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也须从小事做起

识大体，弃细务，选贤任能，使各负其责，是治国之道，这个道理我们都是懂得的，但如果不加以监督，或是不善领导，本来好好的人才也会变坏的，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是不胜枚举。因此，选贤任能与事必躬亲就成了领导者要解决好的一对矛盾。

唐宪宗时期的宰相杜黄裳就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说：“帝王对上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任，必然朝夕忧劳，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和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的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制定法则，当他们立功的时候便予以奖赏，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便处以刑罚，赏罚分明，不失信用，选拔与任用都出以公心。这样的话，哪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寻求的目标不能实现呢？……贤明之君在寻求人才的时候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以后却可一劳永逸，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应由职能部门去办理，而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如果事必躬亲，那就会管不胜管。……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每天一定要阅读一定数量的奏章，不可谓不勤勉了；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检验发行文书，隋文帝在议事的时候，侍卫们只好互传食物充饥，这些人不仅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遭后人讥笑，费力不讨好。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情理啊！”

任何事情都不能片面看待，上述的做法首先是建立在有一个头脑明白的皇帝的基础上的，如果皇帝糊涂，不仅上述的理论无法实施，那实在是亡国之道。中国历史上就有许多皇帝因为贪图享乐、疏于政事而导致了政治腐败乃至亡国。因此，只有将勤勉地处理政事和上述的做法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宋太宗是不是符合上述的要求，姑且不论，但他确实是一个事必躬亲、兢兢业业的皇帝。说他日理万机，恐怕也不太过分。

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要和每个在朝的官员谈话，听取他的报告或建议，这实际上是很繁重的事。这天，轮到一批官员上殿引对（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不少犯过错误降职安排到闲散职位上的官员，面对皇帝痛哭流涕，诉说由于俸禄被削减而导致的生活艰难，宋太宗耐心地听他们诉说。轮到由开封判官贬为卫尉少卿的吕端时，却不一样，只听他说：“我罪过很大，但皇帝待我恩重如山，如果派我为颍州副史，我就满足了。”宋太宗很高兴，他知道吕端是个十分有见解有才能的人，在大事上从来是不糊涂的，说：“我是了解你的。”不久，吕端官复原职。一个月后，又被提升为副宰相。

对于朝廷的财政问题，宋太宗历来都是十分关心的。一天，他专门把负责财政的李薄等人都召至崇政殿，要求每个人畅所欲言，对财政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李薄等27个人受宠若惊，请求给些笔、纸，当面就写成报告，提出了71条建议。宋太宗看了，觉得他们提出的有些建议很好，也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是尽职尽责的。他从中选出44条切实可行的建议，批转给了有关部门采用，另19条批转主管财政的官员筹办，对有些有价值的还要进一步研究讨论，并派知杂御史出席监督。对于李薄等人，不但赐给钱财，还都升为朝廷命官。

宋太宗对官吏的长处和短处都十分清楚，有一天，他对宰相们说：“那些管理财政的官员所提的建议颇有用处。我曾对陈恕等人说过，若论文学和史学，这些人比你们差远了，而如果论钱粮之事，他们从小就接触，十分熟悉。你不应该看不起人家，应当虚心请教，一定会有帮助的。可是陈恕不肯放下架子，后来就是本职工作没有做好。”宋太宗这时召见陈恕，指责了他一番，陈恕这才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叩头承认错误。

有时，对于一些很小的事，宋太宗也要过问。按照当时的规定，监军不准携带家属上任。但王宾任监军后，他的妻子极好吃醋，为人也极凶悍，自己擅自尾随而来。王宾赶不走她，拿她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上书报告此事。宋太宗知道后，居然亲自叫来了王宾的妻子，训斥了她一番，让两个卫士打了她一顿，并处以杖刑一百，配给一个当兵的作妻子。当天晚上，她就死了。

陈州百姓张矩，杀害同乡王裕家两条人命，知州田锡徇私枉法，没有处理，致使王裕家里的人跑到京城申诉。宋太宗派两位朝廷官员审问，结果事后都说：“张矩并没有杀人。”后来，王裕的儿子应募当兵，寻机见到宋太宗说：“我并不想当兵，只是为了借机申诉我家的冤枉！”宋太宗大怒，下令御史台重审此案，终于将张矩法办。那两位朝廷官员和陈州知州田锡、通判郭渭，一律贬官！

宋太宗如此日理万机，国家哪有得不到治理的呢？

——见洪迈《容斋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