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忤为合
士贵而君贱,人重而权轻,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理想,虽然这一理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没有完全实现过,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不灭的理想,中国黑沉沉的历史上才能显示出一丝亮光,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才不会沉落。
我们可以从颜斶与齐宣王的争论和冲突中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齐宣王接见颜斶,直呼其名说:“颜斶,过来!”颜斶则针锋相对地喊道:“大王,过来!”齐宣王当然很不高兴,他左右的大臣也极为不满,对颜斶说:“大王是国君,你是臣子,大王说‘颜斶,过来’,你也说‘大王,过来’,这难道合适吗?”
颜斶回答说:“我颜斶上前,是仰慕权势,大王上前,则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去仰慕权势,倒不如让大王礼贤下士。”
齐宣王恼怒,面色铁青,说:“是我国君高贵,还是士人高贵?”颜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士人高贵,国君不高贵!”齐宣王说:“你有根据吗?”颜斶说:“当然有。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曾有命令说:‘谁敢走到柳下季坟墓周围50步内去砍柴,杀无赦。’又有命令说:‘谁能斩得齐王头,封万户侯,赏黄金千镒。’如此看来,活着的君王的头颅,还抵不上死了的贤士的坟墓。”
齐宣王无言以对,愤愤不平。群臣都说:“颜斶过来,颜斶过来!大王有万乘兵车的国土,有铸千石之钟的财力,天下的仁人志士无不争相投奔,智者辩士无不前往出谋划策。东南西北无不风靡响应,各种物资无不齐备。现在像你这样的士人,不过是一介平民而已,田间耕作,徙步而行。下等的士人住穷乡僻壤,只能看守里巷,士人的地位实在是十分下贱的。”颜斶说:“不对。我听说古代大禹之时,有诸侯万户,何以有如此之多的诸侯呢?是因为他们尊重道德风尚,推崇士人的力量,因此,舜出身于田亩之中,却被推举为天子。即使到了商汤之时,诸侯也还有3000之多,而如今,称孤道寡者只有24人了。
“这就是是否尊重道德和士人而产生的不同的结果,等到诸侯逐步削弱,以至于国破家亡,即使想看守里巷,又怎能得到呢?所以,《易经》上这样说:‘处于高位而不务实际、只图虚名的人,必然奢侈傲慢,祸患也必然接踵而至。’所以,无其实而一味追求虚名的诸侯必然要被削弱;不能积德行善而只求福祉的人就必然遭到困扰;无功而窃据官位的人恐怕难免羞辱和杀身之祸。尧有9个助手,舜有7个挚友,禹有5个丞相,汤有3个贤佐,从古至今,不靠贤人辅佐帮助而能成就大业者,未有其人!不以礼贤下士为耻,不以虚心求问为辱,甚至以向地位低下的士人求教为无上的光荣,像尧、舜、禹、汤等都是。所以说:‘无形者是有形者的主宰,无绪者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上能体察事物的本源,下能梳理事物的流变,如此圣名而又有学问的君主,怎么能有不祥的事发生呢?老子说:‘虽然尊贵,必然要立足于卑贱之中;虽然高大,必然要以低下者为基础。’所以,诸侯国君自称孤、寡、不谷,难道是因为他们本来身份低贱吗?并非如此。孤、寡本来是低贱的称谓,而侯、王、国君以此自称,岂不是自谦和对士人的尊重吗?尧传天下给舜,舜传天下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世世代代称其为圣明的君主,这足以证明士人的高贵了。”
齐宣王终于被颜斶折服了,他十分客气地说:“君子怎么可以侮慢呢,我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现在听了先生的教诲,才看穿了那些小人的作为。现在,我希望您接受我为弟子,今后,颜先生与我同游共处,三牲佐餐,出门乘车,夫人及子女衣锦食玉。”
颜斶并没有答应齐宣王,而是辞谢说:“美玉生长在山里,一经雕琢就失去了本色,这并非说它不宝贵了,而是说它受到了人为的破坏;士人生长在乡间,被荐举做官之后,不是说不满意、不尊贵,而是士人再也很难保持自己的本色了。我希望回到家中,晚食以当肉,按步以当车,没有罪过,便算作富贵;清静地生活,便是快乐。对进言者操生杀大权的人是大王,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是我颜斶。话都说完了,请大王让我慢慢地走回我的故乡。”说完再拜,告辞而去。
颜斶像
应该说,颜 是真正的智者,他回到故乡是返璞归真,终生都不会受到屈辱。
顿弱见秦王的故事也可以当做佐证。秦王想接见顿弱,顿弱竟不相见,让人转告秦王说:“我认为按君臣大义,臣子不必向君王大礼参拜。如果大王允许我这样做,我可以觐见,否则,我不见大王。”秦王答应了。
于是顿弱见秦王说:“天下有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也有无其实而有其名的人,又有无其名也无其实的人,大王知道吗?”秦王说:“我不知道。”顿弱说:“那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是商人。他们没有拿锄铲草的辛劳,却有粮食满仓的实利。这就是所谓‘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那无其实而有其名人的,是农夫。他们从大地化冻就开始耕作,在烈日下耕作,却无粮食的实利,这就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人。而那既无其名又无其实的人,就是大王您自己啊!您已经是万乘之主,却没有得到孝顺母亲的名声;虽然用千里的封地给母亲,却没有实际的孝心。”
见秦王面有不悦,顿弱接着又说:“崤山以东互相争战的国家有6个,大王的威势不能加于山东各国,却加之于自己的母亲。我认为大王的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秦王说:“山东各诸侯国是我能够兼并的吗?”顿弱说:“韩国是天下的咽喉要地,魏国是天下的胸腹之地。大王可以给我千金黄金,任凭我到韩、魏两国去,把他们的将相之才都搜罗到秦国来,这样就会让韩、魏向秦国称臣了。”秦王说:“我的国家太穷,恐怕不能给你这么多钱吧。”顿弱说:“天下是必定要发生战争的,只要发生战争,不是实行合纵就是实行连横。如果连横成功,那么秦国就会称帝。如果合纵成功,那么楚国就会称霸。要是秦王称帝,就能让天下的人恭恭敬敬地侍奉,如果楚王称霸,即使大王有再多的金钱,也不能为您个人所专有了。”
秦王说:“对,您说得有道理。”于是,秦王给他万金,派他去游说韩国和魏国,把两国的人才都招引到了秦国,再游说燕国和赵国,用反间计杀掉了大将李牧,三国服从秦国,最后连齐国都向秦国朝拜。这是顿弱游说秦王的结果。
有时温言相劝、循循善诱并不一定能给固执的君王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给他一点“恶性刺激”,他才会猛醒,也才会对你产生深刻的印象,进而接受你的建议。顿弱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
未见秦王之前,顿弱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等见了秦王之后,他又步步紧逼,简直是指着秦王的鼻子痛骂。最后以利害相要挟,才使得秦王屈服。不过,这种办法有一定的风险。在“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办法还是可以偶尔用一用的,因为这时的诸侯不得不用士人,到了大一统的时期,恐怕就不行了。因此,谋智之智在于与世推移,不可墨守成规。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士人最为自由的时期,此时的士人既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可以自由地择主而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睥睨王侯,甚至以帝王师自居,正是他们创造的这一传统,对封建政统不断地起到了积极的矫正作用,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见《国策·齐策四》