个月。其中在单位工作5年以上才换工作的只有10.2%，而工作不到半年就换工作的占23.8%。调查时是第二份工作的占49.6%，第三份工作的占32.3%，第四份及以上的占了24.1%。
职业流动是指职业角色，即工作性质的变化，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发生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明白，在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流动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它本身也是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职业流动不仅仅是换工作那么简单，它有着很深刻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因素。
第一，社会的进步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促成职业流动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是工业机械化大生产为主体的工业信息化社会，它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更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就必须承认职业的合理流动，打破“从一而终”的传统就业观念。
第二，就业制度为职业流动的促进提供了保障条件。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不仅配置和调节着社会的物质资源，而且也配置和调节着人力资源。今天，双向选择意味着契约性的交换方式和交换过程。对于劳动者而言，他可以自由地寻找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专长、志趣的有发展前途的单位及劳动岗位；另一方面，对单位而言，则可以自由地按职业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劳动者。如果任何一方甚至双方发现在双向选择中有了差错，经过彼此同意便可以解除契约，或期满后不再订约，从而使差错得以纠正。
第三，就业的社会心理因素对职业流动具有指导和约束的作用。就业主体受其主观意识、情感愿望、价值取向、伦理规范以及社会习俗沿袭和继承下来的就业观念的影响，对职业流动往往作出好与坏的评价。
第四，职业流动还受到利益的驱动。我们应该承认，职业流动存在着利益驱动的问题。在当前，职业或者说工作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通过职业活动，谋取个人生存、发展以及提高个人和家庭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经济条件。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单位给劳动者所支付的劳动报酬存在差别，促使劳动者从收入低、待遇低的职业单位，流向能够获取“高薪”的单位或岗位，从而导致职业流动。
第五，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冲突也是促使个体职业流动的原因。在职场中，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工作效率。人际关系不好，有可能直接促成个体职业流动的发生。
在日本曾有一项针对职业流动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在日本，因为别的公司薪俸丰厚而调动工作的极为罕见，大约仅占调转工作人数的4.8%。多数职业流动的发生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好，情绪受到影响而辞职或被辞退。根据哈佛大学就业指导小组调查的结果，数千名被解雇的人员中，人际关系不好的比不称职的人高出两倍。
第六，职业能力水平对职业流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个人对职业有个适应过程，个人的职业能力展现也需要一定的过程。由于个人不适应或不称职，也会导致职业流动。特别是在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职业内容和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信息和技术的更新越来越快，每一次更新，都会引起由于不适应或不称职导致的职业流动。
现在跳槽越来越普遍，而人们选择跳槽的原因大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发展前景。一项调查显示：有29.6%的人通过跳槽薪资增长了10%～30%。薪资涨幅30%～50%的也不在少数，约占整个被调查对象的27.18%。值得注意的是，也有13.62%的人跳完后并未获得薪资的上升，反而是下跌了。显然，薪资尽管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引发跳槽的因素。
调查还发现，工作一年后，有26.4%的人称薪资小有上升，有23.89%的人称薪资上长了至少50%以上。相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讲，工作一年的人在工作经验上从没有到有，他已不再是白纸，新公司在薪资上会有所考虑。毕业生在工作2～3年后，薪水幅度上升比较平稳，还是以10%～50%这个幅度为主。工作5年是一个分界岭，这个年龄段的跳槽者获得大幅加薪的可能很大。调查数据显示，有38.36%这一年龄段的跳槽者表示此番跳槽薪水加了50%以上。从职业发展角度，大多数人在工作5年后，工作经验已经从“青涩”转为成熟，能在某一领域成为主管或是专业技术资深人士，显然这个时候跳槽正临职业生涯发展小有收获的阶段，薪资增长也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工作5年也是一道坎，调查显示，有28.67%的5年工作者表示此番跳槽薪资没有升反而降了，这部分人跳槽的目的不在于薪资，而是要找到自己职业发展的突破口。
人们追求跳槽或职业流动的根本目的是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职业流动主观上还是向上流动，但是由于引起职业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职业流动的形式也不止一种。
第一，如果把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作为判断的标准，职业流动可以分为水平流动和上下流动。劳动者在同一职业地位和同一职业声望的职业系列中的流动就是水平流动；劳动者在不同地位等级和不同职业声望的职业系列中的流动就是上下流动或垂直流动，从一种社会地位等级较低的职业流动到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就是向上流动，反之则为向下流动。总之就是依据职业流动是否能够产生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是水平流动，有变化就是上下流动。
第二，两代人之间从事不同职业，这种变化可表现为代际流动，比如父亲是农民，儿子是工人；父亲是大学教授，儿子是企业经理；这种状况就形成了代际流动。代际流动的状况和频率可以表现出一个社会的封闭和开放程度，代际流动越频繁、代际的职业性质差异越大，就说明这个社会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代际流动还受一定社会形态及人事管理制度、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现代社会，代际流动显著，而且向上流动的频率明显加快，尤其是农民子女，子承父业的比例降低的速度加快，越是发达地区越为突出。
第三，劳动者个人在其退休之前的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他的职业地位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的总和，可以表现出该劳动者一生的职业流动性。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要经历大致6次左右的职业变动，才能达到职业成熟和职业的稳定。
第四，如果我们把个人的职业流动和社会的职业结构性变化相联系，就会发现职业流动表现为宏观的结构性流动和个别流动两大方面。凡是职业流动引起和影响社会职业结构发生大规模变动的流动就是结构性流动。例如，英国工作革命初期发生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进城当雇佣工人，使农工两大职业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再比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第三产业职业的需求量大增，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职业的结构性流动。由劳动者个人自身因素引起而对职业结构的变化无足轻重的职业流动，就是个别流动。
上海市曾经对劳动力市场情况做过调查。2005年上海市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周期为46.4个月，与2004年相比，职业流动周期缩短了9.2个月。同时职业流动周期分别呈现出和劳动者的学历成反比，而和年龄成正比的发展态势。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的专家认为，职业流动周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活跃程度，周期的缩短，表明劳动者流动频率加快，市场更趋活跃。不能简单以好坏来评价职业流动周期的长短。
研究表明，高学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周期相对要短。本科学历职业流动周期最短，为21.1个月，研究生为22.8个月，大学专科学历为30.5个月，而初高中学历职业流动周期则明显增加，达到53.1个月。
职业指导专家分析认为，这种流动趋势比较正常：学历较高的知识型劳动者，市场就业竞争能力强，比较自信，岗位期望值较高，希望通过流动找寻自身价值，也相对容易找到新的更满意的工作；而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就业期望值较低，易满足现有岗位，跳槽也相对不容易，因此职业流动周期反而要长。
从年龄分析，30岁以下年轻人的职业流动周期大大低于平均周期，为17.5个月，与2004年相比，又缩短了半个月，年轻劳动力的流动频率进一步加快。
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不同形式的职业流动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过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职业流动有着相似的特点，而社会学研究就是要从许多不同的具体的事物中能够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职业流动的频率与人力资本投入成反比。受教育和训练的时间长，人力资本投入大的劳动者，一般从业于职业地位高、声望高、收入高的职业，流动的数量少、频率低；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因为投入低、适应工作能力低，流动的数量多、频率快。
第二，职业流动与年龄成反比。年轻群体中职业流动的数量和频率远远超过中年和老年。
第三，职业流动在两性中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
第四，职业流动存在区域性差别，劳动者都倾向于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而另一方面，在不发达地区内职业流动较缓慢，发达地区内的职业流动的频率远远高于不发达地区。
第五，现代社会职业流动与家庭背景的相关因素较少。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公正性，以素质、能力为本位，打破了父业子承的框框，竞争能力是职业向上流动的资本。
第六，现代职业流动存在着正常流动与非正常流动。在职业流动中，凡是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发挥专长，使最大潜能得到施展的流动属正常流动；以某一方面的偏好或由于个别原因使劳动者从适合自己的岗位流动到不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岗位属非正常流动。
第七，职业流动还受到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制约，职业流动既有自由性也有制约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就业契约关系的形成，有利于职业流动，但契约需双方信守合同，解除劳动的契约关系也需符合规范。
总之，职业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一种形式，对于提高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优化资源配置都是有利的，同样，对于个人来说，合理的职业流动都会使职业生涯不断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自我价值能够更好地得到实现。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负面原因导致的职业流动，比如职业能力不足、职场人际关系恶劣导致的被迫职业流动，会给我们的职业发展带来危害。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职业流动，发掘它积极的一面，为我们的职业生涯带来益处。
被分割了的人——工作与生活的对立与统一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时时都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对于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最常见、最深刻同时也是最被我们习惯的就要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了。工作是我们谋生的手段，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谈论生活的品质。但是物质的富足并不一定就能带来生活的幸福，但生活的幸福也不能完全建立在没有物质的基础上，这种深刻的矛盾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心灵的苦闷。尤其是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结果所谓的生活就变成了两点一线——公司——居所之间的不断奔波，身心的疲惫与心灵的空虚让我们失去了快乐、失掉了幸福。现在那种传统的“男性挣钱养家”的家庭日渐减少，女性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不仅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相处时间与交流的减少，同时也因为男女两性地位的日趋平等，对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转变与工作场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几乎是相伴而生的。公司出于提高生产效率、削减工作量或缩小规模的考虑，使得内部的竞争加剧，雇员因此对他们的工作的稳定性缺乏安全感进而导致焦虑。公司对工作成绩的过高期望也使得雇员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工作更长的时间。人们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增多，必然导致用于日常生活和休闲的时间减少，而家庭生活受到工作的侵犯而显得危机四伏。对许多那些拥有“太多工作”的家庭来说，时间分配已经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工作时间的延长一般被认为是导致工作与生活矛盾的基本原因。在英国，某个劳工基金会的调查研究发现，七成左右的雇员感到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对工作投入了更多的努力，而且比以前的工作速度快，他们平均一周工作46.7小时，而欧盟其他国家平均为42.3小时。另据英国的一项官方统计表明，将近20%的英国工人在他们的主要工作中每周工作超过了48小时。30%的男性声称每周要投入超过48小时的时间用于工作，而女性只有7%。对管理者和顾问工作模式的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每周工作50小时、6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些用于工作的时间不一定全用在公司办公中，而是在看似休闲的状态下，也依然处于工作状态，这种“不自觉”的精神状态同样会带到工作之外的生活时间里，使得生活空间被工作挤占。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禁要问：“长时间工作”是否正在成为一种标准呢？很多人不得不承认这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但同时也承认这显然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势。这种“超负荷工作”会造成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明显的不平衡。试想一下，结束了繁重工作的父母或夫妻焦虑而疲惫地回到家里，他们很难与孩子和配偶一起度过一段愉快时光。这给婚姻和儿童发展都造成了紧张；同样他们也没多少时间从事闲暇活动。工作时间正在侵占宝贵的人们为了保持健康所需要的个人时间。
工作与生活的矛盾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父母就业与子女发展之间的矛盾。现在大多数家庭夫妻都有自己的工作，母亲一般在儿童出生后最重要的几年里没有时间亲自照顾子女。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这种趋势对儿童的健康和幸福有着长期影响。有工作的母亲会照顾好孩子吗？一般都认为在生命的早期阶段，父母双方都出去工作的儿童与有一方在家的儿童相比，前者可能会处于不利的处境。
英国的教育研究所曾经专门针对儿童发展进行过一项研究，目的是研究母亲在产后立即参加工作对一岁以下儿童的影响。研究发现了母亲就业与否同儿童以后的学业成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如果母亲在子女出生一年内重新工作，则当这些儿童成长到8～10岁的时候，会比其他儿童的阅读技能稍微低一些。但是该研究也表明，母亲出去工作的儿童的适应能力要强于其他儿童，并且很少感到焦虑，同时在今后的生活中显得更为成熟。
在英国的另一项调查中学者们研究了儿童教育成就同父母的就业模式之间的关系。研究机构调查了620名年龄在13岁到15岁之间的学生，观察他们的家庭生活与他们的教育经验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些孩子除了要完成相应的调查问卷，还要记一个星期的日记，写下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与父母双方有多少时间在一起。收集完相应数据的两年后，研究者又收集了有关他们教育结果的资料。通过调查研究取得的资料，学者们可以比较在不同类型的家庭中，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量。从总体结果来看，如果母亲从事兼职工作，则儿童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最多。而令人意外的是，在父亲从事全职工作而母亲是全职主妇的那些家庭中，儿童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最少。
研究者通过对儿童口述的调查发现，不工作的母亲不一定与子女一起度过更多时间，尽管她们待在家里，尤其是周末。研究者们认为不工作的母亲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周末有必要与孩子一起度过更多的时间，或者与有工作的母亲相比，可能没有从事闲暇活动所需要的费用。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父母与儿童关系的质量：有兼职工作的母亲的儿童要比有全职工作的母亲的儿童对亲子关系更满意一些，尽管这种差别并不明显。而对于儿童总的教育成就，研究发现几个影响教育结果的因素有：经济状况、教育志向、母亲的赞扬，还包括父母的职业类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父母双方都有工作的儿童在学校里表现得更好，但如果父母双方都从事全职工作，那么儿童的教育结果表现得就不那么好。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母亲从事相应的工作对子女的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
当我们考察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矛盾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职业母亲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工作与生活间的矛盾对她们的生活会造成更消极的影响。女性承担着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尽管父亲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意味着有着年幼儿童的职业母亲每天都面临着没完没了的家庭和工作的问题。对于职业母亲来说，工作问题与生活事务都是不能舍弃的，日常生活让她们团团转：早上让孩子起来并准备好，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工作一整天，在一天结束时接孩子；回家还要准备全家的晚餐，在家里处理一些事情，并且还要为自己挤出一点时间。这对于单身母亲来说，完成这些事务的难度将成倍增加。很多职业母亲不得不时刻进行权衡：在家庭、社会生活和工作之间。对于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的家庭来说，职业母亲往往不得不选择放弃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大多数职业母亲选择的是放弃社会生活。这种情况往往导致职业母亲对于工作与生活的矛盾更加敏感，也更容易受到伤害。也许很多职业母亲就此选择了回家做全职主妇，但这不仅会对她们的精神生活造成消极影响，也会导致新的性别与社会的不平等。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女性受到的工作与生活矛盾的影响更明显，但我们如果把这种矛盾看成是单纯的女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思考如何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一种更健康的平衡时，也必须考虑到男性、父亲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只考虑女性受到的影响，那么在我们追求这种平衡时，往往会因为忽略了男性的那一方面而导致新的矛盾的产生，而所谓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将无法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